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孝经:中国式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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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孝经》中的“五孝”

孝的五种等级

孝是要分等级的,但是这个等级是会改变的。为什么?经过十年寒窗苦,你取得了很高的学历,马上就改变了你的社会地位。有等级而不能改变,那比较可怕。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很灵活,有什么可怕的?

中国人对数字,是很讲究的。一、三、五、七,然后是六、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我们老用这些数字,是有它的用意的,这些数字不仅仅是数字而已。在西方人看来,数字就是个数字,而且它是死的,没有生命力。中国人的数字主要是这几个,其他很少用。同时中国人的数字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真的是七十二人吗?不见得。孔子有七十二贤,怎么那么刚好啊?这都是我们凑合凑合,取这个数而已,数字后面有更深的用意。

《孝经》把孝分成五个等级。这里又用到个数字五,这跟我们只有“五伦”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亲眼看到多少人,想用他的名望,用他的声势,来创造“第六伦”,最后下场都是很难堪的。所以我们还是少动歪脑筋去改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因为我们老祖宗是半人半神。那时候他们是通天的,他们所理解的绝对比我们现在通透。现在不少人鼓吹“第六伦”,可是没人响应。“五”是什么意思?“五”代表你所掌握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掌握的东西才叫五,如果掌握不了,那就是六了。六是很可怕的,不要以为六六大顺。六六大顺就是要警告你,再往下就完了,逢七就变了。很多人学知识,学到一知半解,甚至于断章取义,以自己的偏见去做定论,然后到处去传播,那样只会害更多的人。这种人就是黑心人。我们现在只知道黑心粮食,其实黑心人更多、更可怕。

孝所分的五个等级,第一个,天子之孝。天子的孝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我们不是天子,也没有成为天子的机会,何必要求自己做给天下人看?即使做给天下人看,也没有人理睬。

第二个,诸侯之孝。诸侯是讲霸道的,不是讲王道的。我们一直认为王霸之争,就是你实行王道,他实行霸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天子,他就没有什么资格讲王道。诸侯没有资格讲王道,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讲王道。天子的这个位阶,是需要讲王道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天子霸道。在中国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之前,整天把和平挂在嘴边是没有用的。你得有点霸气,等到全世界都差不多知道你的时候,你再开始收敛回来。单纯王霸之争没有意义。而是你首先能够处在一种位置上,你才有办法展现你的声望和你的威力。

第三个,大夫之孝。中国从古至今,当官的人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身在衙门好修行。你身在衙门再不修行的话,会怎么样?愧对祖先。你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当了官,是祖先几代的德全都投注在你身上,让你去发扬的结果。你是顶了祖宗的光环,然后来为人民服务,你不是为你自己才当官的。如果你一下把祖先的名声整个搞垮了,那你对得起祖先吗?

第四个,士之孝。士就是读书人。

第五个,平民百姓之孝。所以,有时候做平民百姓蛮好的,一到下班,就没有什么事了。公司股票涨跌,或者未来会不会垮掉,统统与他无关。平民百姓回到家,一杯小酒,就几个花生米,饭后,跟家人聊聊天,共享天伦之乐,日子照样舒舒服服的。

同样是孝道,却由于各人的身份、地位、品德修养、判断力和胆识并不相同,所负的责任、抱持的心态、采取的方式以及实践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孝经》第二至第六章,分别说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民百姓所行的孝道。通常我们把它称为“五孝”,也就是五种等第不一样的孝,但是孝敬父母,则是共同一致的目标。我们现代人,不受这种固定的身份地位所局限,反而具有更大的弹性,可以随时依据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做出不一样的表现。

天子以孝道教化天下万民

自天子以至平民百姓,都应该恪尽孝敬父母的责任。我们常说“天尊地卑”,并不含有天贵地贱的意思,而是一种“定位”,不牵涉到价值的估量。天地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只是位置不同,各有其不一样的功能。天子与百姓同样是人,所以我们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大家都是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然而天地生人,是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人,才能够分工合作,使人群社会产生最大的功能,在生生不息的代代相传中,提升人类的伦理道德。让我们从“人禽之辨”当中,认识各自的责任。然后在尽心尽力完成责任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品德。这才是完美的人生,也是做人的真正价值。

中华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人跟禽兽要有区别。老实讲禽是禽,兽是兽,合在一起那就不好听了。当我们单独说的时候,“飞禽”“走兽”,没有恶意。可是一旦变成“禽兽”,就麻烦了。我们骂人骂得最难听的词,就是“禽兽不如”。而且,“禽兽不如”只能用来骂一个人不孝,不能用来骂其他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吃饭不像吃饭的样子,你能骂他禽兽不如吗?那所有人都责怪你怎么这样骂人。一个人工作做坏了,你能骂他禽兽不如吗?“禽兽不如”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只能用来骂那些不孝的儿女,其他的都不能用这句。因为你乱骂人,人家会看不起你。我们一个人生下来,背后牵连着整个家族,这也是外国人很难了解的事情。因为外国的小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我们不是。

既然天子和百姓同样是人,人格平等,为什么天子排在前面,而百姓排在后面呢?这是由于人类的聚集,呈现一种直立的喇叭形态。上面的口很大,所占的人口数量却很少;下面的嘴很小,但是所占的人口数量却非常多。真正居于高位的人并不多,而挤在底层的广大百姓为数最多。天子高高在上,表示所担负的责任非常重大。百姓群聚在一起,实际上眼睛都向上仰望,万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子的身上。天下人民,都以天子的言行作为典范,同时也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天子身上。这并不是“他主”,一切由天子定夺,而是合理的“自主”,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要不要拥戴这样的天子,所以才有“民贵君轻”的说法。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便是最好的明证。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一人即为天子。由于明君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父母所生,所以孔子说:“为天子的,敬爱自己的父母,就不敢不敬爱别人的父母;对自己的父母恭敬尽孝,对他人的父母也就不敢怠慢。天子高居上位,若能以身作则,以敬爱的心来侍奉自己的父母,他的品德就能够教化天下,作为四海之内的万民百姓共同仿效的楷模和典范。这样的天子,能够恪尽孝道的责任,自然获得万民的衷心拥戴。有了值得庆贺的善行,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了。”

天子高居万民之上,主要是责任重大。要负起教民、养民、安民的责任,必须获得万民的支持,有足够的向心力,才能够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论语·颜渊篇》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正是天子以孝道教化天下百姓的最佳写照。天子好像是风,老百姓好比是草,风来吹草,草一定顺风而倒。

为什么亲爱自己父母的人,不至于厌恶一般的人?因为能够孝敬父母,就表示品德修养相当良好,具有这样的爱敬之心,自然容易由亲及疏,从自己的父母推展到其他的人。这样推展下去,便可以教化天下万民了。

“刑”字和“型”字相通。不需要说服,也不必训诫,更别说什么三令五申或者威胁利诱,自然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参考力”,使老百姓自动自发、心悦诚服地像草那样顺风而倒。这样的教化,才是仁道的天子。

清朝最后一位天子退位之后,中华民族不可能再恢复帝制,因此天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所有的炎黄子孙,血液当中都流着“独当一面”“我说了算”的高度自主性。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皇帝心态仍然十分浓厚。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出现很多“关起门来当皇帝”的主持人,甚至于各个角落,也都充满了“莫名的皇帝”,譬如“路霸”“巷霸”“行车霸”“占地霸”“勒人霸”等没有经过严格教养、却自认为是“皇帝”的人,实际上比往昔的天子更加可怕,而且防不胜防。

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不需要再向上请示,便可以拍板定夺、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时候“我说了算”已经直接与天相通,等于是天子了。我们对天子之孝的修养,所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感化的力量,自然应当格外小心。以免行天子的权力,却未能善尽天子的责任,造成反效果,终究要由自己来承受,不如谨慎小心较为妥当。

孝行感动世界,让世人觉得自己也愿意仿效。透过网络的争相传播,仿效的人也愈来愈多,大家的反应不但良好,还具有持久的参考力。这样,我们就已经是现代的天子了。可见“平天下”对古代的人来说,难度很高;对现代人来说,简直人人都有机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诚孝敬父母、反求诸己,而不是博取新闻版面,企求一夕爆红。唯有长久、持续性的孝行,才真正是君子之德风,世界万民都是草,能够产生“风行草偃”的巨大影响。

现代信息传播快速,几乎瞬息即能传布全球。上网的人愈来愈多,各式各样的迷哥迷姊,简直是朝夕勤劳,从不松懈怠惰。倘若发挥这样夙夜匪懈的精神,自动自发地发掘、传扬、仿效、学习孝道的行为,岂不就是人人都可以平天下的美好境界?只要愿意,马上可以心想事成。

有能力的天子,远不及有福德的天子。有能力办事,不如能够知人善任。聚集贤能高士、群策群力,效果更胜于单打独斗。有福德可以泽及万民,发挥无比的教化作用,才是万民最大的福气。“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风光,人人翘足引领、期待殷切。历史印证:有孝德的帝王,大多创造盛世;不能作为人民表率、对父母的孝敬不足以教化万民的君主,大多政绩平平。

相传尧帝到了晚年,要大家推荐合适的接班人。当时以孝敬父母闻名的舜,受到大家热诚的推荐。尧帝经过三年的考察,认为舜的品德和能力足以担当国家大事,便请他来摄政,代理共主的职务。舜的母亲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作象,性情十分凶暴。他们三人常想把舜害死,好让象独得财产,但是舜对父母的孝敬及对兄弟的友爱,却始终如一,当了天子以后,也没有改变。

父母生我,使我有机会可以“无中生有”,从“没有我”生出“我”来。虽然我们一直到现代,仍然有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但是“父母不生我,我就生不出来”是活生生的现象。父母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人不能忘本,所以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即使天子高高在上,拥有很大的威势和权力,毕竟也是父母所生,同样不能忘本。何况天子应当成为万民的典范,所以在孝敬父母方面,必须经得起“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格考验,才能获得万民的爱戴。不但站得安稳、坐得安宁,并且能够福泽广被,为万民造福。

我们不是天子,也不能以天子自居。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从自身做起,好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有机会为人群社会服务时,更应该在孝悌方面做得更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有朝一日有缘获得大家的认同,那就修齐治平,逐渐有所提升。有治国、平天下的表现,即使不是天子,也享有天子的福分了。

诸侯施仁政以孝道为基础

从西周到春秋约六七百年间,尊称国君为天子。国君代表王室,可以分封诸侯,相当于现代各省的省长,或者各州的州长,代表天子在各自的领地为人民服务。

可惜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不守分,借口天子无道而各自订定制度、互相争伐。终于进入战国时代,天子名实俱亡。孟子于是放弃孔子原先倡导的“尊王”主张,周游列国而极力推展王道,希望有一位诸侯能够代替东周以统一华夏。他认为实践仁政是统一的最佳途径,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然而列国依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算凶年饥岁、民不聊生,也不能暂时停息。

儒家的理想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所以,仁者应该居于高位,而且要以孝道作为人民的典范。天子有天子以孝道教化的责任,诸侯也必须在这一方面,做出良好的示范。

诸侯的地位仅次于天子,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居于直立喇叭的上位,已经高高在上了。依据“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在上位的人往往得意忘形而骄傲,以致居高而危,容易遭受来自四方八面的攻击;甚至于功高震主,引起天子的猜疑,产生不信任的疑虑。诸侯的爵位固然得来不易,要想长期保持,实在也十分困难。诸侯章一开始就提出“在上不骄”,才能“高而不危”的道理,希望诸侯能够节俭费用、遵守法度,务求“满而不溢,高而不危”。因为只有“满而不溢”,才能长期保持富裕;也唯有“高而不危”,才得以长期维持显贵。诸侯“富贵不离其身”,社稷的保有才能够长久。这样,与民众和睦相处,获得人民的拥戴,又可以安天子的心,应该是最合理的表现。

大自然的规律原本就是“满招损”,水太满了必然向外溢出;同时居上而骄也是人之常情,除非品德修养良好,否则很难避免。而“骄必败”,又是不易的规律。诸侯想要做到“在上不骄、制节有度”,必须心目中有天子,随时抱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凡事谨慎,处处小心。而心中有天子,就要以心中有父母为基础,否则必然虚而不实、伪而失真,很容易为天子所识破。至于天子左右的人,对诸侯说三道四,加以攻讦和破坏,更是难以避免。因为不孝敬父母而心目中有天子的诸侯,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被人揭穿虚假面具的。

何况“保有社稷,和其民人”是诸侯应尽的责任,可以看成诸侯对祖先的孝道。倘若骄奢淫侈,丢了城邦,辱及祖先,使百姓受苦,那就是大不孝了。

孟子用“德”与“力”来区分“王”和“霸”,认为仁政必须以德服人。既然如此,就必须反对动用武力、反对战争。一直到宋代李觏,才明白指出,“王”“霸”不过是名位的不同,并不是施政的本质有所差异。“王”是天子的称号,以安天下为其神圣任务;“霸”即诸侯的代号,以尊重天子、配合政策为宜。以动不动用武力、有没有发动战争来区分“王”“霸”,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想战,而敌人未必厌战。尤其是现代,强国借地球村的美名,订定很多看起来十分动人,实际上却在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条约;加以资源日益短缺,分配愈来愈不均匀,各种区域性的大小战争恐怕很难避免。治国“以道不以力、尚德不尚武”固然是至理名言,有时基于“定于一”的需要,非动用兵力不可,也以合理为宜。

仁政所以能够“王天下、得人心”,必须具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同一民族。倘若民族不同,侵略者怎么可能实施仁政?即使如此,被侵略者也不一定以仁政为恩惠。战争十分残酷,当然应该极力避免,但是以战止战,用武力来制止外来的武力,仍然很重要。

仁是一种动机,仁政即秉持仁爱的心态来为人民服务。然而,实施仁政并不能完全排除武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地方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尽力仿效他。于是升任为司空,再升迁为大司寇。齐国看到这种情况,就派使者邀约鲁定公前来会盟。定公毫无武装便要出发,孔子说:我听说有文事的必须要有武备,有武事的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您也带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定公采纳此一进言,率领军队到夹谷与齐王会合,结果使占尽优势的齐景公,不得不归还夺自鲁国的土地。所以,文武并重才有可能实施仁政。

政治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组织关系,包括政与治两个层次。政是管理众人事务的统治权,必须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是统治的根本核心所在;治则是实施统治权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维持国家事务的正常运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相信“大位天定”,认为上天与天子之间,存有某种神秘关系。国君称为天子,表示他是人间与天上联络的合法代表。西方人认为这是“君权神授”,我们却把它称为“道政合一”,象征天道与人道的密切结合,而以道德来指导政治。人间政权的转移,在于上天对原有君王道德修养的失望,因此把天命收回,另立新君。

既然天子是“命随德定”,诸侯为天子所任命,当然要全心全力辅助天子,使其明德敬德、自强不息,以永保天命。但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并非依赖武力,而是文化的成就。舜为东夷人士,文王出自西夷,殷人、满人也都可以入主华夏。我们所说的王道,应该是变化气质的文明力量。周文王时代,周公表现得十分贤孝。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他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建议对于殷商故地,仍旧交由商纣的儿子武庚治理,使商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形成灭宗庙而不灭人民的良好方式。武王灭商后患了重病,不久便抛下尚未安定的国家亡故了。他病重时,有意传位给周公,但是周公坚决不接受,后来担起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在治理朝政方面,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功。周公虽然不是诸侯,却充分表现了诸侯的孝道,令人十分钦敬。

历来改朝换代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某一个人。《易经》第四十九卦为革卦,明白指出革命必有战争,将致生灵涂炭、文物遭灾,非不得已万不可妄行。天地变革因而四季顺序而行,历史上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既顺应天道也应合人心。革命必先革心,去暴为仁,去戾为祥。天子与诸侯倘若都能以孝道感化人心,彼此重仁义且依循伦理而行,全心全力配合来共同为人民服务,自然没有革命的必要。国泰民安,各人谨修其德。

《易经》第三十六卦为明夷卦,告诉我们道德往往由逆境产生。环境愈恶劣,愈容易看出道德修养的正邪。因为道德的功能即在拨乱反正,所以“逆来顺受”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以忍耐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环境”,而是抱持大忍、大容的心态,逆流而上以冲破难关。把至孝的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必能死而无憾!

卿大夫践行孝道而为群臣表率

推行仁政必须依靠圣君,只要圣君以身作则,必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但是圣君实在难得!由尧舜至于汤,有500多年之久;从汤到周文王、再由文王到孔子,也都相距500多年,可以证明圣君之不易求。因此,我们又希望贤臣的辅助。只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治便能清明,人民就能幸福。但是用人的权操在君王手中,人主未必知贤,而贤人居高位之后,也可能因权力使人腐化,而变成不贤也不能。于是圣君和贤臣必须兼顾并重,才能彼此配合,真正为人民服务。

圣君不多见,显得贤臣更加重要。诸侯虽然名为人臣,实际上大多是天子的家族,其身份较为特殊。于是设置官制,以九卿、二十七大夫,来为天子治理国家事务。他们的官职很高,仅次于诸侯。诸侯也比照办理,设置卿和大夫。但是这里所说的卿大夫,专指天子的朝臣,因而显得特别尊贵和庄重。

为人处世,动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动机看不见,不容易觉察,所以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就成为大家用以辨识、判断的主要依据。卿大夫的衣服、言语和行事三件容易辨识和判断的现象,于是成为大家关注的项目。

一个人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当然和这个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身为卿大夫,最合适的选择必然是先王所规定的衣着。因为当朝的君王是先王的亲人,对于先王的规定应该十分认同。穿着什么样的衣物,眼睛很容易辨识,把它当作首要的法则合情合理,当然要慎重才好。

开口说话,由于言为心声,充分显露出内心看不见的那一份心意,也就是泄露了自己的动机。有些人一开口便得罪很多人,职位不高,大家并不注意,倒也无所谓。卿大夫职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往往一不小心就祸从口出,一开口便成为烈士,那才悔恨莫及、难以补救。说一些先王所制定的法度言语,应该更加稳妥,所以不敢乱说,只敢说妥当的话,便成为卿大夫明哲保身的不二法则。

最具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是行为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但是在天子身边,应当提高“伴君如伴虎”的警惕性。既不能平庸、犹豫、招来民怨,尤其不能功高震主,自寻灾难。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依据先王所制定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态度,当然是最佳的抉择。

服饰、言语、行为三方面都合乎规范,就得以保住自己的宗庙。现代称为祖宗的祠堂,就是祭祀自家祖先的地方。古代规定,卿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一庙。官职愈高,宗庙愈多,也是光耀祖宗的一种象征。万一宗庙被毁,辱及祖先,当然是大不孝。因此,卿大夫从早到晚都不敢松懈怠慢,以尽心尽力地侍奉天子。恪尽自己的责任,辅助天子也能够妥善地发挥孝道的教化,以安百姓而达成“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的美满效果。

天子的最大责任,在秉承上天的天命,发扬自己的孝道,来感化天下万民。这种教化的使命,一般人很难完成。哪怕是诸侯、卿大夫,都很不容易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论语·学而篇》记载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指的便是透过孝道的教化,使全民普遍提高品德修养。老百姓能够慎行亲长的丧礼,不忘记对祖先的祭祀,风俗自然趋于厚道,这才是孝的务本价值最具体的效果。

卿大夫是群臣的表率,一般人没有机会亲自接触到天子、诸侯,只能从卿大夫的身上来体会天子和诸侯的形象。卿大夫的言行举止,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通过十分严苛的检验。我们常说高标准,意思是远比一般人要严苛得多。卿大夫在服饰、言语和行为各方面,都成为官吏和准备出任官职的人所仿效、学习的对象,必须中规中矩,以免成为坏榜样而遭受非议。

父母是列祖列宗的代表,也是我们生而为人、来自于天的象征。对父母孝敬,形式上虽然只是仁心仁性的表达,实质上已经涵盖了一切人类永恒生命的深情大义。祭祀的功能,不但表达心中有父母的至情,同时对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祖先,以及天地生人的好生之德,表示最为深切而诚恳的谢忱。这种宗庙的精神,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口无择言”表示修养良好,不需要注意择言,便能自然而然说出妥当、合理的话。中规中矩,绝不招致灾祸。既不需要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有所雄辩,也没有必要口蜜腹剑,表面讨好而背后插刀。当然不能但凭心直口快,便口不择言。因为有话直说、有话实说,简直就是目中无人,很容易引起口舌之争,被众人视为麻烦制造者。

“身无择行”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非常不容易做到。唯有“早晚不懈怠,时时刻刻心中都有君王”,才勉强得以达成。口无择言,能够天天说话却不惹灾祸;身无择行,能够到处行走却不制造问题。这样谨言慎行的修养,在辅助君王处理国家事务时,当然不致招惹民怨,还必为大众所欢迎,而使君王能够安心信任。

中华民族自春秋时期,便明白“国君的天职,就在于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天职指的是君王所禀受的天命,应该是利民,也就是为人民造福,而不计较自己的一切利害祸福。但是,《尚书·洪范篇》指出:“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我们只能讲求“民本”,并不能把西方的Democracy翻译成“民主”。因为希腊文的原意,也应该是“民众的政治”。用《尚书·洪范篇》的话来说,叫作“谋及庶人”。政府应该征询人民的意见,但未必要完全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这才是对人民积极负责的基本精神。爱民、育民,还要加上教民。民本的要旨,在于“畏天保民”。为人民服务的人士,一方面要以德修身来改变自己的气质,一方面要以德为治来感化人民。千万不可基于私人的利益,追求权力而造成民不聊生的动荡局势;或者装笑脸以骗取选票,高呼聆听人民的声音、顺应民意,事后却完全不认账。倘若因此而造成人民革命,那是罪在国君而非人民。

国君施政,需要有力的辅助。现代化的政府,同样设置许多专职人员,在分工合作的运作中为人民服务,处理很多有关国防、财政、教育、安全、卫生、医疗、保险、经济、产业等事宜。我们身为国家的一分子,理应相信政府的政策和各级官吏的行政。如果有疑惑、不安或困难,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提出具体建议,以供政府参考改善。如果身居政府要职,更应该体察民情、重视民意,做好有效的沟通以化解民怨。这些措施,都是孝道的实际效用。

士以孝道侍奉上级,同时也要合理

士就是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比较喜欢用“读书人”来称呼,含有“明白道理”的企盼与期待。想不到教育普及、知识爆炸后,人们有了能够赚钱的知识,却十分不明白道理,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不幸事实。

古代人读书的机会不多,读书人占人口总比例很小。所以“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大多出任政府官吏。分为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初级官职的称呼,职位比卿大夫为低,属于中基层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士,是文士,并不是军队中的士官。士本来是喜欢学习、追求正道、明白道理的尊称,可惜变成“士大夫”之后,但知考试中举、做官显贵,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腐败、诈骗集团”,实在对不起“读书人”这样的称呼。现代人更添加了一份“重人轻己”的自卑感,令人十分痛心。

在子女的心目中,父母应该同等重要。徒有父精或者只有母血,根本不能成人。以孝敬父亲的道理同样来孝敬母亲,对双亲的敬爱应该是相同的。由于父母在家庭中的表现并不一样,难免造成某些错觉,认为母亲比父亲慈爱,对子女更加有耐性,也给予更多生活上的助益。但是,父母双方都应该帮助子女进一步了解,父母有其分工,对家人的贡献其实是完全相等的。现代父母为了争取子女的喜爱而互相竞争,忙于讨好子女的结果,实际上对子女的伤害十分重大。子女的感情不论偏向双亲的哪一方,对家庭和谐及分工合作都有害而无利。至少会对于父严母慈、男女有别,产生不正确的观念。

亲生父母是生我、养我、教我的生养父母。长大以后在社会担任职务,长官或老板便是提供机会让我们工作,使我们得以衣食无虞的衣食父母。倘若被人领养,那就有了领养父母。我们把原先对亲生父母的孝敬,同样扩大到这些和生养父母具有相似或相近恩惠的人身上,这是明白道理、不忘根本的做法。当然,在爱心和敬意这两方面的比重,应该会出现不太相同的情况。通常侍奉母亲时,爱心会多过敬意,如此一来,有事情不便和父亲商讨时,至少可以向母亲倾诉。侍奉长官或老板时,敬意会多过爱心,因为长官或老板与自己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不可能如同亲生父母那样,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或关心得细致周到。

士的孝道,在把对亲生父母的敬意和爱心,转化为对长官或老板的忠诚和顺从。但是,我们修养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人格,以实现道德的要求。孔门的主张是仁义并重,也就是仁必须合义,才是合理的仁。顺从是美德,却也必须合义,表现出合理的顺从,而不是盲目的服从。《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同样是人,有上达的,先在小事细节上磨砺,逐渐向上提升而到达理想的境界;也有下达的,安于卑污的人格而不求上进。君子的顺,是顺乎天理;小人的顺,是奉迎、拍马,谄媚的盲从。动机完全不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

保住俸禄和职位,是手段而非目的;守其祭祀是礼的表达,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可以安心地孝敬父母、发扬家风。因此,问心无愧、对得起父母和祖先,才叫作务本。

顺从即无违,不违背礼的规范。长官或老板叫自己违法作为,当然不可以顺从。但是,态度必须恭敬,语气应该和缓,用词也要委婉。孝敬的基本修养,是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的。人生在世各有各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应该得理而不饶人。

诸侯、卿大夫、士的孝道,实际上相差不远。都在讲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在职责范围内妥善完成为人民服务的责任。现代各行各业,必须善尽社会责任,实际上也都在为人民服务。所以,各依其职位高低、职务轻重,不妨自行比照以循序行孝,应该可以善尽孝道。

《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指合宜,也就是合理。凡事求合理,是本质。依礼来实行,才比较妥当而不至于无礼。礼是什么?便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全世界都有礼,不过是大同小异。入境先问俗,就是避免由于不知而失礼,造成大家的不安。至于合不合理,各有不同的礼法和风俗习惯,必须尊重。

礼的起源,本来是祭祀以祈求福祉。《说文》指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尚书》说:“有能典朕三礼。”这三礼便是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后来礼的范围逐渐扩大,把所有人事规则和国家法则都包含在内。以通俗的说法,礼就是规矩。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社会也应该有秩序。

礼和节合在一起,称为礼节。表示为了适应不同的身份、地位、职责,礼的规范必须要有弹性,能应变。实践的时候,各人知所节制,才能求得动态中的平衡点。譬如顺从上级,原本是诸侯、卿大夫和士的共同守则,但是各有其可从与不可从的分际,必须用心加以明辨。古人说孝,由于那时候大多一字一太极,所以单单用一个孝字,而没有孝顺这样的复名词。即使后来复名词愈用愈多,出现孝心、孝敬、孝道、孝经,也不见有孝顺的字样。孟子在《滕文公下篇》就明白指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长久以来,由于孝顺二字连用,我们几乎误认为孝即是顺、顺便是孝。因此引起很多困惑,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实在是做学问的人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又自以为是的恶果。

孔子倡导“事父母几谏”,用意即在提醒子女不应该盲目顺从,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对亲生父母尚且如此,对长官或老板当然不必要盲从。然而,自己的职位比长官或老板低,视野较为狭窄,经验、见识也都比较不足。倘若自以为是而冒犯了长上,岂非自取其祸?所以,如何明辨当为不当为、可为不可为、能为不能为,便成为我们自己必须修炼的必要课目。从早到晚,心目中皆有父母,养成每一件事都能够念及不使父母蒙羞受辱的习惯,应该可以忠孝结合而找到可行的合理点。

孝的终极目标,在扬名显亲。前面开宗明义章明白指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学而优则仕,真正的用意即在于此。然而有了职位、得了利禄,往往利令智昏或者得意忘形,反而做出许多令父母蒙羞,连带祖先也遭受侮辱的邪恶行径。所以仕而优则学,即在警示我们:有了机会,更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的忠诚心态,俾能无忝这一生来人间走一趟而一无所获。这些要求,都顺天理而合乎人性。只要凭良心、立公心,不计较他人如何,但求自己无愧于心,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顺这个字,在中华群经之源的《易经》中出现过很多次。其中顺乎天、顺天命、顺以则、顺以动、顺以说、顺以听,主要都在顺德,也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下对上当然要顺,但是顺有两种情况:一为顺得合理;一为顺得不合理。中华民族是讲求合理的,凡事合理就好。情要合理,叫作合情合理;法也应该合理,称为合理合法。无论依情、论法,都必须求其合理。所以孝顺同样需要合理,顺得合理才叫真孝,顺得不合理必然是虚假的孝。顺或不顺,以合理为标准,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磨炼、细加斟酌,务求顺得合宜。

平民百姓的孝道在于奉养和服劳

人类有所好,也有所恶。好恶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大概上阶层人士好名,而广大人民则大多好利。孔子在《论语·述而篇》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表示他对自己的利,并不在意。然而孔子为政,坚持以富民为优先,而人民所最为关切的,必然是衣食。既然“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便不能够不言利。《子罕篇》中所说的“子罕言利”,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态度。至于大众,孔子必定不忘利,而务求使民富。

从事政治的人,不但不应该反对人民的欲求,反而应该顺应人民的欲求。人有上、中、下之分,仁义对上等智慧的人来说,可能有效;对中等或中等以下智慧的人而言,最好依循孔子所说“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的方式。庶人章的主旨,即在以天时、地利来诱导人民好好奉养父母,善尽孝道,并因此而养成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子女奉养父母,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从欧风东渐,个人主义在我们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输入,造成现在很多扭曲而支离破碎的观念。竟然有人指称养儿防老是一种投资报酬的规则,完全置父母的慈爱与子女的孝心于度外!

西方从柏拉图(Plato,前427至前347)以来,就不曾出现“孝”的德目。我们则在“新文化”大量输入之前,一直把“孝”当作最为重要的德目。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一种特色,并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美国社会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实际上有正反两面。正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反的是个人的独立。但是,我们心中十分明白:人是独立不了的。婴儿初生下来,不能取食也不会穿衣,必须依赖父母的协助,才能够存活下来。从咿呀学语、由爬而坐,到站立、行走,无一不需要父母的帮忙。即使逐渐长大以后,仍然也要有父母的教养。

我们并不是要求子女报答父母的恩情,因为“施恩不望报”“受恩不忘报”才是我们华夏子孙的信念。父母教养、爱护、关心子女,是天生的情,称为亲情,并没有“今日给子女的,等他长大以后想要回来”的概念,和投资报酬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们也期望子女领会:父母的生、养、教、育之恩,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子女不过是尽心尽力,在善尽自己的孝心。奉养父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报答而已,实在谈不上报恩。由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同样是人,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实行孝道是没有区分的。正如《大学》所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孝的角度来看,应该“壹是皆以孝敬父母为本”。

“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这一句话,也可以解释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践孝道,而能够使祸患不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见中文的弹性有多大!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就有不一样的说法。好比我们常说的“很难讲”,随时便可以获得印证;而“看你怎么讲”,更是立场不同,便有不同的说辞;至于“随便你讲”,应该解释为:每一个人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充其量只是说出片面的道理,没有办法完整地呈现。每一种说法,实际上都是方便说而已,必须虚心、谦让、包容,互相体谅又彼此补充,而不是得理不饶人。

不孝子的称呼,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子女对亡故父母的一种自称。我们以赎罪、歉疚、惭愧的心情,自认尚未恪尽孝道的责任,而父母却提前往生,虔诚地祈求上天赦免祸患。这些都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意上的互通。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将孝道规格化,也未曾把孝和法律绑在一起,而依法来干预家庭事务;反而说诚心便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尊重各人的自主性、价值判断以及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权利义务的概念,以及投资报酬的计算。

平民百姓的孝道,和诸侯、卿大夫、士最大的差异,在于没有机会通过担任公务的途径,来显亲扬名。俗语说:“人在衙门好修行。”意思是当人握有权势和资源时,自然有更多机会可以大孝尊亲。因此,我们将平民百姓的期望,安放在辛勤劳动、谨身节用,以奉养父母。因为《礼记》上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把奉养父母摆在最低的位阶,并不是认为奉养不算什么,而是借以凸显孔子有关奉养父母的评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指奉养父母时,万万不能像饲养家畜、家禽那样随便,而是必须恭恭敬敬的,否则便是侮辱父母,其罪过实在很大。

奉养父母,不限于提供父母衣食温饱,还应该加上服劳,也就是为父母解忧分劳。所以,“谨身节用”含有“保健防病,免得父母忧虑、担心”以及“节省费用,才能孝敬父母”的重大意义。实际上,自天子以至平民百姓,都应该先从这种基础的孝道做起,配合自己的情况,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尽力朝向“显亲扬名”的目标去努力。倘若不是这样,那就是有始无终,要想平安无祸害地过太平日子,根本不可能。

奉养父母,尽力分忧分劳,都应该心甘情愿而出于至诚。唯有如此,才能够态度良好、语气和缓、用词妥当,而且毫无不耐烦的感觉。同时,为了体贴父母的心情,子女必须善于察言观色。在父母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姿态上,寻求父母隐而不现的一面,务求随时改善,以使父母安心。孔子把这种修养合称为“色难”,几乎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父母年纪愈大,往往愈不明白说出内心的感觉,子女必须用心细加辨察,这对自己的观察、判断也很有助益。

现代人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理由,来说明时代不同、条件不一样,不可能做到奉养和服劳,更谈不上什么色难。但是,我们不是自豪时代进步了、生活改善了、配套灵活了吗?为什么反而不如从前,连基本孝道都做不到呢?

当我们深入一层了解孝道的真义,以及它所衍生的令人惊奇而钦敬的辉煌效果时,所有对于孝道的疑惑、责难和推托之词,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自然化于无形。照理说,《孝经》前面六章,已经开宗明义说明孝的地位崇高、作用宏大,又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责任,分别加以阐明,应该可以得到结论了。但是,为了顾及大家的种种疑虑,《孝经》继续推出以下的十二章,其篇幅更多且内容更加丰富,便是要引导我们更为深入地钻研、更加宽广地认识,以期能够更加笃实地奉行。大家务须静下心来,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持续用心研究。须知人类自救,便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