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集收录了我过去所写的有关冷战史的13篇中文文章，其中多数曾经在专业期刊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过。除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西方冷战史研究状况的述评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基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冷战在亚洲的起源和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反映了我多年来力图从“国际史”的多维角度探索冷战时期中美对抗关系的学术追求和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初期作出的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对冷战在亚洲地区的蔓延和扩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与苏联结盟？要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既要重视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中国革命内在逻辑的作用，又不能忽视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决策的影响，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外部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决策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本书第1章通过分析战后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来说明美日反共同盟的形成是如何影响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的。
中苏同盟的缔结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重大冲击和挑战。如何制造中苏矛盾和分化中苏同盟是美国官员经常思考的问题。本书第2章勾勒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所谓“楔子战略”的产生和发展轨迹，比较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为实施此战略所采取的不同手法和策略。中美对抗是亚洲冷战中的突出矛盾。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我们不仅要解读美国外交决策人的观念、信仰、看法和对历史的记忆，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作用，还应该重视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同盟关系的制约。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探究：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与其主要西方盟国是如何互动的？美国的西方盟国在中国问题上是如何牵制华盛顿的？本书第3至第7章回顾了美国与英法在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所产生的诸多分歧，并分析了导致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美国同英法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龃龉和步调不一，反映了冷战中西方阵营内部在协调对华政策方面的困难和窘境，折射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曲高和寡。分析美国同英法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复杂国际因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作用。
越南战争是亚洲冷战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而又令人意外的影响。1960年代初期，美国领导人之所以急于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就是因为他们视中国为对东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他们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随着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领导人转而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借中国之力从印度支那脱身。于是，越南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1960年代上半期，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大规模干涉越南，越南问题使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而到了1960年代下半期，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转而希望中国帮忙终止印度支那冲突，越南问题又成为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和助力。套用一句中国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妨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说成是：兴也越南，衰也越南。本书的第8章和第9章剖析了美国约翰逊政府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的决策过程，讨论了影响约翰逊总统的越南决策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记述了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解释了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之间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方针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主要谈判代表。本书的第10章和第11章通过考察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对中越关系的处理，来揭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领域里的独特作用和贡献。
冷战时期，中国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一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64年中国领导人甚至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诺，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上是极其少见的（1964-1965年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的准同盟关系是另一个罕见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的“特殊关系”。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对一个东南亚小国予以如此高度的关注？为什么柬埔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第12章解析中柬“特殊关系”形成的由来，梳理1954年至1965年中柬关系发展的脉络，揭示影响中国对柬政策的主要考虑，并用中柬关系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冷战外交的一些特点。本书最后一章介绍和分析了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冷战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势和特点，评价其成就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