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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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走向社会主义(9)

1959年底,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反****运动,虽然中央已要求不在党外人士中搞运动,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仍把这个运动推到党外,有的在党外人士中搞了重点批判。因此,会议开始的时候,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来开会前就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这种形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形成混乱,也是违反中央的指示的。为此,中央******部长李维汉在他们开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两会的领导人陈叔通、黄炎培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式化的开会方法,不要搞什么检查过关,而应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开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要开好“神仙会”,就必须贯彻“三自”和“三不”的原则,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在长达65天的预备会议中,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会上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实现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民建会主委黄炎培高兴地说:“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

在两会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同两会领导人举行了座谈。他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基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界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要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神仙会”首先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和取得成功后,继而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

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这些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

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的中央全会都取得了成功。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积极性。民盟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是和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的,也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的。由于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也基本上达到了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解决问题的目的。大家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扩大全会结束时,******、刘少奇、******、朱德、******等****中央负责人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相。毛主席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缓和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实践证明,“神仙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推动自我改造的好方式。这是统一战线工作一个成功的经验,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在那种“左”的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的努力。

2.民族工作的“神仙会”

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一次讨论民族、宗教工作的统战会议,是在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纠正“左”的思想的形势下召开的。1957年反****斗争以后,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使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发展起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中尽管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如:全盘肯定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提出了“有些自治县已经或即将和邻近的县合并”是“必然趋势”等,但是,会议的主导精神是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上反对“左”倾思想的。李维汉同志当时正在外地调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第十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开得好,特别是汪锋同志,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全面辩护,我表示感谢。”

会上,有二十二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八位同志做了大会书面发言。在发言、讨论和座谈中,与会同志结合学习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不少在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

为了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检查******以来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民族关系,1962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了在民族、宗教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一些地区,对于两类矛盾的区别没有掌握好,有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一些干部把民族融合讲得很乱,把民族融合当做实际任务来处理;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忽视自治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撤销自治地方,有的合并自治地方,有的上级机关布置工作不经过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干部,在近几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批判过头,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同民族上层人士协商不够,有的地方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批斗;废除封建压迫制度后,在宗教工作中忽视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寺庙、喇嘛、阿訇留得很少;近几年来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增长。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彭真到会讲了话。他肯定会议总结了经验,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好。他说,近几年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迅速纠正。并强调了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经过研究,决定以乌兰夫等人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特别是对“******”以来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处理意见。提出凡是1958年以来被撤销合并的民族自治县一律恢复;自治州由专署代管或同专署行署合署办公的,迅速恢复原建制;民族地区的乡和公社以下的干部,一般应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担任;凡是在“拔白旗”、“反****”、整风整社、民族改革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不管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迅速地甄别平反;民族上层人士凡被错划了、错捕了、错处理了的,要甄别,该平反的要坚决平反,不该降职、撤职而降职、撤职的,要恢复原职,在生活待遇上,一律要和同级****党员干部一视同仁,并且对他们加以照顾。

****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等人的报告。中央指示各级党委要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长期地进行经常性的工作,方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任何人不准在党的方针政策之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还要求: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简,还要适当加强。

这次会议是一次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参加的“神仙会”,共同研究分析了民族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会上所呈现的民主、团结气氛在当时是鲜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