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他就必须能够使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并且还能够用其进行思考。
如果想要真正了解和熟悉中国，那么其首要障碍便是他们的语言，这可比跨越万里长城还要困难得多。汉语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一门语言，它是占世界上绝大数人口的中国人的母语。自从汉语形成以来，无论是在语言结构上，还是在书写形式上，都没有经历什么本质的变化，因此它比以往或者现在的任何一门语言产生的影响都更广而且更深。像其他语言一样，汉语也有一个不断自我发展、吐故纳新的持续变化过程。新的思想需要新的符号来表达。由于一些字平常使用得不太多，于是它们所表达的意思便改变了或者遗失了。然而，这个民族的造字现象也体现了他们节俭的习惯。即使有新词产生，原有的旧词也不会因此而被遗弃消失。结果，词语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大到根本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据估算，汉语中明确的汉字总数在2.5万到26万。中国的权威字典——《康熙字典》共收录了47035个汉字。即使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大约也只能用到其中的一万字。虽然中国的九部经典名著“四书”、“五经”等字数总和超过了20万字，但是所使用的不同汉字却只有4601个。因此，生僻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常用字的数量。中国人形成了卖弄辞藻、显示学问的习惯。他们喜欢搜寻并且使用早就被人遗忘的汉字来以此展示他们的渊博学识。其中他们最喜欢采用的方法就是向皇帝进献一篇七拼八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或者从最古老的语言中挖掘出一些晦涩难懂的汉字来装点一篇征文呈给皇上。这就远远加大了学习和研究汉语的难度，使其变成了一项没完没了的苦差事。但是学习汉语也有个好处，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日常阅读当中，如果碰到认不准某个字的字形、发音或者意思的情形，那也都不会感到羞耻。
汉字并不是由字母组成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着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因此，它被视为一种单音节的语言。但事实上，每一个汉字几乎都能对应我们语言中的音节。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它和英语一样讲求音节和押韵。在书写方面，它遵循从右到左、从上至下的书写原则。因此，一本中文书的末尾，恰恰是我们西方人的书的开头。汉字是用上好的骆驼毛制成的毛笔和印度墨水来书写的。中国的印刷术较为原始简陋，其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但是它产生的时间比欧洲的艺术走向繁荣还要早几百年。首先，书稿的页面大小要与印刷出来的成品一样，然后将书稿一页一页准确地写出来，再将它们粘贴在木模之上。雕刻工人将所有字的笔画在木模上进行雕凿，使每个字的轮廓清晰地突显出来。随后，在木模上均匀地刷上油墨，将一张白纸覆在上面，轻按一下，取下来，一页印刷书稿便成形了。如此这般印下去，一本书就印刷成功了。在中国，文人们写出几卷本的手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一样，中国的文人绅士们在书写时往往行云流水，难免会有字迹不易辨认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手稿通常还要由专业的抄写人员重新誊抄一遍，然后才能拿去印刷。
由于汉字没有字母系统，学习和应用汉语便显得极为困难和繁杂。每一个字都需要单独去学习和掌握，而当你煞费苦心地掌握了1000或者5000个汉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数以千万的字在等着你。已经熟悉和掌握的汉字对于学习新字没有什么帮助，充其量只是能让你可以更快地认识它们的特殊写法，以与其他汉字进行区分。然而，一旦你认识和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汉语将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你去学习和研究。学习汉语的学者不仅能学到用汉语表达或者进行思考，更多的是他能认识和了解使用汉语的这一民族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每个字都是一幅或清晰或模糊的图画，使用者们都在使用它来表达具体的思想和内容。当然，也许我们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图画并不是很准确。
然而，汉语的书面语的确如此。汉字的原始形式就是象形字，汉字是对于它们所要描述的具体物体的简陋粗略的勾画。它们所经历的第一个变革是省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线条，只保留了能代表物体的独特结构或重要实质部分的图案。于是，要表示人，就用一条竖线表示人的身体，下面再用一撇一捺两条分开的线条表示双腿；要表示羊，就用两条曲线代表羊角，再用几条线条分别代表头、脚和尾巴；要表示牛，则用几条线条分别代表它的头、两只角以及尾巴；而太阳就在一个圆圈中间加一个点来表示；树就用一些线条来表示树干、树根和枝叶。这样可用有限的形状来表示一些简单的物体。然而，这种象形造字的方法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所造出的汉字数量有限，而且只能表示单个有形物体。
另一种造汉字的方法便是将这些简单的、表示事物的象形线条组织起来，使它们不仅仅是表示物体，还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这种汉字构成的过程和方法的研究特别令人着迷，因为这些大量的、复杂的汉字都是表意符号。如果对一个汉字进行剖析，你会发现中国人关于该事物所代表的概念。这些部分组合起来便形成了文字所要表达的思想。中国古代的造字者成功地将这些组合融入了他们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和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往往是粗糙的、模糊的，甚至难以理解的。
在此我们举几个组合字的例子来说明。在汉语中，两棵树表示小树林（林），三棵树就表示大森林（森）；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就代表光明（明）；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表示囚犯（囚）；门里面放一张嘴表示问（问）；一只狗加上一张嘴便表示狗在吠（吠）；一个女人站在别人的窗户旁向里张望就是妒忌（妒）；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屋檐下面一头猪暗示着家（家）；一名女子站在家的旁边表示结婚（嫁）；一名女子的头上放一个汉语中的“取”字，则反映了在婚姻中，中国的男子所扮演的神圣角色（娶）；一名女子旁边放一把扫把表示她是“妇”女，这也表明了在中国观念中女人在家庭中的主要职责。另一方面，人们把一名女子放在儿子旁边表示“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对男性子嗣的偏爱；他们还在一张口上面用屋檐遮着，下面用一块田地支撑着，来暗示他们对于财富的朴实观念（富）。在我们看来，汉语中还有很多更自然、更合理的合成词。比如，“白”字与“心”字的组合表示害怕（怕）；一个人旁边有只手意味着帮助（扶）；人站在自己说的话旁边便是守信（信）；老虎下面的心思表示忧虑（虑），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表达非常准确；而心放在猪圈旁则表示耻辱或丢脸（慁），人们对此也较为赞同。但是，中国人对于妇女的种种描述却不那么光彩。一名女子在屋檐下代表安详（安）；而两个女子在一起则表示争吵（奻）；三个女子在一起则表示奸谋或者不光彩的私通（姦，同奸）。总而言之，这些合成词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而频繁地使用“女”这个字从本质上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认为“女性是错误的产物”的观念。在女性歧视的问题上，东方人比法国人更为严重。当一位法国人有罪时，他们会先问：“那个女人是谁？”法国人对于妇女的这种偏见根深蒂固，他们把这种观念都充分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他们把男人比做亚当，而把女人看成是种种诱惑和罪恶的主要源头。
这种相似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汉语的常用语结构中。他们的习惯用语结构较简单，但有时显得荒唐可笑，与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相比根本不着边际。比如，中国人都对白色这一色彩非常敏感，他们通常将白色看成是无用或者失败的象征。“白痴”是比喻毫无用处的人；而“红人”则代表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白房子”指贫寒简陋的茅舍草屋；“白谈”则指毫无意义的争吵和辩论；“白跑腿”代表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实际上，日常汉语就是由这些令人晕头转向地习惯用语组合而成的。多数情况下，这些习惯用语中汉字的原始语义联系早已被剥去了。不难看出，熟悉和掌握不计其数的汉字的任务比把它们组合成中国人看来可以理解和正确的词句终究要简单得多。许多外国人能够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然而对于中国的习惯用语，他们则不能熟练地使用，在这方面他们是相当失败。
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幸运的是汉语的语法并没有制造更多的麻烦。汉语的语法太简单了，就如同完全不存在。由于长期的使用，词语已经变得灵活而且多样，以至于它们可以随意充当句子的不同成分，甚至可以随意赋予它们不同的词性。根据使用者的需要，他可以让一个词充当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或者其他任何辅助词性。汉语中基本没有时态、语气、人称、性以及数的变化。而正是因为汉语中没有动词的时态变化、没有前后缀以及情态动词，因此汉语比英语更加引人关注。在汉语中，单个汉字只能表示其基本含义，而其具体、特殊的意思则要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去体会。少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曾经尝试学习和掌握英语，但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语法结构时通常会瞠目结舌，异常为难。他们觉得这些语法晦涩稚拙，难以应付。应当承认，即使是说英语的民族，倘若他们不小心，也会陷入英语语法的泥沼之中。对于外国人来说，想要真正学习和掌握英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曾经和清朝一位杰出的官员一同在海上航行，他还以一把扇子赠与我作为我们相伴而行的纪念品。在中国，他是一位才学超群、孜孜不倦的知名学者。在为其父守孝期间，他被解除了一切官职。于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他仅仅靠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词典》、一本华兹华斯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的副本以及一些手抄本，花了几近3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这把扇子部分地显示了他在英语学习上所获得的成功。扇面上的题诗都是他用中国的普通毛笔写成的，其汉语诗无论从诗体还是书法方面来讲都堪称上品。当你想象一下他的书写工具时，你便会觉得他写在扇面上的英文的确让人拍手叫绝。在英文诗中，“黑洋”（the black ocean）是指海上的大雾，这曾使他感到异常惊讶；“红流”（the red water）则是指我们旅途终点的一条河流入海口的浊流；“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是指我与他长谈数小时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原本放在船长室的，但旅途中它为我所专用。当然，他的英文诗中也有一些词不达意和语法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基本能准确表达汉语诗的原本含意。
在另一次尝试中，这位知名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深深陷入了情态动词的泥沼之中，再也无法挣扎出来。这里抄录了一首他的英文诗，这是为称颂一位学术有成的美国朋友而作，也是题于一把扇子之上。这首诗的汉语原文与前面提到的那首一样都是绝品，其英文如下：
“To combine the reas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Ch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be deliberated are at right.
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dragon it as your might.”
（这首诗的大意是：
只有圣人的门徒能将天道、地道和人道统一。
所有人的知识当中都应该包含宇宙的知识，
但是只有圣人了解。
我听闻已经有很多的学者编辑了科学的分支。
所有中文和外文的书都是经验。
选择最深刻的学问来思考是正确的做法。
取下龙身边的珠宝作为你的力量。）
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汉字就是它们所要表达思想的图像或者图形。虽然它们的形状暗示了思想，然而却没有摸到任何发音和拼读的线索。甚至没有一点微小的提示能够指导困惑的学生如何发音。这就是汉语与英语以及欧洲其他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汉语中，汉字表达着具体的意思，而在英语中，单词或者说字母的组合能够指导人正确地发音而不是象征着它的意思。
虽然汉语能够表达种种具体、抽象的内容，种种微妙复杂的词语和意义，其表达意思之精确是英语望尘莫及的。但是有许多的事物在汉语中并没有词语来表达，许多思想在汉语中也没有相对应的表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思想观念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是完全陌生的。比如，关于科学的语言，即使是出现在我们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较为简单的术语和习语，在汉语中都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来表达，因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简单知识都是一无所知的。
有一次，按照国务卿的指示，我曾经向中国政府总理衙门（几乎包括了内阁的所有成员）发了一封急电，希望中国能够给予我国的几位海军军官提供方便，允许他们进行一些实地观测，以便测定一条地磁亚黄经圈的具体位置。然而过了一周，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又过了些时间，他们送来一张便笺，大致意思是，总理衙门大臣将亲率内阁成员于翌日下午登门拜访来探望我。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进门后，他们急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显示对主人健康状况的关心。其实我在与他们相处交往的十余年中从未出现过任何病症。询问过后，他们才慢慢透露来访的真实目的。他们先用最华丽的辞藻过度地吹捧那份急件的优雅文采和高雅文体。他们评价我发表的公文用语简洁，语意清晰，即使当今的中国学者中也鲜有人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公文。然而讲到在这里，他们开始犹豫不定，并且言辞闪烁，表示自己很孤陋寡闻：事实上他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份急件的内容，只能够猜测出其内容是请求某事，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费尽口舌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来给他们解释，然而，我发现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地磁亚黄经圈简直就是强人所难。于是，我们只好告诉他们，对他们而言，我们的请求不存在任何麻烦和危险，也不需要他们去完成。他们很坦率地告诉我，这一周以来内阁成员对急件的内容看法不一，各持己见。以户部尚书为首的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它涉及检疫卫生事件，因为它使用了与霍乱相关的字眼。另一部分人以总理衙门大臣为代表，他们认为急件的内容是关于制造某种火炮的。拜访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很客气的答复，协助美国海军军官的请求被批准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任何人想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中国人，那么首先他一定要将掌握汉语作为前提条件。事实上，学习汉语的这些困难也并非是难以逾越的。锲而不舍的耐力、敏锐的观察力和良好的记忆力会帮助每个人掌握足够的日常实用汉字。而这也是学者须力求达到的目标。几乎没有哪位外国学者愿意或者能够在这种古老而颇有趣味的语言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实际上，只要有耐心，有恒心，善于记忆，并且能正确判断它们的具体用法，那么即使汉语中较为繁杂、容易混淆的词语或短语，掌握起来也并不是件难事。
学习汉语的最大困难在于日常使用，特别是日常会话。正是这一点，它几乎成了全面了解这个民族的不可逾越的严重阻碍。没有任何书籍可以使人学会汉语中的日常会话。这只能是口口相传，通过别人的话语来学习。极其灵敏的听觉，弹性灵活的发声器官，再加上一定量的练习才有可能发出准确的语音。然而，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以至于都形成了一个既定规律：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不可能学会说标准流畅的汉语。因为在三十岁之后，人的发声器官似乎就会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过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够掌握这种语言。举个例子，会说汉语的十个外国人中未必有一个人学会了中国的猫叫声。虽然我成功地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我也没能够学会北京大街小巷里赶驴车的人吆喝驴子的声音。遗憾之余，值得欣慰的是，据我所知，其他外国人也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
试图将汉语中所有的语音归纳记录下来将是白费力气的。即使我们先撇开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说（即汉语中的语调影响着语义的重要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归纳简化系统能够覆盖汉语的全部语音。前面已经提及过，没有任何一个字母系统或字母组合系统能够将汉语的语音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如果用其他貌似正确发音的字母来代替，无论这种发音和准确的语音多么相似，其结果也会使学者的发音和说话南腔北调，显得不伦不类。一般来说，汉语的元音较为简单易学，而辅音却十分复杂特别，很多语音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根本发不出来的。
那些权威人士，也就是那些学问最为渊博的外国语言专家，对于哪一类字母系统和汉语的语音系统最为接近的问题上都各执一词。或许人们永远也弄不明白，汉语中表示“人”的这个字到底是以“j”还是以“r”开头。因为实际的发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而对于这个中间音，外国人几乎是发不准确的。我曾在家中宴请了几位美国同胞和欧洲朋友，他们在汉语方面的造诣都颇深。趁此机会，我在席间向他们请教，应该如何用英文字母来拼读汉语中的“粥”。我得到了如下几种答案：“chou”、“chow”、“cheu”、“ch□u”、“tche□u”、“djou”和“tse□u”。同样，汉语中“鸡”这个字如何发音也引起争议，研究英语和汉语的外国权威专家们有如下不同的拼写方式：“chi”、“ki”、“dji”、“kyi”和“tsi”。所有这些不同的拼写表示都只是指普通的母鸡。
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中国人的语言也非常独特。中国人似乎没有办法区分我们英语中以“l”、“m”、“n”和“r”为代表的流音。在学习英语时，他们时常混淆这几个音，难以找准各自的音法。然而，在他们的母语中，他们准确使用这些语音却是易如反掌的。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字的首字母是以“sh”为代表，而相比之下，还有一类数量庞大的字是以相反的“hs”来开头的。
让我们继续进行研究。所有以“ch”、“p”和“t”开头的汉字，都被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读音为“ch”、“p”和“t”的送气发音；还有一类则在发音时既不送气也不爆破。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把送气音错读成了不送气音，或者反过来将不送气音错读成了送气音，那么他就会由于那个错误而完全改变了他要说的字的含义。比如，在读“t□n”这个字时，假如“t”不送气，那么它所表示的含义是“蛋”；同样，如果将“t”发成了送气的爆破音，它的意思就变成了“炭”的意思。我有一次听见一位令人尊敬的牧师在一群中国听众面前向上帝祷告，他说：您无所不吃的上帝啊。我想，他的本意是说“无所不知的上帝啊”，但是却误发了一个送气的辅音“ch”，结果便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还有一次，一位牧师惊讶地看着他的听众们一个个急匆匆地向教堂门口走去，原来是因为他本来想要说邀请他们坐下，却由于发音错误说成了他们来教堂是犯了错误，根本不受欢迎。一个简单的送气音“t”就导致了这场误会的产生。虽然不送气的辅音“ch”、“p”和“t”听上去与“g”、“b”和“d”的发音非常接近，但是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或许一个外国人在使用这些发音时能使听众明白，但是同时这也阻碍了他发出准确的语音。这个事实也恰当地说明了汉语中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语音差别。
影响汉语中每个字的具体含义的因素中，还得注意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影响着每一个汉字的发音，它使任何要把汉语转换成字母形式的努力都失败。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阐述。我们知道，在英语和其他大多数语言中，每一个词向听众所传达的意思通常是单一而且不变的，而这个词的不同语调可以表达不同的语气、态度或者情感，比如询问、鄙夷、讥讽、惊讶、愤怒或是其他的情绪。但是不论使用怎样的语调，这个词所代表的基本含义总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在我们的语言中，人永远是人，无论说这个词时是强烈的爆破音，还是平缓的升调，或者其他不同语调。总之在所有语境中，“人”的基本含义永远都不会改变。
然而在汉语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汉语中语调和语音本身一样，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所要表达的基本含义。想要准确地判断语义，必须将语音和语调结合起来，任何一个错了，对于正确表达思想都是致命性的错误。在汉语中，当你改变了语调的时候，“人”便不再是“人”，它很可能变成了某种疾病的名称，或者是一只夜莺，或者是一根胡萝卜。它只在一个音调上才会表示“人”的含义。
在中国的标准方言中，有四个不同的语调：第一个是高音调的爆破音；第二个是升调，就像是在我们的语言中提问时所使用的语调；第三个是拐弯的语调；第四个是降调。如果对同一个音用这四个语调去标注，那么任何一个语调所表达的意思都和其他三个语调所表达的意思全无关联。以英语中的“man”为例说明。假如把它读成第一个语调，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蛮横无理（蛮）；读成第二个语调，意思就是隐瞒、躲藏（瞒）；读成第三个语调，意思就是满溢（满）；而读成第四个语调，意思是老牛拉破车，慢（慢）。在汉语中，有一种发音大致相当于英语单词“one”。读第一个语调时，表示温暖的意思（温）；读第二个语调时，表示有学问的意思（文）；读第三个语调时，表示稳定、平稳的意思（稳）；而读第四个语调时，则表示询问的意思（问）。
上面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同一语音而不同的语调之间所表达的语义毫不相干。这也说明了在判断语义方面，语调和语音一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汉语中，许多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通常要求用升调，这相当于英语中可以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一般疑问句。然而，外国人应用这一语法规则时却总会出错。当然，这并不是规则本身的错误，对这一规则的遵守也成为了一种机械性的本能行为。不幸的是，外国人进入汉语的天地之后，还得遵从这一规则。在汉语中，当一个句子用升调表示疑问时，这一语调同时也极其关键地影响着最后一个词的语义。外国人往往会因为无法记住这一点而使得自己表达的内容与初衷大相径庭，将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倘若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变成了某种无伤大雅的意思，那么他还算是幸运的；倘若他的意思变成了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话语，那可就太糟糕了。
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不存在像汉语中这些特殊的辅音，也没有这些特殊声调的变化，要正确地说出一个汉字并不容易，一个小错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意思变得面目全非。想要清楚而且迅速地发好汉字中的每一个音，就必须要长期、持之以恒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我在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曾经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来潜心学习语音语调，几乎每天都要花四个小时来练习，将每个语音都标注上四个不同声调。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要不断地复习。
在汉语中，有时为了韵律，这些语调常常还会发生很多变化，就像是英语语法中有许多特例一样。这些变化也极大地增加了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困难。举个例子来说，在任何含有两个音节的词语中，如果第二个音节是重读音节，同时又是降调，那么它的音调便要发生改变。汉语中的这些变化使得这种语言变成了某种很有韵律感的语言，不但读起来非常有趣，听起来也特别悦耳。有些人说汉语时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美妙的歌声。人们在讲话时不可能都用同一个声调，每个句子中的音调都可以对应五声音阶中的某个音符，这种具有音乐的效果也许是人们所期待的。
然而，倘若一个人历经磨难，以不屈不挠的毅力掌握了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汉语，他便会产生无比的成就感。可是这种成就感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的，很多人会因为在学习中经常犯的一些荒谬和可笑的错误而半途而废。假如将这些错误搜集起来，估计都可以写一本书了。曾经有一位牧师在向他的听众宣讲时，说当救世主在地球上时，救世主会周游四方“吃饼”。然而，他本来想说的是“治病”，但是由于发错了一个音，“治”就变成了“吃”，同时又因为语调的错误将“病”说成了“饼”。
有一次，我作为主人举办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一大批客人。当我让中国仆人去取一些餐桌上缺少的东西时，这位仆人显得很困惑，再次询问了我想要他去取的东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表情庄重（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仆人就是这样）地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根长约三英尺，一端有节，另一端尖而锋利的拨火棍。或许他还以为他的主人想用这个东西将某位客人打得脑浆迸裂呢，于是便一本正经地将拨火棍给了我。当然，我非常严肃地让他把这个拨火棍放回原处。事实上，造成这次误会仅仅是因为我发错了一个送气音。
还有一次，由于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我吩咐厨师去安排和准备一个大型晚宴。为了减轻他繁重的工作，我告诉他，他可以在糖果糕饼店里买一百只“女士的手指头”。两个小时后，他赶着一辆中国式的大马车返回使馆。他翻身下车，来到我的办公室，认真地汇报说他已经跑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但只买到了六十四只“女士的手指头”。他说如果还想再买三十六只，就要去更远的地方找了。听完他的话，我表示，他买的已经足够了。接着我问他为什么要雇一辆大马车。他回答道：“为了把买的东西拉回来。”
“可是您自己拿不了吗？”
他回答说：“当然拿不了，它们每一个都有五六磅重呢。”
得到这个惊人的答复之后，我们立刻检查了他赶回来的马车，结果发现里面装满了鲜血淋漓、令人作呕的六十四条刚刚割下的牛舌头，而此刻，我却成为了它们的主人。我本来要买的是一种长条的小蛋糕，在宴会时和冰激凌一起用来招待客人的。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仍然是一个错误的语调。
以上我们所阐述的汉语的特点，它们适用于中国五分之四人口所讲的汉语。尽管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地域性较强的地方方言和不同的习惯用语，但这一现象并不突出，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此详细论述了，在此就顺便带过吧。我要专门提及的独特语言通行于中国的沿海地区，从相对北面的上海，一直延伸到帝国的最南端；其从海岸线向内陆的延伸距离从50到150英里不等。在这一范围内，所使用的书面语和中国其他地区差别不大，但是口语却有着许多不同的方言。在相互邻近的地区，同一个汉字的发音就存在着天壤之别，可以用这样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些巨大的差异：“隔岸对话，鸡同鸭讲。”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官员在家乡所在地任职，因此，在这些方言区的官员只能通过当地翻译和他所管辖区内的百姓进行交流。实际上，移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大多来自这些地区，因而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并且讲出正确、标准的汉语。
在近代，依据条约，外国人可在租界内自由居住并且从事不同的职业，因而在租界内出现了一种难以描述和归类的语言。如果在研究汉语的这一章节中不提及这种语言的话，势必会影响本章的全面性。
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外国人很少能学会汉语，他们和当地人的交流语言是一种被称为“洋泾浜英语”的东西。“洋泾浜”一词是当地人由“business”这个词的发音而衍生出来的产物。因此，实际上对于“洋泾浜英语”更合适的术语应该是“商务英语”才对。除了某些合成词外，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又是怎样把那么多混杂的语言糅合在一起，将英语翻译成为了当地的方言，并且使用当地人所理解的语法组织起来。而其发音也能够适用于单纯讲汉语的中国人的应急之需，并能为人们所听懂。在此我们举两个例子来充分显示这是一种多么荒唐可笑、粗陋至极的语言交流形式，同时也可阐明这种英语的独到之处。或许读者会感到非常惊讶，或对此产生疑惑。然而事实表明，外国人同当地中国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中，九成都是借助于这种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完成的。
一位年轻的先生要去拜访两位女士，开门的中国仆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实际上，这位仆人想说的是，大小姐正在楼上洗澡，而二小姐出去了。
1881年4月，夏威夷岛群岛的卡拉库亚（Kalakua）国王来到上海，他居住在浦江饭店（Astor House）二楼的一间套房里。两名慕名而来的美国绅士想要拜见这位国王，于是某天早上他们来到卡拉库亚国王下榻的饭店，在楼下遇见了饭店的老板。这两名绅士向老板说明了来意，并问知此刻国王是否在房间里。老板回答说：“我去看看。”他随即转过身，朝着楼梯口的一名中国仆人喊道：“Boy！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s got？”（伙计！住在顶层的国王在吗？）那个仆人简洁地回答道：“Has got.”（在的。）于是，这位老板彬彬有礼地说道：“Gentlemen, His Majesty is in. Pray walk up.”（先生们，国王正在楼上，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