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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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江渭清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

公共食堂好还是糟?

毛泽东见江渭清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公共食堂好还是糟?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到了上海,把江苏、安徽等地的省委书记叫到上海开会时,曾和江渭清有一次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他:你们江苏省委有没有右派?有人说刘顺元就是个大右派。

江渭清一惊,马上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刘顺元在旅大当市委书记时,对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对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有意见。因而有人说他反苏。他甚至还说,列宁主义高明,斯大林有局限……仅凭这些,就能说人家是右派吗?

江渭清看了看主席,说:“主席,这话恐怕不能这样说,您老人家说过,10句话有9句说对了,打90分;10句话有8句说对了打80分。谁不说几句错话呢?”

毛泽东好像没有料到江渭清会这么说,他把手中的烟拧灭,问:“你打不打?”

江渭清沉默了一下,说:“主席,要打也可以,您派人来搞。”

按照一般情况,毛泽东会不高兴甚至会对江渭清有看法,但他老人家并非如此,而是口气缓和地说:“那你就不打嘛。”

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唯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腔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

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的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各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这时,坐在一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比较好,他们那里的食堂还可以照办下去。”

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办。”

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因此,20世纪60年代,他花了不少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

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这次他来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

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毛泽东有令,他们立即行动。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

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柯庆施说:“我作自我批评,我因为有别的工作,没有去成,主席您知道。”

毛泽东说:“不要你讲,听他们的。”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这时候你休想来点什么假的,他的眼睛你是骗不了的。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怎样评价郑州会议,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毛泽东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值得人们效法的。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 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

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