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耻下问，任何人都有可学之处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榜样呢？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
这个榜样到底是谁呢？《中庸》第五章中揭开了谜底：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意思就是，孔子说：“虞舜真是大智慧的人啊！舜爱好谦虚地向人请教，而且又爱好体察那些通俗而浅近的俗话。”
孔子正是因为推崇舜的善问，所以特别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真正效仿践行大舜“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随时随地向人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对于这一观点，他曾与弟子特别讨论过——
有一次，孔子参加鲁国国君的祭祖典礼，由于他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对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所以在典礼过程中孔子不停地向他人请教，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个遍。此时，有人嘲笑孔子，说他问东问西的，一点都不懂礼仪。孔子听到那人对自己的评论，反驳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一定要问个明白，这才是我求知识、懂礼貌的表现啊！”
在孔子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个习俗：当最高统治者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世后，都要给他一个称号。当时，卫国有一个叫孔圉的大夫，不仅品行正直，而且谦虚好学，深受众人尊敬。孔圉去世后，卫国国君为了将孔圉好学的精神发扬光大，就授予“文”的谥号。孔子的学生子贡听说这件事后，认为孔圉这个人有很多不足之处，不应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于是问孔子说：“老师，孔圉这个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为什么称他为‘文’呢？”
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孔圉这个人聪明好学，而且不以向比自己能力差、地位低的人提问为耻辱，所以“文”这个字对他品行的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听完孔子的回答，子贡心服口服。从此，“不耻下问”成了好学、好问者的专属赞语。关于好问之事，《礼记》中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这句话是说，那些善于提问的人，就好像加工处理坚硬的木头——先从容易解决的地方着手，然后再去处理有节疤或纹理不顺的地方。自难而易，一层层将问题拨开，这样一来先前不懂的问题也就逐渐明白了。
如果“耻于下问”又会怎么样呢？对于那些死爱面子以向他人请教为羞耻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始终处于“无知”的境地，很难令自己在学识上取得进步。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孔子拜七岁小童为师的故事——
孔子经常带弟子们去游学。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一起东游，当马车行走到纪障城时，一群在路边玩耍的孩子挡住了去路。子路看这些孩子在捣乱，停车呵斥道：“你们这些小孩看到车怎么不知道躲开呢？如果马车碰伤你们怎么办？”
听到子路的话，孩子们都赶紧躲到路边去了，只有一个孩子站在路上没有动弹。他一本正经地对子路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
孔子听有小孩说话，立马从车里探出头问：“城在何处？”
小童回答：“城在足下！”
孔子下车观看，发现路中间摆放着石子、瓦片之类的东西。于是问道：“把这些小石子放路上干什么呢？”
小童回答：“筑城呢！”
孔子又问：“筑城有什么用？”
小童回答：“以假乱真，一场游戏！”
孔子说：“我如果过去又怎么样呢？”
小童说：“我问你，是城躲车马，还是车马躲城？”
孔子感觉自己争辩不过这孩子，只好无奈地对徒弟们说：“咱们还是绕城而走吧。”
当马车绕开小童的“城池”之后，孔子感觉这个敢于挡道的孩子非同寻常，于是下马车走到“城”下，只见那小孩双手叉腰，仍旧站立在“城”内。孔子笑着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小童回答：“我叫项橐，七岁，请教您又是哪位？”
孔子回答：“我是鲁国的孔丘。”
小童听到“孔丘”两个字，内心惊喜，说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呀，我今天想向您请教三个问题。”
孔子点头默许。小童开口问：“天地人为三才，老先生可知道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有多少五谷，人又有多少根眉毛呀？”
孔子连连摇头，小童笑着说：“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
随后，小童又问孔子：“请问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
这次，还没等小童问完，孔子就抢着回答：“江河湖海，水里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无叶不成树，无枝哪有花呢？”
小童摇头说：“你说的不对，应该是井水无鱼，萤火无烟，枯树无叶，雪花没枝。”
小童接着问孔子：“什么山无石？什么车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无妻？什么人无夫？”
这次孔子认输了，摇头说：“我还是答不上来。”
小童一脸自豪地说：“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
小童项橐一连串的发问，令孔子这个博学的大学问家赞叹不已。最后孔子摸着项橐的头说：“后生可畏，我要拜你做我的老师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出，孔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虚心求教，当遇到比自己有学问的人时，无论对方年龄大小、地位高低，他都能够真正地做到“不耻下问”。《荀子》中说：“知而好问，然后能才。”这句话中的“知”通“智”，它的大概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既睿智又好问，才能够成才。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成功的第一条件是头脑聪明，但这并不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条件。如果一个人虽具有一个聪颖智慧的大脑，但却不善向他人请教，也是很难成大器的，只有那些既聪明又好学善问的人，才能够有所成就，在某个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物。
总而言之，在求知的道路上，学和问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不学习的话，就无法提出疑难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向他人请教提问，就很难增长知识。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千万不要因为怕别人嘲笑自己愚蠢、无知而不敢提问，如果一个人敢于提问，他只需要做几分钟的愚笨之人，而如果一个人不屑或不敢向他人请教，那他只能终生做一个愚人了。
2.隐恶扬善——像古代高手一样把握分寸感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诸多事例都向人们表明，分寸感是一个十分有用但却难以把握的准则。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像古代高手一样把握分寸感呢？
关于这一点，古圣先贤认为我们应该以舜为榜样，学习他的优良品质。那么，除了我们在上篇论述的“好问而好察迩言”之外，舜还有哪些美德值得学习的呢？《中庸》第五章中给出了答案：
隐恶而扬善。
意思就是，对别人能隐藏其过错而表扬其善功。
下面请看大舜是如何运用这一智慧的——
舜在位的时候，考虑如何当个明君。怎么做呢？他喜欢去询问老百姓，问问民众有什么想法。对于那些犯了小错的人，舜从来不说他们，隐藏他们的过错并且表扬他们的功劳。这样一来，百姓都对他忠心耿耿了。舜的做法连后来的孔子都夸赞他说：“不愧是大智慧的人啊！他掌握了人们过分与不及的两个极端，并且管理百姓的时候采用了中庸之道，所以他才能成为舜啊！”
在孔子看来，舜的成功就在于“用中于民”，能够将中庸之道用之于民——他在管理百姓的时候，掌握住了过分与不及的分寸感。他在此中间，采用了一种名叫“隐恶扬善”的办法，隐藏一个人的缺点而去赞扬他的功德。在这里，我们不可曲解为包庇恶人，而是在包容别人缺点的基础上，对人性善和恶都了如指掌，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好人怎么想，恶人怎么想，全都心知肚明，然后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并统统将之引领上中和的大道。这的确是一种至圣至贤的大智慧！在现代社会，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必定是众人推崇的领袖人物。
隐恶扬善，首先需要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因为如果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别说帮人说好话、隐藏缺点了，不讽刺挖苦、落井下石就不错了。隐恶扬善说来简单，做起来可是很难的，可一旦你能做到，那必定是能带来好处的。
明朝有个人叫李定，他为人正直，遇到有人谈论男女隐私之事，便会立刻劝阻他们。李定为了告诫后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教人们如何明辨是非，多积口德，切勿诋毁他人名声。此篇一发，深受他教诲而改过的人有很多，纷纷登门来拜访。后来李定去京城考试，但屡考不中，心灰意冷。
夜里，他梦见父亲给他托梦，教导他今后从政待人要更加谦逊，鉴于他前半生劝诫的人过多，因此破例录取。第二天一早，榜单公布的时候，李定果然考中，他兴奋不已，但同时却牢记着父亲的话。后半生的李定安稳做官，为官清廉，为人谦虚谨慎，一路被提拔，但他时刻坚守做人做官的分寸。
李定一生都在劝诫他人，而他本人更是起到了榜样作用。无论是没有出名之前的谦逊待人、不卑不亢，还是做官之后的清廉为政、忠心耿耿，都体现出了这个人高尚的品德。劝诫他人的时候，他也并未将别人的恶行大肆宣扬，只是隐晦地提醒对方。做官时，他也是宣扬别人的功劳，隐晦地批评别人的过错。他将隐恶扬善的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获得了百姓的好感。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能将这一策略在人际交往中运用，必将让你拥有左右逢源的好人缘。
由此看来，分寸感虽然难以掌握，但也不是不能做到的，只要我们能够熟练地掌握一种帮自己施行中庸之道的方法即可。隐恶扬善正是把握分寸感的一个好方法，当你能正确地隐恶扬善时，那就说明距离掌握中庸之道不远了。当你把握了分寸感，做到了中庸之道，你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所谓隐恶，并不是让你包庇坏人，这里“恶”，不是指别人犯下的滔天罪恶。如果你对待罪大恶极之人仍用此道，就属于不懂分寸感了！扬善，也不是一味地说好话，当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好先生，那样就变成一个没有原则和立场的人了！
3.针对民众过头和不及的弱点，采取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不仅在古代应用较广，在我们今天，同样备受推崇。
关于中庸之道，《中庸》第五章中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意思就是，舜掌握了人们过头与不及的两种极端，（调和人性中的善与恶），而对人民采用中庸之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大舜之王的原因吧！
大舜为什么能够被禅让为老大，不仅是因为他做了一大堆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做事不偏不倚，掌握了中庸之道，也就是说特别有分寸感。
舜是一个高情商之人。相比之下，人民群众却容易做事偏激。如果你想成为人群中的智者，就需要学习中庸之道。爱走极端正是集体大众的一种通病，国外同样如此。《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创作的经典之作，研究了大众集体心理学，其中一个案例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理性革命的胜利，虽然理性地号召人们赶走了国王，但整个国家并未脱离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还出现了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专政的局面。1793年，雅各宾派通过起义，战胜了温和共和主义派，夺取了法国政权。
夺取政权以后，雅各宾派将有嫌疑的“反革命者”大量送上断头台，同时严格限制物价，实行恐怖的统治政策。在该党派执政期间，有上千人被杀害，全国人民笼罩在恐惧当中。最后，1794年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热月党人”再一次发动政变，审判罗伯斯庇尔，这时的法官不让罗伯斯庇尔辩解，便判处其死刑。至此，狂热而极端的雅各宾专政结束。
你看，原本是追求人民自由民主的革命，一不小心却走向了反面，竟沦为了人民公敌。长达一年的恐怖统治，使法国人民疲惫不堪，这就是统治者管理手段不当，太过极端，将人民逼迫太紧，最终自食恶果。在管理民众时，不能一味地采取偏激的手段，不仅国外，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因为暴政而被人民起义反抗推翻的政权。过分偏激和不及是同一种效果，俗话说“过犹不及”，孟轲也曾讲过一个经济政策上的故事。
周朝人白圭是个乐于助人的商人，同时他还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建议把当时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以此来更改税制。孟轲却反驳说，低税率只适合北方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用于整个中国，将会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孟轲所遵从的就是中庸之道，税率太低，成了大貉、小貉（古代北方民族名）；税率太高，就成了大桀、小桀。只有把握住中间的分寸感，刚好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才是最合适的。
的确如此，如果税收太低，民富于国，就像野蛮民族一样不服管教。国富于民、过度敛财，就会变成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的国家君主。税收的关键在于掌握分寸感。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十分具有启发性。
人民是最盲目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大众集体很容易陷入偏激状态。在曾经的动乱年代，中国发生过不少违背中庸之道的事情。即使在和平年代，极端事件也屡有发生。有段时间，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自发抵制外国货，这种初衷是好的，但做法却过于极端。他们上街游行，进入商城打砸日系车辆、日系商品，甚至打伤了无辜的群众。这种行为就是不可取的，哪怕你本意不是这样，但行为却跟平日那些打砸抢烧的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如此疯狂的偏激行为，全世界皆然。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曾留下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由此衍生的名言有：“正义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爱情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你看，原本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旦走了极端，就成了罪恶的遮羞布了。哪里还有中庸可言呢？
圣人之所以呼唤中庸，恰恰是民众并不中庸，走极端的缘故。正所谓，呼唤什么缺什么。关于民众的中庸，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由此可见，偏激是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性动作。然而，偏激的做法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只会使矛盾越发激烈化。按照鲁迅的说法，不管如何打着“中庸”的幌子，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同样适用于企业日常管理之中，像诺基亚之类的大企业，他们刚开始是手机行业的领头军，但时代在进步，他们却不肯与时俱进，于是逐渐被淘汰。中庸的管理方法也给许多企业老板以警醒：对待员工和下属要隐恶扬善、奖罚分明，对待每一个人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只有这样，你才能博得众人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