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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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晏婴:他的机敏为诸葛亮所佩服

晏婴,字平仲,后世称为晏子,春秋晚年齐国大夫,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前556年,他的父亲晏弱死后,他继任为齐卿。齐庄公蔑欺侮,内政外交均有困难。晏婴执政时,以省刑薄敛劝导景公,以求在国内与田氏争夺民心,并注意剪除田氏党羽;在与两个大国的交往中,他凭自己的智敏和外交才能维护了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后世搜集他的言行曾编辑成《晏子春秋》一书。在辅佐齐国公室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晏婴尤其表现了他机敏善辩的才能。

隐喻谏主

晏婴为相国时,将省刑薄敛确定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他常常以此劝导景公说:“省刑罚,则民不怨;薄赋敛,则民知恩。”他让景公效法古代的先王,对民“春则省耕,补其不足;夏则省敛,助其不给”(第七十一回)。但景公多是有保留地采纳。晏婴于是注意在具体事情上劝谏景公。有一次,景公准备为晏婴调换一个好的住所,晏婴极力推辞,并说他现在的住所接近市场,早晚买东西也方便。景公笑着问他:你接近市场,那么知道市面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呢?当时齐国刑罚较重,动不动就以刖刑砍掉人的脚,于是市面上出售称作“踊”的假脚,适逢景公问市面的物价情况,晏婴因而回答说:“踊贵而屦贱。”景公听到假脚贵而鞋子贱的情况,愀然变色,于是下令省减刖刑(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景公喜好一种射鸟游戏,他让一个名叫烛邹的人专门为自己养了一只鸟,后来鸟飞跑了,景公非常生气,叫来人要杀掉烛邹,晏婴急忙对景公说:“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景公答应后,晏婴当面历数了烛邹的三大罪状,说:“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宣布完烛邹的罪状后,请景公杀之,景公人的不义行为,而且会在天下造成重鸟轻士的坏名声,他把这种劝谏换个角度提出,表面上是支持景公杀人,实际上隐含了对景公的深刻批评。

清朝道光帝对晏婴以仁爱精神进谏君主的行为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曾作《五贤咏·晏子》之诗:忠信立国基,晏婴曾进谏。

一言省繁刑,听采及谣谚。

旧宅承先人,近市识屦贱。

为政本诸仁,民情大可见。

晏婴对君主劝谏的机智性一是在于他能巧妙地利用机会,不以专门劝谏者的身份出现,避免造成思想对立;二是他能换个角度提出劝谏内容,在另外的事情上做文章,其中的隐义由君主自己悟出,既避免了与君主的直接对立,又使君主在自我启发中更好地认识错误,同时还免除了君主心理上对以君服臣的面子顾虑,便于他改变主意。三是晏婴的劝谏能抓住君主的直接利害,含义深刻、言简义明,便于君主理解和省悟。

二桃杀三士

当时齐国朝中有三个人物,自号“齐邦三杰”,他们是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身长一丈,力举千钧,随景公狩猎时徒手打死了一只咆哮奔向景公的猛虎,救了景公性命。田开疆曾率师伐徐,斩其大将,一战获甲士五百余人,惧服了东方诸侯。古冶子随景公赴晋,载渡黄河时,有一大鳖卷动波涛,张开巨口,将景公喜爱的左骖之马衔咬而去,古冶子解衣拔剑,跃入水中,凌波踢葛,晏婴担心他们日后成为国家祸患,深为忧虑,想除掉他们,一直又找不到机会。

有一天,鲁昭公来齐,景公设宴相待,鲁国大臣叔孙婼与晏婴各随其君在座,三杰仗剑立于阶下。酒席间,晏婴提议说:“园中金桃已熟,可命荐新,为两君寿。”(第七十一回)

景公同意后,晏婴又说:“金桃难得之物,臣当亲往监摘。”乃领钥匙去园中摘桃。原来在齐景公执政前,一位东海人向齐国献来特种桃核,名叫“万寿金桃”,又名“蟠桃”,三十多年花而不实,这年正好结了几枚,色红体大,香气扑鼻,齐国君臣把它当作珍异之果,用以招待鲁昭公。少顷,晏婴盘托桃子而来,说:“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只摘得六枚。”经过一番礼让推辞,二君二臣分次各食一枚,晏婴对景公说:“盘中尚有二桃,主公可传令诸臣中,言其功深劳重者,当食此桃,以彰其贤。”景公遂下令让阶下诸臣自奏功劳,由相国晏婴评功赐桃。公孙捷首先挺身表奏他的诛虎之功,晏婴表示说:“擎天保驾,功莫大焉!可赐酒一爵,食桃一枚。”继而古冶子奋然出列,表奏他的斩鳖之功,晏婴亦为他进酒赐桃。田开疆其后表奏他的伐徐之功,晏婴回答说:“开疆之功,比于二将,更自十倍,怎奈无桃可赐,赐酒一杯,以待来年。”景公亦劝道:“卿公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罢,挥剑自刎而死。公孙捷见状大惊道:“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让,非廉也;视人之死而不能从,非勇也。”言罢亦自刎。古冶子大呼道:“吾三人义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独苟活,于心何安?”也自刎而死。鲁昭公见齐邦三杰顷刻尽亡,感叹不已,齐景公亦有不悦之色,晏婴从容说道:“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

(第七十一回)

二桃杀三士是晏婴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晏婴怕三杰与田氏势力相联合,加深齐国的内部危机,又鉴于三人经常无礼于朝廷,因而伺机除掉他们,他去园中不多不少,正好摘取六枚桃子,已经隐含了杀机。他看透了三人挟功而傲,又有血气之勇的特点,在剩下两桃后故意诱使三人奏功,故意造成桃少人多的矛盾,引发三人相争夺。另外,三人奏功后他对各人均有嘉评,而对无桃可授的第三人尤其给予更高的评价,故意造成功大酬小的印象,以此刺激第三人,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于是导致三人自杀,达到了晏婴期望的结果。

晏婴的这一策划中有两个应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剩下两桃时他让阶下诸臣申功请酬,诸臣众多,如何能达到使三杰相争的局面?其实,晏婴的考虑是:诸臣众多,其他人功小性谦,不会出面争桃,三杰恃功高傲,只有他们会出来相争;而且,他们三人同在君前用命,自谓不相上下,只要有二人出来请赏,所余那人必不愿埋没自己的功劳,也一定会出班争赏。晏婴分析到,虽让诸臣奏功,最终出面的必是三杰,既不会是其他人物,也不会在人数上减少。以诸臣奏功相号召,不影响三杰相争局面的形成,又避免了引诱三杰相争的嫌疑。阴施杀机而不使其察觉,正是晏婴的高明之处。第二个问题是,三杰争二桃的局面形成后,就一定婴事先将食桃与彰功表贤联系起来,使三杰不得不争,事态的发展与结局如何,可能晏婴也未料及,但这是偶然的,不足计较,而他们间矛盾的引发和暴露,则是必然的,晏婴的目的正在于此,只不过现实结局来得出乎意料地理想罢了。

二桃杀三士体现了晏婴谋事的机智和精深。这一特点深得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佩服,《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相传为诸葛亮所作曲辞,其中有:“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见第七十一回)正咏此事。

舌战群儒

晏婴有次出使楚国,在朝门外遇到了十余位楚国官员,个个峨冠博带,气度不凡,晏婴与他们逐一问候,施礼相见,在等候入朝的间隙,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一位名叫斗成然的郊尹问晏婴说:齐国也算兵强财足,为何自齐桓公称霸后,一蹶不振,朝晋暮楚?“夫以齐侯之贤,岂下桓公;平仲之贤,不让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经纶,丕振旧业,以光先人之绪,而服事大国,自比臣仆,诚愚所不解也。”(第六十九回)这位郊尹一开始就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晏婴扬声回答说:夫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夫自周纲失驭,五霸相迭而起,虽曰人材代出,亦是气运使然。楚庄王为霸之后,子孙每受晋、吴之侮,岂独齐哉?寡君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所以养兵练将,待时而举。今日交聘,乃邻国往来之礼,载在王制,何为臣仆?尔祖子文,为楚名臣,识时通变,倘子非其嫡裔时务相适应的思想,他首先通过气运变化说明国家盛衰变化的必然性;然后表明齐国待时而举的机变策略;最后又把这位郊尹的先祖子文说成通变人物,为齐国的策略作辩护。晏婴中间拉出楚国受侮之事,末尾对提问者本人重重一点,把被动地答问转化为主动地发难,使斗成然满面羞惭,缩颈而退。

一位名叫公孙瑕的上大夫发问道:阁下自谓识时通变之士,在奸臣谋刺齐庄公的那次内乱中,贵国许多忠臣效节死义,“子乃齐之世家,上不能讨贼,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恋恋于名位耶?”这是对晏婴本人的公开非难。晏婴对答道:“抱大节者,不拘小谅;有远虑者,岂顾近谋?吾闻君死社稷,臣当从之。今先君庄公,非为社稷而死,其从死者,皆其私昵。婴虽不才,何敢厕身宠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国家之难,能则图之,不能则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贪位也,使人人尽去,国事何赖?况君父之变,何国无之?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齐庄公曾因私通大臣之妻而被仇杀,晏婴在这次回答中以社稷重于君身为思想前提,他首先指出庄公非为社稷而死,不存在孝节死义的问题;然后表明自己当时留朝不去正是为国家的利益考虑,不存在贪位的问题。楚国当时在位的灵王熊虔是通过谋杀前王上台的,晏婴最后一句反问,暗指楚熊虔弑君,众官员反将其戴之为王,无免了对方对自己论辩前提的攻击,终使公孙瑕无言可答。

一位名叫郑丹的官员继续追问晏婴说:齐国起先崔杼等人谋杀庄公,其后又有四族相并,两次内乱中你骑墙观望,并未出奇划策,尽心报国,刚才说你“欲定新君,以保宗祀”,这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吗?郑丹的问题是对前一问题的纠缠,但没有多少敌视态度。晏婴笑着答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杼之盟,婴独不与;四族之难,婴在君所。宜刚宜柔,相机而动。至于保全君国,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崔杼杀掉庄公时,曾逼朝臣发誓道:“诸君有不与崔杼同心者,上苍不容!”群臣从而发誓,轮到晏婴时,他发誓说:“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上苍不容!”(第六十五回)崔杼当时不答应,一位大臣解劝说:“崔君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杼方才同意。晏婴说自己未参与崔杼之盟,四族相并时在君主身边听命,这是讲明事实真相,澄清所谓骑墙观望的说法;晏婴接着重新表明了自己相机刚柔的策略原则;

最后指出,这类事情不是旁观者所能完全了解的,客气地杜绝了郑丹的纠缠。

楚太宰蒍启疆在晏婴的俭朴服饰上做文章说:“大丈夫身仕明主,贵为相国,固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君之宠赐,奈何敝裘羸马,出使外邦,岂不足于禄食耶?且吾闻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礼,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这是对晏婴俭朴作风的嘲讽。晏婴抚掌大笑道:“足下之见,何其浅也!晏婴居相位以来,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无冻馁。草莽之士,待婴而举火者,七十余家。吾家虽俭,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宠赐,不亦大乎?”晏婴在这次回答中抓住提问者所谓彰君宠赐的观点大做文章,他承认自己小范围的节俭,但摆出了由此导致的大范围富足的事实,进而认为大范围的富足是对一位名叫囊瓦的官员指着晏婴大笑道:“吾闻成汤(商开国君主)身长九尺,而作贤王;子桑(秦穆公手下大夫)力敌万夫,而为名将。古之明君达士,皆由状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代。今子身不满五尺,力不胜一鸡,徒事口舌,自以为能,宁不可耻!”晏婴身材矮小,囊瓦以此对他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

晏婴微微而笑,对答说:“吾闻称锤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侨如身长而戮于鲁,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宋,足下身长力大,得无近之?婴自知无能,但有问则对,又何敢自称其口舌耶?”

(第六十九回)囊瓦在人的体态上做文章,晏婴在回答中把体态与作用分割开来,突出强调人的作用方面。他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体态与作用不等量的观点,继而用春秋初期的人物作例证,表明有体力者未必有好的下场,反驳了囊瓦的立论前提。晏婴还把自己的例证用之于对提问者本人的比附,无情地奚落了对方。他在舌战中取胜后,又表明了自己有问则答的自谦精神,既反驳了囊瓦所谓“徒事口舌”的诬蔑,又反衬出对方不自量力的高傲可笑。晏婴在这次回答前微微而笑,有意显示自己对体态问题的极不经意,也是对自己面临人身侮辱时愤怒心情的掩饰,显示了他的思想容量。

晏婴在一场唇枪舌剑中逐一战胜了楚国官员,为后世的舌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晏婴的论辩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每次对答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论点,将其作为论辩的思想前提贯穿始终。如主观机变与客观时务相适应的思想;社稷重于君身的思想;大彰君宠的思想;注重人的作用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比问题本身更为广大,又包含了问题本身,这就为问题的论辩提供了充足的依据。第二,晏婴在论辩中总要不时地暗暗强调自己与对方不同的价值选择,以避免对方对自己思想前提的的方面,维护了自己的思想前提,避免了对方的过多纠缠,使论辩无懈可击。第三,在回答了对方的提问式责难后,晏婴总要伺机向对方进行或轻或重的反击,在舌战中把被动的应付转为主动的发难,如他相继拉出楚国受侮、拉出子文、暗衬楚灵王弑君、比附囊瓦身长力大等等,对论辩对手进行奚落,削减其气焰,他能在进攻状态中显露自己的锋芒。第四,晏婴在论辩中辅以必要的动作,以加强言辞的含量。他的动作多在面部,而面部动作多是笑,笑是外交场合可以选择的主要面部动作,他的笑形式多、含义深,加强了论辩的力量。除上述特点外,晏婴在论辩中还能掌握对答火候,强弱得宜;他言辞简练、思想明确、论证充分。三国时的诸葛亮去吴国舌战群儒,就是对晏婴上述论辩形式与特点的继承和发扬。

外事场合不失从容的机智

晏婴在外交场合非常重视国家的荣誉,二桃杀三士后,鲁昭公当场深表惋惜,他见晏婴不以为意,便问:“上国如此勇将,还有几人?”晏婴回答说:“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第七十一回)他故意张大其辞,企图保存齐国一时体面。

晏婴出使楚国,楚灵王对群臣讲:“晏平仲身不满五尺,而贤名闻于诸侯,当今海内诸国,唯楚最盛,寡人欲耻辱晏婴,以张楚国之威。”(第六十九回)于是作下安排等候。晏婴驾车行至楚国城下了见城门关闭,便使人前去喊问,守门者手指大门旁新凿的小洞说:“大夫出入此窦,宽然有余,何用启门?”晏婴回答说:此狗门,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使人国者,还须从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以必要条件假言判断为前提的推理有两个规则,其一是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其二是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晏婴在提出具体判断后,立刻对其前件作了否定,表明自己是出使人国而非出使狗国,因而就必然地否定了后件,得出不该从狗门入的结论,这是对第一条规则的正确运用。反过来讲,如果楚王一定要逼晏婴从小洞入城,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上述判断的后件,按照推理的第二条规则,结论必然会肯定前件,即肯定了晏婴出使狗国。楚王不愿自受其辱,只好请晏婴从大门入城。

晏婴入朝见到楚王,楚王立刻问道:“齐国固无人耶?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这是对晏婴人格和国格的双重侮辱,晏婴回答说:“敝邑出使有常典:贤者奉使贤国;不肖者奉使不肖国。大人则使大国,小人则使小国。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婴借口齐国的派使常规,又提出了两个并列的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其中一个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国,按照形式逻辑的有关规则,以这种判断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后件。楚王既然认为晏婴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国为小人国的结论,只不过晏婴把这一结论以暗含的形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为楚王保全了面子。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条规则是否定后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国是小人国,就必然要否认晏婴为小人。晏婴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个判断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国。这一判断与前一判断互相并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样的结论。

晏婴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缚一囚从殿下穿过,武士告诉楚王,这个囚犯是一名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向晏婴问道:“齐人惯为盗耶?”看来,这是有意安排来侮辱齐国。适逢座间食橘,晏婴回答说:臣闻枳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枳相变的事实,论证了物性随水土变化的思想,他将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国生盗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类比推理:橘移淮北变为枳。同样地,齐人至楚变为盗,两个现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婴的回答使楚王默然无言。

楚王赐给晏婴一枚合欢橘,晏婴连皮一齐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齐人岂未尝橘耶,何为不剖?”他抓住机会嘲笑晏婴,晏婴回答说:“臣闻‘受君赐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赐,犹吾君也,大王未尝谕剖,敢不全食?”晏婴的行为与对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发问,结果带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对尴尬局面的机灵应付。另一种可能是,他要故意诱使楚王嘲笑,然后以“橘柑不剖”的礼仪言辞,表明齐人思想观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惭。无论属于哪一种可能,都表明了晏婴的机敏智慧。

对付楚王的侮辱,晏婴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他善于提出一种既定的前提,作为自己回答的依据。如物随水土的思想和受赐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问题上,晏婴把自己一方的两种行为和楚国的两种状况分别联系起来,以此为既定前提,供楚王选择,他抓住楚王要维护国体的思想,逼使楚王放弃对齐方的侮辱。晏婴的回答还包含了自发的严密逻辑。

忠于公室,求“和”不求“同。”

当时齐国和晋、鲁等国一样,私族势力已开始抬头,晏婴在政治立场上是忠于公室的,齐臣崔杼谋杀齐庄公后,群臣皆闭门待信,不敢出面,晏婴至庄公尸前放声大哭,碍于晏婴贤名,崔杼未助,晏婴一概拒绝,对使者说:“晏惟君命是从,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后他入宫去齐景公身边,协助制定平乱对策。齐邦三杰死后,他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为齐国击败晋、燕军队,成为一时名将,威震诸侯。

晏婴反对私族势力,为国谋筹,忠于公室,但他并不是拘守孝忠于某一君主,而是对国家忠诚。他在与楚士的辩论中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立场,并认为自己是“守大节者,不拘小谅”。这是晏婴在政治上的灵活变通之处,正因为这一原因,他在齐国历经几次政治反复而显要始终。

晏婴对某一君主不盲目认同和尽忠,有他认识上的原因。齐国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丘据的大夫,善于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猎场休息,齐景公对晏婴说,他与梁丘据的关系和谐,并表示非常满意,晏婴不同意地说:您和梁丘据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他以调羹为例说,只有各种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样,政治上君臣相互间都要互相商讨,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则,水和水弄在一起,还有什么味道呢?

只拨动一根琴弦,还有什么曲调呢?像梁丘据那样,君主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在这里把西周末年的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观点加以引申发挥,既是对景公错误认识的纠正,又是对自己政治原则的剖白。晏婴曾经拒绝景公为他新纳妻妾说:“臣妻虽老且丑,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叹说:“卿不背其妻,况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坚信晏婴之忠,益加重用。晏婴不曾认同和拘忠于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诚,这正是晏婴忠君的特点所在和高明之处。

留了卫献公,晏婴听到这一消息后对齐景公讲:“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国之强臣,皆将得志矣。”他劝景公入晋为卫君说情。见晋国没有答应,晏婴对晋臣讲:“晋为诸侯之长,今为臣而执君,为君者不亦难乎?”(第六十六回)他认为晋臣若不劝谏,就等于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后来鲁国发生了以臣反君的内乱,君臣双方都向齐国求救,齐景公召晏婴商议对策,晏婴当即表示:“方与鲁讲好,岂可受其叛臣之献?”(第七十八回)坚决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婴从维护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按传统的礼仪制度办事,以保持旧的统治秩序。

传统礼仪制度及其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总体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晏婴因而在各个方面都注意给予遵守。崔杼死后不久,齐国宣布其为叛臣,并挖出了其墓柩,发现了男女二尸,齐景公准备一并陈于市中供人唾骂,晏婴劝阻说:“戮及妇人,非礼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齐景公带着酒具,驱车往晏婴之家,对他说:“相国有政务烦劳,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晏婴回答说:“夫安国家、定诸侯,臣请谋之。若夫布荐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与闻也。”(第七十一回)婉辞拒绝。晏婴主张不要追求一时的痛快,事事按相应的礼仪规范去办,这是他从政和处事的一大特色。因为这一特点,他与鲁国的孔丘意气相投,深有交往。

晏婴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动家,他才智机敏、思维灵活、厚民爱国、长于论辩,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内政和外交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和经验,对后世的人们有极大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