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如今在西方的确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领域，文学以外的各个学科，包括哲学（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心理学（例如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等，都纷纷涌入其中，自命为最合理的方法，要求拥有对文学的最高批评权。这种情形对于文学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实在是值得怀疑的。我至少敢肯定一点：一个人仅仅做了这些理论中的一种的追随者和零售商，甚至做了所有这些理论的追随者和批发商，他还完全不是一个批评家。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却正是这样，他们把遇到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当作一个例证，在其上煞有介事地演绎一番某个贩运来的理论，便自以为是在从事文学批评了，接着也就以一个前卫的批评家自居了。可是，读他们的所谓批评文章，你对他们所评论的那部作品绝对增进不了理解，获得的全部信息不过是他们在费力地追随某个理论罢了。
我对批评家的看法要朴素得多。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读者。作为读者，他有自己个人的趣味，读一部小说时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如果已经丧失了做读者的能力，读作品时不再问也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只是条件反射似地产生应用某种理论的冲动，那么，他也许可以勉强算一个理论家，但肯定不是批评家。做批评家的第一要求是对文本感兴趣，这种兴趣超出对任何理论的兴趣，不会被取代和抹杀。一个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文本上花工夫的批评家终归是可疑的。当然，做批评家不能停留在是一个读者，他还应该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文本具有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这时候他所创建的或所接受的理论便能起到一种框架和工具的作用了。首先是读者，然后才是学者。首先是直接阅读的兴趣，然后才是间接阅读的能力。这个次序决定了他是在对文本进行批评，还是在借文本空谈理论。更进一步，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但是学者，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他不但研究作品，而且与作品对话，他的批评不只是在探求文本的意义，而且也是在探求生活的真理。具体到批评家个人，因为气质、兴趣的不同，对作品的关注方向也会不同，有的是学者型的，更关注其形式的和知识的方面，有的是思想者型的，更关注其内容的和价值的方面。还有一种是作家型的，长于描绘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和联想，写出的评论更像是独立的文学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不论属于哪一类，首先做一个好读者都是前提。一个人只要真正喜欢一本书、一个作家，不管他以何种方式谈论这本书、这个作家，都必能说出一些精彩的话。
我的以上议论看似与萧元的这本集子无关，其实正是由之引发的。读了这本集子，我在萧元身上首先辨认出的便是一个真诚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只是因为喜欢文学，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才走上文学批评这条路的。他读残雪读进去了，读得入迷了，于是不由自主地要解开其魅力之谜，结果便有了那一组分析残雪作品中的艺术要素和精神内涵的系列文章。除了对作品的评论外，集子里还收进了一些批评当今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世俗化倾向的文章，其嫉恶如仇的鲜明立场给人印象至深。其实，在任何时代，文学在产生少许精品的同时总是制造出大量垃圾，只是两者的比例在今天显得愈发悬殊罢了。大多数读者向文学所要求的只是消费品，而期待着伟大作品也被伟大作品期待着的那种读者必定是少数，不妨把他们称作巴赫金曾经谈到过的“高级接受者”。这少数读者往往隐而不显，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但确实存在着。如果说批评家负有一种责任的话，这责任便是为此提供证据，因为批评家原本就应该是这少数读者的发言人，一个公开说话的“高级接受者”。
1998年6月
散文这一种作物
读曲令敏的散文，我常常会感到羡慕。我羡慕她与自然的那种亲密联系。对于她来说，自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就是—至少曾经是—最熟悉的生活，是朝夕相处的亲人，是人生基本的氛围和旋律。这当然得益于她生于乡野长于乡野，得益于乡野之美对她的长年浸润和陶冶。在她的眼中和笔下，风、树、阳光、河水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故事。譬如说，她看见春天的风怎样把田土吹得松软，让青草芽和庄稼苗一棵棵顶着种子壳钻出，她知道柳、槐、杏、杨开花或生长时不同的节奏、形态和不同的动人处，她能从稻菽瓜果草树身上闻到阳光的味道……
这一切对于我是新鲜而陌生的。我肯定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观察和体验。我一直认为，自小在远离自然的大城市里生活，是我的精神成长历程中的一个缺陷，甚至是一种先天不足。精神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土地和天空，土地贡献了来源和质料，天空则指示了目标和形式。比较起来，土地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来自泥土而归于泥土，其实也是土地上的作物。土地是家，天空只是辽远的风景。我甚至相信，古往今来哲人们对天空的沉思，那所谓形而上的关切，也只有在向土地的回归之中，在一种万物一体的亲密感之中，方能获得不言的解决。然而，如果说阅读和思考可以使一个人懂得仰望天空，那么，要亲近土地却不能单凭阅读和思考，而必须依靠最实在的经历。一个人倘若未曾像一棵真正的作物那样在土地上生长，则他与土地的联系就始终是抽象的。这正是我的悲哀之所在。
但是，更加可悲的事情正在发生。即使对于曲令敏这样在农村长大的人，土地也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回忆。正因为如此，在她的散文中，乡野的美都只在过去时态中出现，都被怀念的忧伤笼罩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亲眼目睹金钱的力量如何在驱逐着残存的自然。自然丧失了自身的权利，不论耕地、树林、荒野、山岭，都被带到金钱这唯一的判官面前，视其收益之大小而决定其存亡。我家附近有一片果园，不久前的一天，满园花事正盛的桃树梨树突然被砍伐一空，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哪怕是隐藏在深山中的一处风景，一旦被开发商看中，就立即沦为旅游资源。在曲令敏的生命中至少还有一个皱褶，其中珍藏着那条家乡的河，成为她的回忆和创作的不尽的源泉，而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倘若生命自始至终都在远离自然的人工环境中行进，土地成为人皆陌生之物，连对土地的回忆也不复存在，那会是一种怎样贫瘠的情景呢？
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写哲理散文的作家，坦率地说，我自己对此并不引以为荣，而只感到无奈和遗憾。以我之见，土地的吟唱比天空的玄思更加符合散文的品格，真正的好散文应该是亲近自然的，它也是土地上的作物，饱含着阳光和泥土的芳香。今日散文的现状却是上不及天，下不着地，同时失去了空灵和质朴。我的担心是，有一天，梭罗、普利什文、沈从文都将成为人们读不懂因而也不感兴趣的古董，散文家们纷纷大谈网上奇遇、高速驾车的快感或者都市里的夜生活，那必是散文的末日。
1998年7月
为了孩子的平安
天下父母最牵挂的是孩子的平安，最不敢想象的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把孩子从一个小嫩肉团抚养成人，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但苦中有甘，凡是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没有不任劳任怨而且心甘情愿的。唯有那不可测的天灾人祸，再深厚的父爱母爱也不能将它们防备和阻挡，爱得越深就越是担惊受怕。在未做父母时，耳闻这类灾祸我们只会恻隐，现在却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我们只好向上苍祈祷，但愿暗箭不要射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长大。
可是，天下终归有不幸的父母，那中箭的偏偏是自己的孩子。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同伴去公园里玩，这是多么平常的情景。公园是闹市里的避风港，使人想到和平、安全、宁静，做父母的当然应该放心。谁能料到，一场车祸就发生在这里，公园管理者竟听任机动车辆驶入，一辆摩托车把这个名叫芊芊的小女孩撞倒在血泊里，肇事后逃逸。从灾难发生的时刻起，芊芊的父母跌入了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最为身心交瘁的日子。一方面，聪明活泼的女儿突遭惨祸，生命垂危，其后又经历了巨创和两次大手术的可怕痛苦，后遗症至今未除，这一切使他们在感情上遭受了空前的折磨。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强打精神，奔走于今日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两个场所—医院和法院，艰难地为孩子寻求合理的治疗，也为事故的责任讨个公道。
黄军是芊芊的母亲，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家庭灾难，她需要铭记也需要了断，于是为自己也为女儿写了《女儿劫》这本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她把书稿寄给了素不相识的我，使我得以先睹。读了这本书，我不由得再一次对伟大的母爱肃然起敬，正是凭借这爱，一个内心柔弱的女子方能如此坚强地与苦难搏斗。然而，我相信这本书的意义不只是为作者自己保存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更是向社会敲响了一声不容再充耳不闻的警钟。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应该是全社会都来关心孩子们的平安的时候了。
许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感觉：当今之世，在孩子稚嫩的生命四周布满着陷阱。天灾非人力所能左右，不去说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有太多的人祸落到我们的孩子身上。随手翻翻报纸，这类惨剧时有报导，件件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就在昨天送达的报纸上，我便读到了两则，一是全国许多家商场发生儿童从自动扶梯旁的缝隙坠楼伤亡的事件，另一是西安一少年在人行道上摸了一下电线杆的斜拉钢缆绳便触电身亡。我这个不常读报的人，记忆里已经留有许多类似的新闻了。倘若把近些年报刊上披露的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恶性事故加以收集，汇编成册，一定厚得惊人。何况见诸报端的究属少数，更多的受害家庭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样高的发生率是不能用一句“意外事故”轻易打发的，种种社会弊端已经使孩子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以至于能够躲过其伤害反倒是一种侥幸了。公共设施的质量纰漏和公共场所的管理不善，交通秩序的混乱和交通事故的频繁，医德的败坏和医疗事故的司空见惯，治安状况的恶劣和犯罪的猖獗，凡此种种均使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缺乏防卫能力的孩子们。置身于这样环境里的父母，谁不为自己的孩子捏一把冷汗呢？
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关心儿童，这种关心体现在福利、教育等多方面特殊的优待上，但最起码的要求是给儿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当然，我知道，就我们的国情而言，要达到这最起码的要求亦非易事，有待于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也可以从立法执法上着手，对于残害儿童的犯罪行为从严惩处，对于伤害儿童的责任事故从严追究。这至少能够给人们一种信心，相信孩子的安全是确实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的。倘若一个社会连这样的信心也不能给人们，人们又怎会对这个社会有信心呢。基于这一点认识，我衷心期望黄军追究事故的法律责任的努力将获得公正的结果。
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