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ie e gatti狗狗和猫咪
人们通常认为，狗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因为它们与人类心有灵犀。但既然大部分人类都是愚蠢的，那么狗也应该是同样愚蠢的。它们的行为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它们总是像疯了一般狂吠，甚至会无缘无故见人就咬，令人厌烦至极；而另一方面，它们与像是猫这样有灵性的动物又不能和谐共处。
可以说明狗的愚蠢和猫的聪慧的一个事实是前者是群居动物，而后者却不是。狗能够忍受主人的存在，态度良好地接受他的指令，且无法长时间注意一个静止的东西，这所有表现都与猫不同。总之，它们表现得就像是专政统治下的傻瓜，时刻准备向独裁者点头哈腰，口水滴答地舔着他的脚。
狗的愚蠢尤其体现在它们对玄学和宗教的沉溺。这一点达尔文也曾提到。说它们崇拜玄学是因为它们总是将无生命的现象归结于有生命的原理，比如，它们会对着被风吹动的衣服大叫。而面对主人，它们又表现出信徒对上帝一般无二的热爱、顺服与畏惧。
Capitalismo资本主义
1759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蜚声世界的理论：“土地的所有者，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
在亚当·斯密包括《国富论》（1776）的许多作品中，有一只所谓的“无形的手”调配着市场供需平衡的理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却是形成自由主义的基石，因为该理论由果溯因地将金融业者以为大众谋福祉为借口，实际上肮脏地获取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合理化了。
1954年，肯尼斯·阿罗与杰拉德·德布鲁两位此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经研究证明，“看不见的手”仅仅存在于只有两种商品的市场中。而在真正的市场中，这一概念对自由主义者以外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平衡不会总是存在，就算存在，人们也不一定能达到，即使能达到，也未必能保持下去。
Carne肉
《旧约·诗篇》（第104篇，第14节）中说道：“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这一节《圣经》文字中的“草”经过天才的注释，直接把沙拉菜排除在外，被牙买加塔法里教徒理解为大麻叶，并在该教派仪式中用致幻食物取代了圣餐。犹太人和基督徒则从《创世记》第九章中“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一句中获得灵感，整个西方世界都因觉得获得上帝的允准而成为了食肉动物。事实上，这个选择可以说是一种三重意义上的愚蠢。
首先，根据生理学，人类的肠道很长，相对于食肉动物更近似于食草动物，而肉类在肠道中长时间发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得肠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素食国家。其次，从生态学角度来考虑，被用作肉食的动物是一类必不可少的间接能量来源，并以吃饲料的方式垄断了世界上90%的植物消耗。最后，从动物学角度来看，饲养被当作食品的动物是一种不人道的、极其残忍的产业，不过即便饲养者和零售商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不会停下他们的生意，因为仅在意大利一个国家，每年这行的产值就可达到320亿欧元。
Carrel（Alexis）亚历克西·卡雷尔
通常只有无知的牧羊少女和一丘之貉的信徒才会相信所谓的神迹，但有时候甚至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也会上当。例如，近期的有艾滋病毒发现者吕克·蒙塔尼耶。离现在稍微远一些的，以亚历克西·卡雷尔为代表，他坚称于1903年在法国卢尔德的旅行中见证了一位妇人痊愈的神迹。
1910年，卡雷尔故地重游，又参与了一次治愈神迹，这回对象是一个男童。实际上，真正的奇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种种鬼话使他丑闻缠身，不得不从法国移居加拿大。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他务农，饲养动物，直到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向他伸出橄榄枝，才得以继续精进他的外科技术，并最终于1912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而后，他又成为了一名狂热的优生学支持者。卡雷尔通过《人，难以了解的万物之灵》一书对该学说进行了理论支撑，还在亲纳粹的维希法国政权时期依托自己在政党中的重要地位推行实践这一理论。他的通敌行为让他在战后身陷囹圄，在刑满之前就撒手人寰，从此与他的愚蠢一起长眠。
Cazzate废物
1958年，有人批评西奥多·斯特金的作品90%都是“废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反击，他在Venture杂志上谈道：“确实如此，因为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这样。90%的电影、文学和消费品也都是废品。”“人类制造的90%的东西都是废品”，这一鲁莽的判断成为了斯特金的名言，与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二八法则”齐名。
这些判断如果是准确的，那就给我们本来已十分尴尬的生活又添上一抹凄惨的色彩。因为那样，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就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的工作和烦恼，电话和工作会议，办公室里的文案和琐碎事，商店的购物……
我们用来消遣的东西也几乎都是废品：我们阅读的书和报纸，我们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欣赏的演出和音乐会，我们参与的运动，我们玩的游戏，我们举办的派对，我们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踏过的旅途……
Cellulari手机
在《格列佛游记》中，当小人国的利立浦特们搜查主角时，是如此描述他的怀表的：“我们认为，这要不是什么不知名的怪物，要不就是他崇拜的上帝。我们更趋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他对我们说他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向它请教。他把这件东西称为先知，而且说他这一生不管做什么都由它来指定时间。”
当今眼下，这段话用来形容我们与手机的关系也是恰如其分。我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迫不及待地将手机开机了。然后在一天当中，我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发出信息）或被动（接收信息）看手机的次数从十来次到数百次不等：看时间，收发消息，聊天，上网……
人们甚至通过手机与机器中的语音对话，虽然只是表达一些诸如无网络、拨号中断、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之类的信息。这种行为大多数其本身就已经十分愚蠢了，但是为了这样的事，人们花费了无数时间和金钱使它显得更为愚蠢。
Cervelli in fuga人才流失
对于那些善于自废武功的国家来说，让国内人才外流是它们提高自身而降低其他国家愚蠢度的重要方式之一。意大利也属于这种国家。在过去50年中，共有7个意大利人获得诺贝尔奖（卡佩奇、杜尔贝科、贾科尼、卢里亚、莫迪利亚尼、蒙塔尔奇尼和鲁比亚）后出国工作。在意大利，有4%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寻找更好的雇主”而流向国外，而这些获奖者便是他们的领头羊。
同一时间，拉丁美洲也流失了约100万名科技人才；苏联解体后，50万名学者移民，连带中国也损失了20万；印度每年有10万名计算机科学家远离故土；而在非洲有1/3的优质劳动力已经出走，其中包括医生、技术人员及各领域的牛人。总之，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流失，已使它们失血过多。
这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流向美国。在那里，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超过半数的科学博士均来自他国。正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布劳恩们帮助美国成为了世界霸主。
Ciarlatani江湖骗子
意大利最近的一个江湖骗子正是大卫·瓦诺尼（Davide Vannoni）。瓦诺尼学的是传播学，却在2005年发明了所谓的“干细胞疗法”，用于对源于干细胞的罕见病进行“安慰性治疗”。意大利议会、电视节目《土狼》和它的观众们都曾经为这一疗法撑腰，直到2015年瓦诺尼因诈骗而被宣判有罪。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发生在1997—2005年。路易吉·迪贝拉医生提出了针对肿瘤治疗的“交替”疗法，立刻就引起了议会、媒体和民众的兴趣。然而，此三者无一例外都是科学盲，他们的热捧为伪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当然，这一疗法最后也被意大利高等卫生委员会认定为是一个骗局。
在整个世界，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些江湖骗子不断涌现，时刻准备让无知愚钝的民众上钩，而反过来，人们也同样时刻准备着去上当：有像奥特尔马这样的术士，瓦娜·马尔奇这种推销贩子，也有如毕奥神父一般的圣人。而不论是哪个骗子，都为蠢人们提供了一次验证自身愚蠢的良机。
Ciechi盲人
人们经常愚蠢地用“眼盲”来形容无法看透事物本质。但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不仅存在，往往还占据了所谓真相的大部分内容。从数学家欧拉到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再到作家博尔赫斯，虽然他们生理上的眼睛不能正常视物，但精神上的“眼睛”却能洞悉一切，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最高成就。这样的大师不胜枚举。
显然，仅仅闭一会儿眼睛并不能完全体会失明者的世界，充其量能想象一下蝙蝠的生活。狄德罗在《论盲人书信集》（1749）中曾尝试从进化论的角度向我们解释这种感觉，埃内斯托·萨巴托在《与盲人的关系》（1961）一书中分析了我们对盲人愚蠢的畏惧感，雅克·德里达的《盲人回忆录》（1991）解构了黑暗中的光明，而在若泽·萨拉马戈的《盲目》（1995）一书中盲人们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光明。
Cipolla（Carlo）卡洛·奇波拉
1976年，卡洛·奇波拉出版了《人类愚蠢基本法则》一书，1988年再版，更名为《愉悦，不逾矩》。
这些法则是：第一，蠢人的数量永远比想象的要多；第二，一个人是否愚蠢与这个人其他任何特性无关；第三，愚蠢损人不利己，甚至同样害己；第四，蠢人潜在的危害性常常被低估；第五，在各种不同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险的一种。
奇波拉的第三法则事实上是对愚蠢的定义，对这一法则的灵活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将蠢人从第五法则中提到的其他人中鉴别出来。
准确地说，“智者”指的是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做到利人的人，“天真者”则是损己利人者，而“歹徒”或“剥削者”就是损人利己者。
由此可见，“蠢人”，即所谓的损人损己者，确实是最危险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最常见的一类人，这说明我们所处的是万千平行世界中最糟糕的一种。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与伏尔泰笔下的邦葛罗斯[8]（不是伏尔泰本人！）及像他一般的蠢人一起相安无事。
Coincidenze巧合
世上共有两种“有意义的巧合”[9]：那些被正常人称为“生活怪事”的和那些被不正常的人称为“神奇经历”的。同时，也有两种针对上述二者，互相对立却又互补的态度：好骗的人总把这些事归因于灵异现象，而在那些不轻信的人看来，不过是单纯的巧合罢了。
好骗的人有错，自不用说，反正他们本来就是大傻瓜。但不轻信的人，虽然常明事理，偶尔却也会犯错，也算是小傻瓜。实际上，存在着被卡尔·荣格定义为共时性的事件，指的是“两件偶然却又不完全偶然被连接在一起的事之间存在的关系”。
令人惊奇的是，共时性最明确的一个例子来自量子力学领域神秘的量子纠缠现象，告诉我们宇宙中和地球上互相有连接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当然与反科学的巫毒教[10]不是一回事，而是真实的科学，不过模糊看起来却是有些相似。
Comunismo共产主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估算》（1920）一书中写道：“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就没有定价机制，而没有定价机制的地方也就不能谈经济估算。”所以，计划经济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有面临“小需求商品的生产过剩和紧缺物品生产不足”的风险。
冯·米塞斯的观点，后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希·哈耶克进一步阐释，总结起来就是：“共产主义是愚蠢的，因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另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主义是愚蠢的，因为无形的手根本不存在。”
看起来似乎需要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到“第三条路”。这条路应该能用两种互补的模式来诠释：要么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可以把计划因素融入资本主义，比如北欧国家的做法；要么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将市场经济融入共产主义，比如远东国家采取的方式。
Conan Doule（Arthur）阿瑟·柯南·道尔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伟大侦探。从《血字的研究》（1887）开始，阿瑟·柯南·道尔用了4部中篇小说和56部短篇小说来叙述他的大冒险，这些小说又被演绎成无数的戏剧和电影作品。这位英国侦探能赢得如此多的拥趸是因为他理性的调查方式，这种方式十分类似于当代的法庭科学。
在他处理的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四签名》（1890）中，福尔摩斯宣称：“我从不猜测。这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习惯，对逻辑能力有害。”而在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吸血鬼探案》里他又说：“当我们排除了一切不可能，那么剩下的，即使看起来再不可能，也只能是真相。”
创造出如此厉害人物的大脑，本来应该对蠢话免疫，可是在1920年，柯南·道尔却为仙女的存在辩护，原因是有个小女孩坚称拍下了仙女的照片！当然一些蠢人相信了他的话，可是多年以后，这些照片中的仙女被揭发不过是用卡通画片伪造的。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华生？
Concordato协议[11]
意大利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确定了“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原则，以台伯河为界将梵蒂冈单独划出。但在1929年2月11日，曾经的无神论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背弃了这一原则，与教廷签署了一项辱国协议。协议中格外显眼的一些愚蠢条目包括由国家供养神职人员，宣布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以及在所有学校设立固定的宗教教育时间。
1947年3月25日，另一位前无神论者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2]也背弃了意大利共产党确定的建立一个意大利反法西斯政权的原则，为耻辱的法西斯协议入宪投了赞成票。这使得意大利《宪法》第七条愚蠢地规定了天主教徒享有特权，与《宪法》第三条中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原则完全相悖。
1984年2月18日，又有一位前无神论者贝提诺·克瑞西[13]同样背叛了社会党人1970年通过允许离婚法案建设现代化意大利的誓言，与教廷签署上述协议的修订条款。在这些条款里最蠢的则是供养神职人员（政府出资8‰），“非强制的”宗教课和宗教婚礼合法化。唉，奴隶般的意大利，神父的游乐场……[14]
Controcorrente 逆流而上
鲑鱼生于河溪，成年后则游回海洋生活。当产卵期一到，它们必须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在艰难的溯河洄游途中，或是因为疲劳，或是因为被熊捕食，它们中的许多都无法抵达产卵地。而那些幸存者在产卵后也一样会死去。用鲑鱼的例子作比较，生活中逆流而上也是十分艰难危险，甚至经常是致命的。
但讽刺的是，许多人让自己舒适而愚蠢地随波逐流，却幻想着自己正向相反的方向行进。比如，教宗方济各数次煽动教徒“逆流而上”，实际上，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他们继续像那些听话的羔羊一样跟随羊群。
其实，逆流而上的含义有很多，像是不容忍愚蠢的习惯，不相信蠢话，不盲从江湖骗子，不主张政治正确，不上政客、广告和宗教的当，保持健康的怀疑精神，拒绝迷信。一言以蔽之，就是像鲑鱼一样在流淌愚蠢的河流里逆流而上。
Controlli di sicurezza安检
亨利·戴维·梭罗曾说：“无论哪一种傻子，都会为自己创造一套规则，而傻子都会去遵守这套规则。”在如今这个年代，这句话完全可以被某些官员援引为座右铭。因为恐怖主义猖獗，迫使天才官员们不断在机场、在那些旅客很愿意毫无尊严地被搜身的地方设置安检。
现在意大利的登机通道简直变成了愚蠢之路。一路上，旅客们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无用的仪式，仅仅是为了维持高度的心理紧张。但是，让人们脱下外套、手表、皮带和鞋子有什么用呢？恐怖分子要是真想把我们炸飞，大可在安检之前就动手，就像2016年发生在布鲁塞尔和伊斯坦布尔的那样。
在安检中摘得愚蠢之冠的就是检查矿泉水瓶，人们必须在安检前扔掉它们，之后立刻就能重新买到，这显然是为了赚点儿水钱。为了安检，单单在美国一年就要投入10亿美元，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更安全，哪怕只是一点点。
Coscienza意识
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都在思索什么是意识，他们愚蠢地认为这是人类的特性，是我们的标志。“跟随意识”行动似乎是人类优先于任何道德的原始准则。不过这些大专家从来没怀疑过，他们也许高估了我们生理的一个侧面。
如果我们对相关科学进行一些学习，就会发现这点。比如在几十年前，神经外科医生本杰明·李贝特与生理学家汉斯·科恩休伯就已经发现，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发生在进行行为的心理指令之后。既然人们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了动作，那么意识怎么可能是行动的原因呢？也许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弄反了原因和结果吧？
还是几十年前，心理学家拉里·魏斯克兰茨则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盲视”的奇怪症状：一个没有视觉意识的人依然能通过可感知的器官描述和操作面前看不见的物体。所以说，意识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难道不是太高估了它吗？
Cravatta 领带
在《尤利西斯》的倒数第二章里，乔伊斯以他一贯的风格抱怨了当代男性时尚之荒谬：“坐着的时候是什么让人生气？浆过的衣领（17英寸）和西装背心（5枚扣）所带来的禁锢。这两种衣服是成年男性服装的多余部分，根本没有弹性来应付身体形态的变化带来的膨胀。”
尽管在20世纪有过服装解放，但今天西方大多数“成年”男性依然愚蠢地被领带束缚着。“领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克罗地亚词语，名字中还保留着克罗地亚语的痕迹[15]。戴领带的时尚由路易十四引入欧洲，如今人们还在戴它仅仅是因为愚蠢的习惯。
男人们在脖子上戴着这个象征性的套索，向我们展示他们被愚蠢的时尚和仪式规则紧紧约束着：对于政客，直到不久前，他们不戴领带就无法进入参议院；对于经理人，他们忙于展示自己的能力，甚至注意不到自己早已成为了习惯的奴隶。
Creazionismo 神创论
1925年，在田纳西州德顿市，世界基督教基要主义[16]协会起诉了生物学教授约翰·斯科普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授了进化论。此案引发了一场媒体炒作的大型闹剧，被称为“猴子审判”，而最终被判有罪的是被告——这位教授，而不是神创论。
1987年，在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颁布生物科学和《圣经》传说之间的平等法案后，最高法院宣布“试图推广宗教创世论或者禁止讲授不受七种宗教欢迎的科学理论是违反宪法的”。
一扇大门关上了，创世论者却又打开了另外几扇门。他们要求给对抗进化论的“科学”研究留下空间，尤其是被称为“智慧设计论”的“科学”理论。不过，2005年宾夕法尼亚的多佛法院判定“智慧设计论是基督教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准在学校教授。这一次，人类的常识终于战胜了由猿猴进化来的愚蠢。
Crescita illimitata无限增长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1798）里建议人们思考人口以一定速率持续增长的后果。不难发现这一假设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人口是随着时间呈指数型增长的，而可用的资源显然是有限的。因此，环境无法承受的情况将会更快到来。
皮埃尔—弗朗索瓦·韦吕勒在《关于人口增长所遵循法则的注释》（1838）中则提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口增长率不是固定的，反而会减缓过度增长并刺激逆增长。确切地说，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就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中提到的那样。
既然如此，谁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还没有意识到经济的无限增长是站不住脚的，继续幻想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非常愚蠢的？除非人们想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只有它们能够毁掉已有的大部分成果，给我们机会再去重建。
Criminali罪犯
罪犯本身并不蠢，但如果你留意一下刑侦技术的最新进展，就会发现，他们变蠢了。在罪犯及公众的想象里，警探还是亚瑟·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或是乔治·西默农的梅格雷这类形象：逻辑高手，心理学专家，挥舞理智的大斧击破各个谜团，与直觉斗争。
指纹一直是这些警探侦查的重要技术手段，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现在却也得让位于更精确的由DNA检测出的生物印记。由于后者，法医学正在变得越来越科学和有计划性，而不再是天马行空且随机性的了。幸运的是，这些变化也发生在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里。
如今，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痕迹进行鲁米诺血迹检测和DNA测序，以及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在数百万份副本中产生的最小数量的符合件，使警察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定罪或者脱罪。这给犯罪领域带来了自然选择，也就是说，罪犯变蠢了。
Crisi经济危机
大仲马的《黑色郁金香》（1850）描述了16世纪末期荷兰郁金香价格疯涨，一个球茎的价格甚至能与一座别墅或一层楼比肩的情形。助长这一泡沫的还有所谓的“风投贸易”，即买卖仅仅基于种植计划中的、尚未存在的花朵，这是最早投资“未来”的方式之一。1637年2月，泡沫破灭了，这一投资市场崩溃，那些投入自己的一切到空想中的蠢人理所当然地倾家荡产了。
无论是1929年华尔街股票崩盘引起的大萧条，还是2006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成因都与郁金香泡沫类似：证券交易所和银行愚蠢地取代了真实的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因为前两者已经“过于庞大而不得破产”，经济危机就成了它们的机会，让几十年来保护劳动者工作的政策先破了产，帮那些大型超市把小商铺都清出了市场。
Croce（Benedetto）贝奈戴托·克罗齐
贝奈戴托·克罗齐与乔瓦尼·秦梯利，都属于愚蠢的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意大利教育部部长，他们都制定了荒唐的政策，在整个教育期内强调人文学科，抑制宣讲理工科目。这一政策是导致意大利科学盲现象的原因之一。
布鲁诺曾形容一个人是“无知而自傲的笨驴”。克罗齐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比如，在《逻辑学》（1909）一书中，关于数理逻辑他如此写道：“它的新工具至今并没有或是很少投入使用。未来会用到吗？这似乎也不可能。不过，它们在哲学上的无效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
一个世纪后，正是这个数理逻辑反倒成了数学哲学和信息技术的基础。它的工具被数十亿人使用，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个工具叫作电脑，让我们只需一秒钟就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克罗齐曾写下的蠢话。
Crocifisso十字架
兰尼·布鲁斯[17]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如何说脏话及影响公众》里说，如果耶稣在20世纪中期死于美国，基督徒在脖子上戴的应该就是金银质的电椅，而不是十字架了。这给了艺术家保罗·弗莱尔灵感，他在1983年创作了一尊电椅上的白色耶稣像，2007年又做了一尊黑色的。
这些挑衅激起的厌恶从反面突出了十字架如何渗透进了西方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政权规定要将它放置于所有学校和法庭作为圣物展示。尽管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条愚蠢的规定至今仍然还在生效，只有宗教反法西斯主义者还在进行着无力的反抗。
更别提整个教会都愚蠢地将十字架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却忽略了它不仅叙述着耶稣基督死去的传说，更是充满血腥的战争历史的见证：从君士坦丁大帝“戴上这个标志，你将获得胜利”的口号和他愚蠢的英勇善战的军队，到十字军战士胸前的红十字，再到现代人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