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婚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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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创新“基本国策” 呼唤“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转型(1)

这些年来,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把“计划生育”改变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就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大变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逐渐规定为二孩政策。就是说,中国计划生育,是与时俱进的“基本国策”,而不是僵化不变的“基本国策”。2010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也不会停止与时俱进的步伐。

一、“基本国策”起风云, “四家争鸣”论短长

中国的计划生育,现在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战国”时代。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四家争鸣”,呈现“四论鼎足”的局面。第一种理论是“紧缩论”,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还要奖励“丁克化”,把中国人口由13亿减少到3亿。第二种理论是“稳定论”,主张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限制过高,防止过低。第三种理论是“渐变论”,主张大稳定、小调整,通过渐进性的变化,逐步由一孩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第四种理论是“突变论”,认为改变现行政策势所必然,放开二孩政策刻不容缓,要尽快“废独”——废除独生子女政策。

“紧缩”论——把13亿人变成3亿人

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李小平。

程恩富认为,中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必须继续坚持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坚持“城乡一孩,特殊二孩,严禁三孩,奖励无孩”,以便中国人口尽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加快赶上美国、日本、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人均生活水平;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加速老龄化没有必然联系,“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减少人口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等。

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严重过剩,如果没有大幅度的绝对降低,在生存水平和生存环境上,中国就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他认为必须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中国人口零增长。他提出中国人口总目标是3~5亿,要用两个100年来实现:在第一个100年里,把中国人口由13亿减少到8~10亿。在下一个100年,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5亿。就是在200年的时间内,把中国人由13亿减少到3亿,留下一个零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剩与人均资源不足的矛盾。在李小平“人口大目标”的要求之下,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就不是20年或30年的权宜之计,而是200年的长远大计。

“稳定”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防止过高过低稳定现行政策,把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防止过高或过低,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等权威部门负责人的观点。

张维庆说,中国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段,会出现一个生育小高峰,中国的生育水平会呈现回升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有将近1个亿,他们已经进入生育旺盛期,如果在这10年期间调整生育政策,将使中国生育率有一个大提高,给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后患。他认为计划生育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只能稳定、不能动摇。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10年之内,是别想动了。

李斌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提出,“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种稳定论、维持论、现状论,也就是现行政策“最好”论、现行政策“不变”论。

“渐变”论——大稳定、小调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渐变”学派,其渐变的主张,很重要的战略考虑是:保持“生育维稳”,防止大起大落。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要渐变,而不能不变,是由于自前中国人口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性别结构问题,就是男女数量失衡;二是年龄结构问题,年轻劳动力后继匮乏,难以持续,老龄化加剧。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现行生育政策关系极大,必须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一刀切,应该在一个漫长慎重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在老龄化和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可以加大变革力度,而在大部分地区要逐渐改变,不能一下子放开,防止负面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肪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一孩政策,而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独生子女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一代人”的政策,这条政策不可能永远不变。但是作为一条已经执行了30年的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只能渐进改革。

“突变”论——中国进入“废独”机遇期

主张立即坚决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突变”论,主要根据有以下四点:

一是认为计划生育属于战略决策失误,应该纠正。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控制人口的工程,当初根本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决策失误。计划生育导致中国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了,尤其是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已经把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破坏殆尽,使中国生育率处于超低的危险水平,新生儿比例降到全球的10%。中国生育危机,呼唤新的生育政策。

二是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计划生育后遗症”、“计划生育综合征”越来越突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老龄化社会加速提前到来。强制计划生育不仅行政成本高昂,而且使漠视生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等现象,司空见惯。“一胎化”已经走到尽头,基本国策进入历史拐点,尽快“废独”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三是中央在决策“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代人”的特殊政策,是30年的政策,不能代代相传,始终不变。1980年9月25日, 《****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标志中国独生子女或“一孩化”政策的开始。《******》在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2010年恰好是30年。2010年后,是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四是中国进入一个人口政策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认为,今后5年是启动生育政策调整的极好时机。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逐步平稳过渡到在适当晚育与间隔的前提下,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一开始就宣布两孩政策以后绝对不会再收紧,以免民众害怕政策变化而抢生。他认为,27~30岁的女性是生二胎的重点目标人群,这个人群的数量在2008~2013年间处于低谷,然后于2018年达到峰值。因此,今后5年是生育政策平稳改变的极好时机。如果等到5~10年后再调整,27~30岁的女性人数达到高峰,是非常不利于平稳过渡的。

“基本国策”不是“终极真理”——“计划生育”不是“研究禁区”

1980年9月25日,《****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为了消除对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曾经专门指出:“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l岁以下,65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这说明人口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说明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迫切性。而在今天,我们研究基本国策,已经不能只是研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了,今天的生育问题已经和老龄化问题、“婚恋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今天,基本国策已不再是“计划生育”的专利,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策体系。基本国策包括婚恋基本国策,老龄基本国策,生育基本国策,起码是三大国策的统一。计划生育不能成为基本国策的垄断者,基本国策也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拒绝与时俱进的挡箭牌,更不能把基本国策变成了某个垄断部门的基本利益。

学术争鸣,是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中的贯彻,是思想自由的充分表现,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是科学决策的智力保证。对基本国策的研究,不能成为禁区。在基本国策决策前,要研究,以便为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在基本国策决策后,仍然要研究,为改进和调整政策提供学术准备。对于那些与现行基本国策不一致的研究成果,不能封闭,更不能封杀。

2008年以前,人口专家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呼吁人口政策调整。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 “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他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易富贤说: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围绕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之所以越来越活跃,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婚恋危机的出现与发展。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在关于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人口学者的学术“转舵”,中国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2009年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现在他们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二、中国,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遭受人口过多之苦。当世界进入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的大发展时期,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口爆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为人口激增发愁——中国“计划生育”第一帝中国有世界最早忧虑人口众多成负担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全国在近50年中,人口增长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在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