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天，路遥高小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学。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
这个决定在现在的人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但在当时的陕北农民看来，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实际，是过日子人应有的考虑。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大伯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就在路遥整天想入非非的同时，他大伯却在考虑着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在十四五岁前就订婚了，一到十八岁就该结婚了。俗话说，“老人欠儿子一个婆姨，儿子欠老人一口棺材”，王玉德最着急的正是这件事情。年轻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订婚，做家长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王玉德那年四十多岁，路遥也十四岁了，村里同龄孩子都订下了婆姨，唯独路遥还没有，这使王玉德感到很大压力。在他看来，念书是个小事，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开账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过日月的正道”。
他反复把这个道理讲给路遥听，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遥就是不听，两个人越说越远，有时甚至争了起来。这时他动摇了，不是觉得路遥说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的方法不对头。于是，他放下手里的庄稼活，连着赶了几次集，把亲戚、朋友拜访了一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在这个大问题面前，他表现得慎而又慎。
他能找到的人都是穷人，日月过得比他更紧巴，这些人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景”。他们以为，像王玉德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并告诫他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不懂事，大人要做主。可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这话一下子说到王玉德的心坎上了，不但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反而觉得自己的态度还不够强硬，因为他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如果任其下去，会“城里的误了，乡里的也误了”，闹不好，还会惯成个 “二流子”。“力出当墒牛，事出冤家口”，这个主意得自己来拿。
王玉德本来就不多说话，打定主意后话更少了，路遥提起这个事，他只是打哈哈，直到开学那天才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完递给路遥一把小镢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一下子愣了，默默地接过小镢头和绳子，一到山里就抡圆了扔进沟里，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路遥给我说过那次进城时的心情，他说：“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独。”为了上学，他找过所有要好的同学，许多同学都支持他，情愿帮他筹集报名费，有一个同学还带他见了家长，希望家长出面帮助。那位可敬的家长也很同情路遥的处境，但却不同意路遥背着家里人报名的想法，担心以后的事不好办，“上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把基础打好”，他建议路遥去找村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路遥接受了这个建议，返回村里直接找村里的领导。当时村里的领导叫刘俊宽，是一个十分有眼光且很仗义的人，他当即答应了路遥的请求，并借给他二斗黑豆，让他换成钱去交报名费。当路遥前去学校报名时，已经过了最后期限，学校不再接受，那位可敬的农村领导又帮他过了这一关。
这件事在路遥的一生中影响巨大，不仅仅是上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候，路遥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把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从这时候起，路遥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他已经离开大伯为他设定的人生轨道，走上了自己的路子。通过这件事，大伯在他眼中的权威感消失了，他觉得关键时候要自作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当同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地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时，路遥已经开始主宰自己的人生。这似乎是悲凉，反过来看也不乏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