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淡泊名利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1970年，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话间，斯诺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我非常想见一见我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王牧师？”毛主席不觉一怔，一时想不起王牧师是谁。斯诺补充说：“就是当年护送我秘密去陕北采访的那个红色牧师。不知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十分想念他。”“哦……好，好……”毛主席为斯诺的重情所感动，愉快地答应说：“我叫人了解一下，尽快安排你们见面。”这个红色牧师，就是董健吾。
富家子弟 爱国牧师
董健吾，上海市郊青浦县人，1891年生，家境非常好。祖父董守志曾在多个地方当过县太爷，很有学识，祖母沈氏出身书香世家，知书懂礼，思想开明，又特别精明能干。沈氏娘家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上海滩名气颇大，其弟弟沈叔蔡创办了上海南洋模范学校便可见一斑。董健吾的祖母沈老夫人是位基督教徒，在她的影响下，董家一门也都入了教，所以有人说董健吾是“教门之子”。打一出生，祖母就非常喜欢这个孙子，亲自给他起名叫“守青”，意思是常期厮守在故乡青浦，不可远离。董健吾的名字是后来他自己改的。董健吾刚刚懂事时，祖母就带他去教堂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并参加各种“祝圣”活动。
1900年，青浦县来了一位传播基督教的外国女牧师鲍小姐，年龄二十七八岁，端庄大方，眉清目秀，会说中国话。由于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早年在上海接受过基督教，且逐渐痴迷基督教，当她知道鲍小姐是女牧师，又会说中国时，非常高兴，当即把鲍小姐接到家中，请她做董健吾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和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的教义。自幼天资聪颖的董健吾，在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两年后就能够熟练地用英语对话。
小学毕业时，鲍小姐推荐董健吾进入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读书。在这里，董健吾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一边参加体育锻炼，并在体育锻炼中成为健壮的足球运动员。1911年，董健吾从桃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理科，同时又对文史及哲学产生兴趣。校长卜舫济是个地道的中国通，对董健吾特别器重，常常在家设宴款待董健吾，一心想将董健吾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并一再劝董健吾去神学院进修。在校长的竭力劝导下，董健吾入本校神学院再进修两年。1917年，董健吾大学毕业时，获得了理科与神学的双学士的毕业文凭，为日后当专职牧师奠定了基础。
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时，董健吾有不少朋友，其中关系最好的就是浦化人。浦化人，字虎臣，乳名培林，教名保罗（曾用化名周念椿、张绳初、王养三等），1887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商人家庭。浦父长期在上海经商，浦化人6岁随父到上海读私塾，13岁那年正逢庚子之变，父亲因商业经营受挫忧郁而病死，从此家道中落。浦化人去崇明一家百货店当学徒，在工作之余不断学习，1908年夏，他进入上海尚德学校，一年后又转赴苏州报考桃坞中学被录取。早在尚德学校时，浦化人就开始阅读《圣经》，从此与基督教结缘。
1911年夏，浦化人因成绩优异被桃坞中学保送上海圣约翰大学为免费生，因此和董健吾成为同学。董健吾主修理科，浦化人主修文科，在神学院浦比董高一年级。两人住在同一宿舍，情趣相投，所见略同，经常在寝室、操场议论时政、畅谈国事。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他们欢欣鼓舞，袁世凯为达到自己称帝的目的，出卖国家，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他们拍案惊起。他们痛恨朝廷腐败，丧权辱国，对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更是气愤不已。
1917年，董健吾毕业后，即被卜舫济校长派往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小学当校长。1920年，再经卜校长的指派，转去西安教会中学当校长。因教学有方，董健吾让这所学校成为了当地的名牌学校。在西安教会学校期间，董健吾结识了很多达官贵人，其中后来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一位。1920年的一天，司徒雷登特地到西安中学，请求董健吾说服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勺园卖给当时的燕京大学，以扩大燕京大学的校园面积。后来，在董健吾的游说下，陈树藩无偿将勺园捐给了燕京大学（如今的北京大学），司徒雷登很是高兴。通过类似的多起事件，董健吾更是受到了卜舫济的器重。1924年秋，他将董健吾调回上海，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助理。卜校长的本意是将董健吾培养成听命于他一个人的忠实的信教爱徒。
1919年，他受“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萌发，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亲见了帝国主义分子欺侮中国百姓的诸多罪行，极大地激发了他心中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特别是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学生、工人开展反帝大游行时，帝国主义竟开枪屠杀中国工人群众，董健吾见之当即愤怒地挺身而出，领导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罢课，加入上海反帝斗争的行列。校长卜舫济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一方面下令学校提前放假，想将学生统统撵出学校，另一方面，又下令破坏学生布置的纪念“五卅”运动中死难烈士的灵堂，并将中国国旗扯下。此举引起了中国师生的强烈抗议，董健吾带头于6月3日在校园里降下悬挂的美国国旗，将其撕成碎片，尔后升起中国国旗，还发动全体师生签名离校。
董健吾这一严正的反帝爱国行动，使卜舫济大失所望。在圣约翰大学无法立足，于是董健吾便来到上海圣彼得教堂当牧师，踏上了爱国牧师的人生旅程。
十年多的约大生活，使董健吾在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不仅学到了理工科知识，而且增强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同时，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演讲的天才，练成了强壮的体魄和一双变幻莫测的“魔”手，这为他日后做党的特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辅佐将军 秘密入党
上海圣彼得教堂是上海一座有名的大教堂，离开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董健吾在这所教堂担任主持牧师。他精通教义，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布道时声音洪亮，受到教友们的喜爱。
1926年，董健吾当了一段时间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后，青浦家乡各界人士听闻董在扬州、西安任校长多年，有办校经验，纷纷保举邀请他去当青浦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董觉得这是家乡父老对他的信任，义不容辞，况且教育也是兴国、救国的重要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向教会请假，暂时离开教堂，重新走进学堂，回到别离已久的家乡，拿起教鞭，重操教学旧业。他担任校长不久，根据国民党县党部国立学校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的规定，他经过李公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当时正值国共党合作时期，董健吾有机会结交共产党人，在爱国追求进步中，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新思想。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李公朴获悉国民党青浦县党部要成立“清党委员会”，即与董健吾商议此事，要董出任该委员会负责人，以便掌握动态，董答应了。此后即由李公朴出面疏通，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陈群推荐，青浦县党部秘密商议，认为董健吾是与共产党无关的莘莘学者之一，又是社会各界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著名人物，故突然委任其为青浦县“清党委员会”主任，负责上海青浦县的“清党行动”。一天晚上，顾莞生密召董健吾开会共商“大事”。
会议开始后，国民党江苏省特派员宣布共产党“制造分裂”、“破坏革命”，要实施“清党”，并要立即缉拿共产党为首分子高尔松、高尔柏、姚湘涛、黄麟书、徐造初、孔如霖、蒋秉均等七名“要犯”。接着，要求与会人员务守机密，并提出缉拿方案。对于这突来的情况，董健吾感到吃惊，但很快冷静下来思考对策。他迅速提议采用鸿门宴之计，邀请高尔松等共产党员赴宴，然后对他们实行抓捕。
顾莞生等同意了董的策略，并迅速做好鸿门宴的准备。董健吾设法暗中告知高尔松等人迅速逃走或者躲避。结果设宴那天，无一到场，国民党的阴谋落空。国民党对董健吾的身份产生了疑问，但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董健吾在当地很有声望，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也只好作罢。但是借口董健吾校长公务繁忙，不能再兼要职，撤消了董的“清党委员会”主任职务。董也考虑长留青浦，恐遭不测，便带了家眷，再次离开了家乡，回到上海圣彼得教堂，重新披上圣衣，操牧师圣职。
1927年，董健吾应圣约翰大学时要好的同学、共产党员浦化人的邀请，转赴西安市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浦化人是中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冯玉祥将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通过浦化人的引荐，董健吾在西安结识了时人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及其夫人。
冯玉祥夫妇信奉基督教已经多年，他的部属也信教，他曾明令善待各派宗教人士。董健吾这次有幸见到冯玉祥，二人一交谈，冯将军被董健吾对基督教义精深的见解和其渊博知识所吸引，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冯玉祥于是便诚恳邀请董健吾到自己军队任职。董健吾开始以自己才疏学浅为理由没有答应冯将军的请求，但是在冯将军三番五次的盛情邀请下，董健吾答应了冯将军。不久，董健吾担任了冯玉祥部国民革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并任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一职，同时兼任冯玉祥的私人英文秘书。
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开封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新的“传教布道”工作。其实，在此以前，董健吾就经常协助刘伯坚、浦化人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工作。人党后，他一度担任西北军陇海铁路工人管理处处长。他凭借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与冯玉祥过从甚密的关系，在冯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兵运以及农运、工运工作。董健吾还以随军牧师之名，深入冯部上下，兢兢业业传播讲授“红色的”教义，士兵群众由此称他为“西军中的红牧师”。
董健吾在西北军中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蒋介石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密探、特务的极大注意，在他们“黑名单”上，列入了董健吾的名字。冯玉祥知情后，立即将董健吾秘密保护起来，并思忖如何让他脱离险地。一天，董健吾接到冯玉祥的请柬，恭请他到官邸赴宴。董健吾在冯将军的亲兵、卫队陪同下来到了将军在西安的官邸。席间，冯玉祥告诉董健吾，他被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内部秘密通缉，并征求意见道：“为了董先生的人身安全，我老冯已决定派下属护送先生出境，不知先生意往何处？” “多谢将军的坦诚相告和对董某的厚爱，我想即刻离军返回上海。”“先生要回上海？”冯玉祥略显吃惊。上海的白色恐怖弥漫，危险重重。
冯玉祥看到董健吾点头，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先生既然一定要回上海去，为了先生的安全着想，依我所见，先生最好不要坐火车返回上海，以免途中遭特务、军警缉查，出现不测。”顿了顿，冯玉祥又说：“依我之见，先生不如先由此南下武汉，再由水路乘船秘密返回上海，先生以为如何？”董健吾接受了冯玉祥的一片好心和建议。临行前，冯将军又馈赠100大洋给董健吾，权作路资。
加入特科 惩处叛徒
1928年11月，董健吾秘密回到上海，重回圣彼得教堂继续担任牧师。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负责人王弼与之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人。在互济会，他的主要任务是以牧师身份，借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展开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后来，负责政治工作的陈赓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亲自出面说服他加入中央特科。从此，董健吾即以基督教界有名望的牧师身份为掩护，以大无畏的姿态奋斗于隐蔽战线上。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央特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化名赵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设办事处。
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董健吾与后来成为国民党显贵的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是同学，且交往密切，关系不错。大学毕业后，他与上海帮会也有很深的关系。他参加过上海青帮，并有相当的地位（“同”字辈）。上至蒋介石、杜月笙（上海青帮头子），下至一般青帮成员，他都有结交。在上海警察局、租界巡捕房，也都有他的朋友。当时上海的基督教信徒很多，圣彼得教堂又久负盛名，董健吾常被各界人士请去布道，连宋子文的母亲也请他去陪同祈祷，由此结识了不少上层人物。那些达官贵人对这位仪容庄重、彬彬有礼、谈吐风趣的大牧师，毫无戒备之心，常常当着他的面，议论南京政府在政治、财经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动向。董健吾虽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但信念自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子文找到董健吾，以同学、朋友之谊劝说他追随国民党，被董健吾婉言谢绝。董健吾善于结交朋友，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共地下特工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中共中央特科是一个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工作机构。对外完全是封闭的、保密的。在党内，除极少较高级领导人外，其他人均不许过问。这是对敌斗争的客观需要和特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董健吾怎么也没有想到，党会分配他到中央特科部门去工作。
董健吾参加特科后，董健吾专做情报、侦察和反间谍工作。董健吾奉陈赓之命，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将教堂做为中共特科的重要秘密联络站。
圣彼得教堂是美国圣公会直管的基督教堂，位于上海爱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交叉路口上，星期天必有众多教徒前来做礼拜，平日里却是很宁静的。为将教堂建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董健吾想方设法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本来，圣彼得教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直通一墙之隔的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了使地下工作者进出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琢磨，董健吾又设计了两处新的出人口。一处在教堂东边，他选择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使之形成一扇门，出这扇门就是外面的街道，而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的西北面，董健吾以教堂的名义租下墙外的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民居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嘈杂的小弄堂。这样，来人便可以不经过正门直接进出教堂。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3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划下，圣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新的安全秘密活动点。
周恩来、鲁迅、李立三、李维汉、陈赓、潘汉年、冯雪峰等都到过那里开会、研究工作。每逢开会，董健吾总要将他们安排到密室。这就是教堂后面的一幢二层楼的洋房，底层靠外一间是董健吾的办公室，里面两间平时关闭，专供中央或特科有关领导人碰头密谈之用。每当来人时，董健吾准备好茶水、香烟等，不许他人和亲属进出该室。他自己除经批准可参加会议，或有紧急情况入内外，一般都在外面做好保卫工作。为了双保险，董健吾又在靠街间窗台上放置盆花为暗号，有盆花表示情况正常，可以入内；无盆花表示内有情况，暂勿入内。同时，董健吾还特地多配两把靠街间边门的钥匙，一把给周恩来，一把交给陈赓，以备急用。
1929年8月24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兵运负责人邢士贞等人，正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开会，国民党军、警、宪、特联合行动，突然包围了军委机关，与会的我党重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周恩来本来也要到会的，因为被一件紧急的事情拖延，才幸免于难。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数天后，被捕的我党领导人惨遭杀害。显然，敌人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我们的内部有叛徒。经过突击审查，发现这个叛徒就是负责会议记录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原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熟知很多中共中央的机密，是对党的事业极具危害的罪恶叛徒。周恩来亲自下达了严惩叛徒的指令：以革命的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
行动前的侦察任务则落到了董健吾身上。董健吾通过社会关系侦察到了白鑫躲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7号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家里，且将要离开上海去南京，领了赏钱再去意大利避风头。董健吾于当年11月初或化装成提着手杖的老市民，或乔扮成西服革履、派头十足的阔商人，多次去该地现场侦察，精确地绘制出地形图，标示出特务设置岗哨的位置，并且划定了红队人员动手前的隐蔽地点，乃至行动成功后迅速撤退的路线，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告了陈赓。范家防范十分严密，冲进去除奸很危险，中央特科采取“守株待兔”的计策，在范家附近租了一座房子，派人日夜监视，等待白鑫离巢，在途中突袭杀之。
11月11日晚，董健吾西装革履来到了霞飞路和合坊门口，不一会儿，陈赓率领“红队”的六位同志也陆陆续续走进了弄堂。晚上11点，一辆小轿车开到了范家的门口，从大门内走出4个穿风衣的人，提着行李向小轿车走去。“红队”队员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这4个人。但周恩来却下令：“不要开枪。”因为周恩来认识白鑫，这4个人的模样不像白鑫。叛徒是非常狡猾的，白鑫恐有不测，并没有马上上车，小轿车开动后停在弄堂口，过了10分钟见门外没有什么动静，范家的大门才又重新开启，白鑫和范争波悄悄地走出来，快步向弄堂口的停车处走去，以为不会再有事了。白鑫弯下腰刚要钻进汽车，陈赓等人一拥而上，只听到乒乒乓乓一阵枪响，白鑫、范争波等人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一个个倒下了……不一会儿，陈赓等人从和合坊另一个出口跑到了蒲石路（现长乐路），跳上了早就停在浦石路重庆路口的汽车，扬长而去。等他们走后四五分钟，嵩山路巡捕房的汽车才呼啸而来。董健吾随着看热闹的人涌进了和合坊，倒在血泊中的人已经被抬走了，董健吾打听了一下，搁在心口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白鑫已经被打死，范争波受了重伤。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害怕遭到共产党的再一次打击，吓得连医院都没敢去，在黄金荣的家里躲了好长一段日子。
不久，董健吾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并借口董健吾的恋爱生活违犯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职务。这样，董健吾不仅需要承受来自基督教方面的压力，而且也失去了从事特殊工作的依托。特科在法租界里的霞飞路（今淮海路）开设“松柏斋”古商店，董健吾为老板。由于他会外语，因而招来不少外国主顾常来商店购物，特务们对洋人常来的地方自然不会怀疑，这一处地下情报据点因此得到较好的保护。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拜“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被国民党封为国母的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并乘着酒兴指着董健吾说了如下这段话：“这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革除了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
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