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说了陈亮倡导事功的思想。如果把这种思想概括成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或者说治国之道，那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见《陈亮集·又甲辰秋书》）看到“王霸”这两个字，大家应该会想起先秦时候的一位思想家，他就是孟子。只不过，在孟子那里，受到提倡的治国之道只有王道，而霸道则是被反对的。可是，到了陈亮这里，王道和霸道作为治国之道却是可以并用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先来了解一下陈亮对“道”这个字的理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实际上都是一种治国之道；而治国之道是更大的“道”的一种具体形式；既然我们要理解陈亮王霸道并用的思想，自然需要先了解“道”本身的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跟陈亮提倡事功是反对性理之学一样，这里他对“道”的理解也是跟性理之学关于“道”的理解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分为好几个方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主要的方面。
首先，陈亮反对性理之学认为“道”能够脱离人世而独立存在的观点。在他看来，“道”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不仅如此，这个与万物一体的“道”还“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见《陈亮集·经书发题·诗经》）具体说来，体现在人身上的“道”就是所谓的“人道”。其次，陈亮还反对性理之学将“道”和人的各种欲望对立起来的观点。在他看来，“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好恶得其正而已。”（见《陈亮集·勉强行道大有功》）就是说，“道”并不是跟人的欲望想对立的，而是用“道”来对人欲进行一定的节制，只是不允许人随心所欲罢了，并非完全抹杀人的欲望。最后，陈亮还认为，在“人道”之中包含着功利。这是什么意思？在陈亮看来，所谓的“人道”并非象一些理学家说的那样几千年来只有几个得道之人才拥有的，而是那些英雄豪杰通过他们的事功展现出来的。因为正是有了这些英雄豪杰成就的事功，才使得“人道”得以实现。由于这个原因，陈亮认为汉代的刘邦等人并非没有“人道”。相反，正是有了他们的统一天下，结束战乱，才使得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说来，在陈亮眼中，所谓的“道”就不是什么高深玄远的东西了。“道”其实就体现在万事万物之间，也就是事功或者功利。因而，一个统治者只要能够实现事功，给人民带来利益，那么他就是在体现“人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就是次要的了，只要 能够实现事功就行。实际上，在陈亮看来，所谓的王道霸道以及所谓的义与利的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实现事功的手段，而重要的却是能不能实现事功。只要能实现事功，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其实都是“道”。用陈亮自己的话说，就是：“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见《陈亮集·又甲辰秋书》）按照陈亮的分析，其实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纯粹的王道或者霸道。他举出例子说，即使是儒家所称赞的三代之治，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盛世，也是既有王道，也有霸道的。比如，夏朝的国王启就曾经消灭了扈氏，周武王讨伐商纣的事迹更是为众人知晓。另外，还有被儒家推崇为制礼作乐的圣人周公，其实也实践过霸道，因为他曾经用武力平定过三监之乱，并不是一味地使用王道治理天下。儒家推崇的盛世都在实行霸道政治，后来的春秋战国乃至于后世各朝，就更加是既有王道也有霸道了。既然如此，那还提王道和霸道的争论干嘛呢？只要能够符合事功的要求，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那就是合乎“道”的。用陈亮自己的话说，就是：“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这里的“至公”，其实就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无论是使用王道还是使用霸道，那都是手段而已，关键要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因此，陈亮才说：“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见《陈亮集·又丙午秋书》）
§§《阳明全书》
在品读朱熹的《朱子大全》时，我们曾说过理学是宋朝时候的主要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不仅占据了整个宋朝读书人的心灵，而且还影响到了明朝的读书人。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一说起理学，人们就会说“宋明理学”。
然而，如果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就会发现其实到了明朝时，理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变——由以前的强调“天理”转向了强调“人心”。与之相对应的是，理学在明朝便成为了另外一门学问，这就是所谓的明朝“心学”。
明朝“心学”曾经产生了好几位厉害的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陆象山和王守仁。在这两人之中，陆象山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正是在陆象山那里，“心”的地位才开始得到了提高。而到了王守仁义那里，“心”的地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知道，在宋朝理学处，所谓的“天理”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然而，在王守仁义看来，宋朝理学家们讲“天理”的时候不讲“心”是错误的。在他眼中，“心外无理”，“心即理”。他甚至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就是说，人心就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之中，不需要从外得到。
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很自然地王守仁就会反对朱熹等人的修行方法了。在宋朝理学家那里，由于“天理”与“人心”是分开的，因此一个人修养德行就需要“格物致知”，也就是钻研各种事物的道理，通过这来得出所谓“天理”。现在，既然王守仁认为人心之中就有天理，那么人要获得天理就只须向自己的内心寻求，这就是所谓的“正心”。从此以后，王守仁的学说就被称为了“心学”。
这位厉害的思想家有着怎样的生平事迹呢？根据史料记载，王守仁出生于公元1472年，去世于公元1528年，字伯安，是浙江余姚人。由于他曾经在贵州“阳明洞”办学，因此被人称为“阳明先生”。
王守仁的一生，可以说是学问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看来，这位思想家也不是一出生就喜好儒家学问的，而是到了正德丙寅年，也就是1506年他已经三十五岁时才开始归于所谓的“正途”。
归于“正途”之后，王守仁一边学习儒家经典，一边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传授给弟子。这些学习心得被弟子们记录了下来，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王守仁的传世名著《传习录》。在这本名著里，王守仁系统地阐述了“致良知”、“破心中贼”和“知行合一”的思想，由此构成了体大思精的王门“心学”。后世的王门弟子，更是在著名的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指引下，使“心学”更加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