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十年即为修身内经，典出佛祖释迦牟尼故事。佛祖释迦牟尼穴居山洞，餐风饮露，面壁十年，得悟禅宗，开坛讲法，普渡芸芸众生。可见，修身不是朝夕之事，需持之以恒。一面做官一面修身。修身在平时，常记与心，才有一时之感悟。虽然取名是“面壁十年”，只是警戒，目的却是他日“图破壁”。
学而优则仕
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的高足，子夏还说：“学而优则仕”。对这句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进一步形象地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古代官场上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正是“学”让官场成了读书人的康庄大道。
有学问方可为官，这是很多小人物能走上官场的必修课。古人读书做学问多是为了做官，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囊荧映雪”、“凿壁借光”、“头悬梁锥刺股”，都是为了“一朝成名天下闻”。官与荣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能否做官以及官级大小，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他的学问越大，成就越大，人们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会越高，然后是顶礼膜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被对手称为“村夫”。事实上，诸葛亮当上丞相之前的确是一个山野村夫。诸葛亮的老家在徐州附近，属于陶谦的管辖，后来曹操大军杀来，攻破城池。为了报杀父之仇，曹操进入徐州之后见人就杀，数十万人的尸体被投入泗水，血流成河，水为之阻，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于难。
不久，父母先后离世而去，诸葛亮兄妹在战乱中家破人亡，那年诸葛亮才12岁。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幼年父母双亡，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让他身上没有年轻人的轻狂。
此后，诸葛亮和姐姐、弟弟不得不跟随叔父诸葛玄流离失所，奔走他乡。他们千里迢迢，从徐州来到荆州的治所襄阳，投奔荆州牧刘表。一路行来，兵荒马乱，辛苦异常，然而到了襄阳，刚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叔父又去世了。这样，诸葛亮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作为依靠的亲人。诸葛亮的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连失去亲人的打击和寄人篱下的屈辱，这些对他来说，不堪回首而又十分宝贵。历经磨难，使诸葛亮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使他学到了许多别人难以学到的东西。
后来，诸葛亮躬耕于隆中，与其说是隐居，倒不如说是他在为自己走上官场作准备，对于一个贫穷的人来说，步入官场的终南捷径就是苦读。诸葛亮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避开尘世的干扰，避开城市的喧嚣，避开不必要的应酬，“不求闻达于诸侯”，潜心钻研学问，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积蓄知识和本领。而隆中“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诸葛亮选在此躬耕苦读，再合适不过了。正是这段困苦而淡泊宁静的生活，培养了他志存高远的理想，这从他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中可以看出。他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他在《诫子书》中也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将诸葛亮的这些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既要志向远大又要耐得住寂寞。
正是这样的苦读行修行，刘备才会三顾茅庐，诚请他共谋天下大权。
小人物想要当官，书是一定要读的。不读书的人，在官场上也是有的，这一般是家势雄厚的富家子弟，用钱买来一官半职。这样买来的官，纨宦子弟也当不了多久纨绔子弟也当不了多久，没有学识，官职照样不保。
清朝买卖官职最多，有些捐官者竟然连孔子都不知道。乾隆时期，有个两淮盐运使，掌管地方盐务行政。这是用钱捐来的官。有一次祭孔，盐运使感到很奇怪，就问旁人拜祭的这个孔子是谁？他身边的小书吏说是孔夫子。盐运使不明白就去问一个老塾师。塾师告诉盐运使：“孔子是圣人”。盐运使还是不解，又去问和他一同做官的人“孔子是个什么官”。官友说：“居鲁国司寇，摄行相事”。这样一来，盐运使就更加不懂了。官友便解释道：“相当于今天的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盐运使听后似恍然大悟，马上召来书吏、塾师训斥道：“什么夫子，什么圣人，连孔中堂你们都不知道！”书吏、塾师当着面不敢取笑这个无知的盐运使，但是觉得为这样一个愚蠢的人做下属实在委屈。最后，有的人要么离开他，要么就等上面的官来视察，故意让这个盐运使出丑。结果没有多久，这个盐运使就以不称职而落官。
有学问方可为官，为官更需要学问。在官场上混，肚子里没“货”肯定会被人嘲笑，让人瞧不起，这样的后果自然是最后落得个无法胜任，官位不保。
古代的官场其实是个很考验个人学识的地方，如果一个人的学识不深，就应该谦虚、谨慎。明万历初年，在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一书生作“怨慕声”这个题目。怨慕即是思慕的意思，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上》，其中孟子说舜思慕父母。因此，书生在做文章的时候，加入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结果，主考官百思不得其解，将其打入四等，评为“不通”。书生觉得很冤枉，便找到主考官分辩道：“文章此句出在《礼记·檀弓》。可是主考官不但没有就此知错就改，他很生气，骂书生道：“只有你读过《檀弓》！”反而给书生改成五等。书生也动了怒，一下子就把主考官告到上面去。正好这个官职被官场的好几个人物等着，平时就瞄着这个官位，正好机会来了，于是官场上的落井下石者随之就来了。这个主考官自然是被同行挤掉了。
与上述故事相反的是明朝人徐存斋，他做得就不错。徐存斋以翰林的身份到江浙一带督察学政，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年纪未满三十岁。有一个应考的人在文章中引用“颜苦孔之卓”（颜渊学习孔子，苦于孔子的学行过于卓越）的句子。徐存斋评为：“杜撰”，给他评了个四等。
这个书生受到徐存斋的批评，很是不服气，拿着文章找他说：“大宗师（即今典试委员）的指教实在很好。但‘苦孔之卓’并非杜撰，是有出处的，出自扬子（扬雄）《法言》”。
徐存斋马上站起来说：“本官居官过分年轻，学问不足，承蒙指教”。于是改评为一等。当时大家都称赞徐存斋他有学问，肚量大会做官。
耐心
小人物面壁十年苦读修身，想入仕当官，讲究的还要有耐心。耐心是面对自己的志向和目标时要沉得住得气。想要进入官场到底要等多久才能获得一官半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辈子，？官职一直都是官场上的稀缺资源。在这条路和你同行的不计其数，所以，很多人为了一个官位，都在耐心等待。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二十年的，更别说用一辈子去忍受碌碌无为的寂寞和平庸。然而，唐朝诗坛上的高适却明确告诉了官场上的小人物，如果你要混进官场，并且混得好，得苦苦等它个五十年。五十年是什么？五十年是为官人修身的最高境界，也只有这样的境界才让高适比他同时代的诗人在官场上更顺利，更通达，更荣耀，并且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少时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虽然他祖上曾是官宦之家，少时跟随做韶州长史的父亲一直旅居在广东，不幸的是父亲很早就死在任上。高适无依无靠，只有靠亲友接济为生。这种接济其实与现在的流浪汉差不多。然而即使生活贫寒，吃了上顿没下顿，读书、习武两件事，高适却不曾荒废。他的剑术与日俱增，文章也写得越来越不错。少年时的高适还非常爱交友，这也是为官要累积的财富之一。为了寻求进入官场上的路，二十岁的高适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带着自己仅有一柄长剑来到长安。
年少总是轻狂，高适自以为赴京求官，官职就能唾手可得，然而却是求官久不得果。高适只好长期客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开元十八年前后，高适北上蓟门，漫游燕赵。这时，正值燕山一带发生北部游牧民族侵犯唐朝边境的战事，高适主动前往参加战斗，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战场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战斗结束时，高适什么官也没混到手。虽然高适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但是高适并没有放弃自己入仕当官的目标。
此后，高适长期浪游于梁、宋间（今河南商丘一带），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只得靠躬耕田垄过活，甚至有时不得不“以求丐取给”。在此期间，高适交上了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李白，另一个就是杜甫，常与他们一起在齐、赵一带饮酒游猎，怀古赋诗。
跟着名诗人混，高适自然也有几分名气。高适终于被被张九龄的弟弟，时任宋州刺史的张九皋发现，“深奇之”。他立即荐举高适做了封丘县尉，而这时的高适已年近五十岁。
能在五十岁当上县官，虽然官不大，但多少已经正式进入了官场但总算已经正式进入了官场。高适本应该高兴，但是这在高适的眼中，那只是一个九品小官，这种小官对于他来说，与他的宏图大志相差实在太远了。于是，高适终于在一次酒醉后下定了决心，毅然弃官而去。他像一柄尘封万年的古剑，耐心地等待着，酝酿着长剑出鞘。又一次来到长安，不久，高适又被河东节度使哥舒翰看重，他作为军中书记，算作是入了哥舒翰的幕府，到了军营。这似乎也符合高适的想法，并且高适已经有过作战经验。哥舒翰对高适很看重，高适也在收复黄河九曲之地后随自己的主人哥舒翰入朝，献计献策“盛称之于上前”。那么此时高适能够为人称道的才能，不止是在战斗中写几篇赞诗，而是能够为击败敌人而出谋划策的政治远见。
天宝十四载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南下。朝廷派高仙芝、封长清平叛，均被叛军打败，两人也被叛军杀害。叛军直逼长安，玄宗任命哥舒翰守潼关，但是又派宦官李大宜作监军但是又派宦官李大宜做监军。李大宜不懂军事，竟然强迫哥舒翰放弃天险与叛军作战，结果大败，哥舒翰投降。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高适想通过军营建功立业的想法又一次失败，但这次高适却不想现当逃兵，主动去找最高主子，进见皇帝觐见皇帝。
高适从骆谷奔赴河池郡，见到玄宗，上书说：“哥舒翰忠义为国，但是年老体弱，难以胜任，而监军李大宜整天饮酒歌舞，不恤军务。盛夏时节，将士们连糙米饭都吃不抱将士们连糙米饭都吃不饱，怎么能够不败？”（《旧唐书》本传）这一番话，使唐玄宗茅塞顿开，龙颜大悦，认为高适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任命高适为侍御史，让高适侍候在身边，不久又升高适为谏议大夫。
树大招风，一下子连连高升的高适很快就惹恼了一个大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是大唐王朝中专权最凶的一个。他曾经跟随高力士当过仆役，最后当他自己手中有权时，却将自己的师傅高力士贬谪出京。朝中就连宰相对他都要执弟子之礼。拥立唐代宗后，李辅国更是不可一世，有一次甚至当着自己的主子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高适的在朝中的直率当然触及到了李辅国的利益，得罪了李辅国。对付刚刚进入官场的菜鸟，李辅国也不用多费神，只需多向皇上进几次谗言，高适就一路左迁，被贬到四川彭州担任刺史了。
为官是一种能力的彰显，也是一种艺术，更要具备一种别人看不到的远见。在随后的“李璘叛乱”中显示出了高适这种远见，而这种远见也正是和他的友人李白对比中展现的。李白跟高适、杜甫会面时，正好是他被唐玄宗赐金还乡的时候。其实，他的仕途已经结束了，但是志向远大为人自负的李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会这样沉沦下去。天宝十五年（756），太子李亨于甘肃灵宝即位，是为唐肃宗，尊称玄宗为太上皇。李亨的擅自即位激起了诸王的不满，永王李璘在江陵起兵，打算自立。当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于是李璘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心腹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应聘下庐山，入永王军为幕僚，夫人宗氏竭力劝阻，李白不听。
当时高适正担任江陵长史，如果说李白此时体现的是对政治完全的无知的话，高适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他一眼看出永王有对抗肃宗之意，于是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形势，说明永王必败之状。肃宗任命高适为节度使，与来瑱、韦陟共同率兵平定永王之乱。野心勃勃的李璘兵败被杀，而曾被李璘奉为座上宾的李白也因“附逆”而下狱，而高适却步步高升，从刑部侍郎坐到散骑常侍，又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最后又晋封为渤海县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