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述及“吴宓”改造日记时，作者所举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44年“吴宓”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从昆明先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一起相处往还了六天”，而在日记中却改写为坐汽车离昆明，经贵阳、遵义、重庆到成都。作者把“吴宓”进川说成是乘飞机而不是坐汽车，无非是要为两人在重庆的单独相聚腾出时间，为所谓“手足”之情提供又一例证。遗憾的是，他在材料问题上再次犯了粗心的毛病。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忆及吴宓的这次进川，其中，关懿娴谈到当时与吴宓在贵阳的相见，缪钺、王树仁谈到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听吴宓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之演讲，缪钺还谈到浙大教师们与吴宓欢聚的情景。作者再厚颜，恐怕也不敢说这些回忆文字是回忆者在《祭》出笼七年前预谋共同作的伪证吧。
上面二例，都是作者翻检资料太马虎造成的明显漏洞，其荒谬既无须核对吴宓日记（姑且假定日记做了改造因而不可靠），也不必知情者现在起而揭发（姑且假定现在揭发会有偏心），即可一目了然。叫人吃惊的是作者的大胆，胡编乱造真正到了盲目的地步。无论大小史实，他都可以信口开河，谬误之处俯拾即是。小者如“代序”中把傅斯年派做吴宓的学生，大者如虚构重庆解放时的盛大入城式。在涉及一般的历史事实时尚且如此，则他在书中把陶峙岳策动42军军长赵锡光起义和张治中营救新疆狱中共产党人的功劳都栽在自己头上，编造自己与周恩来、张治中、宋美龄等交往的光荣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对于有案可查的史实尚且胡编乱造，则书中所有那些他相信已经死无对证的关于“吴宓”的叙述，其真实性如何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四
撇开事实的真伪不论，即使把《祭》当作小说来读，其格调之低劣、趣味之庸俗，也是令人不堪卒读。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用来为自己增光的名人，他作为朋友描写的人，他仇恨的人，无一人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个个呈猥琐之状。这倒也难怪，既然是随心所欲的编造，其内容当然超不出编造者心灵的水准和所欲的范围。
该书充斥肉麻的自吹自炫，且以开篇十几页为例。在全书开头，作者安排了一个张季鸾引荐他会见于右任的场面，他让于右任对他做出不胜渴慕之状，又让张季鸾和于右任争相对他说恭维话，无非是夸他文章“有梁任公手法”，“功力尤在乎名师之熏陶”。随后，在于右任介绍他与“吴宓”相识时，他又让于右任恭维他“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并让“吴宓”也说出“大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的奉承话来。接着，他安排了一幕陪同“吴宓”去见张伯苓的戏，戏的点睛处在往返途中：去时挤不上公共汽车，因为站长知道他是市长机要秘书的老同学，便给予特别照顾；返时遇空袭警报被军士扣押，他不可一世地拨通军委电话，“蒋夫人”亲自派车把他接走。书中多此类得意的炫耀，且不论是否实有其事，展露的心态总归是真实的，活脱一副以奔走权门为荣的走卒相。鉴于书首“后生可畏”的预言明摆着落了空，只好在书尾又让“吴宓”来勉励他“大器晚成”。至于到底成了个什么器，他的文章有没有一丝一毫“梁任公行文之妙”，读了这本《祭》便一清二楚了。
说到该书的行文，恐怕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陋”。作者好像很喜欢描绘聚餐、交谈、应酬之类的场面，津津有味地加以铺陈，实则皆琐碎乏味。凡多人相聚的场合，所谈非彼此客套寒暄，即议论他人短长。书中人物的语言也十分雷同，无非两种模式，一是他心目中有学问的人，如于右任等民国名人，如“吴宓”，皆半文半白，陈言腐语，一是普通人，皆粗俗。除了酸腐和粗俗，想必他不知道天下还有别种语言风格，所以轮到他自己出场，难怪也只好把这两种风格交替使用。
该书更有一下流处，便是肆意诋毁他相信没有回击能力的人，例如对已故方敬先生的大量诽谤性描写，对正患重病的钱锺书先生的污蔑性言辞。这就更加超出文学编造的范围，而有必要追究其用心和责任了。
五
当然，《祭》书的伪和劣，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对吴宓形象的彻底歪曲上。吴宓本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其鲜明特点一是不喜政治，专心文化，二是极其真诚，表里如一，到了作者笔下，却成了一个庸俗圆滑的小政客，其间的差别已不可以事实的出入论之，只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吴宓之不喜政治，是由他一生的根本信念所决定的。作为人文主义的信徒，他始终自觉地以文化为本，而与一切时代潮流保持着距离。早在20年代，面对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他就自言“甘为时代之落伍者”（《落花诗》）。内战期间，有记者在采访时问及他对时局有何高见，他答曰“生平未入任何党，不愿谈政治”（《中华人报》1942年10月21日）。解放前夕，他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谢绝了赴美国、香港讲学的邀请，决定“不问祸福如何”留在国内，心情是不安的，已预感到新中国政治对其文化信念的威胁，而他的立场“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吴宓与陈寅恪》第128页）。
然而，在《祭》书中，“吴宓”成了一个怎样可笑的政治狂热分子！重庆解放前夕，他痛斥离开大陆去国外的学生为“白华”，欢呼“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同胞之花好月圆就在眼前了”。重庆解放之日，他豪迈地宣告：“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手里，会富强，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解放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谈“皈依毛泽东”，称之为“立身之大本”。这个“吴宓”动辄受宠若惊，山呼万岁，满口谀词，如鱼得水，甚至早在1953年就操着“文革”语言说什么“请”一张领袖像。
《祭》全文照抄了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篇检讨文章，这是该书中唯一的一份真实材料，但也被作者歪曲使用了。其实，就在这篇文章中，吴宓也坦陈他“一生最主要的思想”是：“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大多数人都溺于实际，喜作政治活动，只有极少数人才知宝爱理想的文化，愿为文化尽力，我便是其中之一人了。”他还承认解放以来他“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这一证词对于《祭》所编造的那个欢欣鼓舞、上窜下跳、热中于赶政治浪潮的形象是有力的驳斥，却被作者置若罔闻。至于吴宓在文章中对其思想加以检讨，实出于违心，此种违心的痛苦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巨大政治压力的知识分子都很熟悉的。然而，作者对这种痛苦毫无同感，竟还让他笔下的“吴宓”到处宣传其检讨句句皆“由衷之言”，展示献媚邀功之丑态。事实上，吴宓对其违心检讨一事深为悔恨，沉痛地写下了“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的诗句（1952年10月3日日记）。在此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吴宓受到了更多的磨难，以至于自恨不能如诸亡友早逝，“免受此精神之痛苦”（1954年11月19日日记），但始终忠于自己的文化信念，虽悲叹“文教中华付逝流”（1959年9月6日日记），却“决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年8月30日日记）。由此而方有“文革”中拍案而起，反对“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位为文化殉难的英雄是值得好好写的，不过此项工作当然不是一个不知文化信念为何物的人能够承担的。
六
吴宓之为人处世以“真诚不苟”为座右铭，他曾如此概括他的人生态度：“力主真诚，极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何谓真诚，他也有明确的解说：“表里如一，乃为真诚。”（《空轩诗话》五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治学，做人，乃至个人的婚爱，他都唯真是求，一丝不苟。他信奉儒家道德，便身体力行，一派古风古貌。他内心又是一个重情多情的人，公开追求理想主义之爱情，失败后仍不讳言其爱。这种外表的古板与内心的浪漫似乎形成了奇特的矛盾，温源宁在3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短文写他的这种矛盾，还说由于“他是如此坦荡真实，使得任何人都看明白了这一点，只他自己除外”。其实，在吴宓自己，古板和浪漫并不构成矛盾，因为两者都源于他的认真，他在理情两端都不肯敷衍。他真诚到了世人皆笑其迂的地步，林语堂说他是“有情感而坦白者”，所以必招人讪笑讥讽。然而，他的真诚同时也赢得了理解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尊敬，视为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有口皆碑。
那么，解放以后，吴宓身上的这种品质是否消失了，甚至转化成了它的反面了呢？按照《祭》书的描写，情形无疑是如此。书中所述“吴宓”的私下密谈，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炫其处世之精明圆滑，例如：他坚辞一级教授是为了不高于系主任F公，免招非份之祸；他写日记有一定格式，旨在让人看了感到他“乃纯粹学术之辈”，以保平安；他特意找F公表态，说他“多么需要进修马列主义啊”；周扬想调他进京，他决定不去，是因为考虑到“周扬能否长保富贵，殊难预卜”，“犯不着为调北京之一区区小事而和他粘上关系，为芥蒂小利而冒大风险”。另一类内容是替人出谋划策，传授其精明圆滑的处世之道，例如：在推荐系主任的问题上津津乐道，分析所谓利害关系；教刘尊一给宋庆龄写信，致敬，请求教诲，借以洗刷与宋美龄的关系；频频向张紫葛面授机宜，诸如让他向领导表态“愿遵循毛主席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的教导”，调新单位后“一报到就恳切谦辞”，领导人酌酒、布水果时“必须起立躬身，恳称‘不敢当’”，大鸣大放中“只能歌功颂德”，等等。够了，全是这般猥琐，世故，工于心计，并且自鸣得意地说出“工一点心计有何不可”这样无耻的话来，这样的一个人是吴宓吗？作者在“后记”中声称要“真实地反映这位已故学者的道德情操”，我们从他编造的“吴宓”身上倒是看到了他心目中的“道德情操”究竟是怎样的，但这一切与真实的吴宓何干？至于他笔下的“吴宓”之毫无学术根基，竟说出《水浒》的素材在鲁迅手里会浓缩成精美的短篇、进化论摧毁了《圣经》的创世记这种可笑的话，他听了某女的恭维之“很受用”，某女和另一女为他争风吃醋，互相脏言秽语，他之为邓小平相面，算出邓三十年间有“移星转斗之功”，凡此种种，一片乌烟瘴气，更是与真实的吴宓何尝有一丝一毫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