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试图勾勒一代人是危险的，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来讲，定义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然而，对一个时代进行定义又是诱惑人心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我们总是将自己加入一个群体之中，在其中我们觉得声势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为这个变革接连不断的时代一群深恐被遗忘的人的救命稻草。借助于此，他们获得了集体经验与回忆，在集体回忆与品味中，他们获得了力量与对残酷现实的暂时性遗忘。
也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将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笼统而粗暴地称作“七〇年代人”。我们称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为“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样的美国教育，在20岁出头时来到欧洲，经受了战争的打磨，然后眼睁睁目睹了人类文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然后他们一起酗酒，并且对未来充满迷惘；我们称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为“垮掉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共同用疯狂摧毁平庸，他们相信大麻与疯狂行为可以拯救灵魂，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标准……
生于七〇年代的中国青年，显然缺乏这样的集体行为，更缺乏我们心目中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备的戏剧性因素。但是，“生于七〇年代”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突然变得如此响亮。年龄介于20岁与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须寻找已经树立的标志进行打击。就像六〇年代欧美学生运动对父辈进行无情唾弃一样，七〇年代人选择了六〇年代人作为攻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兴作家的词典中，六〇年代人成为陈旧、愚蠢、理应被淘汰的代名词。他们所表现的理想、激情与单纯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热讽，而这一切依据不过是70年代人所体验到新的生活方式与前所未有的展现自己的机会，是互联网技术与插有一片柠檬的Corona啤酒……
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豪情壮志隐含着怎样的脆弱。因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人在此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他们连“小豆冰棍”的历史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尚未成熟就会使用ICQ。他们甚至连打倒上一代的欲望都没有，因为事实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证明。
有了完全消费的八〇年代人的映衬，七〇年代人的虚弱之处暴露无遗。在两代人之间，他们终于展现了他们的真正特征：他们是自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几十年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代。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淹没于集体之中，封闭的环境掩盖了世界正在进行的变革，他们生活于集体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给个人或者带来深刻，或者带来变态；在他们之后，青春完全进入了世界消费体系之中，技术弥合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尽情地遗忘历史，而生活于未来。
七〇年代本身即说明了这一切。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七〇年代。1970年与1979年之间已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至1974年，他们有着类似的成长，更像六〇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气质包围着。而1974年至1978年，变裂已经出现，出生于这四年间的人，或许是真正的个体精神觉醒的一代，他们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高中时触摸到信息技术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后，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了消费时代之中。
如果我们将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与1997年开始的互联网热潮视作20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变革的话，在上一段中被我人为切分的三类七〇年代人，与这些变革相逢的年龄正恰当地表现了他们过渡性的角色。
今天，不管媒体还是公众，大家热衷讨论的七〇年代概念更多来自1978年以后出现的精神状况，我们姑且将之称作“后七〇年代”。这种讨论淹没了七〇年代所代表的真正精神，即没有定位的、模糊的、充满过渡色彩的特性。
充满时尚感与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的状态更应该属于八〇年代人。我们看到的眼花缭乱的所谓七〇年代消费观，其实往往是人为地利用想象营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太急于宣称自己的存在，于是就顺手拿起一件杀伤力极大其实并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七〇年代人自己。人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深处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最终，我又想回到最初引用的罗森堡的著名论调。生于七〇年代的人，如果真的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和八〇年代人一起轻飘飞扬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必须承接起连接断裂历史的任务。否则，他们只能从历史版图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