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在布里斯托尔的车辆扣留点在贝德明斯特火车站附近，藏在被煤烟熏黑的墙壁和倒刺铁丝围栏里。火车每次经过，或在站台刹车时，地面都为之颤抖。
这地方弥漫着一股油脂、变速箱油和机油的味道。一名机械师从办公室一扇脏兮兮的窗户里往外瞥了一眼，把茶杯放到茶托上。他穿着条橙色的工装裤和一件格子衬衫。他来到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好像在等着听暗号。
“打扰了。”鲁伊斯说。
“你们想干吗？”
机械师在一块破布上缓慢地擦着手。
“几天前有辆从克里夫顿拖过来的汽车。是辆蓝色的雷诺拉古娜。车主从悬索桥上跳下去了。”
“你们是来开走它的？”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回答似乎不太顺耳。他舌头在嘴里转了一圈，然后朝破布里啐了一口。他斜眼看着我，在考虑我会不会是警察。
“你想看一下我们的警徽吗，孩子？”鲁伊斯说。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看上去没那么自信了。
“我退休了，”鲁伊斯继续说，“我之前在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当探长。你今天应该答应我的要求，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只想看一眼汽车的里面，这辆车不牵涉刑事调查，只是等着死者的家属来取走。”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那就认真点，孩子。”
“好的，可以，车在那里。”
那辆蓝色的雷诺拉古娜停放在工作间的北墙边，旁边是一堆皱巴巴的汽车残骸，一定是很多年前弄过来的。我打开驾驶室车门，让眼睛适应里面的黑暗。汽车内部的灯光不足以驱散阴影。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储物箱里什么都没有，座位底下也是。我搜查了车门处的储物槽。里面有纸巾、护肤霜、化妆品和零钱。座位下面有一块擦风挡玻璃的布，跟一个除冰工具绑在一起。
鲁伊斯打开后备厢，里面很空，只有一个备用轮胎、一个工具箱和一个灭火器。
我又回到驾驶室车门旁，坐到座位上，闭上眼睛，努力想象一个潮湿的周五下午，大雨击打着风挡玻璃。克里斯蒂娜·惠勒从家里驱车十五英里，雨衣下面一丝不挂。除雾器已经超时工作，加热器也是。她开窗户求救了吗？
我的眼睛移向右侧，车窗玻璃被指纹和某种其他的东西弄脏了。我还需要点灯光。
我朝鲁伊斯大喊。“我需要一把手电筒。”
“你发现了什么？”
我指着那些痕迹。
机械师拿来了一个电灯，灯泡罩在一个金属笼子里。电线从他肩膀上垂下。随着灯光的移动，巨大的阴影在砖墙上滑动，然后消失了。
我把电灯放到玻璃另一侧，只能模糊地看到那些线条，就好像雨停之后看一个孩子用手指在沾满了水雾的窗户玻璃上画的画。这些线条不是一个孩子画的。它们是由压在玻璃上的什么东西画出来的。
鲁伊斯看着机械师。“你抽烟吗？”
“抽。”
“我需要一支烟。”
“你们不能在这里抽烟。”
“听我的。”
我看着鲁伊斯，一脸困惑。我已经见他戒烟至少两次了，但从不会一时冲动再次抽烟。
我跟着他们去了办公室。鲁伊斯点着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边呼气边盯着天花板。
“给，你也抽一支。”他说着递给我一支。
“我不抽烟。”
“抽吧。”
机械师点着了烟。与此同时，鲁伊斯从金属烟灰盒里捡起掐灭的烟头，把灰色的烟灰碾成粉末。
“你有蜡烛吗？”
机械师在抽屉里翻来倒去找到了一支。鲁伊斯点着蜡烛，把蜡油滴到一个托盘上，然后把蜡烛底部按到熔化的蜡油上，直到蜡烛立住。接着，他拿起一个咖啡杯，在火焰上方转着烤，把杯子表面都烤黑了。
“这是个老把戏，”他解释道，“是一个叫乔治·努南的家伙教我的，他能跟死人对话。他是个病理学家。”
鲁伊斯开始把杯子上的黑灰刮到烟灰里，然后用铅笔尖轻轻地混合。
“现在我们需要一把刷子。柔软纤巧的。”
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汽车的储物槽里放了一包化妆品。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到桌子上——口红、睫毛膏、眼线笔，还有一个抛光的金属盒子，里面装着腮红和一把刷子。
鲁伊斯小心地拿起刷子，仿佛担心它会被他的拇指和食指捏断一样。“这个应该可以。把灯拿过来。”
他回到车旁，坐在驾驶座上，没关车门。电灯在车窗另一侧。他尽力放缓呼吸，开始把黑灰和烟灰的混合物涂到玻璃内侧。大部分都从刷子上落下掉到了他的鞋上，但已有足够的烟灰粘在了玻璃内侧模糊的痕迹上。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那些符号开始浮现，变成了文字。
救救我
雷声震颤着我们上方的空气，滚滚而来，不绝于耳，直到有个东西在我内心深处作响。克里斯蒂娜·惠勒用口红做了一个标记，然后按到车窗玻璃内侧，希望会有人注意到。但没人注意到。
车库中央的三脚架上立着一盏弧光灯，方形的灯头朝里，刺眼的白光让人看不到后面的阴影。罪案现场勘查人员走进亮处。他们的白色工作服看上去似乎也在发光。
汽车正在被拆解。座位、地毯、车窗、仪表盘和内饰都被拆除，像一具金属怪兽的尸体，被除尘、筛选、刮擦，以及仔细检查。每一张糖纸、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线头和每一个污迹都被拍照、取样和记录下来。
指纹刷在坚硬的表面上跳舞，留下一层黑色或银色的粉末。这粉末比鲁伊斯自制的还要纤细。磁力棒在空气中掠过，辨认出人眼无法识别的细节。
罪案现场勘查队的负责人有着一口浓重的伯明翰口音，穿着白色工作服，活像一颗豆形糖果。他看上去像在给普通的实习生上培训课，说着“瞬时物证”和“犯罪现场完整性的维护”。
“我们到底在搜寻什么，先生？”一个实习生问道。
“证据，孩子，我们在找证据。”
“什么的证据？”
“历史的证据，”他把乳胶手套在手掌里摊平，“虽然可能只过去了五天，但也是历史。”
室外，光线渐暗，温度也在降低。韦罗妮卡·克雷探长正站在车库的大门口。车库在高架铁路下面，是用熏黑了的砖块砌成的拱状建筑。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她头上驶过。
“我想知道这辆车自从被找到以后有多少人碰过。我要提取他们中每个人的指纹，并进行嫌疑调查。”
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平头警长问：“我们到底在调查什么，老大？”
“一起可疑的死亡。惠勒的家也是犯罪现场。我需要把那儿封锁起来，并派人加以保护。你也可以再找个像样的咖喱餐厅。”
“你饿了，老大？”
“不是我，警长，你要整晚都待在这里。”
鲁伊斯正在他的奔驰车里，车门开着，他闭着眼睛。我怀疑他会不会觉得很难从这样一个案子里抽身，毕竟他已经退休了。古老的本能肯定会起作用，那是一种破获凶案、恢复秩序的愿望。他曾经告诉我，调查暴力犯罪的关键在于把焦点放在嫌疑人身上而不是受害者身上。而我正好相反。我通过了解受害者来了解嫌疑人。
凶手的行动并不会始终如一。环境和突发事件会改变他的言行。受害者也是。她在压力之下会做何反应呢？她都说了什么呢？
在我看来，克里斯蒂娜·惠勒并不是那种性感撩人或是希望通过外貌和举止来引人注目的女人。她衣着保守，很少外出，不爱出风头。不同的女人会呈现出不同水平的脆弱和冒险精神。我需要知道这些。通过了解克里斯蒂娜，我离杀害她的凶手也更近了一步。
克雷探长现在就在我身边，盯着那个痕迹。
“告诉我，教授，你总是像这样跑到警方的扣留点去污染重要的证据吗？”
“不，探长。”
她吐出一口烟，打了两个喷嚏，然后越过前院看向鲁伊斯正在打盹的地方。
“你的舞伴是谁？”
“文森特·鲁伊斯。”
她朝我眨眨眼。“你在开玩笑。”
“我不骗你。”
“你怎么会认识文森特·鲁伊斯？”“他逮捕过我。”
“我能看出其中诱惑有多大。”
她的视线没有离开鲁伊斯。
“你不会善罢甘休。”
“这不是自杀。”
“我们都看到她跳下去了。”
“她不是自愿跳下去的。”
“我没看到有人拿把枪指着她的头。我也没看到有人伸出手推她。”
“一个像克里斯蒂娜·惠勒这样的女人不会突然决定脱光衣服，走出家门，手里举着个‘救救我’的标志。”
探长压下一个嗝，仿佛我说了什么她不喜欢的话。“好吧。那我们暂时假定你是对的。就算惠勒夫人当时受到了恐吓，那她为什么没有给人打电话或是开车去最近的警察局？”
“也许她没有办法。”
“你觉得他当时在她的车里？”
“如果她能举着个标志，那他肯定不在车里。”
“所以他一定在听。”
“是的。”
“我猜是他用话把她逼死的。”
我没有回答。鲁伊斯从车里下来了，懒洋洋地伸懒腰，活动肩膀。他慢悠悠地走过来。他们像鸡舍里的两只公鸡一样相互打量着对方。
“克雷探长，这是文森特·鲁伊斯。”
“我对你早有耳闻。”她握着他的手说。
“一半的话都不要信。”
“我不信。”
他看了一眼她的双脚。“那是男人的鞋吗？”
“没错。你对这个有意见？”
“一点都没有。你穿多大码？”
“怎么了？”
“我可能跟你穿一个码。”
“你的还不够大。”
“我们是在说鞋还是在说别的？”
她露出了微笑。“你可真是像灯笼裤一样可爱。”
然后她转身面向我。“我要你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
“我已经录过口供了。”
“那只是个开头。你要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因为眼下我他妈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