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拐点—改变历史进程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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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光武中兴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东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刘秀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巡行河北。进至邯郸时,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刘秀说:“赤眉军现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刘秀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刘秀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刘秀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刘秀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刘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刘秀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刘秀的大哥刘,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刘秀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另外,光武帝还注意民生,与民休息。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