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文人学子，敬的是《红楼梦》《水浒传》，不大看得起专写清官的公案小说。《红楼梦》毕竟高雅一些，可是那种迎风洒泪、对月伤神的滋味，恐怕不是人人都能领略；大观园在哪里，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很难保证人人都有兴趣。而喜欢读点《三侠五义》、听点包公故事的人，大概不在少数。
包公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包公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主要得力于民间流行的说唱、小说和戏曲。一般人心目中的包公形象，十之八九来自《铡美案》之类的包公戏。包公在民间持久而广大的影响，自然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在古代社会里，生活于专制铁蹄之下的百姓，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而寄希望于清官与鬼神，是毫不奇怪的。包公在中国，几乎就是清官的代名词。几千年来，在正史和野史里，留下了无数清官的名字，但是谁也没有包公的名气大。包公的名气与他的仪表自然没有多大关系。平心而论，包公的尊容倒也并不漂亮，至少比《十五贯》中的况钟要差得远。可包公在民众心目中是一个很美的形象。包公的美纯粹是一种伦理的美，即现在所说的心灵美。
中国人一遇到社会问题，总是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所谓真、善、美，善是压倒一切的，离开了善就没有什么美。包公的美就是如此。所以，中国人用伦理道德的眼光来看包公，看到的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铁面无私、疾恶如仇。尤其佩服他的，是他那一股子犟劲：惩恶不避权贵，哪怕他是皇亲国戚。但是，一旦抛开传统的目光，抛开包公那高尚纯正的动机，用法律的目光去审察一下他的司法实践，那问题可就大了：包公的“法治”，万万学不得！
我们知道，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査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小说中的包公办案，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往往是证据尚未到手，蛛丝马迹尚未澄清，被告一提上来，包大人察言观色，便已成竹在胸，暗暗下了结论：“见他凶眉恶眼，知是不良之辈”，“此妇听她言语，必非善良”，“包公看许生貌美性和，似非凶恶之徒”。这岂不是先入为主的唯心之论吗？
包公破案，最重审讯一环；证据充分不充分，还在其次。他偶尔也微服私访，收集人证物证，但这类事大多假手于他帐下的那些幕僚。他的长处是在审讯过程中，频频发动心理攻势，采用疾风骤雨般的发问，穷追猛打，打乱对方的阵脚，抓住对方的破绽，取得案情的突破。包公的长处不在铁证如山，而在料事如神。
为了取得口供，包公很善于对被告制造心理压力。他的脸本来就长得黑，再向下那么一拉，其难看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他手下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自然是一个个如狼似虎。堂下是三口御铡，明晃晃、冷飕飕。皇亲国戚，尚且可以先斩后奏，一般官吏平民，更是不在话下。
对于经验丰富的罪犯，仅仅虚声恫吓是不够的。所以，包公又常常要动用刑罚来弥补其智慧的不足。包公审问犯人，动不动就要“大刑伺候”。至于打嘴巴、打板子，更是家常便饭。犯人郑屠不招，“包公大怒，打了二十个嘴巴，又责了三十大板。好恶贼，一言不发”。包公无奈，只好吩咐手下人将犯人带下去。犯人赵大“横了心再也不招”，“包公一时动怒，请了大刑，用夹棍套了两腿，问时仍然不招”。包公技穷，“一声断喝，说了一个‘收’字，不想赵大不禁夹，就‘呜呼哀哉’了”。包公事后也不无懊悔之意：“不想妄动刑具，致毙人命。虽是他罪应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个革职。”从今天的目光去看，包公的反省确实很不深刻，丝毫没有触及灵魂。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包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单单迷信棍棒，企图用棍棒撬开犯人的嘴巴。
包公不但时常求助于棍棒，还经常乞灵于鬼神。乌盆一案，怪诞荒谬，鬼魂的控诉成为破案的关键。李妃一案，真相大白，全仗寇珠在天之灵。《包公案》一书收罗包公破案故事（大多为他人破案故事的改编）一百则，其中冤魂托梦、旋风引路、鬼神显灵者，居十之六七。
棍棒、鬼神之外，包公还经常使用引诱欺骗与其他非法的手段来收集证据。张有道被人谋杀一案，包公为了骗取被告尤狗儿的口供，便对他说：你不过是受人差遣，身不由己，干了坏事，只要从实招来，自有我包大人替你做主，出脱你的罪名。尤狗儿虽然并非良善之徒，却自有天真之处。他见包大人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就痛痛快快地将内情和盘托出。结果自然是大上其当，判了个“绞监候”。还是活不成。乌盆一案，被告刁氏不招。包公便哄她：“你丈夫供称陷害刘世昌，全是你的主意。”于是，“刁氏闻听，恼恨丈夫”，便如实招供。由此可见，包公审讯，能唬就唬，能哄就哄，能骗就骗，三招不灵，那就不客气，大刑伺候！一部《包公案》、一部《三侠五义》，记下很多包公逼供的案例。
在包公看来，只要目的纯正、动机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他的手下人居然敢于从御库中盗出九龙珍珠冠，偷偷地放在霸王庄马强的家里。用这种栽赃诬陷的方法来打倒马强的叔父，即朝中的总管马朝贤。诡称马朝贤盗出九龙珍珠冠，通过马强，转送图谋不轨的襄阳王。当然，襄阳王、马朝贤、马强等人也不是什么正面角色。另外，艾虎等人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作假证、伪证；包公手下的四品护卫白玉堂穿针引线于艾虎与枢密院的颜查散之间。颜查散则当堂作弊，向假证人艾虎递眼色、送消息；明察秋毫的包大人却装聋作哑，任其含糊过去。可见法律在包公手里，可圆可扁，竟如同一块橡皮泥。
假公子一案，太师庞吉指控包公的三公子包世荣：进京的一路上，勒索州县银两。庞吉的指控固属诬蔑不实、挟嫌报复之词，但是，按照法律常识，此案涉及的当事人就是包公的直系亲属，包公理应自觉回避才是。然而，这件案子由大理寺初审以后，包公便奉旨接过此案，照审不误。如此看来，包公连一般的法律常识也欠缺呢。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中的包大人铁面无私，是很值得赞扬、颇可以效仿的。可是，他的所谓“法治”是断断学不得的。人们只看到他的惩恶扬善，不知他时时在违法行事。只道他执法如山，哪知他的法律观念竟是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