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百年家族的秘密:林乾讲曾国藩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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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曾门三代家训

八宝

曾家的家训,是一代一代形成的,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到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儿媳郭筠(1847—1916,曾国藩去世之后由她主持曾家事务)。三代都有家训家规,而且简明扼要。

一个家族的家训忌烦琐,会让子孙无所适从。而曾家就是几句简单的话,祖父曾玉屏曾给曾家确立的家训被称为“八宝六恼”。

“八宝”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关于“八宝”,曾国藩给他四弟的家书中讲得很透彻: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

先说“书、蔬、鱼、猪”。“书”,指读书。曾家非常重视读书。宋朝汪洙《神童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你还在种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晚上就随侍在天子旁边。这句诗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寒门子弟要读书,通过科举考试,摆脱自己贫寒的处境,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有很大的弊端,但在过去来说应该是最公平的。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般人都会强调吃苦耐劳、有智慧等,但是有一条不会被特别提及,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重视教育。即使父母吃不饱穿不暖,也要保证子女的教育,让子女读书识字。现在的年轻人对贫寒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印象深刻,那时家里缺衣少食,但父母还是竭尽全力维持子女的教育,让子女通过读书跳出寒门,改变命运。

为什么要读书?一是可以明事理,二是可以守身。明事理,就会明白哪些事情你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没有读过书的人遇事有时难免就会莽撞、愚昧。“愚昧”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不开化。没有读书的话就很难明深刻的事理。还有就是守身,读书可以让自己不做出格的事情,守住道德的底线。曾家祖训第一条就是读书,不少家族都是这样。我有一次参观胡雪岩故居,胡是徽商的代表人物,徽商就是以书养财,也就是靠学问来增长见识,获得更多的财富。老话讲“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话虽糙一点,但道理在那里。

曾家把书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的就是“蔬”,种植蔬菜。曾国藩的祖父经常讲靠劳动所得的食物吃起来特别鲜美,这大概是古人眼中的绿色食品吧。鱼和猪,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书、蔬、鱼、猪”,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耕读之家,要把庄稼地打理好,养点家禽家畜和鱼之类,还要带动家里人读点诗书。正如俗话所说“穷养猪,富读书”,说的就是解决物质需求后,还要寻求精神需求的满足。

再看“早、扫、考、宝”。曾国藩解释说“早者,起早也”,这和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关系,人的行为要合乎自然之道,要跟自然相称。起得早就会做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这种道理。传统农业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讲究的就是以自然之道来作息。中医讲早睡早起,睡觉不超过子时,早起精神好。这样才合乎阴阳自然之道,经过一晚上的睡眠积蓄,到早上人的精力最充沛。现在的人不是这样了,尤其很多小孩,各种各样的娱乐把人给坑了,很多人熬夜,日上三竿才起床。这是对身体健康的提前透支。曾国藩强调祖父的“早”字诀,也跟他自身有关。当年曾国藩在京城的时候也是晏起,太阳老高也不起床,尤其是新婚燕尔的时候,陶醉在缠绵中,以至于父亲给他写信说要他早起。后来组建湘军,要行军打仗了,曾国藩还是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他父亲说,你老吃败仗,就因为没有在军营中带头早起,早起的话就在时间上争取了主动,也会更好地思考当下的战局,筹备未来的迎战。在父亲的劝诫下,曾国藩后来立下一条规矩,每天早上只要太阳一出来,军营开始吹号角,他就起床。这是“早”字决,在曾氏家训中是非常重要的。“扫者,扫屋也”,扫是为了居处干净整洁。在过去,由于疾病防疫比较落后,一旦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很多人就只能等死。疾病的产生有时跟不讲卫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传染病,只要稍微不讲究卫生,染上疾病的概率就会增大。在大的流行性传染病面前,人的承受能力或者家庭的承受能力都很小,所以一定要注意个人和家庭的环境卫生,让病菌没有生存的空间。再说,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居住起来也很舒服。

“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考”原指父亲,父亲去世后,称“先考”;“妣”原指母亲,母亲去世后,称“先妣”。这里的“考”包含了“妣”在内。“考”字诀说的是对逝去的前辈要祭祀,要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显考”是指高祖父,曾国藩所说,也包括高祖母,“王考”是指祖庙。“曾祖考”则是曾祖父母。这是按照《礼记·祭法》对祖先的祭祀要求,曾家家训强调要祭祀,要敬奉,就是不要忘记祖先的恩泽,珍惜先人的美德和祖业。

“宝”则是针对亲戚邻里,曾国藩解释说:“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亲族邻里之间一定要和睦,关系处理不好,日常生活当然不是很舒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大家主要面对的还是工作环境,如果与同事之间关系不融洽,工作岂能顺心如意?古人非常强调这种小氛围的融洽关系,曾国藩的祖父称之为“宝”,可见其重要性。亲族乡里之间,要不时走动周旋,有需要帮忙的尽力去帮,喜事、丧事都要顾及周全。还有“问疾济急”,人家得病了要去探望一下,一时周转困难的要救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事了远亲有时帮不上,还是要依靠近邻。孟子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用在邻里之间最是恰当不过。“守望相助”的观念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这样一来就使得邻里相谐,有好事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分担。这其实也是一种家族的观念。曾国藩曾以幕僚李申夫为例来告诫家人,李申夫的母亲经常对李申夫说一些如何为人处世的话,这些话看似平常,但是很有道理,譬如有些人平时有钱有酒敬远亲,反而疏远看轻邻里之人,当自己遭遇灾难的时候,才想起近邻来,此时自然是来不及了,近邻只会看你的笑话。这些话也贯彻了曾家家训的“宝”字诀,邻里之间就是要守望相助,自己有财力的时候要周济邻里。曾国藩的祖父星岗公曾经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一语说透了“宝”字的真谛,就在于“人待人”要问心无愧。

以上是“八宝”,曾国藩的祖父都是认真执行。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要弟弟立刻将它们写在屏风上,让兄弟们告诉子女,作为家训传下去。

六恼

接下来就是祖父家训的“六恼”。“恼”就是要忌讳的东西,“六恼”具体是什么呢?

首先是“地命”。“地命”跟风水有关。譬如因为迷信“地命”,今天要迁坟,明天要改阳宅,颠来倒去的,让神灵和人都不得安稳。曾国藩对于祖父所传下来的家训虽然没有完全坚守,但对于“六恼”,特别是风水这一块儿最后还是坚守下来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的祖母去世,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甚满意,给祖父写了一封信,希望改葬:

……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禀祖父”)

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给父亲和弟弟写信也常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祖父坚决不同意改葬。他对弟弟说:祖父“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不信地仙,就是不信风水。曾国藩特别强调说:“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也就是说应当世世代代遵守,不宜改变,这样的话,家道才得以持续。不过,曾国藩说,地脉、山象之说,其实就是地理,没有别的,但是“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祖父说应该怎么做,作为子孙应该遵从,这就是天理,既然地理比不上天理,那就用天理来做事,祖父的话还是不要改。但是,时过境迁,在祖母去世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改葬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三是他的官衔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自己升官了,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大不孝。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时候,曾国藩给诸位弟弟的家书中又说道:

……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发现自从祖母葬在木斗冲之后,家里运势很好,福人自葬福地,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还是不要乱动这个地方。可见,风水非人力可为,不要迷信地仙之类人的说法。不过,后来曾国藩的观念又有所改变。

咸丰七年(1857)二月,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丁忧在籍。但是在老屋黄金堂,父亲去世不到一年,大儿媳妇(曾纪泽的妻子)、大儿媳妇的母亲,也死在这个地方,接连三个人死在这里,曾国藩和诸位弟弟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为长辈寻求理想“阴宅”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他先后请过多位“地师”相地,结果并不理想。他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所谓的“五患之免”,根据宋代学者程颐《葬说》,即祖先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这个观念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再好的风水之地,遇到“五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接下来,家中又发生一件大事。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1822—1858)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军交战时阵亡。曾国华虽然是过继给叔父,两人终究还是同胞兄弟,闻听凶讯时,曾国藩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的尸体,还不知道是不是曾国华的。经过这次打击,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先前丁忧期间,虽然曾希望为祖父母和父母另择吉壤,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觉得应不轻易改葬为宜。毕竟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运亨通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有些联系。这次不同了,他有点怀疑曾国华阵亡与父母坟地风水有关,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在给诸位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不仅如此,他还为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阴宅”而后悔:

自温弟遭难后,余常以(咸丰)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认为一个家庭大体上也会经过三十年一轮回的兴衰。古代称三十年为一世,经过一世的兴盛,之后可能要经过一段劫难,再兴盛的家庭很少一直兴盛下去。物极必反,天理所包括的天地万物也是如此。他在书信中回顾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说道:

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这些得意时所伴随失意事,包括:1852年,曾国藩在江西主持考试,请假回老家,遇上祖母去世;185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还被朝廷赏赐黄马褂,没想到当夜就遭遇大败,衣服、文卷全部丢失;1856年冬天至1857年春天,曾国藩兄弟三人督师于外,在瑞州(今江西高安)合围太平军,形势大好,不料父亲去世;1858年曾国荃收复江西吉安,气势正盛,十月初七接到朝廷嘉奖,初十却有曾国华战死沙场的消息传来。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此时的曾国藩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他在家书中说道:

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致澄弟沅弟季弟”)

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当听闻曾国潢迷信风水等活动,他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

到此时,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早年他不信风水;1847年,他官升几级,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总体而言,他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他曾经说:“凡是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很兴旺发达的时候,不会轻易去寻求更好的地为祖先迁葬。家里曾经还因为一块吉壤,与外人起了官司,曾国藩听闻后,觉得地还未解决,就牵涉官司,不吉祥,就放弃了。

关于曾国藩祖父家训第一恼之“地命”,讲得比较多。接下来就是第二恼“医理”。说不信“医理”,当然不是说不信医学。这里讲的是那种江湖游医,这些人大多招摇撞骗,没有太大的本事。曾国藩非常注重养生,一生中不愿意轻易服药,更别说服那些游医开的药了。

“僧巫”则是“六恼”中的另外二恼,僧是游方僧,巫是巫婆。“祈祷”也是一恼,天天上庙里敬神拜佛,天天吃斋念佛。曾家后代少有信佛,但也有信佛终身未嫁的,曾国藩也顺其自然,不强行要求子女不信佛,这一点他还是比较开明的。“留客久住”是最后一恼,过去是农业社会,一般人家底薄,多一个人就多一碗饭,而且客人住久了,也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反而产生嫌隙。俗话说:“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在别人家住得太久了,客人也变得不再尊贵;来往太频繁了,亲密的程度自然会下降,变得不受欢迎。

关于祖父的“八宝六恼”,曾国藩总结说: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他还把祖父的家训编成了歌诀,让家族人都记住。这是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提到的: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明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理、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弟”)

对家乡的爱

曾氏家族在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有十堂之说,包括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等。黄金堂和白玉堂是早期的宅第,从这个名字来看,曾家也希望金玉满堂。曾国藩出生在白玉堂,他对自己的家乡寄托了无限的爱,后来升官发达后写了很多歌颂自己家乡的诗文。

道光十五年(1835),曾国藩二十五岁。头年冬天,他首次进京参加科考未第,但他雄心不已,决心客居北京,参加来年的会试。在除夕大节,曾国藩思乡怀亲,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一首诗(《岁暮杂感十首·其二》)抒发思乡之情,全诗如下: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这首诗中写的就是白玉堂,高嵋山下的祖业是曾国藩的曾祖父开始置办的。曾国藩从出生开始到少年时代都是在白玉堂生活,十六岁之后才离家去衡阳读书,开始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在此之前一直是在自家私塾“利见斋”跟随父亲读书。在衡阳他拜廪生欧阳凝祉为师,开始新的读书之路。欧阳凝祉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将来必定会有出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欧阳夫人。拙著《曾国藩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曾说过求学衡阳这一重要的决定改写了曾国藩的一生。一个人的人生,有时候父母的决定非常重要。曾国藩的运气不错,他后来也特别相信运气。他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到衡阳,几年之后很快从秀才、举人考中进士,一路飞黄腾达。

故居白玉堂右侧还有一棵大树,当地人称为蟒树。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凡是大的宅子,一定要有大树在屋前屋后,大树枝繁叶茂,则预示着这个家族一定兴旺发达,当然树的年龄一定要比宅子高,所以过去有所谓的“请树”一说,就是在方圆百里要找一棵树龄非常高的树移栽于宅子旁。曾国藩家里也是这样。

2006年我到白玉堂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还没有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参观者,还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人来参观。在湖南,曾国藩故居(包括富厚堂在内)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大。白玉堂的风水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很好的,前面说到的那棵大树就是如此。传说,看曾家是不是发达就看这棵树。枝繁叶茂的时候,曾家如日中天,飞黄腾达,曾国藩在前方打仗每战必克,他的官位也越来越高。这棵树长势萎靡的时候,曾家可能就遭遇厄运了。当然,这棵树也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了下来。过去有句话叫“种人先种树”,古人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说明宅前屋后种树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树的根在哪里?在黄帝陵。黄帝陵周围,千年以上树龄的树就有三万多株,黄帝手植柏树龄更长,距今五千多年。

曾国藩行军打仗之后没再回到自己家乡,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朝廷给他封了侯爵,按照侯爵规制修建了富厚堂,也是曾国藩的故居之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地理条件来讲,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风水如何?有人说富厚堂“山环水抱,藏风聚气”,背靠半月形的鳌鱼山脚,三面群山环抱,坐西朝东,前临弯曲有情的涓水河。从远处看来,富厚堂极像一把硕大无比的太师椅,坐镇鳌鱼山下,指挥千军万马。可惜的是,曾国藩一直没有入住。

八本

曾家到曾国藩的时候,将家训从祖父时期的“八宝六恼”继承发展为“八本、三致祥”,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给儿子们的家书中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这一家训之所以说是继承发展,因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固守着祖父讲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要有适当的创新。

何谓“八本”?

八者,曰: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

这就是“八本”。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就曾以此来命名,叫八本堂,名称来源就是曾国藩写的这个家训。后来曾纪泽根据《汉书》当中的“富厚如之”改名为富厚堂,这个富厚是讲道德修养要高的意思。

在曾国藩的“八本”中,尽管我们还可以找到他祖父家训的痕迹,但还是不一样了。“读古书以训诂为本”,“训诂”是讲古代的文字学,有所谓的形训、音训、义训,在科举考试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清楚地解释古文字义是读书人必备的本事。“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前面讲的是读古书,后面讲的是作诗文,要合声调,讲究韵律。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亲”就是对长辈,你得让老人高兴,人老的时候,尤其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有点像老小孩,你得顺着他,让他高兴欢喜,当然这种让长辈欢喜也有个度,不要过分。

第四句开始讲养生了,“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曾国藩认为养生之道,其中之一就是少恼怒,不要老生气。《黄帝内经》说“怒伤肝”,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身上很多的病,包括胃病、肝病这些,有时就跟情绪有关。尤其是肝病,甚至肝癌,有不少是由情绪导致的。不恼怒,肝气好,一定是一个修养非常好的人。不发脾气,面色红润,这个人一定是属于性格极好的。反过来,肝气非常重,郁郁之气老是藏在体内,脸色肯定不怎么好,精神状态自然也不会佳。曾国藩讲“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他的养生也非常有特点,常讲“君逸臣劳”,“君逸”即大脑少思虑、省烦恼,“臣劳”就是筋骨常动。他讲的这些非常符合养生之道,也是现代医学所提倡的。

接下来就讲到“立身”了,“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人一辈子要立得住,就不要乱讲话,不说假话、大话,也不要出言不逊,这样才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大概也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要积口德。

“治家以不晏起为本”,这是祖父家训中的“早”字诀,曾国藩只是改了一种说法。不要日上三竿你才起床,这样的话很多事就能及时完成。曾国藩把治家的“早”字诀也用于治军,经常放醒炮,黎明时一放炮,大家就起床。因为这个规定,李鸿章就曾吃过瘪。李鸿章出身豪门,父亲李文安是做过高官的,与曾国藩同年登科,是同学,李鸿章算是官二代。由于曾国藩在军中规定天亮要吹号角,放醒炮,军中高层和幕僚都要聚在一起吃早餐,李鸿章一开始就受不了起早,总是不到场。有一天曾国藩来一个突然袭击,说少荃(李鸿章字)不来就不开餐,让身边的人去请。李鸿章连忙穿好正装,赶来用餐。曾国藩把筷子一放,教训李鸿章说,少荃,我这里有一个字叫“诚”,还有一个“早”字,如果你受不了,那就另谋高就。这个事对李鸿章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后来李鸿章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提到,当时他虽然感觉在众人面前很丢面子,但是他也由此立志发奋,第二天开始就来得早了,不再拖拉。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有时候就是逼出来的。曾国藩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对年轻人的督促。年轻人的培养六分在于天生,四分在于督促;有时甚至是六分靠督促,靠自觉并不一定可以做到。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李鸿章那种懒散的公子哥作风再也没有了。后来曾国藩在众人面前表扬李鸿章,说少荃天生于文牍最精,青出于蓝或胜于蓝。这番话是说,李鸿章天生是写材料的坯子,将来的成就可能会超过我曾某人。这对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不能贪污受贿。曾国藩身居高位,弟弟当官了,儿子将来也会当官,尽管家族不是属于完全靠当官传承,但是肯定会有高官,所以还是要有所戒惕。当官不要老想着捞钱,自身要清廉,不能见钱就伸手,如果见钱就贪,这个家族一时积累的不义之财即便富可敌国,但一旦东窗事发,面临的不仅仅是抄家,还有可能被问斩。做官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不要贪,先守住这一条,至于仕途的发展除了能力之外,有时还得靠运气,有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其中。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里讲的是治军。曾家五兄弟开始全部上了战场,后来四弟曾国潢回家主持家政。当时的曾家没有分家,几十口人住在一起,剩下的四兄弟全部上战场。大家知道,曾家兄弟中有两位死在战场,一个是曾国葆(1829—1862,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是曾国华。在军中,幸存下来的是曾国藩和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军有功,官至两江总督,手中握有重兵。曾国藩治理湘军很严格,特别是军纪,首先即“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湘军的纪律严明是很出名的,曾国藩为湘军编写的《爱民歌》中有这样几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这首歌对于军队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据著名的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考证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借鉴了曾国藩的《爱民歌》。

曾国藩的家训“八本”,从字句看起来虽然平易浅显,但是至深的道理都在平易的语言中。大家都知道,曾国藩一生的言论并不深奥,为什么能如此深入人心、流传这么广呢?就因为他的语言朴实平易,道理却很深刻。

对于“八本”,曾国藩在日记中也说道:“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这就是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最初名为八本堂的由来。他接着说:

古人格言尽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则如探骊得珠,失之则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已矣!(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日记)

也就是说,古人格言非常多,但每件事情有个“第一义”,也就是“本”,这是人要竭力守住的,不要枝枝蔓蔓太多了,那样的话无从遵守。

曾国藩的“八本”说,有很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个“八本”说,我觉得还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我曾翻阅过有关孔子的文献,《荀子·法行》中提到孔子讲的“君子三思”,原文是:

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也。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少年时候不学习,长大了就没有才能。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老而不教,死无思也”,老年时候不能教育人,死后就没人记得你。年岁大的时候,子女有没有教育成才?古话讲“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自己的事业做得再大再好,还要看后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给一些大企业家讲家训,他们对曾国藩的家训都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他们,不管你们的事业做得多大,还是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要不然悔之不及。任何事情都可以追溯,可以重新再来,但唯有一条,也就是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是不可倒流的,所以不要留下遗憾。“有而不施,穷无与也”,富足的时候不施舍,贫穷了就没有人帮助。自己富有了,就要回报社会,帮助有困难的人群。至于后面的话,意思就是君子年少时就考虑到长大后的事,就会努力学习;老年考虑到死后,就会教育后人;富有的时候考虑到贫穷,就会施舍。这是荀子记载下来的孔夫子言论。还有“六本”,出自《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

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

关于这段话,说的是一个人立身行事有六个根本,才能成为君子。我只给大家讲述一下大概意思:立身有仁义,孝道是根本;举办丧事有礼节,哀痛是根本;交战布阵有行列,勇敢是根本;治理国家有条理,农业是根本;掌管天下有原则,选定继位人是根本;创造财富有时机,肯下力气是根本。意思很明确了,这里就不详细解说了。

三致祥

接下来看曾国藩家训中的“三致祥”。祖父是“六恼”,到他这里是“三致祥”。“祥”是吉祥,获得好的回报就是“致祥”。哪三种行为会获得吉祥的回报呢?那就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首先看“孝致祥”。曾国藩说:

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

“孝”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也就是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意。通俗点说,“孝”就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正如俗话讲“百善孝为先”。曾国藩说他父亲教育子女,最看重的还是“孝”,看到自己的亲人长辈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那种爱,都是出于至诚。在仕途上的升迁,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孝致祥”,是父祖的恩泽回报。关于“孝”,曾国藩进行了阐述,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又不一样,他说: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所鄙弃,则贻父母以羞辱,纵使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矣。

曾国藩认为,凡是儿子孝敬自己的父母,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就是孝。这跟我们今天的孝又不一样了。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宗族依赖他,远近乡党佩服他,竖大拇指,这样父母越喜爱他,这是孝的第一个含义,是曾国藩讲的大孝。把父母安养得非常好,让他们生活得顺心如意,这其实是小孝。如果做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亲族唾骂,远近鄙弃,就算你当了高官别人也不会服你,这样的话,父母在家也抬不起头来,对你所做的伤天害理之事也是敢怒不敢言,羞于见人。让父母蒙羞,你的事业做得再大、官做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大不孝。因为有了前述行为,就算你在家“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在家里就算经常给父母奉上美味的食物,每日早晚请安,这也算不上真正的孝顺父母。

对于“孝”,曾国藩又作了进一步延伸,这是在给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所提到的。据同治九年(1870)六月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曾国藩认为:“孝友之家立获吉庆。”这就是“孝致祥”。而且,“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孝友能给家庭带来祥瑞,我们平常所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方面不怎么灵验,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孝友”这一条太灵验了。一个家庭如果出了逆子,立刻遭殃。“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曾国藩说,他早年在京城为官,没有在身前奉养父母。后来辗转各地,一直在打仗,多亏诸位弟弟在家奉养父母,但他说自己没有给弟弟们带来什么帮助,实在惭愧。“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前,曾昏迷了很长时间,认为自己可能要不久于世,由此写了上述的家书给长子曾纪泽。曾国藩的兄弟姐妹很多,四个弟弟,三个姐妹。各家均有田宅,不愁吃喝,至少衣食无忧,都是九弟曾国荃辅助之功。大家都知道曾国荃攻打安庆后,曾把英王陈玉成府邸的财富据为己有,民间流传曾国荃打下天京后,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财宝都运回了湖南。曾国荃把得来的钱财用于买房置地,在亲族中出手也很大方。但是,曾国藩还对儿子说,今后要视叔父(曾国潢、曾国荃)如自己的父亲一样,待叔母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待堂兄弟就像亲兄弟一样。宁愿自己可以俭省吝啬一点,但是对待几个叔叔的家里处处要厚道,对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这是第一要义。我在后面还会讲到,曾国藩对所有的侄子,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大伯的责任。

再看“勤致祥”。“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一生守住的红线,就是三个字:清、慎、勤。但是。在家族家训中,他没有强调“清”和“慎”,因为这毕竟还是与官场有关。曾国藩特别相信天命,尤其是晚年。孔夫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这个时候的人即将步入老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结果的事情不要太强求。孔夫子也讲“后生可畏”,但是“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四十岁、五十岁没有什么成就,这个人恐怕也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作为了,此时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努力作为但不要祈求有结果。曾国藩经常讲天命,但他说,人跟天还是有一争,那就是“勤”。天道酬勤,勤劳的人能够获得老天丰厚的回报,天道是最高的道,老天能够回报就是因为你勤。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悟出来,人的一辈子要与天可能有一争的,就是“勤”字。曾国藩说:

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谕纪泽纪鸿”)

这是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所提到的。他说人的一辈子说来道去,要具备八个字:勤、俭、刚、明、忠、恕、谦、浑。这八种德行,两个儿子如果能从中体会一两个字,便会有大的进步。曾纪泽天资聪颖,但曾国藩觉得他过于玲珑剔透,应该从“浑”字上用工夫。小儿子曾纪鸿呢?应该从“勤”字上用功夫。关于“浑”字,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日记中了解一二,他说: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同治三年四月廿一日日记)

这段话中的“浑”,是对人,心里明白装糊涂,也就是说,人不能太精明,一个人太精明,就工于算计,曾国藩用人时就不太喜欢这种人;“浑则无往不宜”,最好的就是“浑”,对上级、对同事,都可以运用。曾国藩常讲,智和愚的力量不可忽视,人遇事,有时需要用智慧,有时候需要装愚、装糊涂。曾国藩早年写了十三篇小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儒缓》。他说,古往今来成大功的人有两类,一类得之于天授,一类得之于人事。天授是遗传基因好,天资聪明;但是真正成大功的人往往是得之于人事。人的天资再好,还得在工作和实践中把自己的本事练大。曾国藩的天资并不是很好,他曾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也就是反应太慢。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有人就说曾国藩是“敏则有功”,同样一个小时,曾国藩能把事情处理得井然有序,有的人则忙忙叨叨、无所适从。但曾国藩说自己天生不敏,而是靠平常勤学苦练。曾国藩确实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但是属于儒缓成功的。传说的曾国藩早年温习《论语》遭遇小偷的故事就说他天资不佳。当时,曾国藩没有考中进士,于是留在京城准备第二次考试。有一天正在住处挑灯夜战,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小偷。小偷看到曾国藩正在念《论语》,一时不好下手,只好趴在梁上,等他一会儿把书温熟睡觉后再动手,结果曾国藩读着《论语》,颠来倒去就是记不住。这个小偷听曾国藩读了几遍,都能背下来了,可是直到东方欲晓,曾国藩还是记不下来。小偷心想,这个人真够笨的。为了避免被抓到,无奈之下,小偷只好溜之大吉。从这个故事可知,曾国藩不是天资聪颖之人。不仅小偷看不起他,曾国藩的老师也不看好他,和弟弟一起上课的时候,教三遍,弟弟就会了,曾国藩还是记不住。所以,老师说,将来你若能考中进士,我给你背伞,你今后可能就只适合戳牛尾巴,一辈子离不开土地。但是,曾国藩勤学苦练,发愤图强,最后还是成功了。可见,成大功者往往是“儒缓”,认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日久天长的积累,正如庄子所说的“美成在久”。曾国藩认为成功之道,概括起来,离不开两个字,即“勤”和“谦”。一个人能够做到勤、谦二字,就会把事业做大。禀赋一般的人,通过后天的勤奋努力,勤能补拙;有才华的人自恃才高,平日里不太努力,工作起来马马虎虎,就会出大问题。对此,曾国藩总结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节用,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但是,光有勤、俭二字还不行,还要学老、庄的静和虚,不出风头,保护好自己。

我曾经研究清朝的皇帝,对于雍正帝,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传奇,概括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奇”字。为什么奇?非长、非嫡、非能、非贤。我们都清楚,康熙帝开始是立了太子的,皇太子胤礽是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当了四十多年的太子,最后还是给废了。但是继承皇位还是得有人,康熙帝就让大臣们推选,在成年的二十四个阿哥中,得到最多荐举的是八阿哥胤禩。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少有人推举。那时的雍正帝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今天的雍和宫就是原来的雍亲王府,不远处有一座柏林寺。胤禛每天跟柏林寺的和尚们一起参禅论佛,据说他的修行已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一举动是向外界说明他对太子之位没有兴趣。但是,最后的皇位谁得到了?胤禛得到了。可见,雍正帝深得老子之道,“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是曾国藩后来悟到的,单单靠勤奋,尽心尽力为朝廷服务也不行,还要不张扬,保护好自己。他后来还讲: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

尤其是“千古之圣贤豪杰,即使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圣贤豪杰,想要真正出人头地,也就是一个勤字;得道之人,离不开一个谦字。所以他总结说:“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终身都要守住“勤、谦”二字。

第三个致祥,就是“恕致祥”。“恕”即宽于人而严于己。曾国藩曾讲“居家有四败”,其中之一就是“刻薄寡恩者必败”,人太刻薄不行,还是要胸怀宽广一点,该宽恕别人时就要宽恕,不要斤斤计较。对别人要宽,对自己则要严。他借用《易经·谦卦》中的“劳谦,君子有终,吉”说:“思‘劳谦’二字之道,精力虽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庶几近之。”(同治元年十月廿二日日记)这就是宽于人而严于己。

《富厚堂日程》

第一代的家训是祖父传下来的,到他父亲那一代没有留下什么家训,所以第二代家训就是从曾国藩开始形成的,第三代的家训是曾国藩的儿媳妇完成的。曾国藩还是很有眼光的,他培养了一个好儿媳,也就是小儿媳妇郭筠,曾纪鸿的妻子。曾国藩擅长相人,他认为曾家下一代发达的应该在老二家,也就是小儿子这一家,后来也确实如此。大家可能想不到,曾国藩当时手握重兵,是湘军的最高统帅、朝廷的钦差大臣,还是两江总督,同时还兼着其他官职,主管对外的交涉通商,朝廷每有大政要征求他的意见,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是曾国藩每天处理这些事情井井有条,晚上除了读书作文,还要督促子女,即灯下课子读书。灯下课子读书,就是跟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在一起读诗书。大家可能会想,过去男女授受不亲,公公跟儿媳妇在一起读书,那怎么行呢?但是不然,曾国藩还是重点培养小儿媳妇,当然这也是郭筠本人的根基好。郭筠是何许人也?其父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郭霈霖。这门亲事还是郭筠年仅一岁时由她的父亲与曾国藩订的娃娃亲,将她许配给刚出生的曾纪鸿为妻。曾国藩不像有些人那样要攀高枝、结权贵,他对儿女的亲事没有门第的界限,就算是妾生子也未尝不可。因为过去认为妾生的子女低人一等。过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实际上从明朝之后这个传统就改变了,女子也读诗书。郭筠很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写文章,是个才女。曾国藩在外为官时,一般不带家属,唯一破例的就是带着小儿子曾纪鸿这一家。从安庆攻打太平天国一直到南京做两江总督,都是带着小儿子一家在身边。曾国藩亲自教导儿子、儿媳,做直隶总督时也是亲自教,当然郭筠确实是幼承家训,儒学底子很好,到了曾家以后曾国藩又不遗余力地培养。

郭筠与曾纪鸿成婚后,在曾国藩的亲自指点下,通读《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书,成为当时名噪京华的才女。夸张一点说,清人几百年的学问就集中在这部《十三经注疏》里,今天我们都很难想象有人能通读这样的书。《御批通鉴》全名是《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在乾隆帝亲自参与和裁断下,由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大型纲目体编年通史。乾隆帝的“御批”达十五万字之多,成为该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指导郭筠读了这两部书。这些付出后来得到了回报。二儿子曾纪鸿三十几岁就去世了,曾家后代的培养主要就是靠这位小儿媳妇。曾国藩育有二子五女,家族真正发达还是靠这个小儿子。所谓的发达,就是子嗣繁多。曾国藩去世后,大儿子曾纪泽继承了官爵,但开始因为原配贺氏难产,没有生下儿子,于是就把曾纪鸿的三子曾广铨过继为长子,中国过去这种现象很常见。像我的外祖父家也是这样,二舅没有孩子,大舅就把孩子过继给了二舅。过去讲,一个宗族不能让它断了血脉,有时为了保持血脉就通过过继的方式。曾纪泽的继室刘氏虽然生了三子三女,但是后来两子一女夭折,曾家这个家族还是靠小儿子曾纪鸿发达起来的。郭筠为曾家培养了进士、翰林院学士,像大儿子曾广钧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后来还出国留学。

曾国藩去世之后,郭筠回到老家,一直住在富厚堂。曾纪泽与曾纪鸿两房子孙聚居于富厚堂,曾家一切事务皆赖郭筠操持。她秉承先人家训,是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具体实施者。郭筠丧夫时才三十多岁,已经是曾家的长辈,为曾家的后代立了规矩。她曾手书《富厚堂日程》,载有六条家训,要求曾家的子孙都要做到,内容如下: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

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

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

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

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

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在于此矣。

这六条家训也是与时俱进,有很多新的东西,与曾国藩的时代相比又不一样了。第一条,男女都应该学得一样手艺,这是立身之本,没有本事,怎么在社会生存。不管男女,都要有一样看家的本领、谋生的手艺。第二条,男女都要有独自出远门的才识。这个提法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社会信息已经逐渐流通,故步自封就要落后,所以要走出家门,接纳外面的新事物。

第三条还是继承了上代家风,家里的男女要知道俭朴,每月的花费要记账。从曾国藩开始,到儿媳妇这一代及以后,曾家对于每一个人每月的花销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大家看《红楼梦》中贾家也是这样,一个人月例(每月照例支给的费用)有多少,按辈分、地位来支取,这个规定是很清楚的。在曾家,曾国藩的妻子辈分最高,每月有十二两银子,这些银子不是官银,而是湘银,在当时来说,湘银不怎么值钱,折合成官银大概是八两。但是,十二两湘银,曾国藩觉得已经很高了。

第四条就讲人的忠和义,“男女都要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忠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尽己之谓忠,尽自己的能力做好事。义者,宜也,自己应该做的事就要去做。曾家规定,男女都要讲究忠义,为人处世不要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过去常有人说曾国藩守旧,其实不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曾经说,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以及近代化的开拓者。从曾家家训来看,也非常明显,郭筠提倡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落伍于时代。曾氏三代家训,时代特点非常突出,但是本质性的东西依然存在,从第五条的“男女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就可以看出。第六条则有表率的作用,“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在于此矣”。

家教的开放思想

在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曾国藩家族中家教的开放思想。这一点在清末大家族中是很少见的。曾家从第二代开始迈出国门,有不少子弟留学英美;就是曾国藩的直系后裔,现在散居在海外的也很多。为了让曾纪泽等了解西方各种知识,曾国藩专门请外国老师教习他们英语。后来,曾纪泽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成为有名的外交家和光绪帝的洋务顾问,曾纪鸿也成为著名的数学家,这与曾国藩的开放式教育有直接关系。曾国藩的小女儿满妹,也就是曾纪芬(1852—1942),是曾氏家族当中活得最长的,人称崇德老人。她曾经在回忆录中称,同治九年(1870)的几个月间,每到万籁俱寂的夜晚,父亲曾国藩就带着子侄们观看星辰。在两江总督署新落成的堂厅里,他特意放置一台很大的地球仪,亲自为子女们讲解“万国地理”。

曾家子弟中,曾国荃这一支的后代留在湖南的比较多,而曾国藩的子女大多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如曾纪鸿的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1893—1978)和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1893—1986)留学英国,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1894—1952)则留学美国,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她写回忆录称,祖母郭筠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没有要求她缠足,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小脚的女人行动诸多不便,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山东这个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妇女缠足,但是曾家早在清末时而且是在乡下就不要求家中女子缠足。不在女子童年时许配人家,允许自由恋爱,这个思想确实开放。允许女子出国留学,这更是了不得。难怪曾宝荪说这三件事情影响她的一生,让她没有任何的羁绊。从这里也看出,曾国藩很早就有开眼看世界的意识,不仅是家族,在国家大政方针中,也有体现。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就是在1872—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派出的,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

近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9月来湖南讲学,教育会请艺芳女校的曾约农现场翻译。曾约农当时正守母孝,形容憔悴,鬓发蓬松,粗布长衫,人皆骇异,而他的现场翻译大受罗素和当时在场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称赞,“问之,答恪遵祖训,先祖有言: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为母亲守孝,形容憔悴,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丝毫不受影响,难怪外国学者都惊讶,一个看起来骨头都快散架的乡下人能有如此高的外语水平。曾约农说自己“恪遵祖训”,且“先祖有言”,这个先祖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曾经说,古今天下有才华的人因为一个傲字导致失败,古今天下的庸人因为一个惰字而失败。这句话影响了曾约农一生,他后来成为台湾大学的教授,接着又担任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6年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