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变 同情革命
当时国内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也是促使杨度思想发生转变的一种力量。这个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处于暂时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促使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有侵略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北洋政府的许多上层人物都积极参与这一运动。众议院、参议院议员胡鄂公、雷殷、王文璞等一百五十多人，同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多个团体联合在北京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杨度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的活动，他利用敌人的种种矛盾进行斗争。杨度曾经劝说曹锟同南方革命力量合作。1926年，杨度曾策动张学昌同广州国民政府联系，倒戈反奉，因引起了张学良的警惕没有成功。杨度还出任张作霖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以掩护国民党在北方的地下活动。
促使杨度思想真正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杨度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又是反袁倒袁的主将之一，所以杨度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产生了敬慕之情。
1922年8、9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专程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李大钊早闻杨度大名，对于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素有反感，但杨度的言谈举止又使李大钊觉得其实此人不像他的名声那么坏。而杨度对李大钊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经过短暂的交谈，杨度深情地说：“我读过你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虽已过中年，也要弃旧图新，重新选择救国的道路。”多次交谈之后，他与李大钊成为知心朋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22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终于说了“我决定跟你走”，并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杨度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中的关系，多了解些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共产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4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其老朋友熊希龄（曾任袁世凯政权国务总理）女儿的婚礼。在同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汪大燮的交谈中，得知已经获得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已派人与北京东郊民巷的外国使团交涉，要求允许派兵到苏联使馆的兵营里搜捕共产党人，并请求外国使团官员不要干涉阻挡。杨度听之后非常紧张，坐立不安，直冒惊汗。因为他早就知道自从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京城，东北军阀张作霖率兵进驻北京后，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共产党人躲进苏联使馆的兵营里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于是杨度借口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派长子杨公庶，速去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公馆，要章速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按理说，杨度的得到情报非常及时。从4月4日当晚送到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抓人，李大钊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可是李大钊等人麻痹大意，认为历届北洋政府头目对外国使团都敬而远之，不可能光天化日在外国使团抓人，因此，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只有4个人转移别处隐蔽，李大钊等人坚持留下来。
1927年4月6日清晨，东北军阀张作霖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兵从苏联使馆兵营里将李大钊、谢伯俞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挹兰等36人先后抓捕带走，关押在军事监狱。杨度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开展营救。4月9日，他以张作霖所聘的“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前往出席会议，并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审理以避免被军法滥判。10日，与司法总长等人前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向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的理由，意在阻止军事法庭短期内处死李大钊等人，为下一步营救赢得时间。后来，杨度还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看望李大钊等人，并转送相关情报，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力量营救他们，让他们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悦庐”公馆，换得4500银元，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积极加入营救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来，然而遗憾的是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凶横狡诈的张作霖施以绞刑。对于李大钊的牺牲，杨度万分悲痛，也让杨度彻底认清了军阀罪恶的本性，同时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他。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他表示支持。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这些共产党人的语言使杨度的思想境界向新的高度发展。李大钊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的一段话：“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更是唤醒了他的灵魂。从此，他的思想有了彻底的改变，下决心不为反动势力做事。
随后，杨度同妻子徐粲楞商量，卖掉家里的值钱首饰，还将青岛的一处房产变卖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还将妻子和女儿送往苏州，投亲租房住下来。1928年，北伐军胜利了，蒋介石趁机窃取政权，定都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全国的政治中心南移，杨度也移居上海。正好其长子杨公庶的一个留德同学黄伯樵有一处大洋房在上海法租界贝蒂鏖路（今成都南路一带）正空着，黄伯樵就请杨度一家去住，杨度一家就借居这里，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也相当出众，总有一些人慕名前来，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酬金极为丰厚。除了生活所需花销，所余下的钱，杨度都捐献给了上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期间与方表、王绍先、黄伯樵、章士钊等进步人士有密切来往。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两个组织。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创立于1930年2月12日，是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的革命组织，简称“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宣言号召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并出版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相继设立分会50多个，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6月，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全国总同盟，选举鲁迅、周全平、郑伯奇、潘汉年、田汉等为执行委员。该组织是中共领导的外围革命群众团体，自成立之日起，就遭国民政府压制。1931年2月，大同盟主席龙大道在上海龙华牺牲后，遂自行解散。
“中国革命互济会”，是由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开始时称为“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其中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熟悉20世纪30年代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的政治活动能力很强，营救了不少被捕的中共骨干。中共能够通过这两个组织向敌人的法庭做工作，甚至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公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组织”或名流们保释出来。可是杨度却始终认为这两个社会组织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坚持多捐款又不中断。就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其本身又是上海有好名声的大文人，思想上追求进步，更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都被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所看重。这一切，杨度本人却不知晓。1929年春的一天，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杨度的朋友、中共党员王绍先的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作客，交谈中提出希望杨度能为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同意，决心为了挽救苦难的中国，情愿凭借自身众多的社会关系，或通过与各界名流人士交往，为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
加入特科 潜伏杜府
上海黑社会中，有个“青帮”头子叫杜月笙，他徒弟众多，控制了为数不少的基层势力。其人又是蒋介石的高参，拜把子兄弟；在上海外国租界里，又能同各类巡捕打得火热，与黑白两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是吃得开、走红的上海大名人。杜月笙为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上，供宾客观赏。长此下来，杜月笙就想聘请杨度为名誉顾问，月薪500大洋另将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提供给杨度居住。杨度考虑到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参谋，跟租界巡捕房很有交情，作他的顾问、住用他的房子对革命工作有许多方便之处，是极好而难得的保护伞，便欣然接受了杜月笙的聘请。
杨度以得杜氏尊崇为名片，广泛地同各界人士交往。这期间，杨度家里宾客盈门，既有日本议员、部长、往日的旧谊，也有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员。杜月笙也时常派人来问长问短，有时请他写几幅字，题几首诗，做几篇文章，以充风雅。杨度以此身份，巧妙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态度既老练又有气派，言谈既幽默又有锋芒，有的人喜谈佛学，他就和他大谈禅理；有的人附庸风雅，他就和他大谈诗词书画；有的人关心纱布交易，他就和他大谈实业救国；有的人大吹自己的“围剿”功绩，谈到得意忘形时，透露2天内要来个突击搜捕的秘密消息，杨度笑着和旁坐的人谈别的事，似乎根本没注意这边的谈话内容。可是，第2天搜捕开始，好多可能被捕的人早已逃出了罗网。
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杨度在特科里的中共单线联络人潘汉年。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慧，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因为杨度对党忠诚坚定，为党提供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由他本人申请，经周恩来同志的特批，杨度于1929年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杨度，不参加组织生活，以秘密党员身份，专职在敌方营垒里做情报员，所得情报转送给中共在上海的特科领导人。
1930年，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上海亦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杨度将他所住的这座洋楼公馆，当作了被追捕的革命党人的紧急避难所，为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人提供保护。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又是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所住，巡捕房负保证安全之责唯恐有错，承担不起，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此有许多革命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安身。待风声过后稍平息，管吃又管住的杨度再提供路费，并妥善送走，把他们转移到新的战斗岗位。1931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收留进家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躲避敌人搜捕，就是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才躲避了一场劫难。
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中央机关之所以选择上海，一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容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二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当然，也有不利和冒险的方面：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上海后，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领导。1928年春，中央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
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
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
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
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
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设办事处。
上文提到的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复杂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为虎作伥，却又有着鲜明的爱国心；他狡猾、奸诈，却又很讲义气；他出身贫民窟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出入于红道、黑道，游刃于商界、政界，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猛汉。虽然杀人无数，但他也做过一些对共产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情。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等人在杜公馆召开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还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抗战胜利后，因为国民党的打击，杜月笙的一批物资被海关查扣，无奈之际，请中国共产党帮忙。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作了疏通，使他得到了这批物资。这一事件使杜月笙既看到共产党的能量，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与讲信誉，以后他又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些有利的事情。1947年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收金山为徒便是一例。时至1947年，杜月笙因屡遭国民党打击而去香港躲避一时，即与潘汉年秘密会谈，保证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时，黑社会不予捣乱，也请共产党给予宽大处理。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曾经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人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杜月笙曾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他又受到军统特务的要挟，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决定脱离政治漩涡，既不留在上海，也不投奔台湾，而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开上海，在香港终了一生。
革命受挫 晚年凄惨
1931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回到中央苏区，杨度与中共特科的单线联系人则改为夏衍同志。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反“围剿”战争的一些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跟夏衍谈论这些问题时，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经常写些他所知晓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由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最初，夏衍并不知道经常和自己接头的是杨度，只知道这位秘密党员姓杨，后来逐渐熟悉了，杨度将实情告诉夏衍，夏衍当场大吃一惊。一次，他向夏衍作自我解剖，说他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才认了错。
由于身在杜月笙家，为杜办事，当时上海有些报纸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反驳道：“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0年春，杜月笙筹集五十万元在浦东高桥杜家花园附近购置了五十亩地大兴土木，修建了杜家祠堂，并于翌年6月10号正式进行落成典礼，当时蒋介石、段祺瑞、张学良、班禅喇嘛派人送匾祝贺。梅兰芳、荀慧生等一批名伶也特意前来祝贺，杜月笙为撑足场面，不惜重金聘请汤漪、陈群等名流主持典礼，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
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杨度变成了文书处的秘书。典礼前三天，他便搬到浦东高桥办事处住下，杜月笙晓得他烟瘾极大，特备了一副烟具，一张烟榻，杨度更添精神，每天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实在劳苦。杜家祠堂神主入住的正日，杨度为典礼精心设计了一套议程，并嘱咐杜月笙应悉尊大礼，一举一动不得有半点差错，并向杜月笙详述了祭祀之事。对祠堂设祭和第二年再行祭礼的差别，“桑主”和“栗主”的差别，杜月笙该捧“栗主”总神位送入神龛都一一交代清楚。杜月笙对杨度的祭礼之道佩服之至，感激不尽。
当时杨度正在患病，收集情报工作停歇，故此与夏衍同志联系不多。1931年秋，杨度病逝于上海家中，终年56岁。杨度故去时，正处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酷之际，只有几位普通战友偷偷地来到杨府，向杨度的妻子和儿女深表哀悼或慰问。杨度1931年去世之前，为自己写好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死后，原先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由夏寿田书写。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日军要在江湾修建飞机场，勒令迁坟。其夫人徐粲楞便把他的棺木迁往上海西郊华漕乡寅春庙附近，重修建了坟墓，墓碑仍用原碑。十年浩劫中，坟墓不幸又被毁坏，后来，坟墓重建在宋龄名誉主席陵园的右侧万国公墓内。
周公正名 真相大白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上，刊出了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纪念伟大领袖周总理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在文章披露了一个细节，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王冶秋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并委托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一定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生平事迹写上。
文章发出后，引来了很多知情人对杨度入党问题的确认。老共产党员李一氓，立即写出《关于杨度入党问题》的文章。文章对杨度入党，作了确认：“……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并推测的杨度入党时间大致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这个时间段。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老先生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立即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详细描述了杨度入党经过和夏老与杨度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些记忆片段：“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这一年（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位50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悉！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汉年又补充道：‘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涉及到别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礼品了。出了门，潘汉年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杨度的后人对他与王冶秋同志非常感怀。由于夏衍在文章中提到杨度入了党后仍研读佛学，杨度后代四人便共同署名，写出一篇《关于杨度同志的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予以解说。文章引述了杨度给其三妹杨叔姬的一封信，认为他的读佛学，并非是研究如何信鬼神，修来世的迷信思想。譬如信中有：“故兄之学佛只修心而不修身”，“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等等。可见，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给杨度家人很大的宽慰和支持。
毛泽东早年战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写信给《人民日报》，回忆她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关于杨度同志入党事，柳直荀烈士曾在上海和他的弟弟柳瑟虎谈过这件事，并说在上海时，杨子和他（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的革命运动。”这就不仅证明杨度入了党，还提供了他参加了党的策划太湖革命运动的事实。
1949年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回国探亲，周恩来获悉后抽空接见了她，并在席间郑重举杯“向杨老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敬。”章世钊先生有一次在宴会上提到了杨度，毛主席当场对章世钊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文革时期，杨度在国内的亲属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别保护。有了以上佐证，后来出版《辞海》对于杨度的评价作了更正和调整，增加了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