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 常识 良知
善待每一个日子，呵护每一个孩子，不就是教育的全部吗？再说直白一些，守着孩子过日子，教育就这么朴素。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则微博——
有句话流传很广：“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何出发？”这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在外讲学，主持人常说我有“很前沿的理念”，我总是解释：“我没有任何前沿的理念，甚至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回到教育朴素的起点，遵循教育常识，面对我们眼前的一个又一个孩子，坚守良知。”仅此而已。
有人读了我这条微博，说我低调，说我虚怀若谷：“这就是大家！越是有学问，越是虚心。”这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哪里是什么“虚心”，分明就是“心虚”。我多次说过：“和老一辈大师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别说没骄傲的资本，就是连“虚心”都没有资格。
也有人质疑：“什么？作为一个教育者，还是一个教育专家，连自己的教育思想都没有，那你做什么教育？”我没有说假话，也不是谦虚，我有教育想法，有教育思考，有教育理想，但确实没有属于自己原创的教育思想。我从来认为，教育思想不是那么容易原创的。从根本上说，从孔夫子到卢梭，再到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富于真理性的教育思想已经被说得差不多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哪有那么容易？我同时代的其他人也许具备“理论创新”“思想超越”的能力与勇气，今天说“国内率先提出”了一个什么“新思想”，明天说“第一个创立了”什么“新理念”。但我不行。然而我并不因此而自卑。我用一生的行动将真正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落实于我的教育实践，就非常好了。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有时候还能够将教育家们的思想有一点点当代化或中国化的“创造性”，那我就喜出望外，无比自豪了。
在这则微博中，我提到“朴素”“常识”“良知”。这也是近年来不断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三个关键词。以我三十一年的教育经历，我有资格说：“保持朴素，遵循常识，坚守良知，就是教育的真境界。”
所谓“保持朴素”，就是不夸张，不华丽，不喧嚣，质朴，本色，素净。教育没那么多的“花样”，没那么多的“创新”，什么“一校一品”，什么“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多半是文字游戏，多半是用来应付各种检查验收的，或写在招生宣传展板上的。记不清是叶圣陶还是谁，对教育说过这样朴素的话：“教育是农业。”那么，“农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春风化雨，顺其自然，不急不躁，从容不迫。如果有一个农民扛着锄头来到田间地头，先来一番关于“种地特色”或“耕田创新”的演说，或者今天一个口号，明天一个概念，这不很滑稽吗？种庄稼，无非就是年复一年做着同样的事，该播种就播种，该施肥就施肥，该除草就除草。哪有那么多的“新”可以“创”？教育，不也是日复一日做着平凡琐碎的事吗——认认真真地备课，认认真真地上课，认认真真地批改作业，认认真真地找孩子谈心……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一个日子，一个孩子，不就是教育吗？善待每一个日子，呵护每一个孩子，不就是教育的全部吗？再说直白一些，守着孩子过日子，教育就这么朴素。
教育的朴素还表现在语言表达上。上周我去了安徽歙县，自然想到这里诞生的陶行知，想到先生的许多教育表述：“爱满天下”“教育为公”……这些朴素的语言却是对“爱心”“平等”与“民主”最深刻的表达。再想到当今教育界那么多华而不实的辞藻和不知所云的概念，什么“碟动模式”什么“JBC教学法”，令人眼花缭乱，云里雾里。有的专家写文章，作报告，不引用几句哈贝马斯或涂尔干，好像就没有“高度”没有“深度”没有“广度”。有的老师受其影响，无论写什么文章，开篇都是“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惭愧的是，我以前也如此，言必称“苏霍姆林斯基”。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我不是说写文章不能引用名人大家的话，贴切自然的引用也是可以的，而是说第一，不要硬贴标签，不要狐假虎威；第二，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那是最好的。所以现在我写文章，能不引用别人的话就尽量不引用。
所谓“遵循常识”，就是以清醒的大脑守住基本的理性，用众所周知无需证明的知识去辨别和判断真伪。以前“水变油”的骗术蒙到了很多人，其实凭常识就可以识破。现在教育领域也有许多“水变油”。戳破这些骗术，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或过人的智慧，只需常识。比如，有一所初中创办不过三年，第一届毕业班就夺得了许多“第一”，于是校方大吹大擂其如何“严格遵循教育规律”“创造了教育的奇迹”。但我就不信这个所谓奇迹。后来私下从该校“内部人士”了解到，原来他们做了许多“手脚”，比如拼命挖别人的“优生”，同时不择手段地强迫“拖后腿的差生”一个个“自愿转学”……这样一来，当然“一炮打响”，当然“一鸣惊人”。我之所以一开始就看破了其谎言，依据的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常识。如果有人非要说“一分耕耘十分收获”那肯定是瞎说。又比如，有一所学校声称其特色是“消防教育”，说是“通过消防教育带动了全校的素质教育”，“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素质的全面提升”，我一听就凭常识判断这是吹牛不打草稿。消防教育是很重要，但如果居然能够“全面带动”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那教育部应该发文让全国所有中小学都普及消防教育，或者干脆把“实施素质教育”改为“普及消防教育”。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不少人热衷于这种骗术，用各种“新潮理论”包装其假货；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不少人相信。我认为，遵循常识，是抵御所有骗术的利器。
当然，科学在发展，知识也在更新。有时候昨天的“常识”也许今天就成了谬误，比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地心说”曾经也是“常识”，但“日心说”诞生后，所谓“太阳围绕地球转”变成了荒诞的笑话。因此遵守这样的“常识”很可能成为“拒绝新知，因循守旧”。但我这里所说的“常识”，显然是已经被人类千百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并且依然在证明的最基本的公理。
所谓“坚守良知”，就是永远守住自己的童心，就是守住做人最起码的善良与诚实。我们都曾经是孩子，想想我们当初做孩子的时候，希望遇到怎样的老师，现在我们就做那样的老师好了；或者说，我们现在也有孩子，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怎样的老师，我们就做那样的老师，这就是“良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良知”。言行一致，率先垂范，这就是“良知”。不说假话，不做假事，这就是“良知”。不偏心，不势利，保持师生关系的纯洁，这就是“良知”。
一说到教育，我们一些教育者容易想到一些宏大的词语：“理念”“品牌”“模式”“国际化”“人类价值”“终极关怀”……唯独很少想到具体的人。我这里说的“具体的人”，指的就是每天在校园里向我们迎面问好的一个又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别忘了，“素质教育”也好，“课程改革”也好，这样“创新”，那样“超越”，不是为了“贯彻落实”什么什么“会议精神”和哪个“重要讲话”，而是为了每天在校园里雀跃奔跑或在教室里凝神谛听的孩子。这就是“良知”。
教育的良知，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一些细节上。面对孩子高扬着小手臂说“老师好”，我们也真诚地回一声“小朋友好”；弯腰拾起从远处滚过来的乒乓球，然后笑眯眯地还给奔跑过来气喘吁吁的孩子，或者干脆就和他们一起打乒乓球；课堂上随时关注坐在后排边上那个成绩不好因而自卑的小男孩，设计一个他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有意抽他起来回答，最后让全班同学给他以掌声；发试卷时，把写有分数的一角卷起来再交给学生；学生走进办公室，先对他说“请坐”，然后递上一杯水；认真仔细地批改每一本作业而不是敷衍地写个日期；预备铃响了之后就走进教室，而不是等到正式上课铃响了之后才匆匆赶到课堂；备课时，为了弄清一个字的古音或一个词不同语境下的含义，而翻阅比较不同的辞书字典，琢磨推敲……这些都是“良知”。
很多年前的一个早晨，台湾作家张晓风曾在阳台上看着自己儿子上学的背影，感慨万千，然后回到书房写下一篇短文《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撰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哺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知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呢？
这位母亲的发问，敲击着每一位教育者的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我们所有的工作，不是为了对得起千千万万母亲的托付与信任吗？
于是，今天——2013年5月29日的清晨，我在校园一隅的车里，怀着神圣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自己庄严的提醒：保持朴素，遵循常识，坚守良知——就是对天下所有母亲最好的回答。
2013年5月29日
谁在教我当校长
当初我做普通教师的时候，最敬佩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那样去做；我最反感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避免那样做。
中秋节收到一些老师的祝福短信，其中有一条短信除了祝福，还有几句：“李校长，自从你来了后，我们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中学到今天的样子，我们心里都是有数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啊！”
老师的鼓励我很感动。我是被教育局直接从班主任位置调到校长岗位的，没做过一天中层干部。不只是当校长之初，就是现在我也经常给老师们说，我是不会做校长的，只能一边做一边学。但是，四年多过去了，居然也有了一些进步。这得益于许多教我当校长的“老师”。
那么，谁在教我当校长呢？
一
是我经历过的几位校长。
刚得知我要当校长，我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我参加工作以来经历的几位我敬佩的校长，我回忆着他们是如何做校长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林祥康校长，他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乐山一中时遇到的第一位校长。林校长是一位南下干部，但绝不是“工农干部”，而是一名儒雅的知识分子，教外语。他给我的印象是真诚、宽容、磊落、随和。在他面前，我从来不会有紧张感，只有在父辈面前才有的亲切感和安全感。当时，作为教工团支部书记，我常常邀请他参加我们青年人的活动，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欣然前来。我们和他开玩笑，叫他“康大叔”，他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他曾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但后来我不想入党了，向他要回我的入党申请书，他也非常尊重我，没有为难我，更没有给我“上纲上线”扣“大帽子”。
想起善良的林校长，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位老师。
还有罗永昌校长。罗校长对我要求很严格，当时我也不止一次犯错误，比如我解散团支部，比如有一次我打了本校的某老师（各位想不到吧，李某人居然还打过同事），比如我当时一些“偏激”的言论和行为等等，总之，我总是给罗校长“添麻烦”。但每次罗校长总是严肃而耐心地找我谈心，我并不都同意罗校长的观点——直到现在我也完全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他许多话确实有道理，而且我能够感到罗校长的确是为我好，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罗校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绝不整人。不管他如何严厉地批评你，你不用担心他会给你小鞋穿。哪怕我犯了“错误”，他在批评我的同时也尽量保护我。20多年后，我已经是所谓“名师”了，有记者去采访罗校长，要他谈谈对我的印象，他说：“李镇西当年就像《亮剑》里的李云龙，经常给我惹麻烦，但优点突出。”尽管我经常“惹麻烦”，但罗校长依然欣赏我的优点。
想起罗校长，我告诉自己，要宽容年轻老师的个性，要允许年轻老师犯错误，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永远不要有整人之心。
20年前，我从乐山一中调入成都玉林中学，校长是杨兴政。尽管后来和杨校长有些不愉快，但他曾经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我终生难忘。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来玉林中学的时候，杨校长那真诚急切的话：“你来我这里干吧！”更忘不了，我背着行李拖着箱子走进学校时，杨校长两手抱着我的箱子从一楼爬到五楼宿舍。对于杨校长的管理，说实话，并不是他的每一个做法我都理解，但是他的敬业，他的全身心的投入，他对校园如同对自己家园一样的热爱，让我感动。
杨校长常背着手在校园里转——哪怕是星期天，那神态，宛如一位农民深情地凝望着自己的庄稼地。现在我每天早晨第一个到学校，应该说就是受杨校长的影响。
成都市石室中学的王绍华校长也是我经常想起的校长。我调到石室中学时已经从教15年，小有名气，王校长找我谈心，问我的想法，我说我不想做什么“行政”，就想把书教好。王校长马上说：“好！我尊重你。我会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朝教育专家的方向发展。”以后王校长果然没有给我任何行政干扰，让我安安静静地教书。但是只要有学术方面的活动，他尽量让我参加。1998年秋天，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去北京参加了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八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向中外学者展示了我的教育心得和成果，受到包括苏霍姆林斯卡娅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好评。可以说，参加那次会议，是我教育生涯的一个积极的转折点。我也有缺点，但王校长安慰我说：“谁没缺点呢？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像鹰一样飞得高。”直到现在，我还和王校长保持着联系，常常从他那里继续获得成长的养料。
王校长教会我宽厚，教我与人为善，教我要欣赏每一个老师的长处，并尊重每个老师的个性，并根据这个个性帮助老师成长。
我做校长之前，所遇到的最后一个校长是盐道街外语学校的谢丹琦校长。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但谢校长大度、从容、乐观的精神风貌，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盐外”正处于某方面的危机中，但谢校长沉着镇定，举重若轻。这是一种大将风度。现在，“盐外”已经渡过难关，谢校长正带领“盐外”老师们继续风雨兼程，迎接一个又一个辉煌。祝福谢校长，祝福“盐外”！
尽可能多一些从容，多一些坚韧，这是谢丹琦校长给我的“财富”。
其实，当我回忆过去经历过的校长时，当然也想到个别心胸狭隘，甚至喜欢为自己谋利益的校级干部，但即使这样的校长，现在想起来，也从反面给我提醒与警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在教我如何做校长。
当校长之初，我这样告诉自己，没当过校长不要紧，我经历过好多校长啊！当初我做普通教师的时候，最敬佩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那样去做；我最反感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避免那样做。
二
手把手教我做校长的，当然是和我朝夕相伴的搭档——学校书记。
记得武侯区教育局长雷福民第一次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谈到自己的弱点和顾虑：“我没做过校长，对学校行政管理一窍不通，也不善于和各方官员打交道。”雷局长说：“你放心，我会给你配一个得力副手，也可以说是你的搭档的！”
雷局长说的“得力副手”“搭档”，指的就是学校书记——因为我不是党员，学校自然会配备一名书记。而这书记，正是和我朝夕相处的“老师”。
张永锐是和我一起调到武侯实验中学的书记。在此之前，我没听说过他这个人，而他——据他所说，早就知道我了，还读过我的书。所以第一次见面，他就说我是“专家”。我说：“惭愧惭愧，就学校行政管理而言，你才是专家，是我的老师！”的确如此，永锐二十多岁就进入学校管理层，当了多年校长，对学校管理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他在一起，我只有好好学习。
我首先感到的，是永锐的真诚。他非常尊重我，他自己说：“以前我读你的书，就很崇拜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你一起工作。”在行动上，他果真处处尊重我，尊重我的校长角色，维护我的威信。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也变得更加善良起来。我确实把他当作管理专家，我觉得在他面前，我就是一个小学生。因为我俩互相“崇拜”，所以谁都没有想过要抢风头，争名声，或算计对方，防范对方。我们的关系和谐极了。他比我小五岁，总叫我“哥哥”；我也亲切地叫他“永锐”。
因为雷局长当着我和他的面说过，我把握宏观，张书记多抓抓具体的事务。永锐果真在学校抓得巨细无漏。我或直接请教他，或默默观察，渐渐地，对学校管理方方面面我开始有感觉了。每当学校遇到重大难题：调整津贴方案呀、年终考评呀、绩效工资呀等等，永锐总是表现出他的精明与果断。有一次，他很得意地对我说：“哥哥，我把我全部智慧都贡献给你了啊！”
在很长时间里，我老是混淆自己作为学者和管理者的两种角色。我是个性情中人，常常在教工大会上说着说着，就给老师们掏心掏肺。永锐提醒我：“对老师真诚是对的，但你毕竟是校长，有的话可以下来给老师们聊，而不宜在大会上说。否则，会有副作用的。”还有我思考问题，有时候比较理想化，想得最多的往往是“如何做才最好”；但永锐又提醒我：“你想法很好，但还要考虑如何才可行。相信老师们是对的，但不可太天真。”我不认为永锐就不相信老师，其实他非常善良，但是作为管理者，他既看到了老师们的优点，也清醒地看到老师们的弱点，包括人性之恶。这是一种理智与成熟。
永锐为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吃了许多苦——我很多不愿意做的事，都让他去做。比如，和一些官员打交道，我既没经验，也没这方面的能力，我便让他去。还有，有时候一些需要校长出席的饭局，我也叫他代我去——对我来说，把一两个小时花在饭桌上，那简直是一场生命的灾难！永锐其实也不愿意“赴难”，但我问他：“面对灾难，是共产党员上呢，还是群众上？贵党党章不是规定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这个苦你不吃，难道让我这个群众吃？”
永锐是我肝胆相照的铁哥们，他更是我学当校长真正的“启蒙老师”。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他被调走了，到另一所中学任校长。我正在失落之际，区教育局又给我调来一位新书记，名叫“何光友”。
光友1969年生人，正好和我正式参加工作后所带第一个班的学生同龄。他虽然年轻，但和永锐一样，也是20多岁便参与学校管理，和永锐一样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对我来说，失去了永锐这位老师，又来了光友继续教我如何当校长。
也和永锐一样，光友非常尊重我。他也说他早读过我的书，他的学生也读过我的书。他的一个学生在某一年教师节甚至用“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李镇西”来向他表示敬佩。但我心里很清楚，论学校管理，我还得老老实实向光友学习。
真诚，善良，工作忘我地投入，对我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体贴入微的关心——这些都是两位书记的共性。但管理而言，两人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永锐更多的时候是举重若轻，不拘形式，灵活潇洒，在看似随意中提纲挈领而又滴水不漏；而光友特别注重程序，注重层级，注重序列，注重规范，注重严密，注重丝丝入扣，注重天衣无缝，注重学校管理这台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甚至包括每次开会主席台的座次，由谁主持等等，这些细节他都会上升到管理的高度来重视。
尽管我开始也不太适应，甚至有些反对这些繁琐的“管理规则”，但只要想到光友是管理内行，我就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尊重他的管理风格。于是，我在行动上尽量和他协调。我有一个最根本的信念：光友是为我好，为学校好，为全校老师好，他那样做总有他的道理。在这过程中，我不但渐渐习惯，而且也学到不少，觉得我的管理更加“正规化”了。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进步。几年前，有老师上课不说普通话，我赶紧找他们谈心；而现在，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出面的，我会让分管校长或教导主任找这些老师谈心。因为从光友处学到了管理的“层级”：我不应该越过具体的管理者去找老师谈心，这会造成管理的无序，最终影响管理的效率。
光友刚来这个学校不久，就读我的书；我外出讲学，他也去听我的报告。他多次说，要把学校管理抓起来，让我多做点学术研究，多思考学校的宏观发展。他很快就如当初的永锐一样，进入了“常务副校长”的角色，全面抓学校的日常具体工作，真正把我从繁琐事务解放了出来。
本期我写了一份《学校发展纲要》，交给老师们讨论，交给光友和各位副校长学习。我对班子成员说：“这就是我思考的学校发展蓝图，至于如何实现，那就是你们的事了！我就不管了！”我说，我把权放给你们之后做什么呢？就做四件事：第一，把握学校发展的朝向，就是“掌舵”；第二，深入课堂，深入老师，深入学生，倾听师生的心声，帮他们解决困难；第三，抓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第四，对外代表学校形象，扩大学校的影响。
现在，就学校管理而言，我越来越轻松。是光友教会我一把手校长如何超脱，如何潇洒。真的要感谢光友！
三
不得不提到雷福民局长。
2006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条手机短信：“李老师，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雷福民。”当时我知道武侯区教育局局长叫“雷福民”，但我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第二天，我按时来到雷局长的办公室。雷局长开门见山：“欢迎你到我们武侯区来！我给你一所学校任校长。我尽全力为你创造条件，圆你教育家的梦！”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他还说：“我们武侯区并不是最有钱的区，却是教育投入最多的区！”也就十几分钟吧——最多二十分钟，我就和雷局长谈妥了：我就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永锐曾经对我说：“雷局长确实太支持你了，对你的要求，还从没说过不。”这话说得有些夸张，但雷局长对我的支持，有时候的确超过了我的预料。刚上任不久，我去见雷局长，谈到前任校长欠下的两百七十万债务，我说：“雷局长，你要支持我哦！”雷局长说：“我当然要支持你！”我趁势说：“那么，把那两百七十万债务免了吧！”他马上很干脆地说：“免就免吧！”爽快得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后来我得寸进尺，希望教育局拨款把学校的操场修成塑胶跑道操场，雷局长欣然同意。再后来，我想营造校园文化环境，特别提出在学校建造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的铜铸雕像，雷局长也很支持，叫我拿出方案。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学校环境大变，文化气息浓厚，绿树花草生机勃勃，尤其是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随时都注视我们。
雷局长知道我的长处，也知道我的短处，更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甚至有的还充满争议。但他无限地信任我，并根据我的特点来用我——不，不仅仅是“用”我，还特别注意培养我。除了前面所说的给我配备强有力的副手外，他还给我具体的指导，甚至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管理学校。比如，他给我说在抓队伍建设时不要搞“一刀切”，要根据不同老师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给我说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文关怀和严格要求的关系；他还曾亲自到我校为全校老师作报告……雷局长不仅仅是对我的学校管理工作出谋划策，还对我的如何协调和学校周边各单位包括街道办事处领导的关系，如何将自己的教育理想同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以及同中央的战略部署相结合、相统一等等，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想，雷局长那么忙，不可能对全区一百多位校长这么一一指导，但对我这个管理新兵，真是费了不少心。
雷局长特别宽容和尊重我的思想个性、性格特点和一些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他知道我是一个书生，性格直率，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不喜欢饭局，特别反感各种应酬，有时候说话单刀直入，言辞尖锐，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偏激”，但雷局长都能宽容。他从不强求我改变自己的个性，相反他希望我继续思考，继续研究，结合学校实际做学问。有时我比较忙，遇到教育局开校长会，雷局长都允许我不参加而让书记去开会。但同时，他一直鼓励我外出讲学。有一段时间，我外出讲学时间少了，他便对我说：“你一定要走出去，去讲学，去开会，去展示。因为只有这样，你作为一个教育专家，视野才会更开阔。而且你出去，代表的不只是你，而是我们武侯区的教育形象。如果你老不出去，人家还以为你犯了错误挨了教育局的处分呢！”
他知道我作为学者往往比较理想化，于是便多次要我注意要有“政治头脑”。这里的“政治头脑”绝不是唯上是从的见风使舵，也不是圆滑世故的“官场潜规则”，而是如何让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协调一致，从而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应该说，我当校长四年多，确实有不少在外人看来是“大手笔”的动作，其实，这背后都有着雷局长的智慧与推动。每当学校有了重大举措，媒体蜂拥而至，风光的只是我，雷局长却一直默默无闻。
当校长，最大的压力莫过于升学率，而且这种压力往往来自教育行政部门。要说我没有压力是假话，不过说真话，这种压力只来自于我自己的责任感和良知——我觉得，如果学校没有社会认可的质量，我对不住学生及其家长对我和学校的厚望，更是对孩子的未来不负责！但是，雷局长从来不给我任何应试方面的压力。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什么叫‘质量’？什么叫‘成功’？绝不仅仅是中考重点率，更重要的是，三千孩子是否学会了做人！是否具备了文明素质！这三千孩子背后就是三千个家庭，武侯实验中学教给孩子的文明素质，将带动他们的爸爸妈妈由村民向现代市民转变，这就是你们最有说服力的质量，是你们办学最大的成功！”当我对学校成绩不满意的时候，他不止一次鼓励我：“你来学校后，学校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每来一次，都感受到学校的新变化！只是你天天在学校感觉不到而已。”雷局长如此为我松绑，我反而更觉得武侯实验中学应该有尽可能好的教学质量，几年来我校中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可见，当局长的不要老用升学率的鞭子去抽打校长，那样适得其反。今年暑假，在初三教师培训的时候，我特别邀请雷局长前来给我校老师鼓劲。雷局长那么忙，可二话没说就来了。面对初三老师，他不仅仅是鼓劲，还非常具体地进行技术指导，出谋划策。那一刻，俨然他是校长。
雷局长经常表扬我：“你当校长的进步是非常快的，你越来越会当校长了！”我只是笑笑，一言不发。但我心里在说：还不是因为你，名师自然出“高徒”嘛！
四
我特别想说的是，教我当校长的，更有我校的老师们。
这可不是客气话。我到这个学校第一次面对全校老师发言，我就坦承我对学校管理是外行：“我虽然没当过校长，但有了在座各位老师，我就有信心，有智慧了。因为你们随时都可以教我如何当校长。”
我没有当过校长，自然有许多不足，不过不要紧，我把自己交给老师们监督评判。2007年1月9日，我在我的博客上发了《老师教我当校长》一帖，帖中说：“我从没有做过校长，因此没有经验。不过不要紧，每一位老师都可以教我做校长。我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还应该怎样改进？这里我公开征帖，请老师们写出帖子，帮助我。我愿意真诚地接受老师们的监督和批评，这样我会成为你们欢迎的校长。”
该文很快引来几十位教师的跟帖——
“希望李校长多听我们的课。”“建议李校长关心老师们的身体！”“看到这个帖就看到了一种力量，看到了可以预见的未来！看到了孩子们的希望！”“你反复思考认为是对的，请一一坚定而执着地施行，比如制度、理念、人事。事实是你正在这样做。”“对自己事业的淡定，对我们老师的信任，足以让我们感慨万千。愿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学习环境下，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读着老师们这样的帖子，我真的感到，不仅仅是我在引领老师们，而且我也被老师们引领着。我们的确在互动中一起成长。
不仅仅是通过网络，平时在和老师们谈心或者随意聊天中，我也征求老师们对我的意见和对学校工作的建议，我从中往往获得不少智慧。有老师给我建议：“能否在会议室和办公室添置一些绿色植物，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这个建议当然非常好，于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学校会议室便绿意盎然了。有老师给我建议：“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学校太累，也不容易管好，何不让三位副校长各包干一个年级呢？”经过论证，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有老师说：“评优选先，职称评定，纯粹看选票不公平，往往成了选人缘。”这个提醒让我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于是，我校的学术委员会成立了。有老师对我说：“学校对老师们的考勤太死板，没有考虑一些特殊情况。”经过了解，确有这种情况，于是我和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学校考勤，既坚持学校制度和纪律，又充满人文关怀。有老师在我面前抱怨：“学校的会太多，能否减少一些，以减轻老师们的负担。”于是，我们将教研组长会和班主任会错开，由过去的每周都开，到现在的间周一次。学校体育馆建成了，有老师给我建议：“能否搞一个隆重的开馆仪式，请几位国家级羽毛球运动员为我们做表演？”非常好！我不但采纳这个建议，而且把这件事交给这位老师去操办。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很多，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做校长。
包括老师们对我的批评意见，我也认为是在教我做校长。
我曾经把我的专业成长经验总结为“每天坚持做好‘五个一工程’”。这个“五个一”是：每天上好一堂课，每天找一个孩子谈心，每天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每天读书一万字，每天写一则教育随笔。到武侯实验中学做校长后，我对老师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通过一些制度要求老师们做到。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对我校的批示中，特别肯定了我这个“五个一工程”，于是区教育局领导希望我对老师们提出“跑步前进”。但不少老师给我提意见，说自己很难做到“跑步前进”，特别是每天的“五个一”很难做到，工作这么累，如果还要做“五个一”，很累很累。有老师当面对我说：“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我冷静一想，觉得老师们的抱怨声中有合理的因素。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年轻，许多老师每天不但要上课、备课，而且回家还要带孩子。何况，正如我们不能对学生搞“一刀切”一样，对老师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承认差异，只要每个老师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就是进步。于是，我放弃了“跑步前进”的要求，对“五个一工程”也只是倡导而非强制。几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我表面是放松了对老师的要求，但实际上尊重差异，区别对待，老师们的专业成长更符合实际，其进步也更真实了。
2008年10月，在初三复习方式上，老师们对学校的某项规定不满意，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这种不满意。说实话，如果换了有的校长，很可能是通过“高压手段”予以“严惩”。但我想，老师们为什么不满意呢？这不满意里面有什么合理的因素吗？于是，我分别找老师们谈心。从老师们的口中，我感到老师们的意见不无道理，学校对初三的管理的确有改进的地方。于是，我请分管副校长和老师们商量，最后找到了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后来给我校的中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佳绩，因此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现在。我想，正是因为老师们当初的不满和因此引发的管理改进，才使我这个校长越来越成熟。这不是“老师教我做校长”吗？
我现在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电子信件和QQ聊天，我随时听到来自老师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汲取当校长的养料。我还曾经要求每个老师就学校工作提建议和意见，然后让学校行政办公室将这些意见整理归类，我一一阅读并写下批示，然后分别转达给分管校长参考。当然不是说凡是老师们的建议都是合理的，毕竟老师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些建议不那么科学，但作为校长，我可以和班子成员研究：哪些可行？可行的马上落实。哪些不可行？暂时不可行的给老师们解释。无论可行与否，学校办公室对所有意见和建议都必须书面回复。很遗憾，这项工作还没形成制度。我最近在思考将这项工作制度化，让老师们每个月都写一条对学校工作的建议——至少我打算让教代会代表每月提交一份来自老师们的议案建议。这是我这个校长的锦囊妙计啊！
作为校长，我当然有着自己的主见决断，不可能面对老师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眼花缭乱而不知所措，但这里的主见和决断还是来自老师们可供我选择的丰富智慧。
教我当校长的，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还有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比如魏书生，比如程红兵，比如卢志文，比如李希贵等等，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流的管理大师。他们同时又是我的好朋友，和他们接触，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永远不会妄自菲薄，相反，我可以自豪而毫不谦虚地说，比起四年前，我现在做校长还是比较称职的，对武侯实验中学的发展我做出了一点点独特的贡献，我的教育思想融进了学校发展，改变甚至刷新了武侯实验中学的历史。正如老师们的评价那样，我让武侯实验中学由一所普通的涉农中学变成了现在的名校。只是我也不会自我膨胀，把这一切都仅仅归功于自己。当然，我知道我现在远远还不是一个出色的校长，但我有信心不断超越自己，信心就在于有何书记和其他学校干部，有雷局长和其他教育局领导，更有全校教职工，他们会继续“培养”我的。这是我的心里话——真不是谦虚。
2010年10月19日
补充：七年前写这篇文章时，衡智蓉书记还没来我校。2013年7月，衡智蓉书记接替调离的何光友书记成为我的搭档。她出生于1974年，是三位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优秀的一位——这话我当着何光友都说过的。她性格温和，但富有原则性；她时时都想着老师们，但又决不拿底线做交易。两年后的2015年7月，我在卸任演讲中说：“两年来，我感受到了衡老师的正直、善良、公道、豁达、坦诚、无私。我想，我再多评价的话，也比不上老师们公正的眼睛。大家一定要珍惜衡老师！我的演讲就要结束了，我知道你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但我建议我们还是把掌声献给衡老师吧，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衡老师表达敬意和支持！”
这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行动证明了她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掌声。我多次说过，虽然论年龄，衡智蓉属于我的学生辈，但在管理能力和经验上，她显然是值得我学习的老师。
七年来，继雷福民局长之后，我又经历了三位局长：张天劲局长、潘虹局长和陈兵局长。他们继承雷局长的风格，继续教我如何做校长——全方位地鼓励我和帮助我。而且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宏观指导”，而是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可讲。但因为他们都是领导，我这里就不便多写了，以免有“吹牛拍马”之嫌。总之，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对我的宽容和支持。这也是我一直不愿离开武侯区的重要原因。
2017年5月30日
要搞真科研
我们的教育科研，是每一天具体的行动。我们搞这些科研，注重的是搞没搞，而不是“名分”。
真诚欢迎武侯区教育局继续教育中心的领导前来我校进行教育科研督导。作为校长，我在这里给各位汇报一下我有关教育科研的想法，欢迎指正。
说实话，对于教育科研，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可以说很矛盾。一方面，三十年来，我一直热心教育研究，每个班每节课都是我的研究对象。比如我刚参加工作时搞“未来班”，谁叫我搞的？谁也没叫我搞，但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学生有好处。于是我就可以和学生商量，我们要建一个怎样的班？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等等。这不就是教育科研吗？只是这不是任何一个级别的“课题”。然而现在看来，这是真正的教育科研。可以说，是教育科研成就了我，因此我没有理由拒绝教育科研。但另一方面，我对现在盛行的种种假科研深恶痛绝。十年前，我在成都市教科所工作时，就写下了《教育科研：警惕“伪科学”》，列数了教育科研中的十大“伪科研”现象。
我们现在的确有的学校是为科研而科研，有一种“课题崇拜”情结，学校门口挂个什么什么国家级科研课题“实验基地”的牌子，似乎就是一种荣耀，而并不认真做科研。挂牌子本身就是目的。喜欢申请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各种课题，似乎课题越多学校就越有档次。课题申请下来之后，也不怎么做，只是到了快结题的时候便编造文章，找专家来“结题”。这就是我说的“假科研”。
什么叫“教育科研”？我给老师们经常是这样说的：“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从事每一天平凡的工作，就是教育科研。”我还说：“把难题当课题，是最真实也最有价值的教育科研！”教育科研不是做给谁看的，而是我们教育本身的需要，或者它就是教育本身。
课题从何而来？我认为，教育科研应该目光向下，对准课堂，对准心灵。“目光向下”，就是不要从文件中找课题，不要从领导人的讲话中找课题，而应该从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找课题。教育科研需要理论指导，但千万不要追逐理论时髦，不要追逐时尚。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二十多年前，中央提出要重视德育，于是便有人研究“学科教学与德育”的课题，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生物教学与德育”，还编了一本书，标题有“生殖系统与德育”，当时就把我笑翻了！前些年，有一段时间“建构主义”被炒作，于是有人便研究“建构主义与课堂教学”；过段时间“多元智能”又吃香了，有人便转而研究“多元智能与素质教育”；领导说“成都市要搞城乡统筹”，于是便纷纷研究“素质教育与城乡统筹”，如此等等，就是“眼睛向上”。我说教育科研要“对准课堂，对准心灵”，就是要把每一天的教育实践都当作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奖吗？是为了提升学校的档次吗？是为了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吗？都不是。我认为，教育科研得不得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改变学生，提升教师，发展学校。在改变学生的过程中，提升教师，而学生改变了，教师提升了，学校自然发展了。学生的改变，教师的提升，学校的发展，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成果。
前天我校举行青年教师沙龙活动，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六年来，学校的各种事务都是书记和副校长们做的，我只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每一个老师成长。而且我这件事自认为做得不错，很有成就感，因为的确有一大批老师在我的帮助下成长起来了！”我今天还是要说这话。对我来说，从事教育科研的人，需要一定的素质，同时教师的素质又通过教育科研来提升。也就是说，教育科研与教师提升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在我们学校，我提升教师主要是倡导“五个一”，这点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我就不展开谈了。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是“倡导”，而不是“强求”，更不是“强迫”。比如写教育随笔，我只是提倡，没有要求每一个老师非写不可。因为如果我强迫，很可能就有人应付，甚至还有可能弄虚作假。那我多难受啊！同时，我认为，全校老师也没有必要搞一刀切。有的老师因为种种原因，只要能够把课上好，就很不错了，他不写文章不读书不要紧的。但是，虽然我只是倡导而没强迫，可总有一些老师追随着我坚持写教育随笔。几年来，我校老师写的教育随笔达到了一万三千多篇。我敢说，一个学校的老师不过四五年就写这么多，这是全国之最！我不强迫老师们写，但是我通过点评，通过推荐，通过发表，通过出书等方式，鼓励老师们写作。这比简单地用什么“每个月写一篇奖励五十元，否则扣五十元”有效得多！
读书也是如此。我不要求老师们非写读书笔记不可。如果逼着老师们写，读书就成了一件痛苦的事，而且他一样可以到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读书笔记，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对老师们说，你读了就可以了。我怎么检查呢？我就看你这本书有没有读过的痕迹，勾勾画画呀，批注呀，甚至什么都没有，但我看得出这本书是被翻过的读过的，就可以了。我的书柜向老师们开放，任何老师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借书，我还允许甚至提倡老师们在我的书上勾画批注，在最后一页写上自己的名字和阅读时间。学校图书室的书也向老师们开放，也可以勾画批注并写上自己的名字和阅读时间。我给老师们说：“一百年以后，武侯实验中学的老师捧着这些书，看着上面不同年代不同笔迹的勾画批注，将是怎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真正的文化财富！”
我们学校的读书也分层次。比如这学期，全校老师统一阅读我新近出版的《每个老师都是故事》。让老师们在阅读中互相学习，看看身边老师怎样在点点滴滴的平凡工作中体现出优秀的。由自愿报名组成的读书会的老师，统一读《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青年教师沙龙的老师们还要阅读一本《教师人文读本》。此外，每个老师都到学校图书馆去至少借两本书，一本是学科专业的著作，一本是非教育的书，历史的，时政的，经济的，文学的，包括人物传记等等。
我们的教育科研，是每一天具体的行动。从大的方面说，是“新教育实验”，而我校的“新教育实验”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比如课程改革，还有课堂改革，还有我们学校的民主管理，还有缔造完美教室等等。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们搞这些科研，注重的是搞没搞，而不是“名分”，因为虽然我是全国新教育实验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但我校至今没有挂任何关于新教育实验课题的牌子。我给老师们说：“这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真做。”
对普通老师来说，我特别强调——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要把难题当课题。我们不少老师真的是这样在做教育科研，而且颇有成效。昨天，我还和潘玉婷老师谈心，鼓励她总结一下最近几年来教育转化特殊孩子的体会。
几年前，潘老师对我说，她班上有一个同性恋的男生，她感到非常恶心！但我对她说，恭喜你有了研究对象！我说，你遇到了以前从没遇到过的难题，这正是你的科研课题！后来潘老师真的开始研究了，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她还遇到过患抑郁症的女生，还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学生。几年来，她所遇到的令人头疼的学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差生”。传统意义上的“差生”主要是思想问题或道德问题，而这些学生比如同性恋、比如抑郁症，和道德没关系，主要是生理原因，甚至基因的原因。而几年来潘老师的研究很有成就，这些研究就是每一天对孩子的陪伴、倾听和引导。我对潘老师说：“你的研究并不是申请一个什么级别的‘关于特殊儿童教育’的课题，而是你从自己的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几年下来，你不但有成就，而且还有体会，比如对这样的孩子，首先不要想到去改变他——同性恋怎么能够改变呢？这里面要改变的首先是我们的观念——而是理解、信任，然后走进心灵，把阳光洒进他们的内心。对这样的孩子，需要等待，需要从容，需要宽容……这都是你的体会。这不就是教育科研成果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和这些特殊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也提升了。比如，增加了你的教育智慧，拓展了你的教育领域，甚至丰富了你的许多知识，比如你研究同性恋，便要读相应的书等等。”潘老师的研究，就是典型的“把课题当难题”，就是典型的真科研！
至于我们学校教育科研成果的呈现，当然出了几本著作，我把老师们的教育故事编了几本书：《把心灵献给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故事》《民主教育在课堂》等等。但在我看来，最最重要的教育科研成果，是教师的成长。我把受我影响的老师分为三类，一类是过去让我头疼的老师，比如李青青，比如赵敏敏等老师，在我的引领下现在都很优秀；还有一类是有敬业精神，有工作干劲，但缺乏教育智慧的老师，比如唐燕，还有刘朝升等等，我的作用就是给他们以指导，让他们在教育科研中丰富教育智慧；最后还有一类老师，比如潘玉婷，比如郭继红，比如邹显惠等等，他们从来就很优秀，我没来做校长时他们就很优秀，他们的优秀和我没有关系，那我对他们的意义何在呢？我的作用就是把他们的优秀扩大到全国，把他们推出去，带领他们去讲学，帮助他们著书立说，我明年将为潘老师在一家杂志申请一个专栏，让潘老师发表她的教育故事。
我多次说过，我做校长成功的唯一标志，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学校的普通老师成为学校的名片。以后别人一想到武侯实验中学，不会说，哦，那是李镇西的学校，而是说，那是潘玉婷的学校，邹显惠的学校，胡成的学校，冉光辉的学校……他们就是我最大的教育科研的成果。
2012年10月12日
我还能够走多远
教育的胸襟要接纳所有的边缘人群，教育的目光要投向所有应该得到关注的孩子，这与其说是一种使命，不如说是一种良知。
学校越来越功利，校长越来越势利，这是中国教育的倒退，是中国教育人的堕落！
最近接待了几批前来我校指导工作的领导或前来参观的客人。座谈中，他们总要问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学校当校长，并希望我谈谈自己当校长以来的感受。有人还问我“能够走多远”。为此，我总结如下回答他们。
最近我在课堂上，看到孩子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脸上绽放出特别天真烂漫的笑容，我总是很开心，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我很高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让每一个处于弱势的孩子能够在精神上自豪而幸福起来！
要知道，这些孩子大多是附近失地农民的孩子，还有许多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家庭文化教养也不高。他们的许多同龄人，因为父母有能耐，都择校去市区“名校”就读。他们可能曾经眼馋那些去读名校的同龄人，因此也自卑。但是，在我的课堂上，包括在我校许多老师的课堂上，他们至少感到了骄傲，感到在武侯实验中学也能够获得同样的快乐，我就有了一种成就感，和我刚才所说的“自豪感”。
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我校老师说，我们是初中，我校所处的区域决定了我们的生源不可能如市区学校那样整齐优秀。尽管我们学校也有不少有天赋的孩子，但总体上说，我们所面对的孩子相当多的是学习基础较弱，行为习惯欠佳，家庭教育也不是太好的孩子。教这样的孩子，可能有的老师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如城里的老师那么有成就感。可我要说，正因为我们教的是这群孩子，所以我们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让这个社会的边缘弱势孩子感到了快乐，我们让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从农民到市民的文明进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教养！这就是“平民教育”，这就是“民主教育”！在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孩子进行民主素养提升的意义上，“平民教育”和“民主教育”是相通的。
小时候，我听广播里经常播放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里面有这样两句：“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每当我看到我的学生脸上绽放天真无邪的笑容时，我就会想到这两句歌词。我感到四十多年前的这两句歌词，就是为我现在的心情写的。
本来我似乎是可以不来这里带这群孩子的。2006年夏天，北京、上海、苏州、珠海等地都给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去做校长，或新建一所学校办学，但我执意要留在成都。我留在成都，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杨伟希望把我安排在重点名校任职，但我主动要求去农村中学任教。我之所以拒绝东部发达地区的邀请而留在成都，不是因为所谓“高尚”，而是因为第一，我母亲年迈多病，我不可能带着她到处奔波；第二，成都的火锅实在太诱人，我无法舍弃四川的麻辣烫。所以，我留在了成都。我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城郊学校，是因为我不想重复自己走过的路。从1982年2月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一直在重点中学和全国名校工作，我想换一种口味做教育。其实，2003年我还在市教科所工作的时候，我就给杨伟局长写信要求去成都远郊的邛崃、大邑等地教书，甚至到成都以外的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都愿意——当然前提是退休之前必须调回成都。我就是想找一个山清水秀而又远离闹市更远离应试教育的中心安安静静地教书。
这个想法，是我在读博期间形成的。当时，我读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著作，就想，20世纪前半叶，真正有理想有作为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在中国的乡村做出一番事业的，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北京产生了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上海产生了实业家、金融家、艺术家，但这些大都市却没有诞生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胸襟要接纳所有的边缘人群，教育的目光要投向所有应该得到关注的孩子，这与其说是一种使命，不如说是一种良知。
是的，的确是“良知”。最近，我越来越认为，对于教育来说，最最重要的，不是“前沿理论”，不是“科学理念”，也不是什么“国际视野”，或这样那样的“先进模式”，而是良知，是人性，是博爱，是教育者应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当年陶行知无情抨击中国旧教育是“走错了路”，因为这种教育教学生看不起工人农民，甚至最后欺压工人农民，去发工人农民的财，吃工人农民的血汗，陶行知把这种教育称为“吃人的教育”。他明确地说：“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陶行知先生这样想这样做，我看首先不是源于他的什么“理论”，而是源于他那颗真心诚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赤诚良心！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却还在教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做“人上人”，一些学校不择手段去挖别人的“优生”，热衷于只培养少数“精英”，为“培养”了一个“北大生”“清华生”而奔走相告，大肆炒作，却忽略了学校绝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尊严与发展……学校越来越功利，校长越来越势利，这是中国教育的倒退，是中国教育人的堕落！
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决不反对学校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天才人物，其前途令人担忧，学校培养“精英人才”一点错都没有。担负培养这样人才的学校和老师也非常光荣自豪，能够为国家民族培养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政治家，也是为中华民族做贡献。像我所熟悉的北京十一中、北京人大附中、上海建平中学，还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成都石室中学，这些学校的地位和定位，决定了他们的培养目标必须是高层次的杰出人才，否则就是失职。如果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民族精英国家栋梁，最后经过教育者的“教育”却成为平庸之才，这也是我们的教育良知所不能接受的。问题是，所谓“相当数量”和全体学生相比，依然是少数，一个国家的发展同样需要数以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培养这样的劳动者依然是学校的使命和光荣。“总得有人去擦星星”，总得有人去培养普通劳动者，总得有人去关注农民子弟、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去教育这样的孩子，去陪伴他们成长。能够想到这点，就是良知。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光荣。而我和我的同事们，现在每天都在做这件光荣的事。所以——我再次说，我很自豪。
说实话，一个人能够成为科学家，学校教育当然很重要，但并不全是学校老师的功劳，更多的还取决于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更有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也就是他的天赋。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把天才儿童送进清华北大，并没有传说或炒作的那么了不起。相反，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这样的老师，也能够提升教育质量，也能够将孩子的潜能唤醒，让尽可能多的孩子也能够成为优秀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的本事，也是我一再所说的“光荣”和“自豪”！
我所追求的“民主教育”既是理想，也是行动。在这里，“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那么，这个理想体现在课堂，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让每一个孩子参与，让他们动起来，当每个孩子都动起来后，他们就会感到一种精神的自信与尊严，自然也会感到学习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民主教育”必须体现于教育公正，而“教育公正”更多的是在课堂对每个孩子的关注、信任、唤醒、引领与提升！如果我们的课堂上只有少数几个“优生”发言，那么无论多么热闹，都谈不上民主与公正。只有让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绽放出笑容，让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求知的光芒，我们的“平民教育”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这也就是我们目前为什么要搞课堂改革的原因，也是我们把学校“以学生为主人”的课堂称作“民主课堂”的原因。也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能够学有所得并学有所乐，我们正在思考课程改革，初步考虑将课程分为四大类：文化基础类（现有国家规定课程）、生活技能类（结合学生生活需要的各类技能型课程）、公民教育类（包括礼仪教育、责任教育、权利与义务的教育等）、艺体特长类（包括各种艺体兴趣的社团活动）。通过课程改革，让孩子们享受真正的素质教育。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也许最后只有百分之一的理想能够成为现实，我也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何况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我在几年前曾经说过我在思想上很孤独，但这主要是指教育理想的孤独，而现在认同我的教育理想并愿意和我一起行走的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了。在我们学校，我不敢说170多位老师每一个人都和我在精神上契合，但有一大批老师愿意和我一起追梦，这是事实。我校有许多经常让我感动的老师，这更是事实。
我是作为武侯区教育局引进的“专家”来做校长的，区委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常常把我作为“教育家办学”的案例来关注和研究。我真不认为我是什么“教育家”，但我承认我有教育理想和一些教育想法——只能说是“想法”，不敢说是什么“思想”。如果要说几年来区教育局对我的支持，我想说这么几点：
第一，宽容个性。从教29年以来，围绕我的争议从没中断过。这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不少毛病，再加上表达思想观点从来直截了当，容易得罪人；我的许多想法和做法比较超前，容易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武侯区教育局能够宽容我的个性，包括容忍我的缺点，接受我的表达方式。我是这样想的，一个有想法的人必然有些个性，如果扼杀了个性也就扼杀了“想法”。所以，对所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希望他们——我甚至呼吁他们，一定要像武侯区教育局宽容我一样，宽容所有富有个性的教育者！
第二，配好搭档。当初雷局长邀请我到武侯区做校长时，我坦率地对他说，我只有教育想法，却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因为在那之前我一天校长都没当过，也没做过中层干部。我希望区教育局能够给我配备一个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搭档，管理学校具体事务。雷局长正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不是党员，学校自然需要一个专职书记，于是他先后给我配备了张书记和何书记。无论是原来的张书记还是现在的何书记，他们对我都非常尊重，把他们所有的智慧都贡献给了我，协助我管理学校。这样，我便不至于陷于繁琐的学校具体事务。他们不但贡献智慧，还贡献时间和精力：我不想吃的饭局，他们去帮我吃；我不想开的会，他们帮我去开。我感谢两位书记，更感谢教育局的知人善任，用人长处。
第三，减负松绑。现在校长各方面压力都很大，这些压力既有校内的，也有社会的，还有来自教育局的。我不能说自己一点压力都没有，但相比起其他校长，压力要相对轻一些的。当然，一个学校要办好，必要的压力应该有，但那是主动的压力，而我这里说的是被动的压力。学校当然要讲教学质量，包括升学质量，但雷局长却多次给我“松绑”，他理解我校的区域位置和生源特点，要我看到孩子们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学校发展需要的经费，包括校园文化建设需要的经费，教育局总是尽可能满足。比如那年我对教育局提出，我想在校园里建陶行知的雕像和苏霍姆林斯基的雕像，教育局爽快答应了，马上拨款。上个月教育局开校长会，却通知何书记去参加，因为会议的内容是食堂管理和安全工作。我很感动——教育局领导太理解我体谅我了！对于一个有想法的教育者，如果手脚被束缚了，那什么都做不成！
第四，支持改革。教育局领导非常理解我，我不是要“当校长”，而是要做事。对我来说，当校长是手段，做事才是目的。所以我是带着想法来做校长的，这个“想法”，就是改革，就是突破，就是创新。如果只图平平安安舒舒服服，那谁来做校长都可以的，我没必要凑这个热闹。既然我要做校长，必然有一些“动作”：新教育实验、平民教育、民主教育、提升教师、课堂改革……迄今为止，我所提的改革想法，教育局领导不但没有否定过，而且都给以强力支持，包括政策上的有力支持。所谓“支持”还包括当我的一些做法引起争议甚至非议的时候，教育局领导旗帜鲜明地力挺我，帮我承担压力，或者向上一级领导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
当然，我也知道，别人会说我“运气好”，遇到武侯区的开明领导了。是的，的确如此。如果换一个地方，我不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所以我要说，政府包括教育局对校长的支持，不应该是个人的“恩典”，而应该有制度的保证。这样，我所得到的支持不会因具体领导的离任而失去；更重要的是，只有制度才能够保证一切有想法的校长，都能得到和我一样的支持！
做了校长，说话做事自然得考虑“影响”，毕竟我现在是“代表学校形象”，有时候我说的话并不是代表我自己；所以作为校长有时候免不了会说一些不想说的话，甚至做一些不想做的事——但我会把这种情况减少到最低程度。相反，我总是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校长就被“行政化”或者说“官员化”了，不要忘记自己作为教师的本色，不要失去书生本色，更不要放弃民间立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初来做校长时，我写过一篇短文，高调宣扬自己的教育梦想，结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探索，给人们一个展示，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在现行体制下究竟能够走多远？现在五年过去了，宏观上我依然悲观，可我依然理想不灭，我依然还在路上追逐。我的信心显然比当初更足了——尽管我不会对未来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奢望，但我肯定能够走得比我当初想象的要远。
2011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