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北洋风云人物系列之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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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落寞北平

1932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气阴霾,寒风凛冽。一列遍体沙尘的火车,恶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疲惫地停在破落不堪的前门车站上。车门开处,列车似张开巨口的怪兽,慢慢吐出一群周身黄沙、满脸憔悴、包裹着各式各样御寒衣帽的人。苍老、疲惫的吴佩孚,或许是故意怄气,或许是虚荣心作怪,把刘泗英给他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袄抖掉,只穿一身单薄的棉军装,挺胸收腹向前走去。他经过五年的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带着落寞、哀怨、沮丧、伤痛回到了北平。

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兼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率军政要员迎上前去。张学良跨前几步,“啪”地给吴佩孚行个军礼,口称“世伯您好!”想去握手,但吴佩孚却傲慢地昂起头,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张学良怔住了,脸涨得通红。张方严怕张学良下不来台,赶忙上前与他握手寒暄,刘泗英,陈廷杰则追上吴佩孚想劝几句。吴佩孚早跟前面的江朝宗、薛之珩、蒋雁行、齐燮元等旧部谈笑风生。故意冷落张学良。

张学良再次趋前搭讪:“世伯,一路辛苦了!”

吴佩孚“哼”了一声,气呼呼地一头钻进汽车。

沿途军警林立,人如潮涌,纷纷争睹大帅尊容。欢迎小旗上写着“欢迎吴大帅联合抗日!”“团结御侮,收复失地!”……吴佩孚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车队径直向东四什锦花园胡同驶去。

……去年12月9日,雷中田地盘丧失,高振邦全军覆没,陕军兵临城下,甘肃城危在旦夕。吴佩孚一看,大势已去,前功尽弃,不赶紧走有沦为阶下囚的危险。于是长叹一声,率领残兵败将踏上去银川之路。

荒凉贫瘠的大西北寒风瑟瑟,赤地千里。吴佩孚骑在马上,顶着风沙,艰难跋涉。沙粒似碎玻璃,拍打在脸上钻心地痛;阵阵寒风像一把把钢针,钻进单薄的衣裳里,砭蚀着肌肤。艰苦打拼五年,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伤心欲碎?希望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彻头彻尾地寒冷,刻骨铭心地伤痛。

在走投无路时,吴佩孚只好求助于张学良,要求在北平长住。张学良想到吴佩孚虽已下野,但仍深孚众望,且奉直有过一段合作关系,他又是长辈,怎好拒绝?于是,与于学忠就商。张学良说:“蒋介石有电来平,对吴佩孚来平企图有所怀疑,你说咋办?”于学忠说:“吴佩孚今日已无实力可言,还能有何企图?直系旧将中握有兵权者仅我一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张学良问:“蒋公怪罪下来如何解释?”于学忠说:“以私交收留,蒋公是能理解的。”就这样,张学良回电欢迎,并派毕泽宇为代表前往临河迎接,命察哈尔省长刘翼飞陪送其到北平。

古道西风,老树昏鸦,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吴佩孚晓行夜宿,餐风饮露,把身子蜷缩在老羊皮袄里,颤巍巍,晃悠悠,听着单调的风声和驼铃声,昏昏沉沉,凄凄惶惶,绕道银川、包头、张家口,艰苦行程一个多月才到达北平。

车队停在一所公馆门前。

这里原是吴佩孚旧部、前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的一座公馆。一进大门是一条青石甬路,两侧栽种着松墙和塔松。再往前走是一座花团锦簇,树木苍翠,有假山怪石、亭台轩阁的小花园。正中有一座二层小楼,东西两侧各有跨院。这套公馆是薛之珩特意奉送的。但吴佩孚生性要强,不愿平白无故接受他人财物,到底东拼西凑,凑了几万元现金送去才安心。自己为官几十年,却没有一处房产。

吴佩孚对新居还算满意,僚属大多喜欢,都有了落叶归根之感。尤其夫人佩兰、儿子道时更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下车就指挥侍从移床架铺,布置房间;各幕僚、家属也分配到自己的办公室或住处。上上下下一片忙碌,喜气洋洋。

吴氏一家住在楼上。有寑室、书房、会客室、办公室、游艺室等。楼下是会客室、会议厅、小餐厅、侍卫室等。东西厢房是八大处办公室。八大处成员及家属分别住东西跨院。几百名卫队,集中驻在什锦花园胡同的另一处空旷的大公主府内。吴佩孚的八大处虽然人员参差不齐,但编制依如其旧。自1927年来的五年间,追随他的官兵一直未发过饷。

吴佩孚所用的家具、书籍、生活用品,都是薛之珩送的。家具由楠木、黄梨木精制而成,古色古香,庄重典雅。大凡古朴之物,吴佩孚都喜欢。尤其令他满意的是书房,有三四十平方米。东西两面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靠北墙是沙发、茶几,靠南墙是条案、花卉盆景,靠窗是一张比普通办公桌大一倍的大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两旁是宽大雕花太师椅,壁间挂着名人字画……

这天,吴佩孚正在整理浏览图书,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起来。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王安石的《同官新义》,严复的《文龙川文集》,龚自珍的《龚定奄全集》,谭嗣同的《谭嗣同文集》,严复的《救亡决论》,孙中山的《孙逸仙文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其实,这些著作并非书主人阅读的,只是一个警察总监的收藏。吴佩孚的思想一向与先进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书籍嗤之以鼻。他把这些书一本本抽出扔在地上,令侍从抱出去烧掉。然后,把追随自己几十年的古董放进去……

这时,张佩兰款款地走进来,一进门环顾四周,笑眯眯地说:“哎呀,好气派,我看比洛阳的书房毫不逊色。”

吴佩孚满意地说:“嗯,还不错,半生飘零,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张佩兰说:“唉,我可惨了。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财富全失落了,想不到我成了穷光蛋!”说着,热泪盈眶。自从过襄河失落财物后,她经常唉声叹气,哭笑无常。

吴佩孚劝道:“行了,过去的事想它何用?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吃有花足矣。”吴佩孚每想起佩兰跟自己受了太多苦,总觉得愧疚。

佩兰叹道:“你说得轻巧。你是个大松心,吃粮不管算,家里家外哪点不是我操心?”

吴佩孚说:“是啊,这些年难为你了。”

哭过穷之后,她终于宣示真意:“刚才汉卿派人来过,说以北平政府的名义,给你送来五万元安置费,配你一辆小轿车。他还以个人名义,每月给你八千元生活费。还说有啥困难随时给他打电话。另外,老蒋也答应每月给你拨款三千元。看来,汉卿蛮讲义气。”

吴佩孚沉着脸说:“你告诉他,我只接受私人馈赠,其他的我一概不要!”

张佩兰一撇嘴说:“行了,我说你呀,事到如今就别那么耿直了,谁的棉袄不过冬?何必计较。”

吴佩孚固执地说:“就这么办!”

张佩兰以退为进,暂时退让:“好好,依你。汉卿送来请柬,说今晚为你接风洗尘。作陪的有于学忠、魏益三、刘翼飞、毕泽宇、齐燮元、蒋雁行等人,多是你的旧部。你去不去?”原来陈廷杰、刘泗英怕吴佩孚不去,特请张佩兰游说。

吴佩孚态度更加强硬:“不,我不能与出卖祖宗爷娘的败类同席!”

张佩兰软中有硬地说:“得了,人家汉卿哪点不好?讲交情,重义气。人家顶着巨大压力收留你,照顾得又这么好,何必跟人家过不去?人有脸,树有皮,大面儿上咱得过得去。去吧,我想去。”

“你想去你去。”

“嘿嘿,行啊,一帮老爷儿们围着一个娘儿们,你脸上好看?”

吴佩孚也笑了。张佩兰是个长于心计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退却。在一些事上,虽然吴佩孚固执得似驴子,但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她。她一抬头看见墙上一幅新条幅: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张佩兰问:“刚写的?挺好看。唉,奔波大半生,不容易呀,该收收心了。安安生生、舒舒服服过几年好日子。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我过怕了。”说着,眼圈儿红了。

吴佩孚叹道:“唉,本想借助张、于之力抗日救国,东山再起,谁想到又成泡影。命,这都是命啊!”

张佩兰改了话题:“江朝宗、薛之珩来过,要跟你办‘善悟社’,请你当社长,准备设一个乩坛。到时候诵诵经,扶扶乩,联络联络感情,倒也不错。他们放下一部《吕洞宾文集》,说改日再过来。”

吴佩孚来了兴趣:“嗯,好啊。”

张佩兰说:“生活安定了,用不到那么多卫队了,咱留下二百人,其他的解散吧。不然别说发饷,吃饭穿衣也管不起。你看行不行?”

吴佩孚说:“我考虑考虑。”

临走时张佩兰嘱咐他:“别忘了晚上赴宴,几个处长也去。”说罢,一扭一扭地走了。

晚上,顺承王府灯火辉煌,一派热闹景象。

这座王府位于北平西城区白塔寺附近,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封建王府,分前后两个大院。前院是亭台楼阁,假山怪石,奇花异卉,曲径通幽的大花园;后院是张学良的起居室,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

一般情况,府邸的宫门是不轻易开启的,一切人等均在东西阿司门出入,正殿也只有贵客临门时方启用。今天为迎接一个大人物,大门和正殿都开启了。

突然,有人一声高喊:“大帅到!”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文武官员赶忙起身相迎。在张佩兰、吴道时的陪护下,吴佩孚走出轿车,款款走来。张方严、陈廷杰、刘泗英、刘永谦、符定一、张伯伦等心腹幕僚紧随其后。张氏夫妇跨前几步,满脸堆笑,躬身施礼:“世伯、伯母好!少帅好!”因行前夫人叮嘱,僚属苦劝,务要搞好关系,吴佩孚已不似先前那样固执,矜持而有分寸地微微一笑,拱手道:“二位好!”女人不似男人拘谨,一见面你拥我抱,格外亲热。

进了客厅,吴佩孚旁若无人地仰坐在正面的大沙发上。张学良一一介绍他的部下,他们纷纷向吴佩孚敬礼,吴佩孚微微举手作答。

本来张学良才思敏捷,久经阵势,多大的场合、多难对付的人都能应裕自如。可当他面对这个软硬不吃、喜怒无常的怪物时,却不知说啥好。他试探着说:“世伯、伯母辛苦了,听说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受了许多苦?”

张佩兰赶忙接口:“唉,可不是。天寒地冻,黄沙漫天,可把我们害苦了。”

张学良问:“二老身体可还好?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吴佩孚机械地说:“嘿嘿,不用。再说,我信不过洋玩意儿。”

于凤至拉着张佩兰的胖手说:“依我看,伯母干脆搬过来住些日子,好让侄媳妇侍候侍候你老人家。”

张佩兰搂着于凤至说:“哈哈,还是我侄媳妇疼我,咱娘儿俩一见面就投脾气。唉,你们怪忙的,以后麻烦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张学良瞟一眼吴佩孚,接口说:“伯母说远了,我们既是同乡,又是至亲,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麻烦?”

张佩兰笑道:“哈哈,对对。”说着,从背后捅捅吴佩孚的腰。

吴佩孚仓皇作答:“喔,对对。”

这时,吴佩孚的心里酸溜溜的:一是对张学良的权势心生妒忌,二是对张学良的豪华气派心生不平;同时也为自己的落魄、失势而凄怆。越是这样,他越端架子,越自命清高。吴佩孚正胡思乱想,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相走进来请他们入席。

宴会大厅富丽堂皇。地上铺着猩红大地毯,墙上裱以锦缎隐花壁饰;色彩纷呈的天花板上,高垂着金碧辉煌的葡形大吊灯,窗上挂着枣红色丝绒帷幕。八张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上,摆着金银玻璃器皿和法国葡萄酒、英国威士忌、美国香槟、中国茅台……

张学良恭谨地拉开首席的高靠背沙发椅,吴佩孚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去。同时,于凤至也把吴佩孚旁边的另一张椅子拉出来让张佩兰坐。这样,吴佩孚的左手是张学良、吴道时,右手是张佩兰、于凤至。其次是于学忠、张方严等人。

张学良首先起而发言:“尊敬的世伯、伯母,道时兄弟,诸位将军!今晚学良有幸与二老相聚,为二老接风洗尘,学良十分高兴!世伯与家父有八拜之交,又在家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建立了直奉联盟。世伯的雄才大略、道德文章,是学良永远学习的榜样。为了世伯、伯母的健康,为了吴张两家人的团聚,为了诸位将军的光临——干杯!”

大家热烈鼓掌,纷纷饮下第一杯酒。吴佩孚沉吟片刻,夫人在他背后捅了一下,他才端起酒一饮而尽。

张学良笑道:“世伯,您说几句吧?”

于学忠见他迟疑,带头鼓掌:“请大帅训话。鼓掌!”

大家纷纷鼓掌、期待。但吴佩孚好像没有听见,自顾自斟饮三杯。张佩兰怕他做出不礼貌的表示,悄悄用肘关节碰他胳膊。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看着他。宴会厅气氛压抑,鸦雀无声。许久,他眼含泪光,慢慢抬起头,悲愤地说:“你们要我说,我能说什么?诸位……”他突然提高声调,慷慨高呼,“这不是酒,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血和泪呀!”

张佩兰怦然心动,张方严等瞠目结舌,张学良表情尴尬,众将领面有不快……沉吟片刻他说:“贤侄,休怪我无理,我是直肠子,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有几十万军队,手里有洋枪洋炮,为什么把祖宗爷娘的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人?你是不是张雨亭的儿子,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吴佩孚的话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最后竟至拍案而起。众将官被勾起满腹哀怨,有的垂泪,有的欷歔,有的自饮闷酒,有的对他的傲慢无礼和盛气凌人不满。最难过的是张学良,几个月来,他成了众矢之的,国人纷纷骂他“不抵抗将军”、“逃跑将军”……大街小巷,小报传单,经常见侮辱性的漫画、标语,甚而向他的汽车投石子、啐唾沫。他怕见吴佩孚,又不能不见,怕提起这件事,又愿意提起,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今天吴佩孚的话,等于在他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他脸色苍白,表情尴尬。许久,才委屈、羞赧、哀怨、自暴自弃地说:“今天世伯对我的训诫,我更感到世伯的高风亮节和拳拳报国心。可我张学良不是没骨气、没廉耻的人,我……我有难言之隐呐!”说着,哽咽起来。

吴佩孚依然火气难消,揪住不放:“胡扯!你国仇家仇不报,你老子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张学良说:“这里说话不便,请容我以后单独向您解释。这里我只说一句话:张学良不是孬种!”

吴佩孚倔生生地说:“我不听解释,我要行动,要你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借我二十万军队,我帮你把小日本儿赶出去。我没有个人野心,我把东三省夺回来立马还给你!”

张方严、于学忠等怕把事情搞僵,怕双方下不来台,纷纷劝解。吴佩孚自己也觉过分,尤其想到今后还要与张学良相处,于是态度缓和下来,举起酒杯说:“汉卿、诸位,吴某言语不周,多有冒犯,来,我敬大家一杯。希望大家团结御侮,不忘国耻,早日收复失地!”

于学忠带头响应:“好,这杯酒一定要干!”

众人七言八语:“干,干!”大家纷纷给吴氏夫妇敬酒,宴会总算圆满结束,没出大乱子。

新年虽过,天气尚冷。西北风在屋脊上、瓦楞上、树枝上肆虐,不时发出呜呜的叫声。一月下来,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天总是阴森森、冷飕飕的。

本来,北平对过旧历年是很认真的,但今年却过得凄凄惶惶,冷冷清清。顺承王府没心思过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大片领土尽陷敌手,东北军不放一枪一弹退进关内,国人愤怒已极,游行声讨、口诛笔伐天天不断,军人思乡心切,哪有心思过年?

北平的老百姓,因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步步紧逼而寝食难安,每个人的心中都蒙上亡国的阴影,加上生活艰辛,当然更没心思过年。

吴公馆也是一片晦气。早先流亡蜀陇,生活虽凄苦,但尚存幻想,心里尚有一丝期望;到北平后,最后一缕希望破灭了,其心灰意冷可想而知。加上世态炎凉,门庭冷落,许多追随者风流云散,那些沙里澄金留下的几百名卫队,也因供不起起码的生活费而大部遣散。在这种灰暗的情绪里,谁能乐得起来?

整个华北,乃至中国,都被一股阴云笼罩着。

吴佩孚已很久不下楼,不会客了。整天吊着脸喝闷酒,抽闷烟,踱步沉思。按历来的习惯,他每餐必与幕僚共饮食,在餐桌上讨论时事、政治、军事,沟通思想,部署工作。一天两餐通常拉得很长。来北平后,依然保持这一习惯:楼上一桌,楼下若干桌。楼上的一桌,只有张方严、陈廷杰、刘泗英、赵心如(军需兼军医处长)、赵子宾(交际处长)、张伯伦(军务帮办)有资格参加。这些天,这一惯例也改变了,他待在自己屋里独饮独食,还常跟部下发脾气。

3月9日这天,吴佩孚正在窗前侍弄花草。今年冬春天寒,吴公馆缺煤少柴,室内温度过低,不少花卉冻死。屋子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令吴佩孚不快。这时,陈廷杰上楼来,小心翼翼地说:“玉帅,有贵客求见……”

吴佩孚粗暴地吼道:“谁说我要见客?不见,不见!”说着,一回身把一盆仙人球掷出去,陈一闪身,花盆在他脚下摔碎。二人瞅着花盆都愣了。吴佩孚虽觉过分,但从来不肯道歉。当年,陈廷杰把政治赌注压在吴佩孚身上,是幻想他有朝一日韶光再现。当他看见吴佩孚的崛起日见渺茫,脾气又一天比一天坏,早已不耐烦了。只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靠山,所以才委曲求全。他耐着性子,以冷淡的口吻说:“章太炎先生远道而来你也不见?”

吴佩孚急转身问:“谁?章太炎?你怎么不早说?”

陈廷杰跟了一句:“你让我说了吗?”

吴佩孚说:“快请!”

当年章太炎曾先后在吴佩孚、孙传芳处任要职,把出路寄托在军阀身上,但因希望破灭而去职。

今天,寓居上海多年的他,千里迢迢来见吴佩孚有什么事呢?吴佩孚正在沉思遐想,陈廷杰已把章太炎引上楼来。章太炎六十有余,面目清癯瘦削,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留两撇花白胡子。他患有哮喘病,上楼来已气喘吁吁了。

一见面,二人拱手寒暄,十分亲热。坐定后,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促膝交谈。相似的遭遇,抚平了往日成见的沟壑,让他们的感情变得更近了。吴佩孚笑眯眯地说:“什么风把你老兄吹来了?我真高兴,高兴啊!”

章太炎躲在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睿智聪慧的火花;同时,又显出忧郁、凄怆的神色。章太炎定定呼吸说:“似我这老朽之人,本该闭门读书,超然物外,可是,局势糟糕至此,令人寝食难安呐!”他陡地激动起来,竟致坐不安席。他说:“去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19日占领长春,21日攻陷吉林;11月10日,日本人将宣统劫持到东北;今年1月28日又挑起淞沪战争,2月19日,在坂垣导演下建立了‘满洲国’,发表什么‘独立宣言’。时隔半年,时局变化如此之大!我坐不住,坐不住啊!”说着,眼圈红了。

吴佩孚深有同感:“不光你老兄坐不住,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坐不住。”

章太炎说:“整个中国沸沸扬扬,到处燃起反日怒火,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纷纷建立抗日组织……中国人何以伤痛至此,愤怒至此?是因为中国当局一再姑息退让,开门揖盗,丢尽中国人的脸!他们的做法较之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说着,老人感情激动,竟至老泪纵横。吴佩孚也受了感染,一面擂击桌面,一面欷歔有声。

吴佩孚问章太炎有何打算。章太炎宣示此行真意:他要为抗日救亡竭尽绵蒋之力,请吴佩孚联合张学良、于学忠把东三省夺回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吴佩孚哀叹道,他从蜀陇千里迢迢赶来,就是要联合张学良打日本的。他曾表示不计名位,不要地盘儿,先借给他二十万军队,把东三省夺回来立马交给张学良。可是,他说过几次都白费劲,张学良一心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空有满腔热血,没有用啊!说着,气恼交加,在地上狂踱。

章太炎拐杖顿地激动地表示,他明天就去,甚至可以跪地求他,相信他是血性男儿,不会置国难家仇于不顾。他告诉吴佩孚,当今最大的政治是顺应时代潮流,抗日救国,团结御侮,你吴佩孚要想东山再起,受国人爱戴,就应该应运而起,挽救危亡;否则,就是头号大傻瓜,白白错过大好时机!

吴佩孚指着墙上的条幅说:“看见了吗?‘得意时清白乃心……’这就是我吴佩孚的抱负。我平生仰关(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读春秋大义,绝不做对不起祖宗爷娘的事。”

章太炎掀髯笑道:“好好!虽然我不赞成你的某些做法,但佩服你的民族大义。这就是我千里迢迢来找你的原因。只要你联合诸昆抗日,我便动员全国舆论为你鼓呼!”

吴佩孚说:“好,我的能量大得很,只要我振臂一呼,许多人便会集合在我的麾下。我只要有二十万大军,何愁打不过一个小日本!”

章太炎知道他有好吹牛的毛病,但他的抗日决心是用不着怀疑的。他笑道:“哈哈,我信我信。此次第19路军在淞沪奋起抗战,苦撑三十四天,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军长蔡廷锴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上至老太太,下自小娃娃,都在声援、募捐、送给养、运伤员,积极拥军参战。我活了六十三岁,从未见过这样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难怪连外国舆论都赞叹不已。”

吴佩孚由衷地说:“是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令人始料未及。”

章太炎说:“这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可是,南京政府都做了些什么?当许许多多国人、华侨,甚至外国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时,他们却下令停止抵抗,撤出战斗!签订与敌人妥协的‘和平条约’,真是岂有此理!”

吴佩孚气恼地叫起来:“蒋介石,他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章太炎说:“嘿嘿,这好理解。他是想‘宁赠友邦,不赠家奴’,想腾出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

吴佩孚说:“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我一概反对!我的宗旨是中国恢复孔孟之道。”

章太炎说:“对共产主义我没有研究,不敢妄议。但说‘共产共妻’恐怕不切实际。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人我见过,红军苏区的事我听说过,绝非传说中那样可怕。倒是一些旧军阀和国民党的达官权贵,三妻四妾,声色犬马,实在不成样子……”

吴佩孚无意争论学问,自解自嘲地说:“管他呢,洁身自好吧。眼前的当务之急,是不能承认日本人分裂中国这一现实,不能承认‘满洲国’!”

章太炎问:“你打算怎么办?”

吴佩孚说:“我想请你代写一份申讨伪满洲国的通电尽快发出去,表明我的态度。”

章太炎说:“好,马上就写。”

吴佩孚铺开纸砚,章太炎坐在桌前,稍事思索,奋笔疾书。写道:

……本(3)月9日,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查东三省自汉魏以来已隶中国版图,近于约法载明,为中华民国之行省,其地户口三千万,满洲人未及百分之一,此人所共知也。自东倭肇兴,疆土迭陷,久稽不治,祸遂蔓延。然以暴力获得之土地,不能据为己有,联盟决议,信誓昭然,非日本一国所能独占也。于是,树置清室废帝,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为术狡险,路人皆知……亟应同仇敌忾,大张挞伐,对日本则为御侮之师,对窃据独立者,则申讨逆之义,庶见封土获全,邪谋清沮……方今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特申愚悃,惟望鉴裁!

吴佩孚叩蒸(10日)

吴佩孚快速浏览,连说:“好,好!这是一篇战斗檄文。刘副官,马上交电报房发出去!”

然而,一个人难以改变历史进程。章太炎的渊博学识、上乘口才终未能改变张学良的行径,他灰心丧气地回南方去了……

吴佩孚越发意冷心灰,终日百无聊赖地看书写字,作诗绘画,消磨时光,渐渐地从宗教里找到精神寄托。他迷上了《金刚经》,时而去寺庙中虔诚拜佛,求签问卜。江朝宗送他一本《吕洞宾文集》后,他又改信道教,说什么佛教是外来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

他在书房内增设小神龛,龛里供奉一尊玉皇大帝金身塑像。玉皇大帝身着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手持玉笏,旁侍金童玉女,塑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供桌上摆着精巧别致的铜香炉和一部《玉皇经》。这一切都是“北平善悟社”社长江朝宗送的。他对道教达到痴迷程度。于是,他的执著也传给精神极度空虚的吴佩孚。

这天早晨,吴佩孚刚净过手,点炷香,虔诚地作揖叩头时,刘副官敛气吞声地说:“江先生来了。”

吴佩孚喜形于色地说:“快请!”

江朝宗,字宇澄,是一个混迹京师几十年的老官僚。早年,他在刘铭传部当兵,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受袁世凯及庆亲王奕劻赏识,先后奏派同知、知府、道员之职,官至二品。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他当了北京步兵统领,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他是“大典筹备处”成员之一。黎元洪上台,张勋复辟,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当政,他都是经久不衰的“混乱魔王”。直到军阀倒台后,他才丢官罢职,赋闲在家。但他贼心不死,以“慈善家”自诩,主持“善悟社”,宣扬“五教合一”。吴佩孚来北平后,他把再起希望寄托于他,百般献媚,投其所好。

不一会儿,江朝宗手执文明棍颤巍巍走来。他是一个见一眼就让人终生难忘的人,身材不高,胖得像肉球,一张青魆魆的冬瓜脸,脑袋上长着几缕白毛,两根半截秃眉,衬着一双细长小眼,一只相形见绌的短鼻子,一张蛙形大口,周围是一圈脏兮兮、乱蓬蓬的花白胡须。

一见面,江朝宗拱手道:“哈哈大帅,老朽给你道喜了!昨天圣坛专门为你扶一次鸾,玉皇大帝显圣并降下御旨,赠你智玄法号,今后我们都是玉皇大帝弟子,得到神祇保佑。”

吴佩孚赶忙站在神龛前双手合十,煞有介事地说:“弟子智玄多谢玉皇大帝垂青!敢问玉帝有何旨意?”

江朝宗胡诌一通,说吴佩孚是星宿下界,不同凡人,虽有九九八十一难,但终有出头之日,否极泰来。还说今后要吴佩孚虔诚诵经,多行善事,替天行道,解民倒悬。

吴佩孚表示谨遵天命,身体力行。

二人坐在小圆桌前开始深谈。江朝宗介绍:北平善悟社已经营多年,下设七十余处分社,有弟子三千七百余人。入社者皆为失意政客,下台军人,名绅硕儒,巨商大贾,清室遗臣。善悟社倡导佛、道、天主、耶稣、伊斯兰五教合一,为的是包罗万象为我所用。原来他是社长,为增强号召力,他甘愿让贤,经最高社务会讨论,一致同意由吴佩孚担任社长,他甘当副手。

吴佩孚假意推让:“不可不可,江朝老德高望重,我愿叼陪末坐。”

江朝宗恭维吴佩孚是非常之人,是解民倒悬的天神下界,根基雄厚,振臂一呼,从善如流,这杆大旗理应由他来扛。待他有出头之日,别忘了这些旧臣足矣。

吴佩孚喜形于色,表示既然大家瞧得起他,一定勉为其难。他将以均产主义对付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对付共产主义,他要编写教义进行传经布道,他还要让他僚属旧部全部入教,并决定把“北平善悟社”改为“救世新教会”,以‘济世救国’招牌凝聚人心。他要把触角伸到华北、西北乃至全国去,让所有人万众归心,集合于他们的门下……

江朝宗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连说:“天神保佑,我们受侮忍屈多年,今天幸遇英主,我们出头有日了!”说罢,跪伏在地,代表全体信众给吴佩孚叩头。吴佩孚也很激动,赶忙起身相扶:“江宗老使不得,快快请起,请起!”

吴佩孚与江朝宗在楼上密谈时,楼下秘书处的退间里,也在进行着一场密谈。六年来踪迹杳然的原政务处长白坚武,坐在圆椅正首,陈廷杰、符定一、刘永谦、王惠民、张锡九呈放射形坐在他的对面。

白坚武这年四十九岁,浓眉大眼,风流潇洒,堪称一表人才。他眉飞色舞地说:“我们为什么失败?因为过分依赖英美。打个比方说,英美好比绅士,打起仗来,绅士只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能为你玩儿命。日本就是流氓。可惜,咱大帅太固执,日本人多次献殷勤,总是不理人家的茬儿。只要能重掌权柄,什么方法都可借用。”

符定一手舞足蹈地说:“绝对正确!什么国格人格、道德原则,只要能重掌权柄,让我叫亲爹都行。”

众人说:“哈哈,话粗理不粗。”“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管他呢!”

“嘘——”陈廷杰将食指竖在嘴上,“小声点儿,让馨远兄接着说。”

白坚武告诉大家,这些年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去过日本,到过大连,还到过“满洲国”,受过溥仪接见,拿过他的馈赠,谈过“合作”事宜。他跟天津驻屯军参谋官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交上朋友。他们给他金票,给他枪,帮他建立“华北国”,还答应辅佐吴佩孚出任华北领袖。

“啊,有这种事?”众人乐得手舞足蹈。

白坚武越发得意,接着说:“不仅如此,我跟日本驻北平陆军官员大迫通贞、冈野增次郎大佐取得联系,他们都答应帮助玉帅重返政坛。”他神秘兮兮地说,“我组织了两个社,一是专门笼络文人的‘正谊社’,一个是专门拉拢武人的‘兴北社’,宗旨是招揽北方军人、政客,振兴北方军事,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南方统治,在华北搞出一个新局面来。”他振振有词地说,“弟兄们,今天我就去说服玉帅出任华北国首脑!”

众人又是一片狂呼雀跃。

秘书易克臬进屋说:“江老头子走了,大帅请白处长上楼呢。”

陈廷杰关照白坚武,老头子脾气古怪,千万少提日本的事,让他们慢慢渗透。又关照大家,务必保密,此事切莫外传。白坚武说:“放心,我有分寸。”

吴佩孚一见白坚武,特别亲热,破例等在门口。二人手牵手走进客厅。一落座,吴佩孚急切地说:“一晃六年不见,非常想你!这些年你都在哪里,干了些什么,生活得怎样?”

白坚武道:“唉,说来话长……”

1927年,他与吴佩孚在南阳分手后,辗转去了日本,想依靠日本人谋求发展,以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因为他想着曹锟、吴佩孚由他组阁的许诺,便以十倍的决心,百倍的努力,恢复过去的一切。赴日后,他拼命为吴佩孚鼓吹。但日本人不买他的账,他只好回到天津,开了一个贸易货栈,借经商为掩护,筹措活动经费。他广交地痞流氓、泼皮无赖、失意政客、亲日分子,为拥吴佩孚出山大造舆论。后经亲日分子吴蔼辰介绍,认识了土肥原和三野友吉,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日本人为实现“华北独立”,鼓动直皖两系合作,由土肥原牵头,让白坚武、张敬尧代表两系谈判。但由于一个拥吴,一个拥段,最终不欢而散。不久,又在土肥原安排下,白坚武率五六人赴大连、长春,分别觐见伪满“总理”郑孝胥、“处长”张燕卿、“皇帝”溥仪,就商联合建立“华北国”事宜。他回天津时,溥仪、张燕卿分别赠巨款让他回津活动……

当然,白坚武向吴佩孚汇报时,巧妙地掩盖了他接近日本特务、接受日本经费、勾结溥仪的情节。吴佩孚听后十分满意,大笑道:“哈哈,甚好!馨远的工作卓有成效,果然不负所望,事成之后我要好好奖掖你!”说罢,叫进刘副官,通知伙房,办一桌像样的酒席,犒劳劳苦功高的白处长。他问白坚武对时局有何看法。

白坚武巴不得有表现之机,既自信又自负地表示:据他所知,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上也不统一。以东条英机、近卫文麿为首的强硬派,认为苏联是重要威胁,日本必须征服中国后,腾出手对付苏联;以石原莞尔、崛场一雄为首的温和派,则认为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日本应同中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但就势头看,以前者占上风。所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紧锣密鼓,加紧占领中国。华北地处前沿,日本人的占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人的策略是,鼓吹华北自治,组建一个对抗南京的“华北政府”。白坚武主张不妨因势利导,借助日本势力寻求自己的出路……

吴佩孚踱步沉思,心想,这倒是东山再起的办法,但对过分依靠日本人又觉不快。他问:“南京方面有何情况?”

白坚武介绍说:自事变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六年来,蒋、汪矛盾有所缓和。汪精卫是亲日派头子,在日本有深厚基础,让他出任总揆,一是表明老蒋对日的亲善姿态,一是想跟日本妥协,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去年五月,中日签订上海“和平条约”,上海周围二十五里被划为“非军事区”;今年五月,双方签订“塘沽协定”,把长城以南的平津走廊划为“非军事区”,使华北局势更复杂化。有消息说,老蒋为缓和国人的不满情绪,想来个“丢车保帅”——撤掉张学良。这样一来,表面看为了抗日,其实是妥协。因为张学良是主张抗日的。

吴佩孚问白坚武对今后有何设想。

白坚武信心十足地表示:“不管怎么说,局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审时度势,顺水推舟,乱中求荣。充分利用微妙形势,经营自己的营垒。”

吴佩孚拍案而起,兴奋异常:“好!审时度势,乱中求荣。我看可以。”

刘副官报告:“于学忠将军求见。”

白坚武请求回避。

墙上自鸣钟敲过五响,张学良起床了。赵四小姐给他挑了一套新军装,肩上三颗金星光彩夺目。武装带,小手枪,高筒马靴,张学良看上去英姿勃发,神采飞扬。昨晚的军事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将领斗志昂扬令他振奋。今天见了委员长,他一定痛陈抗倭决心,讨还失地,一雪“不抵抗将军”之耻。凭他对党国的赤胆忠心,凭着与委员长的深情厚谊,他一定不会令他失望!至于“引咎辞职”的申请,只是官样文章,委员长不会批准的。

列车披着彩霞,风驰电掣般向保定进发。麦田葱绿,杨柳青青,暖融融的春光在宽敞的车厢里流淌,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望着这一切,张学良更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九时许,列车准时停在保定车站。他兴冲冲下车观看,站台内外除岗哨外,竟冷冷清清,蒋介石的专列未能如期到达。车长告诉他,委员长尚在石家庄,宋子文先来保定与他见面,要他稍候。

蒋介石为何不来,为什么要假手于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学良迷惑不解。他的军事顾问端纳蹦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看来大有文章。”这更增加他的疑惑。

十时许,宋子文来到保定站。张学良与他私交甚笃,几乎无话不谈。今天,宋子文却是一脸正经,突然问:“汉卿,中正待你如何?”

张学良回答:“情深似海。”

宋子文又问:“你对中正如何?”

张学良答:“一心不二。”

宋子文说:“唉,自从事变以来,日寇猖獗,民怨沸腾。‘赤匪’别有用心,煽风点火,欲置中正于死地。领袖举步维艰呐!汉卿你说,作为一个党国要员,最要紧的应该是什么?”

张学良信誓旦旦地说:“维护领袖威信,服从中央决议!”

宋子文说:“好!中正要的就是这句话。不管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还是九一八事变,你都顾全大局,以党国利益为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堪称军人模范。今后,领袖希望你一如既往,跟中央保持一致,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新贡献。”

听到这些不着边际、令人费解的话,张学良心里七上八下,疑惑不解。是有大的使命,还是有惊人的举动?是批准我辞职,还是刻意挽留我?

下午三时,蒋介石的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忐忑不安地随宋子文登上蒋介石的专列。一落座,不待张学良开口,蒋介石便抢着说:“汉卿,听了宋子文的电话,知道你深明大义,处处以党国为重,我很感动,也很高兴。不抵抗之责在我,痛失东北我是首责。现在,全国舆论指向你我,我们更应携手,共度难关。”

张学良一阵高兴和冲动:是自己多心了,委员长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他是想说服我收回辞呈,继续“携手共进”……他站起来“啪”地一磕脚跟,信誓旦旦地说:“学良唯委员长之命是从!”

蒋介石摆手,依然表情沉重:“你坐下,坐下。当今形势好比你我同舟共度,因风大浪急,船即将倾覆,我们俩必须一个人跳下去,你说跳下去的应该是谁?”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学良如五雷轰顶,难怪有哲人说,政治是脏东西。现在,他才真正明白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他是想拿我做替罪羊,把我一脚踢开。

张学良怏怏地说:“当然是我。”

顿时,蒋介石笑逐颜开:“哈哈,好!我早知道汉卿弟深明大义,是条汉子。为了党国的利益,这也是无奈之举。”他站起来,握着张学良的手,亲切地说,“我的好兄弟,我不会忘记你的。我决定遵照你的意见,批准你辞职。出国手续我给你办妥了,你可把北平事务交给何应钦办理。”

张学良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烧灼得像开锅,但仍强作笑颜说:“好吧,只要能申张纪律,振奋抗日精神,对党国有利,学良在所不惜。只是我想向委员长陈述动员全国军民与日寇宣战的计划……”

蒋介石看看表,一脸不耐烦地说:“汉卿,抗日的事勿劳你操心了,我有通盘考虑。”

谈话前后不到一刻钟,但张学良却感到沉重的负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于学忠向吴佩孚叙述完事情经过,沉重地说:“就这样,汉卿被蒋介石解除了本兼各职。他情绪很坏,也不方便,所以派我来跟玉帅通报,不久他就出国,以后不好关照玉帅了。他还让我转告玉帅,何应钦不是好东西,心狠手辣,要小心提防。”

吴佩孚激动又叹惋:“唉,汉卿好糊涂!历来的封疆大吏哪有这么听话的,为什么这么窝囊?”

于学忠说:“汉卿是爱国的,他怕因他引起内乱,更易为日本人所乘。”

吴佩孚说:“唉,窝囊!迂腐!”说着,蹒跚而去。

吴佩孚回到书房,颓座椅上,头仰在椅背上闭目沉思。突然响起叩门声。吴佩孚烦躁地说:“哎呀,你们诚心置我于死地,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陈廷杰还是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急电:“蒋介石又通过上海总商会,要玉帅到南京定居,这已是第三次来电,口气越发强硬,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担心吴佩孚勾结日寇,在北方另立旗帜。去年四月,吴佩孚来北平不久,就发来大红请柬,请他参加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聘请他当“国难会”高级议员。吴佩孚知道老蒋不怀好意,既不前往,又不复音。今年一月,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时,再次对吴佩孚发出邀请,吴佩孚一口回绝。这一来,更让蒋如鲠在喉。吴佩孚冷笑道:“嘿嘿,这有何难,回绝!”

这句话正中陈廷杰下怀,说:“对对,玉帅英明,南方断不能去!不过……张、刘二人恐怕另有看法……”

近来,以张方严、刘泗英为一方,陈廷杰、符定一为一方发生严重分歧。前者认为,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蒋介石毕竟是总裁,既然人家屡次约请,就该去南京,混个一官半职,总比在这里坐“无底轿”好;后者则认为,北方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有日本人暗中帮助,先搞“华北自治”,再夺取全国政权。

吴佩孚不耐烦地说:“不管他们,你去拟电吧。”

陈廷杰正做着“荣华梦”,因为通过白坚武的介绍,他已与日本人接上关系,且关系逐步升温,所以对吴佩孚的态度特别关注。

陈廷杰刚走,张方严、刘泗英来找吴佩孚。一进门,刘泗英说:“玉帅,我们想跟你谈谈心里话……关于去南京一事,你是否再考虑一下?我们认为北平局势复杂而微妙,日本特务众多,亲日势力猖獗,这种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此其一。蒋先生为什么一邀再邀?无非是怕日本人有机可乘,我们如固执不往,定会结怨南京,今后对我们不利,此其二。鉴于玉帅德高望重,到南京后蒋会妥善照顾,不可能加害,玉帅可担任名誉职务,赋闲隐居,颐养天年,总比在这里提心吊胆好,此其三。请玉帅明察。”

吴佩孚问张方严:“你呢?也这么想?”

张方严说:“玉帅,我跟你二十多年,对你一向言听计从。现在,你听卑职一句话,离开是非之地吧!汉卿走了,在人屋檐下,日子不好过呀。到南京去不福不祸,与世无争,无风无险,了此残生足矣。如弄不好为鬼子所乘,我们一切都说不清啦。”

吴佩孚脸红气促,急速走动,最后停在他们面前:“我也有三条:一、我宁可解甲归田,不受老蒋摆布,也不要他施舍;二、即使退一万步,我也不上小鬼子贼船;三、局势越复杂,我越处变不惊,稳坐钓鱼船。你们不要干扰我的行动,我有办法。”

吴佩孚的虚荣心、好胜心令他不肯受制于人。再说,他受了白坚武、齐燮元、江朝宗、陈廷杰等人的蛊惑,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怎肯轻易离开?刘、张二人见无缓和余地,只好怏怏而退。

这天,吴佩孚身穿阴阳八卦道衣,腰扎麻绳,头戴道冠,足蹬道靴,手执拂尘,与弟子扶乩诵经,装神弄鬼。突然,院外吵吵嚷嚷,继而啪啪响起枪声。他正要命人查问,侍卫长手提匣枪,风风火火跑来,口吃地说:“宪兵三团拿着何应钦的手谕来缴我们的枪,我们不肯,与他们发生冲突,互有伤亡。”

吴佩孚迅速扯下道袍、道冠,气咻咻地说:“他妈的,岂有此理,欺侮到老子头上来了。参谋长,你去处理,有事上楼找我!”张方严跟侍卫长应命而去。

大门内外,正剑拔弩张,互相对峙,火药味十足。一方是门里的卫兵,一边是门外的官兵,端长枪的,持短枪的,抱机关枪的,双方脸绷得紧紧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方严边跑边喊:“住手!卫队团听我命令,收起武器!列队,向后转,齐步走!”队伍停在门里十米之外,他问一个上校军官:“请问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上校上下打量着张方严,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

张方严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大帅行辕参谋长——张方严。”

上校轻蔑地说:“哼,参谋长?很好。本人是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奉军分会何委员长之命接管吴公馆卫队。”

“大帅卫队是张学良将军特批的,你没有权力接管!”

“一个将军一个令,现在是何委员长说了算,而不是张学良、李学良!”

“这里是大帅行辕,孚威上将军府邸,总要保留部分卫队。我们一不领你粮饷枪械,二不给社会添麻烦,你们没有理由解除我们的武装。”

“嘿嘿,大帅?上将军?那是过去。吴先生早已下野,已经是平民百姓了,是不允许有武装的。”

“请问是全部,还是部分?”

“最多留一个排和一些短枪。限两小时内答复,过时我将武力收缴——张连长,接管哨位,限制他们自由行动!”

吴佩孚正在楼上骂街,侃大话。张方严一说限两小时答复,不然武力收缴,吴佩孚咆哮道:“什么?他奶那×!老子就是不缴,看他咋办!”

陈廷杰主张好汉不吃眼前亏。刘泗英也认为不能动硬的。他提议给魏益三打电话,请他通融一下,他是军分会委员,总该有个情面。符定一认为托魏益三不如托于学忠,他是河北省主席,又有军权,张学良下野前,把三分之二军队交给他,他说话占地方。

众人都认为有理。

张方严悲观地说:“于学忠怕不管用啊,这是蒋介石的主意,是几次请不到的报复,怕只有委曲求全了。”

几句话说得大家唉声叹气,愁眉苦脸。陈廷杰建议吴佩孚给何应钦通电话,探探口风。吴佩孚的口气也缓和下来,吩咐王惠民去要电话。大约五六分钟后,王惠民哭丧着脸回来了。他说,是何应钦的秘书接的电话,何应钦就是不接,说只要大帅接受国难委员或政府顾问一职,一切都好商量。不但卫队可以发枪发饷,其他人员可按级别安排相应职务。否则,没有商量余地。

吴佩孚吼叫起来:“讹诈,无耻的讹诈!”其他人默不做声,想着自己的心事。吴佩孚不耐烦地说:“说话呀,都哑巴啦?刘泗英,你说。”

刘泗英还是坚持按何应钦说的办,到南京去。陈廷杰极力反对,认为接受条件就得南迁,他们会很快被拆得七零八落,大帅行辕也不复存在,一切都完了。

他的话戳到大家痛处,纷纷点头称是。人们千里迢迢从河南、四川辗转北平,难道是为了拆散吗?心里都觉惋惜。连张方严、刘泗英也不愿意看到七零八落的结果。

吴佩孚权衡利弊后,自解自嘲地说:“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按他说的办吧。佐民,你给弟兄每人发几块路费,打发他们走吧。告诉大家这是暂时的,有朝一日我会请他们回来的。”

吴佩孚说得十分凄楚,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在座的人无不悲伤难过。突然,他提高声调说:“弟兄们,我发誓,共产党、国民党都是我的敌人,我终生不与蒋介石为伍!我们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深入阶层;广结同道,还要跟于学忠、宋哲元、韩复榘,和东北军将校搞好关系,一旦时机成熟,把旗帜亮出来!”

表面看吴佩孚慷慨激昂,但内心却十分空虚。他的心时时在流血,流泪。人总是这样,只有失去的才显珍贵。这时他才想起张学良的种种好处: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每到月初送生活费;吴佩孚想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他马上派专车接送;吴公馆一切活动不受限制。尤其去年四月,天津卫戍司令部破获一起武装暴动案,在一军官身上搜出一本密电码,和一张一百二十名军人签名的“拥吴抗日宣言书”,以及举事的日期、暗号、计划,而吴佩孚确实是幕后参与者。事发后,张学良、于学忠既没有追究,也没有声张,而是心照不宣地把事压下来。这件事如果落到今天,不定会引起多大风波,会多少人头落地。想起这些,吴佩孚心中涌起一股对张学良的感念、眷恋和叹惋之情。

1935年6月的一天下午,吴佩孚戴着大草帽,穿着灰色纺绸裤褂,在花园里侍弄花草。月季花、唐菖蒲、美人蕉竞相开放,红的、黄的、白的,煞是新鲜。每天他都拿出两三个小时“泡”在花园里。

嘀嘀,一辆福特轿车停在眼前,车上下来着中将军服的于学忠。吴佩孚放下锄头迎上去,于学忠敬礼、寒暄,二人径向凉亭走去。

于学忠摘掉大壳帽,掏出手帕擦汗,吴佩孚斟了一杯凉茶给他。他知道于学忠急速来访必有要事,一问,于学忠果然满腹幽怨地说,他是来告别的。吴佩孚惊诧地问是怎么回事。于学忠说:“我是叫日本人逼走的!”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把黑手伸向华北,妄图再制造一个傀儡政权。土肥原等纠集白坚武、齐燮元、王揖唐、张志潭、王克敏等亲日分子,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搞什么“华北自治”。他们网罗地痞、流氓、无赖、社会渣滓,组成五百多人的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经常冲出租界区,大搞打、砸、抢等流氓滋扰活动。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唯恐与日方发生冲突,把事闹大,不敢出动军队镇压,只好委曲求全。致使天津局面极度混乱,市民惊慌不安。

鉴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让于学忠代王树常当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一到天津便将两个团改穿保安队服装,派往市区加强警戒;同时,命炮兵一团开往天津近郊,监视海光奇日军兵营。由于于学忠态度强硬,便衣队再不敢寻衅滋事。

天津市民对作恶多端的便衣队头子郝鹏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惩治。于学忠为杀一儆百,遂密令公安局长李俊襄派人潜入日租界,将其捉拿归案。天津民众大快人心,日本主子却慌了手脚,赶忙给何应钦、黄孚施压,迫使于学忠放人。一向丧权辱国的何、黄二人竟屈从压力,打电话、来人、来函给于学忠,要求他“顾全大局”,“免得日方以此为口实,造成外交困局”。于学忠列举郝鹏大量罪证,据理力争,但何、黄固执己见。于学忠无奈让郝鹏写悔过书后释放……

日本人想拉拢、讨好于学忠,日本天津驻屯军特务田代、高桥、矾谷、土肥原等纷纷向他献媚,说什么只要脱离南京政府,便许以他更大官职。同时,指示白坚武、齐燮元、张志潭、王克敏、潘复、张廷锷等人一齐拉拢于学忠,要他与日本人合作,共同把吴佩孚抬出来,组成新政府。面对日本人和亲日派的各种伎俩,于学忠不为所动。

软硬兼施未能奏效,日本人拿出二百万元巨款,进行一系列恶毒的颠覆破坏活动。

首先,他们收买孙传芳,分化于学忠的部队。早在孙传芳当长江上游总司令时,于学忠就是孙传芳的部下。孙传芳失败后,他的部队大多投靠于学忠。孙传芳利用这种关系,对于学忠的部队做分化瓦解工作,但多次阴谋均告失败。

其次,利用白坚武与于学忠的结拜之便,进行暗杀活动。他们组成十三人的暗杀团,一天,他们坐着汽车,带着武器,潜伏在河北二马路赴省府的各重要路口,等于学忠早八时上班时动手。不料,行动计划被保安队侦破,当场抓获刺客三名,缴获手枪三支、炸弹十二枚。首领王玉珍供出系白坚武主使,日本人为后台。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久,白坚武又以巨款收买于学忠的副官巫献廷、司号官傅鉴堂,与另外四人配合行动,暗杀于学忠,也因事不机密而失败。不久,白坚武又收买于学忠手下的一名团长和勤务兵,想在食物中投毒。后因勤务兵胆怯自首又告失败……

日寇的阴谋无孔不入。石友三曾是张学良的部下,1931年7月,因受日本人唆使发动兵变,被于学忠击溃。石友三对于学忠怀恨在心,投靠日寇与其为敌。石友三经常在冀东一带进行武装袭扰,制造两军摩擦。于学忠针锋相对,不断给石友三以重创。

按照《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驻军不得超过二百人。但日寇经常以换防为名,人数只增不减,并不时进行威胁性演习。一次,日军演习经过省府门口,竟在附近架枪休息,以示淫威。于学忠毫不示弱,也把兵拉出去对峙操演。于学忠的严正立场,令日本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日本人奈何不了于学忠,转而给蒋介石施压,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把于学忠和东北军逐出华北。正巧,蒋介石也想借日本人之手,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双方一拍即合。

1935年春天,何应钦和黄孚约于学忠到北平谈话,说什么省会设在天津易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免得扩大事态。于学忠强硬地说,这是中国主权问题,日方无权干涉!

六月份,何应钦与梅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其中竟以省会迁保定、撤销于学忠省主席职务、调走51军为条件。签字后,何应钦接二连三给于学忠打电话逼他辞职。说什么,你一向公忠体国,国家已到存亡之际,你就委曲求全吧!于学忠质问:“我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辞职?”何应钦说:“现在时局太动荡,外交太困难,你要为国家着想,最好自动辞职。”于学忠说:“我是中国官员,辞职与否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为什么要顺从日本人?外交再困难,也不能丧权辱国!”何应钦见说不动于学忠,这才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不久,中央发布命令:河北省会迁保定,免去于学忠省主席职务,命51军开赴陕西……

叙述完事情经过,于学忠忧愤地说:“两年前,蒋介石挤走了汉卿,今天又挤走我,都是日本人作祟。日寇为非作歹固然可气,但老蒋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更让人心寒!”

吴佩孚气愤已极,随手把一只盖碗掷在地上:“真是岂有此理!蒋介石对小日本如此迁就,到底想干什么?!”

于学忠说:“请玉帅放心,我于学忠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处境如何艰危,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绝不向日寇妥协!”

吴佩孚强调说:“好!你记住,自辱其身便是自辱其国。做人要有骨气,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自从1933年以来,日本人和汉奸、亲日派挖空心思,想把吴佩孚抬出来当傀儡。于学忠怕吴佩孚经不住诱惑,做出蠢事,所以,临行前进一步试探,并加以劝导。他说:“这些年来,日本人妄图建立什么‘华北国’,想分裂中国。听说他们几次想把玉帅抬出来为他们服务。我知道玉帅是有民族气节的人,绝不会上贼船的。”

吴佩孚听出弦外之音,笑道:“哈哈,你还信不过我吗?当年衡阳班师,直皖、直奉战争,不都是反对皖奉两系的媚日卖国政策吗?榆关战争我从山海关返津,厥状甚险,祸不旋踵,我宁愿以死殉节,也不托庇于租界。民国十年,我兵败武汉,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我还急电北洋政府,对英舰罔恤人命、侮我国体提出严重抗议。民国十六年,我流亡四川,日本人给我枪械巨资帮助复国,我都严词拒绝……告诉你,吴某是响当当的汉子!”

于学忠感动地说:“学忠一生能结交玉帅这样的良师益友,虽万死而无一憾!您的教诲晚辈铭记在心。只是不能照顾您了,我不放心。”

“没关系,不管小日本还是老蒋都奈何不了我,我都能对付。”

“白坚武已沦为汉奸卖国贼,玉帅务要提防他。”

“我自有主张。”

于学忠掏出一张支票:“我给玉帅送来一点钱,聊表寸心吧。”

吴佩孚说:“好,你的钱我要,汉奸、卖国贼、小日本的钱我饿死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