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总是提起在生我之前怀的那个孩子。在第三十四周的时候，那孩子不幸在子宫内早夭。直到我怀孕时，妈妈才告诉我她当时都没能看上这个孩子一眼，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被助产士草草地裹在一个塑料包里，送进了医院的焚化炉里。
这个未曾谋面的孩子给妈妈带去了无尽的悲痛，连我的出生也被这种悲伤的氛围笼罩。对她来说，孩子也代表着生活给予我们的一种报复性平衡。万事皆有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选择了一种生活，就意味着失去另一种生活。父亲去世后，妈妈才和我说，她的第一个孩子其实也不是早夭于子宫的那个，而是更早的一个，她当时完全没想到过会有这个孩子。
妈妈与爸爸相识的时候，爸爸鳏居还不到一年。那时爸爸三十多岁，身高一米八还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如果爸爸不是爱尔兰血统，也没有两个年纪不大的拖油瓶，那他完全是年轻女人眼里的香饽饽，想要追他的人能排好长的队。在帕特过世的最初几个月里，爸爸的单亲妈妈——我的祖母，经常会来帮着照看两个孩子。她的紧身内衣总是散发出一股怪味，里面有卷心菜和香烟的味道，还混杂着老奶奶身上常有的那种酵母味，要多难闻有多难闻。
爸爸和妈妈是在一次领土军队[5]的活动上相遇的。当时妈妈受邀出席，同时又带了几个在秘书学院里结交的朋友扩充人数，这种活动上女士总是受欢迎的。妈妈和她们之前是舍友，都喜欢披头士，夏天的时候甚至一起追着断头台乐队去了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爱丁堡的上流圈子相当热衷于追赶潮流。
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外祖父信新教，在蒂利库特里镇拥有一座毛纺厂。他们一得知妈妈和爸爸的恋情，就想办法把妈妈支到了伦敦，并给她在英国医学协会中谋了一份职，希望这段感情能无疾而终。
不过他们的计划落空了。爸爸非常执着，热情不减，不断献殷勤。毕竟他的两个孩子还小，需要有个妈妈，他自己也需要有个人来照顾饮食起居。每周五他都会坐六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威弗利到国王十字站，买一把芬芳馥郁的鲜花在妈妈切尔西的办公室外等她。
爸爸和我们说，有次周末他过去后发现妈妈那里正在开派对。他除了牙刷外还带了一瓶珍藏的杜松子酒。爸爸把酒藏在烤箱里想与妈妈独享，但妈妈的一个舍友去热乳蛋馅饼时，发现了这瓶杜松子酒。有了酒，大家都起了劲，聚会不久就达到了高潮。
爸爸坚持不懈地去看妈妈，某次探望之后，妈妈怀孕了。
在哈利街的一家私人门诊，妈妈做了堕胎手术。又是爸爸付的钱。
那时流产手术还是非法的，但妈妈别无他法，只能这么做，奉子成婚在帕斯郡还不能被世俗接受。关键是如果妈妈被发现未婚先孕的话，就印证了妈妈的父母的偏见——这个爱尔兰的天主教穷小子约翰·道尔根本就配不上他们的女儿。
你们或许认为堕胎之后他们可能会分手，但是愧疚感却使他们凝聚在了一起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也决定了妈妈余生的命运。
他们结婚时录了影像，摄下了围场中搭的那个小帐篷。当时外祖母穿着一件橘黄色的衣服，喝酒后走路都打飘，摇摇晃晃地向着镜头扑过来，像被风吹得站不稳一样。外祖父则一直待在室内，泪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