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以来，在重庆市开展了“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红岩精神声名响亮，影响广远，起到了积极作用。其间，对红岩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同和不同的意见，也有的存在明显的偏差。本文拟对有关红岩精神的几个问题作一点讨论，就教于识者。
一、红岩精神由先辈培育，后世认知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举抗战与民主两面旗帜，团结国统区广大爱国民主力量，与解放区互相配合，同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既团结又斗争，维护抗战大局，直至最后胜利。抗战胜利以后，又及时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新中国确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下，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艰难复杂的斗争中培育和铸炼出富有时代特色、区域特色和完整体系的革命精神。
当时，南方局驻在重庆红岩村，红岩成为屹立在雾城重庆的一座灯塔。因此，后世的人们把这种精神称之为红岩精神。
在当年，一方面是实际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传身教，许多人深切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自觉地身体力行培育和实践这种精神。但是，当时并没有提出红岩精神这个概念。只是在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之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更加珍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精神。于是，红岩精神之名，得以应运而生。
最先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原《新华日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1980年6月，他回到红岩村，题诗四首，提出红岩精神，歌颂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4日，红岩老战士、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重返红岩，满怀深情地写下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199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次日大早，改变日程，首先到红岩瞻仰，并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
党的总书记、红岩老战士，以及广大公众的共同认知，遂令红岩精神这一命题得以确立。特别是总书记的题词，高度评价了南方局的伟大业绩和崇高精神，表明红岩精神是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并列的党在历史上的几大优良传统，大有深意，非同小可。
对红岩精神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前段时间，有的单位、有的媒体在宣传介绍中，把红岩精神和小说《红岩》里描绘的在歌乐山下原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牺牲的烈士群体的精神混为一谈了。《红岩》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集中营脱险同志创作的以狱中斗争事迹为故事主线……以一些烈士为主要人物原型的小说，生动地展现烈士群体的精神风貌。小说《红岩》的出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江姐、小萝卜头等艺术形象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这部小说对几代青少年的成长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近年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在全国巡回展出和演出《红岩魂》系列展览、展演，宣扬烈士精神，再一次引起广大观众剧烈的心灵震撼，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有的文章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以至于把小说《红岩》当做了南方局所在的红岩村……把红岩精神当做了烈士精神，甚至把集中营所在地当做了红岩村，这就离题甚远了。应该说，烈士中许多人是在南方局直接或间接的教育与影响下成长的，有的就是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烈士精神和红岩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烈士精神和红岩精神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烈士确实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体现了红岩精神。
但是，从总体来说，红岩精神和烈士精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自有特定的内涵……不是一回事。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加以澄清。
二、红岩精神的历史特点和丰富内涵
人们注意到，除了前述的误解之外，一些研究者对红岩精神作了一定深度的讨论……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主要有：
第一，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走上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第二，红岩精神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第三，红岩精神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在长时间的实际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第四，红岩精神的灵魂是周恩来，红岩精神就是这一时期、这一环境下周恩来精神的体现；第五，红岩精神影响所及已经超越时空的范围；第六，当前弘扬红岩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
另一方面，在红岩精神的内涵上，一些研究者的表述各不相同，存在差别，也都各有道理，意见不大统一。
笔者以为，探讨红岩精神的内涵，首先需要取得一个共同的标准，这标准应该是……
第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表述红岩精神。许多论者很重视弘扬红岩精神中的现实针对性，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首先要强调的应该是它的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历史科学最基本的要求。红岩精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崇高精神，准确地把握和表达这种精神，是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宣传的基础。不宜因为现在缺什么、强调什么，就在红岩精神上找什么、强调什么。过分牵强比附，不是历史主义，将会禁不住推敲。
第二，要有高度，要从南方局的伟大业绩中来理解红岩精神。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是高级决策层次。红岩精神首先体现在南方局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政治斗争上，这是红岩精神的主要载体。当然，红岩精神也体现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上，但最重要的是大节。小节感人，大节更感人，要从大处着眼，突出红岩精神意境应有的高度。
第三，要有特色，要抓住最主要、最具独创性的内容来突出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几乎所有崇高的境界，传统的美德都可以和红岩精神挂上钩，都可以举出好多例证来。但红岩精神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体系，就必然有其特定的范畴，如果流之泛泛，千篇一律，四海皆准，失去特色，也就不成其为红岩精神了。
如果这几项标准能够成立，那么按此来考察，笔者以为红岩精神的内涵主要应包括：
——一切从革命的需要，从全局的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的精神；
——坚定性与创造性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坚持韧性战斗的精神；——信任同志、保护同志，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广交朋友、引导朋友，最广泛地团结多数共同奋斗的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守革命气节，彻底牺牲奉献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时时处处严以律己的精神。
举一个集中体现红岩精神的例子：“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
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治疗回国，鉴于国民党对南方新四军的政治压迫与军事包围，受中共中央之命，迅即赶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周恩来早在1940年夏就在南方局常委会上提出了“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组织严密，干部疏散”的方针，并在蒋介石约他谈话、表示友好、大灌“米汤”之后……立即向中央报警，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估计蒋介石要动手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电话中痛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在《新华日报》发表。这题词中有悲愤，有谴责，有分寸，可称题词中的绝唱。毛泽东在看到后也说“为之神王”，这应该不是客套话。
这时，中央出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对安全的考虑，指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
邓颖超等领导人立即返回延安。南方局经过研究，认为周恩来不能回延安，应该留驻重庆，坚持斗争，争取时局好转。经过反复陈述，得到中央批准，只叶剑英回延安，周恩来等坚守重庆。其坚持斗争的意义，远不止于身处虎穴龙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而是涉及全局，涉及能否既反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又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大问题。实际是在激愤情绪之下是否能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不转向的问题。
周恩来等留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央指示，发动政治进攻，突破国民党的压制与封锁，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共血腥罪行，获得广泛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不睬蒋介石两派特使的故作姿态……坚决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表明坚定立场。
为了预防不测，南方局紧急疏散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机关和《新华日报》馆的部分同志，以及较为暴露、身处险境、另有社会职业的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朋友，将他们送回延安或转移到其他较为安全的地方。周恩来亲自拟定名单，亲自安排路线，亲自检查有些同志的化装，将他们一一送走。与此同时，周恩来向中央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全体工作人员分别致电中央，表示坚守阵地的决心。
有的把回延安保安全的机会让给别人。邓颖超把母亲留赠给她的手表寄放在友人处，把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送给阳翰笙带回四川珙县老家留作纪念。周恩来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向同志们讲述杨匏安烈士英勇就义和周雍文、陈铁军两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激励大家。
在中共的坚决反击（中共中央军委也已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即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新的领导人，并扩大新四军的力量）和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被迫于1941年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标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得以避免，国共合作得以维系，抗战大业得以继续。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南方局处在政治进攻的最前沿发挥了巨大能量，建立了伟大功勋，也展现了崇高的精神。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共关系虽有一定缓和，但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政治压迫继续加剧，重庆已经成为一座“死城”。从1941年春到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几乎每天下午至深夜都轮流或分别在重庆市区《新华日报》营业部，也在其他地方约见各界朋友，与他们交流意见，谈形势、谈经济、谈历史、谈文化艺术，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使大多数朋友忐忑不安而来，满怀信心而归……在这一期间，中间党派出于坚持抗战和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背着国民党，得到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在香港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多数成员从原先多数比较倾向国民党发展为多数倾向中共，乃至与中共结成盟友。这是“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发展的晴雨表。
为了突破“死城”重庆上空的政治阴霾，南方局和周恩来抓住戏剧为突破口，组织为郭沫若（以及其他一些人）祝寿，组织话剧《屈原》和《天国春秋》的创作……演出和宣传，组织“雾季艺术节”。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呐喊声高昂起来，使“死城”重庆和国统区许多城市又恢复了政治活力。
体现在这些重大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红岩精神，就是红岩精神的特色，就是红岩精神的力量。
三、弘扬红岩精神，首在教育干部
如此说来，红岩精神是不是成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可望而不可即，难以组织群众学习、弘扬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
首先，红岩精神的内容反映在多方面。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完全能够感染群众，吸引群众，而不是一条一款对号入座。我们要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介绍给公众。这和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与科普工作的关系完全一样。
其次，弘扬红岩精神关键在于教育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当年红岩精神就产生于党内，产生于党员和党的干部中，产生于党的领导机关，而后再影响、吸引党外朋友和广大群众。如今我们弘扬红岩精神，当然也只能这样，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学习。而不能领导只是提倡，学习是群众的事，甚至只是青少年的事。
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这就要求治国者首先要有高尚道德情操。江泽民同志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笔者理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恐怕就是思想道德建设。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红岩精神产生时代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共实力与敌伪、与国民党政府相比较，处于弱势，在国民党统治区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红岩精神也是被逼出来的。没有这种精神，不但不能夺取胜利，甚至连生存，连立足之地都不可能。现在则是执政党的地位，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一般没有危险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和弘扬红岩精神，就更需要提高自觉，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加强监督机制。说到底，红岩精神是一种人格力量。今天学习红岩精神主要的就是在新形势下向革命前辈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当官，如何掌权；在使用人民给予的权力领导群众的同时，要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群众。笔者以为，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学习红岩精神的根本。
再者，弘扬红岩精神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种措施和途径，要长期坚持，持之以恒。要加强力度，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穿靴戴帽”，结合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各个时期的形势任务和日常学习，结合历史上的和新涌现的各种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常学常新。提倡弘扬红岩精神，不等于经常搞学习活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只要心中有数，加强领导，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