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沾满泥污的路虎打着滑停在了路边松散的碎石上。我在桥上见过的那个女警察探身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铰链嘎吱作响以示抗议。我全身都湿透了。鞋子上都是呕吐物。她告诉我不用担心。
她重新开上马路，用力扳动僵硬的变速器，费力地开着这辆路虎在街道上穿梭。在之后的几英里中，我们都一言未发。“我是探长韦罗妮卡·克雷（Cray）。朋友们都叫我罗妮。”
她顿了顿，看我是否明白这名字所暗含的讽刺意味。罗尼和雷吉·克雷（Kray）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伦敦东区的悍匪。
“我的姓是C开头，不是K，”她补充说，“我的祖父改变了姓氏的拼写方式，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我们跟一个暴力精神病家族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们两家是有关系的？”我问。
“远房堂兄弟之类的关系。”
雨刷狠狠地抽打着风挡玻璃的底部边缘。车里有股淡淡的马粪和湿干草的味道。
“我见过罗尼一次，”我对她说，“在他死前不久。我当时在为英国内政部做一项研究。”
“那时他在哪里？”
“布罗德莫尔。”
“那所精神病院监狱。”
“是那个地方。”
“他人怎么样？”
“保守派，彬彬有礼。”
“是，我知道这种人——对他的母亲非常好。”她笑了。
我们又沉默地走了一英里。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罗尼死后，病理学家取出了他的大脑，因为他们打算做实验。他的家人发现了，要求病理学家把脑子还回来。他们为他的脑子单独举行了一场葬礼。我一直不知道一场脑子的葬礼是什么情形。”
“小小的棺木。”
“鞋盒大小。”
她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
“那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在桥上的时候。”
我没有回答。
“瘦小的明妮在你上桥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跳下去了。她不想被人救下。”
我的视线转向左侧。车窗外面，夜色渐浓，什么都看不到了。
她在大学把我放下，伸出手跟我握手。指甲很短。握手很有力。我们松开时，我的手里有张名片。
“背面是我家里的电话，”她说，“有机会去喝一杯。”
我之前把手机关机了。语音信箱里有三条朱莉安娜发来的信息。她从伦敦乘坐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前就到了。她的声音从愤怒转为担心，继而又变成催促。
我已经三天没见她了。她和她的上司——一个美国风险投资人——去罗马出差了。我那杰出的妻子能说四种语言，而且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业人士。
我开车进入停车场时，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拿着掌上电脑忙活。
“要搭顺风车吗？”我问。
“我在等我丈夫，”她回答，“他一小时前就该来，但他没有现身。电话也没打。他没有一个好借口这会儿是不会现身的。”
“对不起。”
“这是道歉，不是借口。”
“我应该打电话的。”
“这话等于没说。可这依然不是借口。”
“那我跟你解释，低声下气地道歉，外加一次脚部按摩。”
“你想做爱的时候才会给我做脚部按摩。”
我想反对，但她说得没错。我下了车，透过袜子感受到了冰凉的地面。
“你的鞋去哪儿了？”
我低头看看双脚。
“鞋上有呕吐物。”
“有人吐你身上了？”
“我自己吐的。”
“你湿透了。怎么回事？”我们的手在行李箱的提手上碰到一起。
“一起自杀事件。我没能阻止她。她跳下去了。”
她抱住我。她身上有股味道。一股不同的味道。木头燃烧的烟味。丰盛的食物。酒。
“我很抱歉，乔，一定糟透了。你知道她的什么信息吗？”
我摇了摇头。
“你是怎么牵涉进去的？”
“他们去了学校。我真希望自己救下了她。”
“你不能责备自己。你并不了解她。你不知道她的问题。”
我避开油腻的水洼，把她的箱子放进后备厢，然后帮她打开驾驶室车门。她坐到方向盘后面，整理好裙子。最近她已经能不假思索地接过驾驶的任务了。从侧面看，当她眨眼时，睫毛从她的脸颊上轻轻掠过，她那粉色的外耳郭从头发里透了出来。天哪，她真美。
我还记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形。她当时在伦敦大学一年级学语言，而我是个研究生。她刚目睹了我的高光时刻之一，那是在南非大使馆外面的一场关于“种族隔离之恶”的街头演说。我确定，在军情五处内部的某个地方，一定有那个演讲的稿子，还有一张你穿着高腰牛仔裤、玩弄着八字胡的照片。
集会结束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朱莉安娜走过来自报家门。我提出请她喝一杯，努力不让自己盯着她看。她的下唇上有颗迷人的黑色雀斑……现在还在。跟她说话时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看，我们接吻时，我的嘴唇也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移。
我不用靠烛光晚餐或鲜花向朱莉安娜求爱。是她选择了我。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发誓，千真万确，我们就一边吃着烤面包、喝着茶，一边规划我们共同的生活了。我爱她的理由有千百个，但主要还是因为她支持我、陪伴我，因为她的心大到足以容纳我们俩。她让我变得更好、更勇敢、更坚强；她允许我去梦想；她支撑着我。
我们沿着A37街，经过两侧的灌木墙、栅栏和围墙，朝弗罗姆驶去。
“课上得怎么样？”
“布鲁诺·考夫曼觉得很鼓舞人心。”
“你会是个好老师。”
“按照布鲁诺的说法，帕金森症为我加分不少。因为它造就了一副真诚的模样。”
“别这么说，”她生气地说，“你是我认识的最真诚的人。”
“是玩笑。”
“好吧，并不好笑。这个布鲁诺听起来冷嘲热讽的。我不太喜欢他。”
“他也可以很有魅力。等着瞧吧。”
她并不相信。我改变了话题。“出差怎么样？”
“忙坏了。”
她开始讲述她的公司如何代表一家德国公司去洽谈有关收购一系列意大利电台的事。其中一定有很有趣的部分，但不等她讲到那里我就失去了兴趣。九个月了，我依然记不住她同事或是上司的名字。更糟的是，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记住。
汽车在韦洛一栋房子外面的停车位上停下。我决定穿上鞋。
“我给洛根太太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们会迟点到。”朱莉安娜说。
“她听上去语气如何？”
“还是那样。”
“我敢肯定她一定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父母。你是一个事业型女人，而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男人？”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大笑起来。
洛根太太每周二和周五照看我们三岁的女儿，埃玛。现在我要在大学教书，我们需要一名全职保姆。我周一会面试人选。
埃玛冲到门口，一把抱住了我的腿。洛根太太站在门廊里。她那特大号的T恤从胸部垂下，盖住了下面的大肚子。我始终搞不清楚她是有了身孕还是太胖了，所以我对此避而不谈。
“抱歉我们迟到了，”我解释道，“临时有点状况。以后不会了。”
她从钩子上取下埃玛的外套，把她的背包塞到我怀里。这种沉默对待很正常。我抱起埃玛，她手里抓着一幅蜡笔画——由线条和斑点构成的涂鸦。
“送给你，爸爸。”
“真漂亮。这是什么？”
“一幅画。”
“我知道。一幅什么画？”
“就是一幅画。”
她会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让我出丑，这点像她妈妈。
朱莉安娜把她从我怀里接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四天不见你就长大了。”
“我三岁了。”
“一点没错。”
“查莉呢？”
“她在家里，亲爱的。”
查莉是我们的大女儿。她十二岁了，马上就二十一了。
朱莉安娜让埃玛坐到她的安全座椅上，我放上她最爱的CD，上面有四个穿着天线宝宝颜色上衣的澳大利亚中年男人。她在后排胡言乱语，扯掉了袜子，因为她喜欢入乡随俗。
我想，自从搬出伦敦以后，我们都有点入乡随俗了。这是朱莉安娜提出来的点子。她说搬出来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这倒是真的。房子更便宜，学校也很好。孩子们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都是些惯常的理由。
朋友们都觉得我们疯了。萨默塞特？你一定不是当真的。那里到处是傻将军和穿着绿色长筒靴的队伍，他们会参加小马俱乐部的集会，驾着四驱车，后面拖着热闹的马拉花车。
查莉不想离开她的朋友，但是一想到可能拥有一匹马就想通了，不过养马一事还在谈判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住在荒芜的西南部，被当地人以闯入者对待，直到四代奥洛克林家的人葬在村子的教堂墓地里，他们才会完全信任我们。
房子里亮着灯，看着像大学宿舍。查莉还没有拯救地球的愿望，所以不会在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此刻，她正叉着腰站在门口。
“我看到爸爸上电视了。就是刚刚……在新闻里。”
“你从来都不看新闻。”朱莉安娜说。
“有时候我也看。一个女的从桥上跳下去了。”
“你爸爸不想再提……”
我把埃玛从车里抱出来，她立刻像考拉抱树一样抱住了我的脖子。
查莉继续向朱莉安娜讲新闻上的事。小孩子为什么会对死亡这么着迷？死了的鸟。死了的动物。死了的昆虫。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我试图转移话题。
“很好。”
“学了什么？”
查莉翻了个白眼。自她上幼儿园起，每个上课日的下午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她早就放弃回答了。
房子里突然热闹起来。朱莉安娜开始做饭，我给埃玛洗了澡，然后花了十分钟找她的睡衣，而她光着身子在查莉的房间里跑进跑出。
我朝楼下大喊：“我找不到埃玛的睡衣！”
“在最上面的抽屉里。”
“我找过了。”
“枕头下面。”
“没有。”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朱莉安娜会一路跑上楼来，却发现睡衣就在我面前放着。这叫“寻物眼盲症”。她大声喊查莉：“帮你爸爸找找埃玛的睡衣。”
埃玛想听睡前故事。我只好现编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公主，一个仙女，还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当你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进行创意控制的时候，就会这样做。我跟她吻安，然后半掩房门。
晚饭。一杯酒。我刷盘子。朱莉安娜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哄她上楼，给她放洗澡水，她迷迷糊糊地跟我道歉。
几天不见，再见时就是我们最好的夜晚。触摸，互相摩擦，几乎等不及查莉上床睡觉了。
“你知道她为什么跳下去吗？”朱莉安娜边问边坐到水里。我坐在浴缸沿上，一直盯着她的眼睛。我的视线想往下滑，她的乳头从泡泡里露了出来。
“她不跟我说话。”
“她一定很伤心。”
“是的，一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