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儒林外史的人间(大家小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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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身世清白的书

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历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史的专家无不精通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涉足文学。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郭沫若、吴晗、向达这些学者,人们很难判断,他们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史知识,究竟哪一方面更多一些。在他们那里,不但是“六经皆史”,而且简直是“文学皆史”。

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首先表现为确认作者,确认其作品,并进一步研究其生平的巨大兴趣。“曹学”的研究比“红学”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比对作品的研究被认为更有价值。在一些人眼里,对作者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兴趣。

对于《儒林外史》来说,没有寻找作者的苦恼。没有一位专家或学者对吴敬梓的著作权表示怀疑。光是这一点,《儒林外史》就已经算是十分幸运了。

吴敬梓的生平基本上是清楚的,争议不多。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文木山房集》,他的佚文不断被发现。此外,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吴敬梓的很多亲朋好友对《儒林外史》作者的介绍。其实,光是一部《文木山房集》,就足以使曹雪芹的研究者们羡慕不已。他们找到一点儿间接的材料,都那么欣喜若狂。

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园地里,有分歧,但并不严重。比起其他一些古典小说的研究园地来,简直可以说是风平浪静。各家的意见大同小异,听不到什么怪谈。在平静的争论中的各家意见,犹如溪流中的石子一样,磨掉了它们各自的棱角,变得愈来愈相似。这固然减省了不少麻烦和苦恼,但同时也增添了几分寂寞。

经过学者、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吴敬梓的一生轨迹已大致清楚。甚至轨迹的起点和终点(1701—1754)也是那么明确和肯定。各种文学教科书和文学辞典上,都放心地书上了吴敬梓的生卒年,数字的右下角也没有令人讨厌的疑问号。一般地说,作者的生卒年有那么一两年的误差,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召开一个吴敬梓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那么,确定吴的卒年就成为必要的前提。大家意见一致,事情自然就好办了。倘若有人认为吴的卒年不是一七五四年,而是一七五五年,那么,他那个纪念大会就得晚一年去开。

遗憾的是,很多著名的古典小说家由于生卒年的含糊,还很难召开这样的纪念大会。不仅如此,有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连它的作者是谁都不清楚,更谈不上什么生卒年和纪念大会了。

《金瓶梅》的署名是“兰陵笑笑生”。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时至今日,还是一个谜。现在很多人想揭开这个谜,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还出了专著。他们都写得头头是道,入情合理,真让人愿意相信。然而,他们又那么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真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常常把文学史上的考证比作侦探的破案,这确实是一个恰当而有趣的比喻。在推理的严密、想象的丰富与大胆等方面,《金瓶梅》的考证和《福尔摩斯探案》《月亮宝石》《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侦探小说相比,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欠缺的是,考证文章没有侦探小说那么惊险罢了。我想,让考证家去破案,恐怕未必比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或布洛差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半信半疑地注视着考证家绞尽脑汁得到的成果。他们囿于自己十分有限的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不愿意完全拜倒在理性分析的脚下。他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直接的证据。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总是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间接的材料、拐弯抹角的考证,尽管其中可能凝结着更多的智慧和血汗,也难以让他们确信不疑。他们固执而诚挚地幻想着、期望着,有朝一日,在山东、江苏,或是别的地方,在明代什么名士或王公的陵墓中,找到《金瓶梅》最早的本子。那上面明确无误地记载着作者的真实姓名。到那时候,有关《金瓶梅》的作者的一切考证文章都将化为灰烬,从此湮没无闻。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似乎已成定论。假如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来推翻这一成说,恐怕会激怒一大批文人学士,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只要回忆一下有人否定屈原为《离骚》的作者时所引发的愤怒和轻蔑,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关于罗贯中、施耐庵的生平,我们又知道多少?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近年来,有人对吴承恩的著作权提出了小心翼翼的怀疑。尽管一些《西游记》的专家认为这种意见不值得加以理睬,然而,据说怀疑者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几种《西游记》的明刻本,都没有吴承恩的署名。连“射阳山人”之类的字样也没有。人们只是在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上看到,吴承恩名下载有《西游记》。这种目录式的记载,简省至极,人们对此不免有点儿遗憾。

与《儒林外史》同时的《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并不太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离曹雪芹愈近,我们就知道得愈少。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假说之林。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看来,《儒林外史》真是古典小说中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