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婚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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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中国“娼妓率” “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2)

首都北京,成为新中国“无妓社会”第一城。

以北京为示范,全国各大城市封闭妓院、消灭娼妓的行动掀起高潮。

“逐步消灭”——天津娼妓三年绝迹与北京的“一夜禁娼”不同,天津采取了“寓禁于限,逐步消灭”的方针,在3年中使娼妓绝迹。

天津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当时,天津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有2万多人。

天津市政府根据天津实际情况,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逐步灭亡的方针,在鼓励帮助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她们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有200多人,回原籍的100多人,做工学艺的50多人,私逃的60多人。天津市政府对全市妓院开展宣传教育攻势,推行一系列整改措施,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职业。

截止到1950年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加速天津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到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10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天津600多年的娼妓制度,被扫进垃圾堆。

“封闭改造”——上海七千妓女全部变新人

上海灭妓,实行“全面封闭,收容改造”的方针。

上海在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当时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刺激娼妓业大发展,上海进入娼妓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统计,1947年, “上海以卖笑为生者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数倍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人民政府加大对妓院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难。到1950年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展开,人民政府逮捕100余名妓院恶霸,迫使一批妓院破产。

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发出《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使7000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彻底铲除。

三、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当自责

中国女性“被娼妓”,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一是充当娼妓的中国女性,作为“性劳工”,她们“被”黄色企业的老板剥削;二是充当“小姐”的中国女性,作为“性服务者”,她们“被”一批又一批嫖客玩弄;三是作为中国禁娼“严打”的直接对象,她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扫黄风暴中“被”打击。

“被娼妓”的中国女性,在上述三“被”中,陷于无可奈何的痛苦困境。

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难道不应该“被严打”吗?

娼妓——女性的不幸,男性的罪孽

在社会上,我们总是看到这样的现实:****为生存,****为享受。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无法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来消除的。一些女人不得不豁出自己的身体去拼生存、谋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男人在权力和财富上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他们“挟钱权”以进行“性腐败”。

****,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体现了男性集团针对女性群体的性别压迫,标示着女性贫困、苦难和人性的压抑。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某种考虑而委身于某个男子。

妓女,在本质上是弱者,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妓女,在本质上是被男性强制、压制和掠夺的群体。有妓女的社会,是男女实际地位不平等的男性强势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中国妓女的罪魁祸首,就是堕落的中国男性。所以,娼妓现象,在本质上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性剥削”、“性迫害”,是女性的不幸,是男性的罪孽。

一个社会,娼妓泛滥,人们将其说成是女性的道德堕落和品质败坏,也有人将其说成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实际上,妓女多产,是男性的堕落,是男性的败坏,是男性的耻辱。当那些男性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占有财富的“富贵男性”,那些引领和主导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精英男性”、“高级男性”,持续享受妓女的“性福”并且还要把这种享受合法化和公开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男人还有多少品德和修养可言!他们应该被审判、被处罚!

有人说,中国女人有愈演愈烈的“妓女倾向”,中国在现代化,中国妇女在妓女化。

这种说法,是把中国女性妖魔化。

实际上,是中国一些男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腐化”,越来越“嫖客化”。是他们强烈腐败的“性福”需求,是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占有,是他们对权力资源的滥用,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妓女市场。如果中国的男性都忠于一夫一妻,不出去寻花问柳,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不正之权和那么多的不明之财,不掠夺和垄断社会和国家的资源,没有“******”和“嫖妓女”的资本,中国特色“性市场”的发展,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动力和潜力呢?

妓女“诚信”排前列——中华男儿失颜面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官员群体历来是民族的精英集团,是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全社会的道德典范。而今天的某些官员,诚信度居然排名在妓女之后,令当代中国男性汗颜。

2009年6月至7月, 《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进行了“信用小康”的调查。结果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中国官员“诚信”排位在中国妓女之后,又是一个震撼性的记录。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妓女的情操远远高于那些嫖妓的达官贵人。例如明代后期,深明大义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等人,为保汉人的大明,对与其交往的文人名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他们不要为高官厚禄而降清,要为保卫大明挺身而出。然而,她们寄于深情厚望的那些文人名士,却纷纷归顺了清朝,使她们的心血付之东流。悲愤之下,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河自尽。遗憾的是,在为中国崛起奋力拼搏的今天,作为带头人的官员阶层,其在民众心目中的诚信度居然排列在妓女后面,不能不说是政府的信任危机。

妓女再怎么拿自己的身子换钱财,毕竟身子还是自己的,而且绝大多数妓女也是被逼无奈。而那些拿别人的东西、拿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为自己换利益,拿人民赋予的权力替自己谋暴利,还一副冠冕堂皇的人,其思想境界的确是远在妓女之下的。

“妓女”诚信高于“官员”——中国男性的耻辱。

嫖客远比妓女多——警惕中国男人“嫖客化”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者日趋众多。有专家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实际发生率的5%,甚至更少。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实际****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对****情况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曾经与小姐(暗娼、性工作者)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按照年龄组来看,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嫖客。

其中,25~29岁的人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到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

中国男性,正在走向“嫖客化”。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成功男人,热衷于到黄色场所追逐和消费女性。由于男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有专家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的回答是: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男士的机会,比在其他场合多。

娼妓之路,竞成为高端女性的成功之路。

四、 “新娼妓文化”荒谬绝伦,创“无妓中国”不是空想

新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无妓时代”,这是一个奇迹。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总量“亚军国家”的中国,也完全有条件再创造一个“无妓社会”的新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应该具有一个娼妓现象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特色;娼妓现象,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因素、和谐因素。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娼妓文化”,为中国娼妓现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根据,进行思想辩护。“新娼妓文化”鼓吹“娼妓必然论”、“娼妓有理论”、“娼妓有利论”;“新娼妓文化”认为禁止娼妓不理智、不科学、不客观,是绝对化、理想化、灾难化;“新娼妓文化”呼吁中国娼妓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新娼妓文化”的实质是:时代需要娼妓,中国需要娼妓。

历朝历代,娼妓都是不道德的代名词,而中国“新娼妓文化”,却要占领道德高地,把娼妓现象定位为“正常”现象甚至是积极因素。结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议论娼妓多冷漠,争论禁娼很热烈。岂不怪哉?

计划经济可以无“妓”——市场经济必然有“娼”吗?

“新娼妓文化”者认为,现在禁娼,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彻底禁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彻底禁娼的,这是由于市场化经济必然带来“性”的商品化,妇女****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体现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买卖规律,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实,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娼妓现象的复活和恶性膨胀,有诸多原因,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要求、也不引导婚恋体制、两性体制的“商品化”和“娼妓化”。中国娼妓泛滥的真正原因,是旧的娼妓文化回潮,是西方腐朽娼妓文化侵蚀,是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是下岗失业问题突出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一批妇女生活无着,被迫****。此外,社会犯罪组织增多,导致一批妇女被贩卖,沦为妓女,以及对黄色势力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也是导致娼妓泛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