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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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1)

“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主角。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

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谭老板继续抗争着……

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有人揭发谭震林是大叛徒!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林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的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伍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比如: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一米六零;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子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子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老板”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凑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老板”的战友、“老板”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板,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的,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有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谭震林这样说道。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

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作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叫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板”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了,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一排高级轿车,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可以算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了。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话剧!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处理了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这里抓走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了。

当初建造“怀仁堂”的慈禧太后,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这座“佛照楼”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

今天,怀仁堂前一片宁静。卫兵依然肃立,铜狮依然威严。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公开化,双方阵垒分明,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

2月6日,怀仁堂会议室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式普通话音:“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那个时候,陈伯达了不起呀,是全党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2月11,还是在怀仁堂,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

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的态度更鲜明:“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也是在怀仁堂,斗争升级了。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双方拍了桌子,瞪了眼睛。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

这天是2月16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因为今天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都不参加)。谭震林的任务是“碰头”,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

问题是“碰头”,却碰上了张春桥的“头”。

假如谭老板不是迎面碰上了张春桥,假如张春桥不是咄咄逼人,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然而,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着。

本来,周恩来是召集人,他应该宣布开会,宣布散会。然而他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宣布散会,只是因为——谭震林碰上了张春桥。

他们是熟人。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他。

“文化大革命”以来,张春桥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谭老板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了一句:“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谭老板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

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唯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谭老板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他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最近,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群众”头上推,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他朝张春桥吼起来:“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张春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而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板叫好。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震林更来气了。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同志的目光,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他把自己的愤懑,一股脑地往外倒:“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