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自卑情结”好像已经众所周知了。许多学派的心理学家都采用了这个名词，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付诸实践。然而我却不敢断定，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理解和使用是否都准确无误。
例如，告知一个病人他有自卑的情绪，是没什么用的。这样做只能增强他的自卑感，而不是教给他如何克服这种情绪。我们必须辨别出他在生活中是否存在自卑的苗头，并在他出现自卑情绪的准确节点给予他鼓励。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把有无自卑情结作为区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依据是徒劳的。区分他们的依据只能是看其生活能力以及完成目标的程度。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你正遭受着自卑的痛苦。”这样根本无法帮助他获得勇气，因为这就等于告诉一个患头痛的人：“我知道你的毛病，你头疼！”
有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被问及他们是否觉得自卑时，他们会摇头说：“不！”有些甚至会说：“正好完全相反。我很清楚，我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筹！”所以不必问，我们只需关注他的行为。在其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什么手段来确保自己重要性的。例如，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傲慢的人，我们能猜测他的想法是：“别人老是瞧不起我，我必须表现一下，让他们瞧瞧我是厉害的！”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说话时手势过多的人，我们也能猜出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说的话就显得太没有分量了！”
一个行为举止处处故意要凌驾他人之上的人，我们也怀疑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自卑感，需要装腔作势一番。这就像是嫌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高一点，总要踮起脚尖走路一样。两个小孩子在比身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会挺直身子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以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还高一点。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太矮小了？”我们不能抱希望他会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定会显得柔顺、安静、克制、与世无争。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成千上万，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笼前面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一点儿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向它吐口水吗？”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了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与他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一直保持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和满意的方法改善环境——来使我们摆脱自卑。没有人能长久不变地忍受自卑感，他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认为脚踏实、努力拼搏，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卑感就会使他不堪重负。如果他还要努力摆脱它，就会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来掩盖这个问题。他的目标仍然是“战胜困难”，可是他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因造成自卑的环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烈。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会使他陷入自我欺骗之中。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去理解，我们会以为这些动作是漫无目的的。它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我们看到他跟其他人一样忙碌，要达到一种自我满足感，但是他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动作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弱小，他会跑到具有优越感的环境里去。他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更有能力，而是让自己在自我眼中显得更强大。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工作上的问题不能应付自如，为了获得自信，他可能会在家里变成独裁的暴君。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岿然不动。只要遇到相似的环境，它们就会一触即发。这样，它们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了。当某个人没有准备好面对某个问题时，他坚信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眼泪或道歉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会利用优越感来补偿自己，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
获取优越感的行为却用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因此就会掩盖或者逃避真正的问题。个人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来逃避失败，而非努力追求成功。在困难面前，他会表现得犹豫不决、止步不前，甚至临阵退缩。
这种态度可以在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症表现出一种信念就是：“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回避它。”当这种态度得到严格执行时，这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就是自杀。此时，这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面前已经缴械了，而他的信念表现出的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筹莫展。当认识到自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时，我们才能理解这是他们在追求一种优越感。在每个自杀案中，我们都会发现死者把责任完全抛给其他人。自杀者仿佛在控诉：“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人，你却用最恶毒、最残忍的方式对付我！”
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在他接触的环境里，都会或多或少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在他认为能够主宰的环境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个狭小的“马厩”，关上门窗，拒绝了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就这样了此一生。至于他的统治方式是飞扬跋扈还是委曲求全，则全凭个人的教养而定。为了达到目的，他会想尽各种方法，并从中选出最高效的方法。一旦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就会换另一种。不过不管何种方法，其目的是一样的——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优越感。
比如，受了委屈的孩子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的最佳武器，就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这类孩子成年后，就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眼泪和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的力量”（water power），它们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变为奴仆的有效武器。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他们的自卑情结。在这点上，他们和生性腼腆、忸怩作态、抱罪怀瑕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软弱，并且自顾不暇。他们想掩人耳目，并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切实际、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凌驾一切的野心。相反，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初次见面会表现出优越的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说什么的话，就会很快发现他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实际上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不敢在外界面对爱情问题，他便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内部，那么他的性欲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解决，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没把兴趣延伸到家庭外部的其他人身上。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不能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掌控局势。恋母情结的受害者大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深信：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是他们的特权，而他们却不知道在家庭之外可以凭借自己努力赢得好感和爱情。成年后，他们仍然很依恋母亲，导致他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能使他最安心的仆人，则是他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都可能会有恋母情结。这样的孩子往往从小被母亲宠惯，并不准他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同时他的父亲还对他漠不关心或者冷漠无情。
各种神经官能症患者都能表现出限制性的行为。口吃者在说话时我们便能看到他犹豫的态度。社会归属感促使他和同伴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轻视、对尝试的恐惧与他的社会情感冲突，结果他在说话的时候，便显得犹疑不决。那些在学校中“表现差劲”的儿童，30多岁仍然找不到工作或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男人或女人，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者，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有自卑情结，使他们无法有效地解决生活问题。手淫、早泄、阳痿和变态的人在接近异性时，就会害怕自己表现不当，因而在生活中都会犹豫不决。如果我们问：“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这时，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就会显露无遗。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我曾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它是人类进步的诱因。例如，科学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并预测未来的变化。它是人类改善生活条件、探索宇宙、利用自然的结果。事实上，依我看来，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以自卑为基础的。假使我们想象一位兴味索然的外星人访问我们的星球，他必定会有如下的观感：“这些人类呀，看看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看看他们为了安全所做的各种努力，他们有屋顶以防雨，衣服以保暖，街道以使交通便利。很明显，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物种了！”
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柔弱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强壮，而且还有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于单独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偿他们的软弱，因而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人类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动物更需要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合作。
婴儿是非常柔弱的，他们需要年长者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最弱小的婴儿，如果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能完全听凭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合作，他必然会走向悲观，并发展出顽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想象，即使是对最懂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抛出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近完全控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脆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供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继续努力，而努力的前提则是与人合作，这样的奋斗才有意义、有希望，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我们共同的境遇。
人类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终极的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某个人或整个人类面对的是正道坦途，未来的一切都可以预料，任何事都可以提前做好，这样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未来不会出现任何出人意料的事，那我们还期待什么呢？事实上，正是生活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我们人类的兴趣。如果我们对任何事都一清二楚了，我们想知道的事都已经知道，那么探索和发现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科学也就走向了终点，我们的宇宙也成了老生常谈的故事。我们追求的艺术和宗教，也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所幸的是，生活并非这么容易就被耗尽。人类仍在不断奋斗，我们也总能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并积极合作，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行动之初就遇到了阻碍。他解决人生的各种难题方法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他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正常的人会努力寻求某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法，他能找到新办法，也能解决新问题。这样，他们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不甘心居于人之后，不甘心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需要别人的特殊照顾，他们会遵循正确的社会规律，行事果敢，并善于独立解决问题。
人人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具有唯一性。它取决于个人所认同的人生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只是口头承诺，而是体现在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它就像自创的美妙乐曲一样贯穿人的一生。但是，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并没有直白地表现出来，它的表现形式很委婉，我们只能从他举止中去猜测。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解读一位诗人的作品。诗人的文字不多，意义却异常深远，只有我们动用自己的直觉和研究才可以推敲出来。对于无比深奥也最为复杂的生活方式，心理学家也需要从其字里行间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品读生活意义这门艺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并不是通过数学精确计算得来的，而是在暗中摸索获取的。我们一直在整体中摸索，一点点地获得线索，然后对事物的局部认识，最后做出自己的解读。我们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同样是在暗中摸索出来的，它是我们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地图上的某一个静止的点。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优越感的目标是什么，也许他有自己的职业目标，但那只是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即使有了确定的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也各不相同。比如，一个人想成为医生，可是作为医生需要他具备很多素养。他不但要有专业的药学和病理学知识，他还要在行医中体现出仁爱之心。其救死扶伤的行为和尽职尽责的态度都会表现出来。这一目标其实就是他对自己自卑感的一种补偿，并且我们还能从他的工作以及其他领域的表现中，推测出他所补偿的是哪种具体的自卑感。
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医生很早就耳闻或目睹过死亡的事例。而这种事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人生是不安全的。也许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死去了，这就激起了他努力学医的决心，以找到一种对抗死亡的方法。也许有人的具体目标是当一名老师，但是老师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如果一个老师的社会情感很弱，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当老师的方法来让自己获得优越感。只有和那些比他弱小或者经验不足的人在一起，他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可是那些社会情感很强的老师则会平等地对待学生，并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我需要提醒一下，老师之间不仅有能力和兴趣的差异，自身的目标对他们的行为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他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为了适应这个目标，个人潜能就会受到压抑或限制。但是，原来的目标却依然顽强存在，直至他找到一种实现人生意义的方法，并实现其最终理想——一种优越感。
所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们都不能只看其表面。就像一个人可能改变他目标的实现方式一样，比如，他可以随意调换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其潜在的一致性，即性格上的统一。人的性格不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都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拿到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当我们将它放在不同位置，或者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就会觉得它有所变化，然而进一步观察发现，它始终是原来的那个三角形。个人的整体目标也是如此。我们无法从某种行为观察到其整体目标，但是从他的全部行为中却可以窥其全貌。我们不可能说：“如果你做成了这些事，你就获得了人生的优越感。”追求优越感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身体越健康，精神就越正常，在遇到困难时，就越能找到最佳办法。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才会只认定一个目标说：“我就必须如此，否则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都不会急于对特定优越感的追求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成为神一样的人。有时我们会听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要成为上帝。”很多哲学家也拥有同样的想法。老师也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上帝般的人物。在古老的宗教中，这种目标更司空见惯——教徒们必须以这种方法修炼，使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圣人。而成为“超人”的观念其实是成为上帝的委婉的说法。尼采在发疯后，曾写信给斯特林堡，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些疯子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为神，而且明目张胆地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他们会说“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想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他能用无线电波沟通世界、监听他人的谈话并拥有预测未来的超凡能力。总之，他想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也许，这些人想通过理想的表达方式把自己想成为世间的主宰的想法，比方说，掌握世界真理或者变得长生不老等。不管我们是想让自己永世长存，或者在人间反复轮回，还是预见一个永生不朽的世界，它们都是以成为上帝一样的人为基础的。在宗教思想中，只有上帝才是永存不朽的，因为他可以劫后重生。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观念的是非对错，这些都是对人生的解读，都是人生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认同了这种意义——成为上帝或者圣人。即使无神论者也希望自己能战胜上帝或者比上帝高出一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目标有强烈的优越性。
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具体目标，个人所有的行为也不会与之背离。个人的习惯和表现也都会完全遵循这一目标。那些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酗酒者、罪犯、变态者的行为都是在追求优越感。他们的目标导致了这些病症的出现。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指责的，因而他们绝不会反省自己的病症。
在一所学校里有这样一个男孩，他是全班最懒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成绩总是那么差？”他却说：“如果我是班里最懒的孩子，你就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我身上。你几乎很少注意那些上课安安静静、按时完成作业的好学生。”只要这种做法能够吸引老师的目光，并驾驭老师，所以他就不会改正了。要他放弃懒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用它来达到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掉了自身的毛病，反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家里他很老实，甚至略显愚钝、笨拙，在学校他的成绩也很差。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哥哥的行为方式则与他全然不同，既聪明又活泼，可是因为莽撞总是惹是生非。别人曾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可笨一点，也不要像你那样鲁莽。”如果我们认识到弟弟的做法是在避免麻烦，那就会知道他的愚笨其实是明智之举。因为弟弟天生愚笨，所以别人不会对他要求太高，即使做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责备。从他的这一目的来看，他并不是真愚，而是装笨。
时至今日，一般的矫正只针对其外在表现。不管是在医药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不赞同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成绩不如别人，或学校的作业总是做不完时，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点，想要他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他是想给老师添些麻烦，甚至是想让自己被开除来逃避上学：假使我们在这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的，这和成人的神经病症如出一辙。例如，假使一个人患有偏头痛（migraine），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遇到困难时，它便会适时发作。由于头痛，他可以避免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与陌生人见面或做新的决定时，他的头痛便会发作，同时，它还能被用来当作对别人发脾气的借口。这么有效的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奢望他放弃呢？在他看来，头痛可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它可以带来他想要的一切。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可以吓唬吓唬他，让他无法再继续演戏。就如同一些士兵害怕上战场，当在假装要给他电击或动手术时，病症就完全消失了。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改掉了一种症状，他还会患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的病症。有一种神经官能病患者能以飞快的速度甩掉病症，然后毫不迟疑地再患上另一种，令人啧啧称奇。他们变成了神经病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着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方式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摸透他们选用某种症状的目的，以及它与一般优越感目标的关系。
如果在教室中，我让人取来一个梯子，爬上了黑板顶端，然后坐在那里，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一定是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它，或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原因——“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身体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他才感到安全。”如此一来，别人便不会以为我疯得那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也是按计划行事的。我的疯狂就在于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假使有人告诉我：你的具体目标糟糕透顶，那么我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假如我的目标保持不变，而我的梯子却被拿走了，那我会锲而不舍，试着用椅子爬上去。如果椅子也被拿走了，我会尝试往上跳、徒手往上爬。每个神经病患者都是这样的。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旦改变，思维惯性和态度也随之转变，他就不再需要它们，新思维和新态度就会取而代之。
让我们再举一例，一位30岁的女士向我求助，说她交不到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成了家里的累赘，因此她备受煎熬。她时不时地做些临时工作，比方说打字员或秘书一类的职位，然而她的老板们个个都想占她的便宜，可把她吓坏了，只好落荒而逃。有一次，她也找到了一个工作，这个老板对她并不感冒，可是她却认为这是对她的蔑视，又愤而辞职了。她接受心理治疗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差不多有8年，精神治疗对她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她仍不大合群，也没有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我接诊她时，追踪了一下她童年的经历。因为不了解儿童的人，是不可能了解成人的。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天生丽质，而且被宠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她的家庭十分富裕。因此凡事只要她动动嘴，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当我听到这里时，不禁说道：“哇，你那时的生活就像公主一样。”“是呀，说也奇怪，”她回答道，“以前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我接着问她最早的记忆，她说：“当我4岁时，我记得走出家门，看见一群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蹦蹦跳跳，还同时大喊‘巫婆来了’，我被吓坏了。回到家中，我问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女佣‘世上真的有巫婆吗’，她说，‘是的，有巫婆、小偷，还有强盗，他们还会到处跟着你。’”从那以后，她就很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并且她将这种恐惧带到了全部生活之中。她说自己不够强大，无法离开家，家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
还有一段她早期的记忆：“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性钢琴老师。有一天，他想亲我，我立马就不弹了，撒腿就跑，接着就告诉了妈妈。从此，我再也不想弹琴了。”在此，可以看出，她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和男性保持很远的距离。她对性的观点就是，要通过拒绝爱情来保护自己。她认为谈恋爱是软弱的表现。
在此我想说，很多人在恋爱之后觉得自己变得很脆弱，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是正确的。恋爱中的我们会变得很温柔，并且对对方的爱慕也会比较容易使我们受到伤害。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永远是强者、刻意隐藏感情的人，才会避免对爱的依赖。这样的人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也不会去接受爱情。我们发现，这种人如果感到自己有坠入情网的危险时，就会亲手毁掉这段爱情。他们会挖苦、讽刺让他们陷入爱情的人，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的脆弱情感。
这个女孩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也会变得很脆弱。而且她变得过于敏感，当在工作中，有男人向她示爱时，她就会惊慌失措，只得逃走。可是，当她需要处理这些事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她的“公主城堡”崩塌了。她设法找来亲戚帮忙，可是她的境遇却是今非昔比了。没多久，亲戚们就开始对她厌烦了，再也没有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了。她很生气地责备那些人，说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呀。这样，她才勉强地避免了形影相吊的生活。
我想，如果所有的亲戚都抛弃了她，她肯定会疯掉的。她获得优越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家人供养自己，并帮她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她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星球的人，我在那里是公主。这个星球的人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有多重要。”如果再这样下去，她肯定会发疯的。不过，还算她机灵，她还能得到亲戚们的救济，所以没有踏上这最后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主人公的自卑情结和优越感。有一个16岁的女孩被送到我这儿来，她从7岁起便开始盗窃，12岁起便和男孩子在外面过夜。她的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在她2岁时，他们终于离婚了。她被母亲带到祖母家里抚养，她的祖母对这个孩子却是非常疼爱。在她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已经僵到了极点，所以母亲并不欢迎她。因为母亲不喜欢这个女儿，所以母女关系很差。
见到这个女孩后，我很友好地和她交谈，她说：“其实，我并不喜欢偷东西，也不喜欢和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妈妈看，我要让她知道她管不了我。”
“那你这样做是出于报复了？”我问道。
“我想是的。”她说。
她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大，她之所以有这个目标，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软弱。她觉得母亲并不喜欢自己，因而受到自卑的困扰。她认为能够制造麻烦就可以证明自己更强大。由此看出，儿童偷窃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时，大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15岁的女孩在失踪了8天之后，被带到了法庭上。她在法庭上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她说自己被一个男人绑架了，那人将她绑在房间里整整8天。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医生恳切地跟她聊天，想让她说出实话。她很生气地问医生为什么不相信她，并且给了医生一记耳光。当我见到她时，问她对未来的打算，让她相信我只关注她以后的命运，而且我能给她提供一些帮助。
当我让她将自己做的一个梦告诉我，她笑了笑，最后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梦：“我在一个酒吧里，当我打算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妈妈。一会儿，爸爸也出现了，我让妈妈把我藏起来，不让他看到我。”她害怕她爸爸，并且一直在反抗。她以前常受到爸爸的责罚，因为害怕受到打骂，她只好说了谎。当我们听到说谎的案例时，一定要看当事人的父母是否严厉。除非说真话会带来危险，否则他们不会说谎的。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和母亲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后来，她向我坦白有人将她引诱到一个地下酒吧中，在那里待了8天。因为对父亲的惧怕，她不敢讲真话。但是她又想让父亲知道这件事，以压他一头。因为她一直被父亲压制，只有在伤害他时，她才会有征服的快感。
对于这些在寻求优越感中犯了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呢？假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追求优越感，这就不难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就会对他们的挣扎深表同情了。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把精力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每项人类发明的背后，就是追求优越的不断努力，这也是人类文明之源。人类所有活动都沿着这一主线前进——由下及上，从负到正，再从失败到成功。只有那些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奋勇前进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如果采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我们就会发现，说服他们并不难。
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总是以合作为基础，这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和行动的要求，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合作事业。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连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罪犯都一清二楚，他们同样拼力为自己的一贯作风辩解，同样知道将责任推向他人。但是，他们丧失了向正面生活进发的勇气。自卑的心理一直告诉他们：“在合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你的份儿！”他们逃避现实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却一直沉浸在虚幻中。
由于人类的劳动分工，行业中的目标各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目标都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我们总能从其中找到一些毛病。对有的孩子可能来说，数学是他的优势，有的孩子可能对美术更有天赋，有的孩子也许体力强于他人。对于一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关注营养问题，他们会对食物有更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他的状况，将来他也许会成为厨师或营养师。在这些特殊目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得到真正补偿的同时，孩子们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并自我限制学习的内容。比如，一位哲学家需要远离社会，安静地思考和写作；可是，只要他追求的优越感中含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不会犯很大的错误。总之，人类的合作需要各种不同特长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