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与中国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刻渊源。他本人曾研习汉字，熟读《易经》和儒家经典，对于道家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象征，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与发挥。他也曾访问印度，研习瑜伽，深受曼荼罗的吸引。荣格为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作序，为《太乙金华宗旨》撰写评论（《金花的秘密》），为《西藏度亡经》和《西藏大解脱书》做专门介绍，也曾有“瑜伽与西方”、“东方禅修的心理学”和《昆达利尼瑜伽心理学》等专著……这些特殊的著述至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东方的智慧》由《荣格全集》第11卷《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中的第二部分组成，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荣格对于东方文化、宗教与哲学的观点与思想。
1939年，六十四岁的荣格撰写了关于《西藏大解脱书》的心理学评论，在其“《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阐释”（1935）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了佛教的心理学意义，表达了他从藏传佛教中所受到的启示。
《西藏大解脱书》，顾名思义，乃涉及生死轮回之终极解脱。荣格将其称为“自性解脱”。我们将荣格的“自性”，赋予其汉字本来所具有的，以及为中国文化所注入的基本内涵，其中已有“心之本性”在。而心与心性，也正是荣格梳理《西藏大解脱书》要义的关键线索。在荣格看来，其分析心理学的方法，如超越性功能和积极想象，“也许会让我们找到通向《西藏大解脱书》所指的‘心’的捷径。这是一颗创造意象的心，是让统觉独具特色的所有那些模式的母体。这些模式在无意识的‘心’里与生俱来，是它的结构性成分；这些模式本身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神话的主题更普遍或不那么普遍，甚至能解释在哪里传播性的迁徙尤其不可能。梦、幻想和精神病所表现出的意象与神话的主题是一致的……”于是，荣格认为，因为无意识就是本初之心，所以创造力的品质也就与此有关。在《西藏大解脱书》的评论中，荣格坦诚“向心的本性致敬”，认为出离意识状态的心便是“真心”，这也是其分析心理学所追求的自性。
在研究《西藏大解脱书》之前，1935年，荣格写下影响深远的“《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阐释”。在荣格看来，《西藏度亡经》蕴含着“巨大悲悯和关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深刻洞见”。他称自己一直将其作为随身伴侣，并且坦言，“不但我个人的许多思想和发现受到其启发，我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极深远的洞见”。其中的启发，依然是生死解脱，对话灵魂。
在荣格看来，“（《西藏度亡经》）包括了佛教心理评论的精华；正因为如此，我们真的可以说它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借助《西藏度亡经》的思想，荣格认定，以“心灵（灵魂）对话”为主题的《西藏度亡经》，呈现出“伟大的心理学真理”；它并不仅是为葬礼而作，而是用以引导死者的亡灵，实际上，更是为了生者与往生。于是，在荣格看来，《西藏度亡经》所传达的秘意，便是要恢复人已失落的“灵魂”，灵魂中的神性，以及所需要的通过仪礼。而这种“通过仪礼”中所叙述的方法，对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或无意识心理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荣格自己在其《红书》中的描述，与“灵魂对话”，以及“重获灵魂”，本来正是其分析心理学的方法与目的；其《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也曾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瑜伽与西方”是荣格1936年撰写的专论。荣格明确表示，他将瑜伽视为一种东方的身心与心性练习。这种练习可以创造某种精神性质，使得超越意识的直觉得以呈现。于是，荣格认为，“显而易见，瑜伽是一种完美、恰当的方法，它能使身、心合一，形成一个确定无疑的整体。由此，修炼者可以获得一种心理气质，这种气质能产生超越意识的直觉”。对荣格来说，瑜伽追求宇宙万物合一的努力，也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也正是西方人所需要的。
荣格不仅对“瑜伽”有所向往，对“禅宗”也可谓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他为铃木大拙《禅学入门》写下精彩序言，在其著述、演讲与讲座中也时常援引禅宗公案，尤其是禅宗之觉悟，作为阐发其分析心理学自性说，印证其自性化过程的真实写照。
荣格在为铃木大拙《禅学入门》撰写序言时，开始便提到禅宗缘起的“拈花微笑”故事：“东方的作者们自己承认禅源于佛陀拈花微笑的公案。灵山会上佛陀拈花示众，不发一言。只有大迦叶领会了佛陀之意。”于是，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体系中，这“拈花微笑”也犹如一种特殊意象，一种觉悟，以心传心，明心见性，反映禅宗的本义与影响。
“东方禅修的心理学”是荣格1943年在苏黎世“瑞士东亚文化之友学会”的一次讲座，以印度文化和佛教为背景来阐释其中的心理学意义。“印度的圣人”是荣格为德国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著作《自我的道路：有关马哈希的教义和生活》所撰写的序言。荣格十分欣赏海因里希·齐默的研究，认为其中所提供的对东方心智的深刻理解是无价的。
荣格一向认为，“禅宗的确是中国精神当中最奇妙的一朵奇葩，是一个孕育于无穷的佛教思想的精灵”。中国禅宗之“悟”，犹如道家之“道”，几乎也是难以翻译为西文的概念。这“悟”不仅是中国禅宗的标志，也是印度瑜伽的核心，也是曼荼罗的内涵与指引。觉悟，可以使人获得最终的解脱，从意识的我执中获得解放，由此认真地认识自己，体验自性，实现自性化，获得超越。
荣格为《易经》作的序言，同样影响深远。在荣格看来，《易经》的翻译是卫礼贤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而荣格对于《易经》的认识与理解，也在他为卫礼贤译本作序时得到体现。作为心理分析师的荣格，从《易经》中发现了他寻觅已久的“哲人石”，可从中发挥其“点石成金”的转化作用；对于荣格来说，这也是他渴望获得的“阿基米德点”，其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荣格遇到《易经》，便产生内心深处的共鸣，或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感应。荣格说：“任何一位有幸经由卫礼贤体验了《易经》预示神力的人，如我自己，都不能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由此我们已触及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心态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对荣格来说，接触《易经》的智慧，使其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并能够体验到《易经》中所包含的生命活力。用荣格的话来说：“可让读者见识到源远流长、贯穿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之方法。”在《易经》序言的最后，荣格十分肯定地说：“为了能明辨它的意义的人之福祉，且让《易经》走进这世界里来吧！”
东方的智慧，凡《易经》、佛教和道家，对于荣格，都不仅是思想和理论，而且是体验与实践；也不仅是历史和总结，而且具有非凡的心理学现实意义。荣格曾将自己和卫礼贤形容为构建东西方文化桥梁的桥头堡，在荣格的心目中，卫礼贤也即东方智慧的化身。那么，希望大家喜欢荣格的一段内心独白：“我们必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继续卫礼贤的翻译工作，如果我们希望做老师有价值的学生。卫礼贤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道’译作‘意义’。正如卫礼贤将东方精神财富的意义注入欧洲，于是，我们就应该将此意义融入生活。这样去做，即实现道——这将是学生的真正任务。”
在生活中实现道！道心惟微，精义入神。或许，这也正是东方智慧的真正意义所在。
申荷永
2018年7月于洗心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