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大展才略
有明一代，自神宗以降，政治逐渐腐败。神宗朱翊钧，乃著名昏君，在位四十七年中有二十年不见朝臣，且挥金若土。下面官吏竞相贪污。全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局面，于是全国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是时辽东总兵李成梁与东矿税监高淮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大肆搜刮民财，更陷辽东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地民谣说“辽人无脑，皆（高）淮剜之；辽人无髓，皆（高）淮吸之。”
明朝的黑暗统治以及辽东的混乱局面，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施展宏图、缔造伟业的大好机会。他乘势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揭开了大清帝国历史的序幕。
努尔哈赤，也称努尔哈齐，姓爱新觉罗，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是建州左卫酋长孟特穆的第六代孙。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得凤眼大耳，仪态庄重。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受尽继母虐待，十九岁那年，父亲只给少量家产，让他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登高山，攀险谷，去深山老林采松子，挖人参，而后到抚顺马市（汉人与女真人进行经济交流的贸易市场）出售。他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书籍，受汉族思想影响较深，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后来他投到明朝辽东大将李成梁的部下。每次打仗总是奋勇冲杀，屡立战功，因而得到李成梁的赏识和殊遇。艰苦的劳动、广泛的阅历和紧张的戎马生活，使努尔哈赤终于成为一个意志坚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人，成为女真人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事件，成了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导火线。
建州女真中有一个部落首领叫阿台，他联络了一些部落侵扰明边，深入到沈阳城南的浑河沿岸，还大肆掠劫抚顺。辽东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明朝驻辽东将军李成梁决心向阿台发动一场捣巢之战，任用觉昌安和塔克世做向导。明军从抚顺出发，向阿台的根据地古勒山进逼。阿台依山作寨，坚守不出。李成梁指挥明军用火攻坚，用云梯攀登，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终于攻克了古勒山，射杀阿台。这一仗明军获得了重大胜利，斩杀女真人二千二百余人，掠去财物无数。然而，李成梁听信一名叫尼堪外兰的女真小头目的挑拨和唆使，不问青红皂白，在攻打古勒山头中把觉昌安、塔克世也杀了。战争结束以后，发现觉昌安、塔克世被错杀，明军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让努尔哈赤运回本部，并把攻打阿台时所得敕书三十道和十三匹马送给了他，还允许他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衔。这时努尔哈赤已是一个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了，他不以承袭祖职为满足，决心报祖、父被杀之仇，于是以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铠甲毅然起兵，迈出创立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攻打尼堪外兰为理由，乘机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当时，尼堪外兰既有明军的支持，又有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帮助，力量强大。“兵不满百，甲仅十三”的努尔哈赤要想取得胜利，显然是很困难的。于是，努尔哈赤在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同时，想方设法联合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并且极力缓和同明军的矛盾。他对明朝边臣表示，除了为祖、父复仇以外，没有别的野心。借以麻痹明朝，以便自己放手大干。尼堪外兰因有明军作后盾，有恃无恐，态度十分傲慢，威迫努尔哈赤向他投降。努尔哈赤不畏强敌，他对尼堪外兰说：“你本来是我父亲的属下，反要我来服从你，岂有此理？没有百年不死的人，我们走着瞧吧！”经过一番筹划，这位足智多谋的年轻统帅，带领一行人马，勇敢地攻打图伦城。尼堪外兰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真正作战本领，一遇上勇敢善战，武艺高强的努尔哈赤，就吓得六神无主。只好抛械弃城，带着妻子儿女逃到嘉班避难。努尔哈赤率领兵马，攻克了图伦城，旗开得胜。在图伦城缴获了尼堪外兰丢下的许多武器和物品后返回建州左卫的所在地赫图阿拉。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再次出兵，穷追尼堪外兰。因为有前次的胜利，这次出兵时士卒欢腾雀跃，士气大振，原来动摇的部落首领，也纷纷率众参加。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快开到了嘉班，尼堪外兰见势不妙，再次弃寨逃至鄂勒珲城。努尔哈赤攻下嘉班以后，得知尼堪外兰已经逃跑，又星夜追至鄂勒珲城，并很快将城攻破。但经过搜索却不见尼堪外兰，原来他又投奔明军据点抚顺东南的河口台去了。努尔哈赤马不停蹄出城再追，只见前面有一支四十余人的队伍，他跃马挥鞭，单骑冲入人群，拼命厮杀，虽多处负伤，但一人仍杀死杀伤三十四人，捉住六名中箭的敌人。他把敌人放回去给明军捎信，表示不杀死尼堪外兰决不罢休。守城明军看到尼堪外兰一败再败，狼狈不堪，再没有什么用处，就拒绝让他入城。他的部属见状后便纷纷投奔努尔哈赤。尼堪外兰众叛亲离，到处逃窜，最后被努尔哈赤的部将斋萨杀死。
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是他统一女真的开端，也是他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过去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现在一跃而成为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原来处于溃散零落的一支部众，在他的带领下，正迈着大步，朝着振兴民族的方向奋进。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政权，从而为以后的大清朝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女真族的多数部落，随着被努尔哈赤的不断征服和统一，逐渐离开了故乡白山黑水，向南迁徙，居住在辽宁抚顺以东，直到开原以北明朝“边外”的广大地区。他们已经以农业为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阶级。
奴隶主是统治阶级，叫“贝勒”或“额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奴隶是被统治者，叫“阿哈”（家内奴隶叫“包衣阿哈”），他们被强迫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并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或杀害。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或从明朝和朝鲜掠来的边民。努尔哈赤和他的家族都占有大量奴隶，其他大小头目，甚至一般士卒也都可以分得俘虏作为奴隶。
自由民叫“诸申”，或叫“伊尔根”，他们从事劳动，受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要当兵服役，还要承担贵族的摊派和勒索。富有的诸申、伊尔根也占有奴隶。
由于奴隶制的出现和统一女真族军事行动的需要，女真族的社会组织也日益完善起来，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
女真人各部落，按自然村居住，一个村多者二三十户，少者几户，满语叫“嗄山”，是女真族的基层单位。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时期，村民生产、行军或同别的部落发生冲突时就存在着一种叫“牛录”的组织。那时，凡参加出猎或行军的成员，每人持一弓箭，以族寨“嗄山”结合，十人为一“牛录”，其中有一人为首。“牛录”组织是不稳定的，出行则全，归寨则散。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军事行动中，把不析合并来的诸申、伊尔根编入“牛录”，并把它加以扩大。规定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下面配置代子二人作为副手。又置章京四人，分四组率士卒。每一章京所带的队伍叫“塔坦”（窝或铺之意）。五个牛录组成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为首；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设一固山额真（或叫固山贝勒）为首领。每一固山以一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亦称为旗，固山贝勒就是旗主。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旗，初为黄、红、蓝、白四旗。后来战争不断取胜，队伍不断扩大，至1615年又增设镶边的黄、白、蓝、红四旗，这样就形成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
八旗之间，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其他六旗均由努尔哈赤的子、弟统领。八旗组织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以旗统兵，以旗统人”，诸申、伊尔根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士卒出战，自备粮食、兵器，打了胜仗可分得财物和战俘。
八旗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努尔哈赤规定：行军时，其道路广阔，八固山并列；道路狭窄，八固山合成一路。队伍保持整齐，禁止士卒喧哗和行伍杂乱。战时奋勇杀敌，战后不得隐匿所获的财物。因而八旗兵有较强的战斗力。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目的是加强对诸申、伊尔根的政治控制。但从此使原来散漫的女真人组织起来了，因而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八旗组织的出现，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为建立民族政权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增长，营造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他提出了由近及远，“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报，逆者以兵临”的原则。起兵之时，征讨的范围限于在建州内部，把矛头只指向尼堪外兰，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避其锋；对蒙古和朝鲜尽量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更是十分恭顺，每年都要派出使臣向朝廷贡献金币以及人参、珍珠、貂皮等。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明朝表扬他“忠顺学好，看边效力”，封他为“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也很注意建立根据地和保证物资供应。他目光远，志向大，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统一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他就在呼兰哈达山下东南的二道河子，建筑了费阿拉城。这里地势险要，处在首里河与夹哈河之间的山坡上，周围群山环抱，三面为断崖绝壁，只有北面平坦，易守难攻。就在这个简陋的城堡里，努尔哈赤“定国政”，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为建立政权作准备。以后为适应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又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离费阿拉城不远的地方，即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处东岸，筑了一座新城，名叫赫图阿拉城，俗称老城。周围四里，城墙高六丈，有八道城门。有内外城，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家族及其他女真贵族；外城居住着八旗兵。各种工匠都住在城外。全城约有三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后金政权所在地。
为了解决军事物资供给，努尔哈赤还加强了同明朝的贸易，用女真人的土特产，诸如明珠、人参、裘皮、马匹等，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的马市上与汉民交易，换取粮食、布匹、铁器等等，保证了女真人生活、生产和军事上的需要。由于广开财源，物资日益增多，在努尔哈赤统治地区，出现了“民殷国富”的经济形势。
努尔哈赤也很注意选拔人才。他从八旗头目中选择不喝酒、不爱钱，办事公正，既能又贤的人，协助他处理政事和司法事务。每隔五日集朝一次，裁决国家大事。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建政立国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新年即将来临时，八旗贝勒，努尔哈赤的弟弟和儿子们聚集在一起，议论说：“过去，我们的国家没有汗，大家都受苦；为了使我们国人安居乐业，天给我们降临了一位英明的汗。我们应该给抚育贫苦人民，恩养贤能，应天命而降生的汗上尊号。”这个意见得到女真族大小贵族的拥护，于是决定农历正月初一，作为给努尔哈赤上尊号的大喜日子。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
这一天，赫图阿拉城气氛十分热烈，努尔哈赤的宫室显得庄重肃穆。八旗贝勒和八旗大臣率领文武官员，在四面分立八处。然后，代表八旗的八位贝勒从众人中走出来，捧着上尊号的文书跪在前面，八旗诸贝勒、诸大臣率众跪在后面。阿侍卫站在右侧，巴克什（满语学者秘书）站在左侧，额尔德尼接了八旗大臣跪呈的文书放在努尔哈赤的案桌书上。过了一会儿，额尔德尼再上前一步，从案桌上捧起上尊号文书大声宣读：上尊号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尊号一呼出，跪着的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都站起来，目视英明汗的尊容，向他表示敬意。这时，努尔哈赤从容地从御座上站起来，健步走出衙门，朝天叩首三次，又回御座。八旗诸贝勒，诸大臣依年岁为序，各向汗叩首三次，表示祝贺新年。这一天是满族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日，是满族政权正式诞生的标志。这个政权，名日金国，史称后金，年号天命。
天命政权是满族奴隶主贵族政权，也是大清王朝的雏形后金国的建立，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天命三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手捧帛书，庄严向全军宣读“七大恨”，对天发誓：发军征明，自此与明廷誓不两立！
“七大恨”是明与后金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大标志。关于其具体内容，《满文老档》与《明神宗实录》中都有记载，可以相互参照。
《明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做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惩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与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国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以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国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兵仰加奴，伯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于己！
第三恨，伐木之争，此事曲在明国，确系欺人太甚，实为大恨。
第四恨，明遣兵出边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老女”之争事件。万历二十一年，叶赫布寨、纳林布贝勒等九部联军，为建州大败以后的第五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共同遣使，请求“更守前好，互相结亲”，愿以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许与努尔哈赤，以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之女许与代善，努尔哈赤遂备办鞍马盔甲等物为聘礼，又杀牛设宴，宰白马，盛酒、血，与四国“歃血会誓”，但不久，纳林布禄即背盟违誓，将金台石之女嫁与蒙古喀尔喀部斋赛贝勒，将布扬古之妹另许他人。初许哈达蒙格布禄，万历二十七年哈达亡后，又改许辉发拜音达礼贝勒，万历三十五年辉发灭国以后，又许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四十一年乌拉亡，布扬古于四十三年将妹改许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布扬古之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然而，佳人命薄，由于政治角逐，年方十五即已许聘，中经多次改聘，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女”，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已聘之女，而且是异常漂亮的美女，不能迎娶到家，反而被悔婚另许，当然是一大恨事。但是，这究竟应该怪谁？是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大臣责备的援助叶赫的明国？不是，明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不该负什么责任。以第一次悔婚必聘来说，这时明国不仅不援助叶赫，反而因叶赫数侵哈达而申斥叶赫。叶赫纳林布禄及其侄布扬古之所以悔婚，原因有二，一为杀父之仇。九部联军失败时，顺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而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尸体剖为两半，仅归还一半与叶赫。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焉能不报，布扬古怎能忘此切齿大辱，其妹怎能卖身事敌，何况叶赫从仰加奴、逞家奴起中经布寨、纳林布禄，到稍后的金台石、布扬古，皆骁勇善战、兵精将勇，素怀并南关（哈达）灭建州之志，怎能与努尔哈赤永结丝罗之好，昔日的订亲盟和，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这次的改聘，也包含了政治目的，是一种策略，企图以许与蒙格布禄“昔日所欲之女”为手段，来笼络哈达，乘机兼并，因而置婚约不顾，将女改许哈达。此后，叶赫将“老女”改许辉发，再许乌拉，皆大体上出于同一原因。这三次改许，可以肯定与明国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万历四十三年“老女”之许与蒙古，此时明国固然已经定下了扶持叶赫的方针，但这也是努尔哈赤逼出来的。明朝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保哈达抑叶赫以巩固边境。因此，万历十二年诱斩仰加奴、逞加奴，十六年又兴兵征剿，杀叶赫部众五百余，以后又多次训诫叶赫安分守法，不得轻举妄动。但是，努尔哈赤异军独起，扩展迅速，兼并“诸夷”，尤其是灭哈达、辉发以后，形势剧变，明才认识到建州才是真正的隐患，乃转而采取扶持叶赫，使其免于灭亡，牵制建州。而且此时辽东巡抚张涛也反对叶赫将“老女”许与蒙古。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布扬古将妹许与蒙古莽古尔岱时，明辽东边将还专门派人前往“谕止”，叶赫不听，于七月成婚。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谓悔婚另许之罪，加不到明朝君臣身上，这个第四大恨，根据不足，难以成立。
第五恨为明国不许收割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庄稼，此恨与事实出入很大。所谓柴河等地，原来都是哈达王台、蒙格布禄辖区，努尔哈赤灭哈达后，就遣派人丁，大量耕种哈达旧地，但是，明朝政府不承认建州灭哈达的行动，认为这是叛逆不法行为，而且因为这些地方邻近叶赫，易起争端，威胁叶赫安全，威胁明境安全，故一直不允许建州人员住种收割。万历四十二年四月，辽东巡按翟风狲的奏疏对此讲得很清楚：
“建州五百余人，耕种刘家孤山等地。此地一再谕令撤回”奴役有不牧种之甘结，讵意倏忽变幻时来。……南关（即哈达）地界，王台存日，自威远堡起，至三岔儿止。后王台故后，猛骨孛罗（蒙格布禄）在时，至抚安堡龙潭冲止，三岔儿一处巳为侵占矣。迨猛骨孛罗故后，俱属之建州，旧种之田味斯语也，又侵占抚安堡矣，分遣人牛，临边住种……今不论新垦旧垦，但系南关之地，由不当容建夷住种有五利焉。一不得逼近内地，侦我虚实。二不得附近北关。肆其侵扰……
两疏讲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地，是哈达旧地，明不许建州侵垦（因为明根本不承认建州之并哈达），建州也一再上奏具结，并立碑于石，保证不来耕种，但说归说，做归做，不管是具的甘结，或是立碑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垦收获。就此而论，这个不许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强词夺理，缺乏根据，难以成立了。
第六恨为偏听叶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使入境而言。《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皆载称，万历帝遣守备肖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二书未叙。此事，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兵部覆辽东巡抚郭光复奏疏时，有所评述。兵部说：“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奴酋反复无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修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肖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看来，所谓“不善之言”，可能是肖伯芝宣谕抚臣意旨，责令建州退地退兵，不要垦哈达之地，不要攻打叶赫。照此说来，肖伯芝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明朝政府认为，建州本来就不应该并哈达垦其地，不应该一再用兵叶赫。努尔哈赤把此事列为明国对他欺凌侮辱的切齿大恨，其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第七恨为明国责令建州退还哈达，恢复其国，褊袒叶赫，此事前已论述谈不上什么恨。
总之，努尔哈赤所谓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争，明国全无道理，第一恨杀父祖之仇，明国应负其责，但不是无故蓄意杀害，而是“误杀”，并且明国还承认其过有所抚恤和封赏，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论据比较苍白，都难成立。
“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来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满族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国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边将“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人贡，否则拒之”。明将还勒令人贡女真献纳珍珠豹皮等土特名产。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实为公开抢夺。至于双方来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贵贱悬殊。前面曾经提到，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对于一个明朝小小的游击胡大受，努尔哈赤就尊称为“游府老爷”，求他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就是这个游击，第二年又命差人持书，宣示建州守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有下述言语：以尔与朝鲜构怨，“故差官余希元前来宣谕”，“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矣，”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否则，圣天子在上，顺抚逆剿，……毋贻后悔“一则大模大样地叫什么”宣谕“二则既贱称为达子，还要加个犬旁，视如禽兽，三则勒令遵守国法，服从命令，否则大军征剿，从内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称呼，皆令人难以忍受，辱人太甚了。这只是小小游击的所作为，至于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程度，更是不说自明。
对于这种被视如禽兽的极端低贱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一载，皇太极致书辽东巡抚袁崇焕说：“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领兵出关，攻城略地，发布木刻揭榜的七大恨文，告诉汉民说：
“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这些材料，深刻地、科学地、有力地谴责了明朝昏君贪官劣将自比天高，贱视凌辱女真的横暴行为，尤其是榜文所说，明国“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止”，真是十分准确，异常生动，感人肺腑。
明朝君臣之可恶，还在于他们制定的对待女真“分而治之”的方针，“七大恨”反映了努尔哈赤及整个女真族的另一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明朝破坏统一女真的事业。“七大恨”的第二、四、五、六、七恨，虽然不够准确，根据不足，但它所讲的，都是明朝政府干涉女真事务，破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正义事业。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女真只有克服涣散分裂状况，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强大，不怕他族侵袭，摆脱明朝贪官劣将的盘剥，抵制明朝政府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生产才能大发展，民族才能迅速发展、进步。而这正是明朝政府所担心的事，它一定要执行“犬牙相制”、“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政策，为此不异重金收买，巧言相骗，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董山到王杲，从仰加奴、逞加奴到纳林布禄和布寨，以及对努尔哈赤的多方刁难甚至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一个目的，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努尔哈赤就是要用“七大恨”来表达他和全体女真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坚决反对明朝阻碍女真统一目的，他要维护女真的正当权益，他要当统一女真各部的强大的女真国汗，仅此而已，并没有与明为敌，取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想法。
“七大恨”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理合情的，女真就是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时代的潮流，民族的希望，应予以充分肯定，应当支持的，它对激励女真奋发图强，英勇冲杀，艰苦创业，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