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些作家提出了“大众语”的问题，常有朋友问我对这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小意见：请大家先做点大众语的作品出来，给我们看看。
在民国八年的八月里，我的朋友李辛白先生来对我说：“你们办的报是为大学中学的学生看的，你们说的话是老百姓看不懂的。我现在要办个报给老百姓看，名字就叫做‘新生活’。今天来找你，是要你给我的报做一篇短文章。老实说，这一篇是借你的名字来做广告的。以后我就不再请你作文章了：你们作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
李辛白从前办过《安徽白话报》，他一生最喜欢办通俗小报；最近几年中，他在南京办了一个《老百姓》，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且说那一天，我答应了李辛白的要求，就动手写一篇要给老百姓看的短文章。题目也是辛白出的：“新生活是什么？”我拿起笔来，才知道这个题目不好作，才知道这篇文章不容易写。（十五年后，我才得读国内贤豪的无数讲新生活的大文章，可惜都不能救济我十五年前的枯窘！）我勉强写成了一篇短文，删了又删，改了又改，足足费了我一个整天的工夫，才写定了一千多字，登在《新生活》的创刊号上。
这篇短文（《胡适文存》页一○一七；《胡适文选》页五一）后来跑进了各种小学国语教科书里，初中国语教科书第一册也有选它的，要算是我的文章传播最广的一篇了。
我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新生活》杂志上就没有我的文字了。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我见着李辛白，我对他说：“我看了这一年的《新生活》，只觉得你们的文章越写越深了。你们当初嫌我不能做老百姓看的文章；所以我很想看看你们的文章，我好学学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应该怎么作。可是我等了一年，还没有看到一篇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辛白回答道：“糟极了！这一年之中，恐怕还只有你那篇文章是老百姓看得懂的！”
李辛白是提倡大众语文学的老祖宗。可是他办的报，尽管叫做《老百姓》，看的仍旧是中学堂里的学生，始终不会跑到老百姓的手里去。
那一次的一点经验，给了我不少的教训。后来又有一次经验，也是我忘记不了的。
民国二十二年的冬天，我在武汉大学讲演，同时在那边的客人有唐擘黄、杨金甫，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有一天，武汉大学的朋友说，山上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小孩子要招待我们喝茶。我们很高兴的走到了那边，才知道那班小主人还要每个客人“说几句话”。这大概是武汉大学的朋友们布置下的促狭计策，要考考我们能不能向小孩子说话，能不能说幼稚园里的“大众语”！
提到演说，我可以算是久经大敌的老将了。我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联合广播台上向整个北美洲的人演说过，毫不觉得心慌。可是这一天我考落第了！那天我们都想用全副力量来说几句小孩子听得懂的话：想他们懂得我们的话和话里的意思。我说了一个故事，话是可以懂的，话里的意思（因为故事太深了）是他们不能完全了解的。我失败了，那一天只有杨金甫说的一个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别的客人都考了个不及格。
我说了这两次的经验，为的是要说明一个小小的意思。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语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本领，只是那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
这种技术不光靠挑用简单明显的字眼语句，也不光靠能剽窃一两句方言土语。同是苏州人说苏州话，一样有个好懂和不好懂的分别。这种技术的高低，全看我们对于所谓“大众”的同情心的厚薄。凡是说话作文能叫人了解的人，都是富于同情心，能细心体贴他的听众（或读者）的。“体贴”就是艳词里说的“换我心为你心”；就是时时刻刻想到对面听话的人哪一个字听不懂，哪一句话不容易明白。能这样体贴人，自然能说听众懂得的话，自然能作读者懂得的文。
英国科学大家赫胥黎最会作通俗的科学讲演，他能对一大群工人作科学讲演。他自己说他最得力于科学前辈法拉第的一句话。有人问法拉第：“你讲演科学的时候，你能假定听众对于你讲的题目先有了多少知识？”法拉第回答：“我假定他们全不知道。”这就是体贴的态度。我们必须先想象这班听众全不知道我要对他们说的题目，方才能够细心体会用什么法子，选什么字句，才可以叫那些最没有根柢的人也能明白我要说的话。能够体贴到听众里面程度最低的一个人，然后能说大众全听得懂的话。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作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作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陈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作文章是懒作。他们本来就没有学会说白话，做白话，怪不得白话到了他们的手里就不肯听他们的指挥了。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所以我说：大众语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作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看得懂”是为识字的大众着想的；“听得懂”是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的。我们如果真有心作大众语的文章，最好的训练是时时想象自己站在无线电发音机面前，向那绝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说话，要字字句句他们都听得懂。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
二十三，九，四。
（原载于1934年9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0期，署名胡适。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