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忠明教授（以下用“金”代替）：教育问题的讨论课，我确定了几十个题目，也包括了你们提出的若干话题。每个题目标示了几个重点，表示讨论的向度，但也不必受此局限。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用“头脑风暴”的方法，从“人生到底几个字”，到“对话意识和实践”，去展开讨论。“对话”既是上课的方法论，也是这门课的指导思想，更是当今时代须弘扬的一种精神。
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人生到底几个字？每个人都在演绎各自的人生，你们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想过这个问题吗？关于人生，包括生死、钱财、名利、自由、仁爱、和谐、民主、公正、诚信、成功、幸福等等，每个人总会遇到这些关键词语，怎么去看待它们？你们的人生有没有几个字在指导或主宰自己？
王丽丽（以下用“L”代替）：从您刚才提的词语：生死、钱财、名利等这些角度来看人生，我觉得幸福是最重要的，其他因素最终也可归入幸福，如：钱、名利、自由、民主。人为什么要追求它们？因获取后有一种幸福感、满足感。也有些人不去追求名利，这是因为名利可能对提升他的幸福感已无帮助了。我看最核心的还是幸福。
当然，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比如上了年纪的人，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比什么都重要。人活到最后，追求的是本真的东西，平平安安地活在世界上就很满足了。
金：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幸福”两个字了，其他都是手段。对幸福的理解在人生命的不同阶段，重点有些不一样，可能小时候的幸福是玩耍，老年的时候就是健康了。
段越星（以下用“X”代替）：我觉得这些关键词里，最重要的是“生死”。人生就是一生一死，生就是人活着，其他关键词，如金钱、名誉、幸福等都包括在“生”里面了。没有生，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哲学对人生的终极思考也是“生死”，回答“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L：你这个观点我不赞同。佛家不是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吗？信奉佛教的人，会觉得自己一生中虽然充满各种苦难，但只有经受了苦难，死后才能获得幸福。那就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幸福是以生为前提的，在他们的思想里，死亡反而成为走向幸福必不可少的因素了。现实中也会有人在生的过程中，还想着死后怎样升入天堂，他们觉得那才是一种幸福的归宿。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磨难，他们也就并不觉得生跟幸福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元义（以下用“Y”代替）：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人生都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观点。我认为人生应该是自己的，重要的是自己怎么过。从出生到现在，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是两个字，活着。人生不就是两个问题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不用过多深究，我们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在国外时说是从中国来的，去外星时说是从地球来的；到哪里去的问题，就是人以什么样的状态活着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存在。我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死的个体。所以，人生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活着首先是第一步，而怎么活着却更有意义，后面的名利、自由、民主、仁爱、成功等，都是人在活着的时候选择的目标。有人会选择名利，也有人会选择普通的生活，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想自由、民主、仁爱、成功，如果自己感觉活得还可以的话，也不会去讨论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活着”两个字吧。
金：“活着就好”是吧？人生，人生，生是前提……
付惠（以下用“H”代替）：我首先想到的是“追求”二字。我活着，从小到大，在整个人生阶段，自己的追求是不断变化的。在老师提示的这些关键词中，我小时候追求的是“小写的人”吧，也就是更注重我自己的快乐。但是现在我会更多考虑到家庭、周围的人，工作了以后，可能考虑的范围会更大一些。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思考的不一样，追求也会不一样。比如，生死，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阶段中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但到了七八十岁，可能就会考虑生死。其他的词，比如自由，这些也是在特定的人生阶段会去追求的。但现在这个阶段，我可能想的就是成功以及幸福，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生。
金：人生到底几个字？有的想到生死，有的是幸福，还有的是成功。不同的个体，选择的重点不一样。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选择也有区别。小时候，可能不会想死的问题，到老年时，就会思考生命的长度。当下这个社会，年轻人想的就是成功、理想、幸福等关键词。
为什么要讨论“人生到底几个字”？这是追问生命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如果不思考，生命就不存在，所以人的存在需要思考来证明，他强调的是思。我看见华东师大校园里的“名师名言”，有位教授把笛卡尔的话倒过来，“我在故我思”，即物质存在是前提，是人类思想的基础，他强调了马克思唯物论的思想。
这个问题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没有思考，如何印证生命的存在？反过来，人的肉体都不存在，哪里来的思考？这是常识，但你强调的侧面是什么？它有一个当下的语境，直面生存的压力和挑战时，哪有闲情逸致来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也许人类首要的命题是生存。但吃饭问题解决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就是思考。这是人免不了的生命倾向，它时不时会冒出来：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要怎样存在？每个生命是一个短暂的存在，终会消失，这个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关于生死，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也不同。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赎罪的，赎什么罪呢？思考的罪。人一思考，上帝就笑。上帝在伊甸园已给人类安排好了幸福生活，人为什么还要违背上帝的意愿去思考呢？
思考首先源于好奇，人好奇才会去探索。上帝说，伊甸园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智慧果不能吃。上帝很狡猾，如果他真对人类负责，本不该有智慧树。就如你放了一个钱包在桌上，又告诉孩子不能去偷，实际上你是在引诱孩子犯错。所以上帝造人就隐含着折磨人，这是人生的一个悖论。蛇为什么引诱夏娃吃智慧果？可能女人更经不起诱惑，然后通过女人去引诱男人，男人也犯错了。人类的始祖一犯错误，上帝就不高兴了，于是被逐出伊甸园，终身吃苦受罪。
生的意义是什么？基督教的解读就是赎罪。以戴罪之身，通过持续的忏悔、祷告、行善，赎清罪孽，就有可能重回天堂。这跟佛教的解说不一样。佛家另有一套话语，说现实世界是虚幻的，人的生命是苦难的，你不要去想幸福。人的一生就是吃苦受难，生、老、病、死，诞生之时哇哇哭，苦难就开始了……
X：老师，您讲的是基督教和佛教的人生观，那么中国儒家是如何看待生死的？
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是务实的，首先考虑生，不暇论死。怎么生？儒家有“乐生”的思想，“乐生”与“苦生”相反，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迥异。墨子也是强调受苦的，要成巨子，须先修炼，即吃苦。做墨家学徒，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墨家是古代的雷锋学派了，粉身碎骨，把一生献给百姓，这跟儒家不一样。
儒家强调乐生，《论语》中“乐”字反复出现，所以李泽厚说，中国有“乐”的文化。梁漱溟谈儒家文化，也指出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乐生。再如晏阳初，作为平民教育思想的代表，他在印度考察时，发现印度人总是愁眉苦脸的，中国的苦力（现在叫劳工），干的活很苦，但他看不到苦面孔。一旦有两三分钟的休息时间，苦力擦一下脸，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干这么苦的活，还有笑脸？晏阳初认为中国人本性是乐天的，这与儒家思想有关。李泽厚则从中国文化特色的视野系统地阐述。
中国人不喜欢愁眉苦脸。西方的哲学，尤其苦行派哲学，或存在主义哲学，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梁漱溟是个典型，他身体不好，从小体弱多病，又因父亲梁济自杀，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他自幼为人生问题困扰，去研究文学、哲学、佛学，觉得都不是出路，最终回到儒学。儒学为什么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发生深切的共鸣呢？这个问题还可想想。
Y：以老师60多年的人生经历，您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哪几个字？
金：人在不同的阶段，对人生的看法各有不同。我读小学的时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想的就是为“革命理想”而奋斗。那时候不会追求个人幸福，所谓幸福也是人类的幸福，集体的幸福才是个人的幸福。从小接触的资讯，强大的社会氛围，使个人思想就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献身。人生的关键字眼，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革命少年”等，组成了我那时的精神底色，这是价值理性的层面。在日常感性的层面，就是要做个老师、父母眼里的好学生。
记得读小学一年级时，由于调皮，被老师罚站壁角。因是星期六，晚上要看电影，所以着急得很。妈妈找到学校来了，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老师说你自己回家跟妈妈解释，所以我在电影院一直担心回家怎么跟妈妈检讨。在2004年母校百年校庆时，看到小学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上前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鞠躬，说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某某某，谢谢您当年对我的栽培。她说教过这么多学生，你是谁我也记不住了。我就把当年的故事讲一遍，她说还有这回事啊，我说没这回事，我编个故事，逗您老人家高兴吗？她说那么刚才对我鞠躬，说谢谢老师的栽培，你是真心的吗？我说，讲实话，当年我是恨您的，还恨了好长时间，但刚才对您鞠躬说谢谢，真的发自内心。她问为什么？我说，老师是为学生好，让我明白小学生要遵循学校的游戏规则，违反规则的代价是差点看不成电影，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去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这样自己的人生可以顺畅些。我的第一堂启蒙课，您就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要感谢您！
当年感性的我，无非是要被老师肯定，被同学羡慕，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理性的我，立志奋斗，长大接革命的班，解放全人类。在感性和理性的中间，还有一个我，想当科学家，更想做个文学家，有作品传世，流芳百世。其实我的思想是很奇怪的，当年也有个人英雄主义，觉得当作家真好，写出的书有这么多人看。我的作家梦是很强烈的，小学毕业那年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文学梦就破碎了。
我的中学是空白，经历“十年浩劫”，到恢复高考，1978年上大学，这时已经25岁，按理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小学毕业生能混进大学，这要感恩母校，小学六年给我打了自学的基础。得知恢复高考仅几个月时间，我主攻数学，却只能考文科了，因为文科也要考数学。
读大学时，恰逢“拨乱反正”，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就想为国家作贡献，努力学本领。传统的主流意识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宏大的事业去奋斗，无论是为革命，为人类，还是为共产主义，为建设强大的国家，都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为个体考虑，与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我女儿认为，上辈人很怪、很傻，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搞不定，还成天想着为人类谋幸福。现在的年轻人是基于自我中心来考虑，很现实，生命的当下最重要。而我那一代的人，时空的坐标点不是定在自身，都是定到人类，定到祖国，或者未来这样的字眼。生命的兴奋点、中心点，靠几个抽象的概念来定。
随着年龄和时代的变迁，我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中是不是有不变的东西呢？总是想，有限的一生究竟如何安排才有意义。至今还苦恼，一辈子就这么过了？80年，还是100年，充其量120年吧，这是个体生命的极限了。你们现在二十多岁，我已经六十多了，当年入大学是25岁，至今已38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做了些什么事，到底有没有意义？还在想这个问题。
活一天就要做点事。现在就是看看书，教教书，或写写书，跟几个学生聊聊天，这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这些事情有意义吗？什么是有意义？人生就是这么平淡。一个擦桌子的，扫地的，烧饭的，开车的，你说他的生命有意义吗？知识人总是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去思考问题，教书育人，在价值的链条上，处于高位，所谓百年树人的伟业。但没有扫地的，擦窗的，开车的，烧饭的，离开这些形而下的东西，你凭什么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年轻人觉得上辈人很傻很怪，又不是总理，总是在考虑总理的事。一个小老百姓啊，成天忧国忧民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俗气，就是挣钱——有了钱，去做喜欢的事；没有钱，就考虑怎么挣钱。
年轻人最喜欢的，也许是周游世界了。看一看，逛一逛，找一些能刺激生命的事，如探险、蹦极、登山之类的，或驾驶游艇，体验不平常的生活，绝非一日三餐即可满足。民国时，年轻人为什么要去延安？去延安的人，一种是没饭吃的人，裤带上拴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可能掉脑袋，为什么还要去？与其饿死，不如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了。另一种人是吃饱了饭，闲得无聊，如富贵人家的子弟，有吃有穿的，为什么也闹革命？人能像猪一样生活吗？光顾吃饱睡好？人生总要为个理想奋斗，所以跑延安闹革命去了。
西方青年也追求不平凡的岁月。去登山，去蹦极，去跳伞，这不是有生命危险吗？危险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冒险，无限风光在险峰。没有刺激，活着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中国孩子冒险精神不够。海外旅游，见小孩子和爸爸、妈妈发疯似地从高坡冲下，我觉得很恐怖，一不小心掉万丈深渊了。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仅万分之一，因为毕竟有刹车，而且生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但一不小心，生命就没有了。我不可能让女儿冒险的，为什么冒生命危险玩这类事？太不珍重自己的生命了！但外国人不这样想，父母和孩子从高处，呜——冲下来，生命在冲的过程中就张扬开了。外国孩子胆大，敢做事，他们从小就浸润于冒险的文化，生命的灵活性和自卫性也在冒险的行动中逐渐提升了。这种价值追求和文化背景，与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确实不一样。我也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但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所以人可以自由选择。面对荒谬的人生，死也许就是人的最好选择。反之，人只有对此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才会有意义地安排余生。人只有在明白生命限度时，才会突破存在的荒谬，探寻出路。今天必须做什么？明天要考试了，今天必须要温课；过几年要死了，剩下几年怎么安排？不知死，也不解生，生死问题是紧密相依的。也有人说，根本不要去想这些玄而又玄、形而上的东西。像元义说的，活着多好，好死不如歹活，年轻时干嘛就思考死？岁数大了，你愿意思考就思考去。当然也有一种观念，首先要思考死亡，然后再安排余生。思考到最后，觉得反正都是要死的，那么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人，也有思考到最终，发现人生都是虚无荒诞的。透彻地了解人生，最后是结束人生。选择结束生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高表现吗？
谈到自杀现象，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到高端阶段的产物，也是物质丰富年代才会出现的严峻问题。物质贫乏的社会，这种现象倒不太严重，人没有时间去想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日没夜就是劳作谋生。富士康公司自杀的年轻人的父母，他们一个月挣一千元也不自杀，因为有希望在儿子身上。但儿子大学毕业，也只挣个两千、三千，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流水线生活，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了，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富士康自杀现象是血汗工厂的问题，我觉得还不是这回事。前一阵子翻译了《动物农庄》的孙仲旭也自杀了，只有四十多岁。他生前与儿子的对话文字留下来了。
H：听了老师的话，我觉得人生可能包括两方面：活着就是在做事，还要思考做事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思考和做事两方面吧。无论哪个方面，行动和思考都贯穿其中。比如说自杀，思考战胜了做事的欲望，想不通了，可能就会选择死亡。
吴晓梅（以下用“M”代替）：那个翻译家孙仲旭好像患有抑郁症，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挺年轻的，才41岁。
金：很年轻。他与儿子对话的文字渗透着忧郁情绪，抑郁症也是现代人易患的一种疾病。
L：孙仲旭是一个业余翻译家，他一直想从事专业翻译工作，但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这与他罹患抑郁症是否有关？
金：业余翻译家不是更好吗？业余的，想做就做，不干拉倒。我估计靠翻译谋生特艰难，他钟爱这个职业，又觉得这份职业没有安全感。作为男人，他愧对家人，自己可以不计较清贫，像颜回，“箪食瓢饮”，但面对亲人，就会有压力。
H：我们的人生都被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老师刚才讲的自己的经历，受环境的影响特别大。
金：你们现在的兴奋点在哪里？你有什么理想？
H：我要实现的理想，就是当老师。
金：这是一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与职业有关，如果达成了，你的生活就是幸福的。
H：现在更多的就是小我的追求。
金：一个人的目标具体的话，应该是能够实现的。你要做老师，无论小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甚至无论在哪个区域，只要盯着这个目标想方设法去践行，应该不难，这个理想可以实现。
L：在现实社会中，找工作也有挺多无奈，您说做老师不难，但一个应聘者假设大学本科学了销售，毕业之后要想当老师，学校可能就不会考虑他。
金：做老师需要学科背景，要做什么样的老师，须学相关的专业。不同的学校，专业知识不一样。职业性学校，操作性比较强。比如说驾校，老师也很牛，你要学驾驶，就要拜他为师；销售知识也是学问，也可做老师甚至大师；如果你要做化学教师，就要去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了。如在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戴了博士帽，回国也能在大学谋职。要聚焦清楚。你现在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只想做老师，到底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做语文老师，你又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就要想明白了：语文老师到底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和能力？赶快把它补起来。
我中学六年是空白，也进了大学，那是我确实补课了。首先我明白，文理科都要考数学，数学一定要过关。考文科还须补地理、历史知识。我就将信息集约化，用最快的速度浏览默记。这是敲门砖，先叩开大学的门。应聘职业也如此，自身优势在哪里，是吹牛还是真的具备了优势？一上课就知道了。校长如果是行家，问你几个问题就决定了；谨慎一点先试用，一年后你证明给校长看。
目标要聚焦清楚，再为之奋斗，对症下药是关键。就怕你目标不明确。现在上天摘星星都不难了，美国人把探测器送上火星了，中国要做这件事，肯定也行。上天很难，但定下目标就能做到。苏联曾先于美国上月球，美国明确了国家战略，高空技术后来居上。它想明白了，聚国家之力；你想明白了，聚个人之力。老师作为一个职业，你真想要，是没有问题的。
人生的选择有几个字呢？或许有共同处，比如幸福，再如生死。打开哲学书、历史书，古往今来有很多解释，可能比我们说得好。今天探讨的，学问家看来没意思，何必谈它。但我们还是要探讨，因为当下的生命就有困惑和问题，通过对话解决当下的困惑，就有意义。难道世界上有个爱因斯坦，人类都不要讨论物理学了？有了莎士比亚，都不要写诗了？有了李白、杜甫，人还要写诗，农民也要写诗。他写的诗也许不能存世，但当下对他有意义，创作过程释放了他生命的意义。我们谈论的这些，未必在教育史、哲学史、人类史上留下痕迹，但对当下的课堂就有独特的意义，你们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的思考，更多的体悟。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是行使人的权利——思考和感受的权利。人要在思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但不要因为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去打击、阻碍他人的行动和思考，要抱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人家，对照自己。
我年轻时，思维比较机械，认定一个理，人生一条道，全世界的人都应像我这样。今天，我思想改变了，我没有那么牛，更不敢那么狂妄。年纪越大，越不敢说话。但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是要坚守，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底线，至于“己欲达而达人”的话我不敢说，自以为是的“达人”，未免强奸儒学的本义。欧美人经常说，Can I help you？是否需要帮助，先搞清这个问题。我为你让个座，先要问是否可以为你让个座，这似乎搞笑，却蕴含以人为本、尊重人、体贴人的情怀。我能不能关心你？也许对方喜欢孤独，你不要烦他，你的好意，也许是人家的痛苦。所以，己欲达而达人，先把行动边界想明白，不要把自己的好意强加于人。这又回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之“己欲达而达人”，前者好像消极，后者似乎积极。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为重要，它已涵盖了后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共通的人性，可能就是这几个字。
设想当你为人父为人母时，你的儿女跟你的价值取向不同，你能否不抱怨，能否用宽容的心去接纳？有个留学生在国外，他的妈妈很揪心，儿子怎么要读神学，神学能读吗？以后做教师，还是做牧师？都发不了财。这个儿子怎么越读越傻了？很痛苦啊。不曾想后来有个机会，儿子认识了来自泰国的女留学生，一谈恋爱，才知这个女孩的爸爸是富豪。女孩把男孩的价值观给扭转了，男孩就跟着女孩做生意去了。丈人也很喜欢这个女婿，还买了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给他经营业务。妈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逢人便说，妈妈改造不了儿子，老婆把他改造了，泰国女孩把他从神学拉回世俗生活了。但反过来，如果儿子真要研究神学，他妈妈能干涉吗？
西方的宗教影响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因为传教士。贵州的深山里，至今有教会小学的遗址。当年传教士跑到中国贵州的深山老林传教，三年只传了一个学生，八年来了三个学生，他有这种耐力啊。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八年来了三个学生，教学生英文，教学生足球，现在有的老太太还懂足球，就是当年传教士留下的影响。传教士一辈子就传了三五个人，种子播下了，你说他有意义吗？我在《东海夜话》里也提及，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读了儒家的经典文本，以孔家子弟自居，能践行价值，跑到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传播儒家学问。就好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红军也是传播一种理念：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红军是播种机，不畏艰难险阻，一路播种。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个人的选择能否为他人所包容，乃至欣赏，甚而支持？
其实，人最不能突破的是情，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当你面对亲情友情，譬如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乡邻，特别是你的家人，他们对你的影响很大，他们的价值取向会决定性地影响你，你也许会觉得委屈他们、对不起他们，这就形成内心巨大的压力。中国人的情感线很难突破，“亲人就是敌人”，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敌人你是不怕的，你会敢于、善于和真正的敌人斗；亲人不是敌人，你怎么敢于和亲人斗争呢？所以你总是觉得内疚，对不起他们。于是你就不敢放开，不敢思考，更不敢行动，亲人就变成了阻碍你发展的最大的敌人。
可见，人生问题确实是复杂的。你们不要把我的话信以为真，不敢说话。我想到哪说到哪，也是不得要领，你们也可以这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总结，不归纳。当然谁想总结、归纳一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