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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水瑛和她的女儿们(4)

小美洲的痄腮长在左边,她画了圈睡在花枝的床上。初夏的蝉在水塘边的樟树上不停地叫着,听上去像一曲没完没了的催眠曲。水南婆婆端着一盆衣服去了塘边,家里只剩下看书的花枝和百无聊赖守着妹妹的非洲。非洲看着憨憨地睡觉的美洲,突然拿过笔悄悄地在脸上画了起来。她边画边笑,边笑边画,把美洲的一张小脸画成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老头子。花枝见床上的小老头吓了一跳:“你疯啦,这样画你妹妹醒不来的!”非洲笑问:“真的?你可不许骗我。”花枝赶紧抢过非洲手中的笔,丢到装着清水的脸盆里。笔在水中洇开一朵黑色的花朵。花枝捞起笔又塞到非洲手中:“你刚才怎么画的,现在还怎么把它画回来,用清水把脸上的墨收回来!”非洲接过笔吃惊地看看花枝,看看睡眠中的妹妹,怎么也不信花枝的话。“你可不许骗我,她怎么会醒不来呢?”她大声地呼唤着妹妹,可任她怎么叫,妹妹还是睡得死死的。非洲用手摇她,她也没有任何反应。

非洲这下真的慌了,她颤抖着手执笔收墨迹。可画时容易收时难,她抬头对花枝说:“拿湿毛巾擦拭行吗?”花枝说:“不行呀,笔有笔神,毛巾是擦不掉的!”非洲只好耐心地收墨,一下又一下,急得汗都出来了。过了一会儿,美洲开始发出哼哼的叫声,她挂着墨的脸现出痛苦的神情,可就是无法从睡梦中醒过来。可怜的非洲吓得哭了,花枝叫她先照看好妹妹,一个人跑了出去。水南婆婆回来的时候,妹妹还在哼哼地叫着,看上去像濒临死亡一般。

“快翻开孩子的衣服,看她身上有标志没有?”

美洲的肚子上有一只虫子,非洲扒开衣服把虫子亮出来。水南婆婆拿过笔沾上黑墨水,轻轻把那只虫子描了出来。那是一只漂亮的毛毛虫,小小的,在肚脐眼的下边卧着。水南婆婆口中念念有词,用榕树叶片沾上清水,不停地在美洲的脸上洒着。美洲渐渐地安静下来。一刻钟功夫,美洲大叫一声从梦中醒了过来。“啊啊!一个老人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水南婆婆搂住孩子,示意她们不要说话。“那是梦魇缠人呢,不用怕他哩。”她拉美洲起来洗了脸,吩咐孩子在痄腮病好前不要照镜子。姐妹俩离开后,花枝问刚才的事故,水南婆婆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像风一样游离飘荡,它回来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原来的相貌会出事的。你们千万不敢瞎胡闹呀!”

花枝想到死去的姐姐,问哪里可找到姐姐的灵魂。水南婆婆说,那要找到一个灵魂附身的人。从前的附身婆“大厝陈氏”故去多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不过一定会出现的!”水南婆婆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安的魂灵多了,总得找到一张说话的口。”水南婆婆给花枝说附身婆的故事,她说死者的阴魂附在谁身上,那人是不会知道的。附身婆上堂摆八卦,把往生者的去向、处境、愿望透露给生者,回答亲人的各种提问,批评亲人的不端行为,所说的话与生前丝毫不爽。花枝说:“姐姐的灵魂如果想说话,我真愿意当她的附身婆!”水南婆婆说:“傻孩子,这附身婆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得有那种因缘呀!”花枝说:“什么叫因缘?”水南婆婆说:“因缘就是缘分嘛!死人和活人沟通,得有那种缘分!”老人说着不由地哭了起来。“你姐在哪里,我也想知道呀。我常在夜晚看到她坐在床前——我分不清那是在梦中,还是在现世里。有时候,我会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不是你叫我,我还不知道哪个世界是真的!”

老人的这类怪话花枝见怪不怪,自从姐姐花朵死后,老人经常处在一种神思飘忽状态。老人神思飘忽的时候,会把花枝当作花朵呼唤,她就愿意当作花朵应答。“花朵呀?”“哎!”“你帮奶奶把萝卜干收起来。”“好咧,奶奶!”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时能够保持好几组对话。在这凄凉而喜悦的对话中,香姑娘花朵回家了。香姑娘花朵和奶奶快乐地笑起来。当老人终于怀疑把花枝弄错时,花枝说:“奶奶,你没有错呀,我就是花朵呀!”水南婆婆说:“那花枝呢?”花枝说:“她这会儿疯出去啦!”

水南婆婆愤愤地说:“哼,一会儿待她回来,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小蹄子!”

在地震来临之前,水瑛是村庄走得最远的女人。关于这次冒险的旅行,没有在村里人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水瑛从遥远的地方归来,两个月零十天的出行,她的脸长出一层新皮。她背着大包小包,带回红枣、糖果、饼干等村庄常见的东西,也带回火腿肠、核桃、葡萄干等村庄从未见过的东西。孩子们吃着她带回来的东西,兴奋得吱吱叫着。她们从母亲身上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一种异地的食物和沿途的风尘混在一起的气味。她们吸着鼻子寻找记忆中的熟悉的气味,可那种气味似乎变得非常虚无缥缈。美洲将火腿肠一口咬下去,被妈妈打了一下嘴巴。

亚洲冷冷地站在一旁,她在等待妈妈的目光。可妈妈始终埋着头不看她,妈妈从包里取出一样又一样东西,仿佛那是一只取之不尽的魔包。最后水瑛掏出一只布袋子,她摇着布袋子问:“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着什么?”不等孩子们猜测,水瑛把东西全倒出来,只听“哗啦”一声,无数的玻璃弹珠在地上跳动起来,撒落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拿着玻璃珠子到太阳下,珠子的光使她们的眼迷幻起来,隐约可见里面闪耀着无数的细线。她们把这种透明的珠子分送给所有的孩子。孩子们玩着珠子着迷,在地上挖洞,趴在上面玩一种弹珠游戏,弹着珠子进行入洞比赛。当村里人对水瑛的外出表示好奇和关心,水瑛回答他们每个人的询问只有一句话——

“你说外面呀,像孩子们玩的玻璃弹珠一样!”

当村里人问到在外的男人,水瑛笑着说道——

“你说他呀,像玻璃弹珠映照出来的人影一样!”

水瑛对外出详情只字不提,它像一个哑谜一样吸引村里人的猜测。她们从水瑛衣袂下飘浮的香气,猜测到她可能经历的一切。从水瑛平静若素的神态,怀疑她隐藏着某种事实。一些日子过去,这种猜测被另外的事物所代替,因为二郎老是往家里寄钱,小学校动工的那天,队长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捐款。队长在校门内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串名字,二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水瑛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荣耀或满足,她反而常生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坠入一种孤单无依的情结里。“阿婆呀,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水南婆婆看着她,拉着她的手说:“水瑛,心里有话说出来好了,想哭,哭好了。”水瑛当真流了眼泪,她说:“全村的人都问过了,你为什么不问呢?”水南婆婆说:“你想说自然会说,不想说就不说,哪用得着我问呢?”水瑛哭得更厉害了,她向水南婆婆哭诉外出的非凡经历。

水瑛有严重的晕车症和水土不服综合征。她坐上车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人好像在空中飘,肚子像海洋翻滚,吐得一塌糊涂。在火车上,她一连吐出三条绿色的蛔虫,吓得两个城里的孩子当场尖叫起来。三条蛔虫往座位底下的地板爬,闹得一节车厢都骚动起来。那样子像车厢里爬着三条蛇。孩子的母亲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们叫来穿制服的列车员,打扫了地板上的呕吐物,可是蛔虫不见了。她们要求列车员抓到那些虫子,否则她们只有换到别的车厢去。“我们不跟吐绿虫的人坐在一起,孩子这会儿吓得脑门都热起来!”好心的列车员不停地劝慰她们,他们趴在地板上找虫子,发动全车厢的人一起找寻,可哪里还有虫子的影子呢?

那时候水瑛像死人一般,伏在窗前昏昏欲睡,她的鞋被踢到坐椅下,身上散发出一股腌酸菜的气味。可无论人们如何寻找,还是没有找到蛔虫的足迹。这事到了火车进站的时候,喧嚷为一场车厢风波。车上的人和列车员发生了争执,列车员在百般寻找不见的情况下,对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从同情乡下女人出发,对两位母亲进行了批评,教育她们不该欺负晕车的人。然而亲眼目睹蛔虫的女人哪肯罢休,她们联合起来骂水瑛和列车员。水瑛在一片吵闹声中醒过来的。水瑛跺着光脚大叫:“你们不要吵了,再吵我把肠子吐出来给你们看!”水瑛对着两个孩子咧了咧嘴,吐了吐长长的舌头,吓得两个孩子当场又哭了。

三只蛔虫藏在鞋洞里,从而躲过了一场全民大扫荡。

水瑛的水土不服症表现为神秘的便秘症。最初的许多日子,水瑛怀疑这是旅行途中发生太多事故导致身体上了虚火,她的胃烧得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好像失踪的羊,连个脚蹄印也没有留下来。“我难道是一只牛虻吗,是一只没有屁股只进不出的牛虻吗?”水瑛强迫自己屙东西,她怎么也不会相信食物会在身体里消失了。可一连多少天了,她都没有屙东西。到了后来,水瑛不敢再记住时间了,因为她发现越是记日子,心里越焦急,越是屙不出屎来。当她忘记了便秘症,才能让那种久违的排泄感回到记忆里。

便秘症上升为一种心理上的焦灼感,它所带来的苦楚是难言的。水瑛一天要蹲三次厕所,每一次所花的时间足够煮熟一锅干饭。用餐之后,水瑛总想上厕所呼唤她的排泄感,可站着的时候还有点意思,蹲下之后便子虚乌有。水瑛抚摩着吃得饱饱的肚子,心里充满一股莫名的恐惧。“我成了饭桶了!一把火在桶底下烧呀!”水瑛咒骂那把鬼火把什么都烧干了,把她的身体烧得不听话了。她在丈夫身旁待了一些日子,可她发现与她丈夫的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久违的渴望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当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恼人的症状,她对男人说:“我想回去,孩子们等着我过年呢。”

回到家后,恼人的症状竟然不治自愈。水瑛喝上家乡的水,身体里便鼓荡着一股活力。水瑛为此而困惑不解,她把这种奇怪的病症归到水土上,她把夫妻间不协调归到年纪上。她在诉说的过程中,请教水南婆婆一个问题:女人多大年纪才算老了?水南婆婆说,女人的身体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她有点像一把铜铸的锁,对上号再生锈也会开,对不上号再锃亮也开不了。水南婆婆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她没有说出对不上号的真正原因。她只对水瑛说,身体是受心灵控制的,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觉察到一些微妙的连心灵都没有觉察的变化。比如我这脚上的膝关节,还有这个脑门,它们像天气预报一样,对下雨刮风有惊人的准确的反应……

老人捶着膝盖,凹陷的眼睛闪耀着一丝光。

这种光照射到水瑛内心深处最虚弱的部分。水瑛想,到底是什么破坏了她与男人之间一度拥有的和谐?异地的水土真的不养她吗?可她又想回来,即使再适应异地的生活环境,她也不可能长久留在那里。水瑛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心里总觉得郁闷不堪,这种郁闷像风一样不时拂过她的心头,给她带来无尽的忧虑。偏偏她又是一个心性极强的女人,她在村里人和孩子面前,还是一副从前的样子。她甚至表现出无比幸福和满足。她只有在水南婆婆家,才能吐露出一点真相,心里得到某种倾诉和发泄。

水瑛哭过一场轻松多了,她慢慢地走回家。她看着太阳下的村庄,发现她的家正在发生变化,村庄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像日头飘移,日头下的人虽然感觉不到,可转眼间一天便过去了。村庄原有的安静、闲适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骚动不安。村里人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像突然发现隐疾一样,陷入某种痛苦和惶然之中。男人们开始离开田地,纷纷出外打工去了。女人们学会彼此比照,把不满和牢骚发在男人身上。队长发现强劳力越变越少,他们跟着二郎去远方打工。队长无法阻止他们外出,只好向他们征收务工管理费。队长用收取的钱又盖了几间房子,以此壮大集体经济。队长再给阿信一间房子,使他能与母亲分开住。光棍阿信虽然有了一间房子,可他还是没能娶到老婆。他相亲多次,人家不是嫌他跛脚,就是说他住在队部。他站在绝望的边缘上,开始干涉狗的生活,他与村里的孩子用扁担扛狗。那狗屁股连着屁股,在他家的菜地里表演双头兽。大憨的大儿子向月与父亲吵架之后,晚上竟然跑到田地里点火,把一片快收成的甘蔗烧光了,人也突然失踪了。寡妇阿兰第一个发现蔗田失火。那时候夜已深了,她尖着声音把整个村庄都叫醒了。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人们木然地站在田头,看甘蔗在烈火中被烧成焦黑,田地上一片狼藉,一种甜滋滋的焦味弥漫在村庄达三个月之久。大憨在儿子失踪之后,把准备为他结婚的钱赔偿了公家的损失,玉珠为此把一盆水泼到身上,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作孽啊!我这是前世作了大孽啊,今生才报应生不如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