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都是山东话所说的“愣头青”，就是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我们虽然都不懂什么叫革命，却对革命充满了热情。胡也频先生号召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我们就在宿舍旁边的过道上摆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记愿意参加的会员。我们还准备出版刊物，我给刊物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文艺的使命》。当时看了一些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俄国人写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译文极其别扭，读起来像天书一般，我也生吞活剥地写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却颇有一点自命不凡的神气。记得衍梁也写了文章，题目忘记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间。
这些举动当然会惹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我们学校就设有什么训导主任，专门宣传国民党党义和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散布流言，说济南高中成了“土匪训练班”。衍梁当仁不让的是“土匪”之一。对他们眼中的“土匪”们，国民党一向是残酷消灭，手下决不留情的。不久，就传出了“消息”，说是他们要逮捕人。胡也频先生立即逃离济南，到了上海。过了没有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他就在龙华壮烈牺牲了。
我们这些小“土匪”失去了支柱，只好变得安分守己起来。一转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毕业离校，到北平考上国立清华大学，同衍梁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1947年回到济南，才再次同他见面。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高潮中，济南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就要崩溃。记得我们也没有能见多少次面，我就又离开济南回北平来了。
又是一段相当长的别离。好像是到了“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又去济南见了衍梁。他当了官，对老友仍然像从前那样热情。七年前我回到济南开会，一中的老同学集会了一次。五六十年没有见面的中学老同学又见了面，实在是空前盛会，大家都兴奋异常。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而感慨万端。我见到了余修、黄离等，衍梁当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此时他已经不戴乌纱帽，而搞山东科协。看来他的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谁也没料到，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这一次盛会不但空前，竟也绝后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承认自己是老人了。中国古代文人常用一个词儿，叫做“后死者”，我觉得这个词儿实在非常有意思。同许多老朋友比起来，我自己竟也成了一个“后死者”。当一个“后死者”是幸运的——谁不愿意长寿呢？但任务也是艰巨的。许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面影闪动在自己的脑海中，迷离历乱，不成章法，但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据说老年人都爱回忆过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并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爱好，而是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我常拿晚秋的树叶来比老年人。在木叶凋零的时刻，树上残留的叶片日益减少。秋风一吹，落下几片。秋风又一吹，又落下几片。树本身也许还能做梦，梦到冬去春来，树叶又可以繁茂起来。老年人是没有这种幸福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浓浓的悲哀压在心头。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鲁迅的散文诗《过客》都讲到：眼前最终是一个坟墓，“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古人已经叹息过了。我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御，无所用其悲哀。但话虽这样说，如果说对生死绝不介意，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衍梁的面影，也夹在许多老朋友的面影中活跃在我的脑海里，等到我自己的面影也活跃在比我更后死的朋友的脑海中时，恐怕再没有谁还会记得起衍梁了。我现在趁着他的面影还在闪动时，写下这一篇短文，希望把他的面影保留得尽可能长一些。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这些了，呜呼，真叫做没有法子。
1987年7月23日
老朋友迈耶一家
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季羡林著《留德十年》一书,标题系编者所加。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待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止，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试完结以后，打论文的任务完全结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国的四五年间，自己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一直到我于1945年离开德国时，还经常到伊姆加德家里去打字。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此时，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星期日总在席勒草坪会面的几个好友都已走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寂寞之感，时来袭人。我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到：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到：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世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忆石景宜博士
本文节选自季羡林2000年1月8日所写的《佛山心影》一文，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谈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广东佛山人，仅仅小我三岁，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据说，他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谋生，从事出版事业和书籍发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活动。由于勤苦努力，又经营有方，终于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晃耀辉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这样成功的企业家，在香港为数颇多，资产大于他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石景宜毕竟是石景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同许多香港企业家是一样的。可是他表达这种热爱的方式，却是与众不同，完全不同的，他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拥有的文化载体的书籍，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的儿子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事业基础，但是，告诉他们，他不管有多少遗产，绝不再留给他们。他自己一生艰苦创业，终于有成。他的儿子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靠个人努力奋斗，达到养家报国的目的，他绝不把他们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绝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愿望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行动就表现在努力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道也绝非只有一端。香港的爱国企业家，有的为祖国大学盖房子，修图书馆；有的设立奖金，奖励学生和教员。殊途同归，都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石老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他购买书籍，赠送给大陆和台湾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约略地统计，十几年来，石老把五十余万册大陆出版的书籍，运送到台湾，分送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又把台湾出版的三百余万册书籍，运来大陆，分赠给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多的书籍是怎样选购的，又是怎样分送的，其间过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这样繁重艰巨的工作，必然耗费石老大量的精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台湾版的书籍，大陆读者难免有些疑惑难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释几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无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的是收集《糖史》的资料。炎夏严冬，风雨无阻。我经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在善本部里，我除了借几本善本书外，大多数时间是翻检《四库全书》。在教员阅览室里则是钻进楼上楼下两间书库，书库面积极大，书架林立，一般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有十几万种。我逐架逐层审视每一种书的书名，估计有我想收集的资料，则取下逐页翻检，抄录下来。炎夏之时，屋内温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时炎阳与电灯共明，书香与汗臭齐发。我已汗流浃背，而毫无知觉，几已进入忘我之境，对别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则其乐融融也。在翻检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台版的书对我用处极大，用起来极为省力。原来中国古代诗人学者的全集，全为木版印刷，卷帙繁多，编排虽有秩序，翻检实极困难，而台湾学者和出版家则将这些文集分拆开来，编成大套的丛书，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如“中华文史丛书”之类的丛书，种类颇多，大大地有利于读者，而刊印并不十分困难。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忙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相形之下，我们真不能不认真反思了。石老运到大陆来的书，不完全属于丛书，我提出丛书，不过略举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石老运来的书，对大陆学者是十分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