“喉舌”被封 流亡日本
“五四”时期，邵飘萍大胆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和镇压学生的暴行，政府当局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京报》发表文章《鱼行老板》、《猪子营生》，讽刺曹锟贿选，更激怒了军阀政客。该报又转载上海《时事新报》一短文，隐讥当时为司法总长的安福系败类朱深，以聚敛所得供安福系政客贿选总统。原文写的不是朱深的真名，但明眼人都知道是讽刺朱深。读者大呼过瘾，朱深却勃然大怒，下令查封《京报》，派军警包围报社，邵飘萍仓促从屋顶爬出，辗转小巷，乘黄包车躲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当局曾以各种理由引渡，但都没有成功。邵飘萍想法设法潜出六国饭店至丰台区，再改变装束，混于旅客中，乘车逃离北京至天津。北洋政府没有逮捕到邵飘萍，就在全国通缉他，并于1919年8月22日查封《京报》馆，判邵飘萍的战友兼合伙人潘公弼两个月的监禁。
到了天津，邵飘萍把行踪电告不住《京报》馆内的祝文秀女士。祝女士急忙赶往天津与邵飘萍见面。听完邵飘萍的讲述，祝女士才知道是司法总长朱深要抓他。祝认为天津不是安全之地，要他千万注意隐蔽，不要随便外露。为躲避查房的麻烦，他俩住进了外国人开的宾馆。在天津，邵飘萍继续以笔名挥笔撰文，议论朝政。因为写作需要书，当时天津兵荒马乱，邵飘萍一时无法买到所需之书，他便灵机一动，准备派祝女士回北京取书，一方面，他可以拿到自己所需之书，写出更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另一方面，邵飘萍正想考验祝文秀的胆识，在血雨腥风中锻炼她，逐渐使她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临行前，邵飘萍叮嘱祝文秀要相机行事，当心眼线。
为了逃避敌人的眼线，祝文秀进站不乘客车，设法搭上了篷车。到北京后，她到邵飘萍夫人汤修慧那里要齐了邵飘萍所需之书，顺利返回天津。邵飘萍非常高兴地说：“这是锻炼你，今后有很多事需要你帮我去做，将来你可以成为我的第三只手。”没有逮住邵飘萍，朱深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在全社会公开悬赏追捕邵飘萍。在邵飘萍天津住房周围，也有朱深的暗探，军警似乎对邵飘萍的行踪有所察觉，这使得邵飘萍和祝文秀不得不离开天津，于是，他们乔装打扮乘火车前往上海，邵飘萍打扮成工人，在一节三等车厢的角落里装睡，祝文秀穿着母亲衫打扮成保姆在同车厢另一个角落里。
来上海不久，因为不断的颠沛流离，邵飘萍病倒了，高烧不退，身体日渐消瘦。然而，即使在生病，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与反动政府做斗争。他将一条凳子放在床上作为桌子奋笔疾书，每天撰写大量的文稿，由祝文秀女士邮寄到各报馆。除了写评论时事的文章外，邵飘萍还写作剧本讽刺当时上层阶级的腐朽生活。祝文秀清楚地记得邵飘萍在上海期间写编过一个剧本《醋熘黄鱼》。她说：“有天深夜我一觉醒来见阿平还在写作，就披上依法凑过去看，只识‘醋熘黄鱼’几个字。我以为是开菜单，要请人吃饭。阿平说不是，说过段时间我会知道的。过了不久，阿平要我陪他去看戏，剧场门口的戏牌上写着‘醋熘黄鱼’四个字。看了戏之后，我才知道‘醋熘黄鱼’是阿平写的剧本，是一本讲上海哈同花园主人大妻小妾争风吃醋的讽刺剧。当时上海几个剧院同时上演该局，轰动一时。”
在上海期间，邵飘萍的处境使得他的报友张季鸾等为他担心，认为在上海东藏西躲不是办法，于是建议邵飘萍去日本一段时间，以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杀，并向他推荐了朝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在日本甚至在世界都享有很多的声誉。由于张季鸾在新闻方面的突出贡献，当时的朝日新闻社向张先生发出了工作邀请。张季鸾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四处逃亡的邵飘萍。邵飘萍感激之余，欣然接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朝日新闻》是在日本唯一获得过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的有国际影响的一家大报，其地位和作用颇相似于当时中国的《申报》和此后的《大公报》。它以新闻报道的客观、时效、通俗以及趣味等著称，是最先实行记者考试录用制度的。这家报社，如今也还是日本“五大报纸”之一。后来邵飘萍回忆自己在该报社工作的半年时间感叹道：“察其规模之宏大，与其办事之认真敏捷，窃叹日本国势之盛，盖有因也。”
1920年2月1日，邵飘萍为朝日新闻社所聘，出任中国问题顾问一职，月薪300元日元，年休假一个月，差旅费以高级社员的标准支付，且报销北京到大阪的往返旅费及日常生活费。虽然在朝日新闻工作，邵飘萍仍然不忘国内时政，不时在《朝日新闻》上就废止“二十一条”和“无条件交还山东”等问题，与日本朝野坦诚交换意见。在《朝日新闻》上，邵飘萍发表的《正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全面陈述了中国主张主权完整、谋求中日真亲善的意见。
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的知识界中迅速高涨。邵飘萍没有满足于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他不满现状，一心想创立一种新社会。在日本期间，邵飘萍更是不断思索国家的未来。4月，他署名邵振青，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教育与社会及政治》的文章，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分析。5月，邵飘萍又将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避娠问题之研究》投寄国内发表。为使国民正确认识各国对华外交，邵飘萍于同年7月发表评论《资本主义与各国对华政策》。
在新旧文化的冲突时期，思想界呈现百家争鸣，异说竞争的局面。在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成了最有力量而为众多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思潮。然而，在“五四”以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较零碎、片面，有的甚至误解和歪曲，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比较偏颇。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1919年元旦又写了《新纪元》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在日本工作期间，邵飘萍全心全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经常跑书店、图书馆、想方设法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译本。只要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前后资料的报刊，他都收集，白天工作，晚上攻读。他一边研究各国历史及现状，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想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挽救国家和人民。邵飘萍将其在1919年旅日期间学习苏俄10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材料、心得，撰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书以及《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等文章，体现了他从一个热切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恢复《京报》 教书育人
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溃败，“安福系”政府倒台，邵飘萍在大阪获悉，立即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对于聘期未满辞职，他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在辞职信中写道：“此为愚充日本朝日新闻社顾问聘约之后幅留作纪念者。愚于直皖战争归国，京报复活，致未满期而请求解约，往返磋商，始承允诺，为愚生平最抱歉之事。特志之以谢该社焉。”归国后，刚上台的曹锟、吴佩孚，为标榜自己区别段祺瑞政府，就以政府的名义授邵飘萍一枚“二级勋章”。邵飘萍明知这是收买，但还是表面接受。回京不久，9月17日，在邵飘萍等人的努力奔波下，《京报》得以复刊。
10月，邵飘萍在上海《申报》的广告栏上刊登了“北京《京报》恢复出版”的启事。启事称：“本报自前年发刊以来，大受社会欢迎，去秋被安福派之朱深等强迫封禁，停版至今，对于爱读本报诸君深为歉仄。兹以政局更新，本报亦根本改组，除关于政治、外交问题仍持公平严正之态度外，特与教育、实业各界著名学者联合，（1）主张教育民办；（2）批评世界思潮；（3）研究改良社会；（4）注意海外华工。准于阳历九月十五日发行：（甲）每日两张，外埠报价每月连邮费大洋一元，空函不复；（乙）去年定阅者仍照旧寄，希即来示证明，或费已完者，请续汇，以免中止；（丙）各处继续代派或新愿代派及担任分馆者，希即来示接洽：（丁）送登广告，七日送阅三日，希望者请来示接洽，当即照送；（戊）各处同业愿交换音，请先寄大报一份，借作楷模；（己）来示概寄北京前门外三眼井三十七号本馆收。北京京报馆启。”
《京报》每日版面只有两张，稿源较多，版面紧张，结果导致华北灾情严重等重大题材无法全面报道。为此，邵飘萍决定从11月2日起，增《赈务日报》一张，随《京报》送阅。时隔月余，邵飘萍得到海内外同志的赞助，于12月13日再增附刊《海外新声》周报。《京报》自重新开办后，越办越好，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赞许。当时新文化思潮激流澎湃，为适应当时的形势，邵飘萍又创立了《青年之友》，作者以当时学界青年为主。后来，邵飘萍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对《京报》的版面做了几次变革，不断增加新的版面和栏目，《京报》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且不断向国民介绍新思想、新潮流，探讨救国救民的方式，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关注。
此外，为了读者能在第一时间内读到《京报》，1921年7月1日开始，邵飘萍雇佣了大量脚踏车夫为其送报纸，受到读者广泛好评。为采访方便，邵飘萍先后用洋车、马车作为代步工具，后来又添了一部黑色小轿车，成了中国新闻记者中以自备汽车进行采访的第一人。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他能直进中南海等重要场所，从不受阻，这不但为采访带来了诸多方便，也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
当时，记者在社会上不受重视，记者本身也自暴自弃，为了提高记者的自信，培养更多的新闻人才。1923年，邵飘萍继续“五四”前在北大设立新闻学研究会的做法，在汪大燮等人创办的平民大学出任主任教员。对平大设新闻系一事，《京报》8月8日写道：“我国新闻事业，日益发达。新闻人才，日见需要。北京平民大学，为供应社会之需要，造就健全之新闻人才起见，特自今年下半年起添设新闻学与社会学两系，为国内各大学所未备之科目。凡有志新闻事业者，当以此为研究之唯一机会。”邵飘萍在平大教授新闻学科，与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时一样，强调记者要重视品性修养，突出新闻的真实性。并就其13年记者生涯的丰富实践经验，讲述记者必备的条件。
1924年，国立政法大学在政治科中设新闻学一课，邵飘萍又被聘为导师。从1918年在北大开报学选修课，发端新闻学教育后，1923年于私立平民大学添设新闻系，1924年又在国立政法大学设新闻课。他前后都被聘为主任教员，讲授新闻采访学。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尽力去教授，并以自己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培养了大量新闻人才。
邵飘萍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以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为民众呐喊为己任的邵飘萍自然“得罪”了不少当权者，他们对邵飘萍又恨又怕，对其百般阻挠、迫害，但邵全无惧色。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讴歌革命 秘密入党
邵飘萍不但翻译专著系统介绍马列，还以复活后的《京报》及其副刊为平台，不断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新成就，以及国内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在《京报》复活后，先后连载了《俄国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俄国大学生与革新运动》、《俄国文学与社会改造运动》、《俄罗斯文学之社会主义北京》、《俄罗斯人道主义之发达》、《犹太人与俄国社会》、《改造世界之人物——新俄国之伟大列宁》，除了介绍连载有关俄国的文章，《京报》还关注俄国时事。邵飘萍充分利用《京报》这一载体，关注国内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为向国人介绍赴法勤工俭学这一伟大壮举，《京报》复活第二天就开始连载41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纪念集》。
《京报》还以广告的形式介绍革命进步书刊。《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该刊自1922年创刊以来的每一期详细目录，《京报》都以广告的形式刊登，并经常热情地进行评价。《向导》的文章，当时被誉为“将醉生梦死的人惊醒的警钟”。因此，邵飘萍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1925年7月27日起，《京报》一连7天刊登介绍《向导》周报的广告。《政治生活》周报，是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赵世炎。这份刊物对于分析政治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革命理论的指导，以及向群众指出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都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扩大该刊的影响，邵飘萍自1926年1月5日起，连续14日在《京报》第二版的广告栏以别致而醒目的形式把它介绍给读者。
中共成立之初，邵飘萍以他特殊的身份帮助获取情报，出版刊物，组织通讯社，大造革命舆论，展开思想斗争，乃至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1920年3月，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邵飘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他不但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进一步接受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给予了组织大力支持。
据当年的罗章龙回忆：1921年党开辟了北方区的工作，有的宣传马列，有的组织工人运动，还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邵飘萍知道后，利用《京报》的昭明印刷厂帮助出版刊物，印刷文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成立了各种外文翻译组。邵飘萍精通日文，因此经常去帮助校订马列的译著。罗章龙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邵飘萍是京报社社长，对重大时事经常亲自采访。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身份，把从北洋政府方面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重要情报，不断提供给党组织。他也经常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以及德国、法国方面获得情报提供给我党。
1922年，反动组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次大会，妄图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遏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侵略，中共北方区委发起了“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邵飘萍积极利用《京报》，大力协助这场思想斗争。3月19日，《京报》以“废除运动的大爆发”为大标题，刊载《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全文，以及宣言的通电者李大钊、萧子升、罗章龙、邓中夏、缪伯英等79人的姓名。一周后，又以“非宗教同盟之纷纷响应”为标题，刊出南社、法政学校等对非宗教同盟的声援书，揭露帝国列强以“传教为名，隐助侵略”的野心。号召国民“急起扑灭，毋使滋蔓，扰害国本”。3月29日，又载《声势浩大之非宗教大同盟》，详细报道了南北分流纷纷加入，京津沪汉应声四起，在会上发表暂行简章，非教者编印非宗教丛书等情况。
4月4日，帝国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唆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2个国家的700余名代表与会。反动当局非但不加制止，反而派军警保护会场，这激起了国民的义愤。召开之日，邵飘萍安排《京报》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出《非宗教同盟之重要宣言》。继4月10日，以《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记》一文，报道了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在会上的演说。全国各地诸多学校社会的非宗教宣言，也通过《京报》与国民见面。这场斗争中，邵飘萍运用《京报》的有利条件，在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党组织的好评。
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促进中苏建交的运动。邵飘萍积极参与，《京报》密切加以配合，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宣传了新俄的对外政策，鞭挞了帝国列强侵略我国的野心，在国人中宣传了共产党和俄国“十月革命”。邵飘萍出身贫寒，生活在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期，心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的伟大真理，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经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和罗章龙同志的介绍，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邵飘萍成为了党的一名秘密地下工作者。
对于邵飘萍的入党，当时的中共北方主要负责人罗章龙有专门的回忆：
“我同邵飘萍的私人交往多，我也就很敬重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在旧社会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也是理解的，但是他的认识清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鲜明的政治方向。《京报》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工人运动的这些事，有的是他主动默契地配合，也有的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主要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的来往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只能在地下进行，保持一种秘密状态。邵飘萍是由我和李大钊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前后，那时他已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按照当时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介绍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大钊同志是书记，年龄比较大，又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他是比较尊重的，由他做介绍人是必要的。邵飘萍入党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现在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党是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支持工运 打倒列强
《京报》自创刊以来，为大造革命舆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2年初到1923年春，全国的工人运动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1500余人，为反对英国资本家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至月底，罢工人数增至3万，历经56天的尖锐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对此，《京报》先后以《香港水手罢工情形之详记》、《香港水手罢工详情续记》、《香港海员大凯歌》等文章，详细记述了罢工之起因、广州工人欢迎海员、罢工宣言及规则、海员复职的波折、罢工后的影响及广州和香港个团体欢送欢迎海员等实况。
安源煤矿大罢工是国内影响较大的罢工之一。毛泽东、李立三曾先后亲自到安源，深入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建立党组织，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久，刘少奇加入。1922年9月14日，工人为反对路矿当局拖欠工资，爆发了大罢工。邵飘萍于同月29日、30日在《京报》刊登通讯《萍安罢工五日记》，这篇通讯近6000字，分罢工之远因、罢工之近因、罢工之实现、罢工之经过、破坏罢工之失败、秩序之良好、工人与军队斗争情形、调停之经过、工人庆祝会之盛况、上工宣言及胜利条件等10节，实际上写了罢工斗争的全过程，是罢工胜利的全面总结，对指导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开滦煤矿大罢工，因唐山有五大煤矿，又称为“五矿”罢工。矿工5万余人，因工作条件艰苦，受到资本家的高压剥削，由工人领袖邓培等人于1922年10月23日发动大罢工，矛头直指英国资本家和华北集团。罢工当日，《京报》就刊出要闻《唐山五大煤矿工潮将勃发》，并附有《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之条件》、《杨以德派出保安队震慑》、《矿主动用武力压迫工人》等配合性要闻。要闻列举事实，揭露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与矿主勾结，准备以武力镇压工人的阴谋。这类文章及时刊出，给杨氏及矿主以舆论谴责，同时敬告工人早做好准备。26日早晨，罢工工人遭到当局镇压，当场牺牲6人，轻重伤者57人，失踪者无数。《京报》持续刊载《北京各团体发起援助唐山工人》、《最后奋斗中之唐山矿工》、《唐山罢工之详情》、《罢工工人之请愿》、《唐山工人再请弹劾杨以德》，邵飘萍还亲自撰写评论《罢工风潮》，为工人罢工伸张正义，为遇难工人讨公道。
随着工人队伍的逐渐扩大，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这一活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指使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镇压。总工会决定罢工抗议，2月2日，总工会宣布：“从本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号召工人们“为人权而战，为自由而战”。这就是有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邵飘萍密切关注京汉工人罢工的发展，并与共产党人联系，派出记者采访罢工。2月5日，《京报》以“京汉全路工人昨午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3000多字的要闻。后又发表《各界热烈同情》、《坚决支持工人正义斗争》、《汉口各工团举行游行示威》等多篇通讯，及时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进展公布于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坐立不安，想法设法进行镇压。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郑州、江岸、长辛店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开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当场打死四十余人，伤数百人，四十多人被捕入狱，一千多工人被开除而失业。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被杀。2月8日，《京报》刊登《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友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揭露了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和“保护劳工”的伪善面目，并在消息中无所畏惧地点名讥讽指挥镇压、杀伤工人的刽子手、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
在经历了1922年初至1923年初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之后的短暂平息后，1924年6月，中国大地出现了一个势头更猛烈，范围更广阔的全国革命高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端是中苏协定的签订。就在中苏之间进行的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帝国主义横加干涉归还俄国使馆问题，拒绝召开关税会议。邵飘萍在仔细研究美英等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后称：“美英诸国平日口口声声所谓援助中国，所谓谋平等亲交，说得天花乱坠，乃对于我国此种呻吟痛楚，辗转哀鸿之致命之伤……亦悍然不顾，以冷酷残忍之态度临之。”
6月13日，苏联大使在客拉罕约见邵飘萍，在一小时的约见中，客拉罕与邵飘萍交换了关于归还使馆的意见，外蒙主权、中俄互派大使协定实施问题。苏联大使表示，苏联支持中国关税平等的要求，在适当时候，苏联将就中国的这一要求发表意见。这次会见，苏联大使不只谈到中苏关系关系间的一些具体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向邵飘萍阐述了对中国问题的最根本的看法，告诉邵飘萍，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修改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6月21日，邵飘萍提出了联苏反帝的主张。
6月24日，邵飘萍又在《京报》上率先公开提出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人类方有永久的和平。9月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北京，邵飘萍率先在报纸上公开亮出“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的旗帜，并将它作为国民运动的标语。明确提出，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非造成全体国民的自学运动不可。在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日）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以示全体国民对不平等条约的示威，同时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抵制条约国的商品等与帝国主义抗争。
7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沙面工人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改变了二七罢工以来工人运动低迷的状态，推动了中国中、北部工人运动的发展。罢工开始后的第四天，邵飘萍即发表文章声援，提出全国互相通电，给予沙面华工精神上的支援，同时给予物质、经济支援，支持工人坚持斗争直至英国取消歧视华工规定。并希望广州的罢工也纳入全国一致的废约运动。从7月3日至7月19日，邵飘萍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宣传、论证“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标语，同时提出将一切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抗争，将工人运动纳入全国废约运动，废约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方的外国报纸歪曲事件性质，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团匪事件以来未曾有之国际问题”。并且企图用中国内部的“党争”、“盲目排外”、“赤化”等诽谤“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转移人民的视线，为摆脱罪责和制造新的事端提供舆论支持。一些有军阀背景的报纸也为军阀政府和西方列强说话，还有一些报纸为求得生存，不敢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但是，《京报》对“五卅惨案”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帝国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憎恨。从接到消息的6月1日起，连续20多天整版报道五卅运动。在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突破陈规，还集中运动消息、通讯、特讯、评论、社论、专刊、特刊、照片以及广告等多种形式报道评论“五卅运动”，支援上海的工人、学生及市民。“五卅运动”持续到9月底，《京报》的报道一直持续到10月才结束。
在声援“五卅运动”期间，邵飘萍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邵飘萍的评论是《京报》的灵魂和脊梁。一个月之间，他连续发表了二十余篇评论，有5天，竟然一日之内发表两篇。惨案发生的第四天，邵飘萍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认为，如果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根本问题，五卅运动即使能逼迫帝国主义做出某些让步，我国政府即使能获得一时的胜利，却仍然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发生类似的惨案。在他看来，应该以此为契机，发动全国更大规模的废约反帝运动：“愿我国民其勿舍本而逐末，勿有始而鲜终，永久认定最后目标，合全国而为大规模之运动。须知不共戴天之仇，亡国灭种之敌，即此不平等的条约是也。”
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邵飘萍深深感到，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政治上进行压制，还垄断中国的对外宣传，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钳制，使世界无法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更无法知晓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的胡作非为。为此，邵飘萍呼吁国内各民众团体和社会各界重视对外宣传问题，并提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号召各界向国外同行呼吁，并提出由最活跃、最富有朝气的学界、教育界打开对外联络的渠道。他的促全球各界大联合，争取国际力量同情、声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
北方革命运动的不断壮大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对付革命运动，美日帝国主义加强勾结，公然支持奉系军阀进攻国民军，干涉中国内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各界5千人聚集天安门前，召开示威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下午一时左右，卫队开枪射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京报》第一时间派记者到现场采访，邵飘萍本人则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到政府的上层采访。第二天，《京报》详细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报道持续了一个月。期间，还增发《京报特刊》，全面报道了京、津、沪群众的抗议集会、通电、宣言，《京报》针对政府污蔑群众的爱国运动是“赤党暴动”，段祺瑞政府妄图用“军警”二字代替府院卫队，栽赃、嫁祸于国民军，于3月19日发布一条消息《国务院门前之屠杀》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所谓的“赤党”或“暴徒”袭击卫队，是卫队屠杀赤手空拳的群众；二，枪杀请愿群众的不是国民军军警而是段祺瑞政府的卫队。从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起，邵飘萍又发挥他的特长，连续发表了5篇评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帝国主义露骨干涉中国内政，是急于扼杀革命势力，扶植卖国政府，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其中，英日意图最为明显。英日帝国“一图南部与长江中部，一图东北与京津。”英国“深恐广东国民政府政策成功，北伐实现，非但香港有消亡之危，长江势力范围亦岌岌可虑，故不惜援助吴佩孚，使吴代守长江之锁匙，北方之事，不得不与日本交换……”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追悼会，追悼死难学生。群众已经聚集，却还没有大会主席，当时正在中法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毅挺身而出，担任大会主席，慷慨陈词，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学生的无辜屠杀。然而，当陈毅将演完以后，没有人再去发表意见，现场冷场。那时邵飘萍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毅然走上主席台，慷慨陈词，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段祺瑞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告诫青年不要再有幻想，提出“血债必须血还”，面对残酷的革命斗争，光有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要有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政府为了以强硬手段钳制舆论，扑灭全国的革命形势，下发了谋杀的黑名单，李大钊、邵飘萍等共产党人榜上有名，但是，邵飘萍从来没有惧怕，仍然与段祺瑞政府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