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吧，约翰，感觉怎么样？你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商业广告导演之一，你才三十五岁，你要拍你的第一部故事片，你跟洛恩·盖兰德、布奇·波索莱这些人一起工作。说吧，约翰——感觉怎么样？”
实际上，没有任何感觉，就觉得我又回伦敦了，从天上掉进这种什么也不是的天气里，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我啜着啤酒，对着麦克风笑道：
“嗯，还用说吗？好极了，比尔。第一次拍电影不容易，但是我对这个计划真的感觉良好。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你说的没错！你肯定感觉棒极了。”
“当然前景看起来很光明。”
比尔是好莱坞《票房》杂志的伦敦特约记者——因此有这种兴高采烈的腔调。不过，我倒不觉得比尔今天上午很开心。看来为我的成功欢呼雀跃真是件难事，不过他们付钱给他就是干这些的。
“再多透露点消息给我们，剧本是由你来写吗？”
“我？你开什么玩笑？不，主要想法是我的，但是我们会请一位，请一位美国作家多丽丝·阿瑟来写”——比尔点点头——“来展开情节，写完剧本。起初，电影的背景设在伦敦，现在改为纽约，所以我们需要一位会说美国英语的作家。”
“跟我说说，你对与洛恩·盖兰德合作的前景看好吗？兴奋吗？”
无疑，他这话里有股讽刺味道，不过我说，“非常兴奋，真的太刺激了。我希望洛恩能帮我扫清这个障碍——洛恩，有着多年丰富经验，加上他的——等等。你最好不要写这个。我们这样说吧：嗯，洛恩是名真正的专业演员，是所悠久的学校。等等。你最好也不要写这个。只说他是真正的专业演员就好了，行吗？”
“布奇·波索莱怎么样？”
“关于布奇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花瓶。她光芒四射，而且她也非常聪慧，是个感性的年轻女人。我认为她在我们这一行里前程远大。”
“最后一个问题：资金。”
“哦，我说过，菲尔丁·古德尼是个投资高手。这也是他筹拍的第一部故事片，不过他在、在资金筹集上经验老到。要到电影发行之时，我们才会启用大型工作室。我们已经有个中等规模的投资人团队。有来自加州、德国和日本的资金。正如你所知，这也是融资上的全新尝试。”
“没错。请问预算是多少，六位数？”
“十二。”
“天啊，有些人总是运气好，是不是？”
“没错。”
比尔没再打扰我，走了，谢天谢地。我拿着空杯子踱回酒吧。十点三十，星期天上午，莎士比亚酒吧。在吧台曲面镜下堆满酒的狭窄通道里，肥文斯和肥保罗——两代杂务工和极有天赋的酒吧保镖——正猫腰装啤酒箱。肥保罗直起身子，我径直望着他苍白而湿漉漉的脸。
“再来一杯一样的？”他说。
“是，”我说，“嘿，那个——肥保罗。给我们来杯苏格兰威士忌。”
“一大杯？”
“不用，双份就行。”
肥保罗把酒放在吧台上。他抱着胳膊，往前靠过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今天有个新的脱衣舞娘，”他主动告知，“维罗妮卡。天啊，漂亮极了。”
“我会在这儿的。”
“喝吧，那个——塞琳娜。还跟她上床，是吗？”
“别问我，伙计。”
我们听到链条晃动的声音。我们转过身，一个小小的阴影在锁着的玻璃门后耐心地等待。
“他妈的滚！”肥保罗年轻气盛地吼道。
“别，没事，”我说，“这准是我那位作家。”
在伦敦五天了，还是没有联系上塞琳娜。
二十四小时前，我费好大劲才找到亚历克·卢埃林，不过线索到此就断了。亚历克，那个谎话精。他躲在大理石拱门附近一幢提供膳食卫生服务的公寓里——那是收费高昂的单身中层管理人员和临时旅客的简陋旅馆，绝对有那种监狱牢房和实验室的感觉：该旅馆坐拥五十套交通便捷且管理严格的公寓。亚历克把自己当成生活潜水员。犯罪、债务、毒品——他就在这种深度中潜水。夹着纸板火柴和香烟盒的纤长手指与他英俊、紧张、胡桃夹子般的脸部轮廓遥相呼应。是的，他很紧张。他比一年多前虚弱多了。一年前可以办到的事，现在他没把握了。
“塞琳娜在哪儿？”
“我不知道，”亚历克说，“也许躺在一堆鸡巴上，要么在哪家妓院里晃着她的屁股。随你怎么想。”
“她跟谁在鬼混？”
“我怎么知道？”
“你告诉我的，是我很熟悉的人。是谁。谁？”
“是谁不重要。想想吧，伙计。我简直不相信我会坐在这儿跟你说这些。她快三十了，是个拜金女，对不对？换句话说，是个正在掉价的床笫艺术家。她得一直傍下去直到发大财，她没有别的事可干。好吧，要么娶她，要么试试其他类型的姑娘。有雀斑的、中学水平的职业女性，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胖护士——”
“噢，你这个谎话精。你根本不顾及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当谎话精的感觉如何？”
“不太坏。当白痴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她在哪儿，在暑期学校？在湖滨散步？”
我环视一周，看到床上被子一团糟、梳子，还有打开的衣箱，里面的东西全被翻了出来。消瘦的亚历克，三十六岁、两个孩子的父亲，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特权——他在这间租来的拘留所里做什么？我们喝着法国绿茴香酒，或者说喝着幻觉，希思罗机场的标签还挂在一升装的酒瓶上面。
“你知道，”我说，“你在机场跟我说的话，扰乱了我整个行程。谢谢。你真没让我舒心。”
“那只是个警告。”
“呃？”
“她要的是你的钱。”
这真让我那什么。“那又怎样？”我说，“他妈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也想要你的钱。”他笑了，但还不如说是脸部抽搐。“听着，约翰，我是认真的。我讨厌问你要这个。”
“我讨厌听这个。要多少？”
他说了个数——让人震惊的数目。我说，“你已经欠我一笔钱了。你要这钱干什么？买毒品？还赌债？”
“离婚赡养费！现在她有法律支持。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有满满一警车警察跑来支持她。”
“等等。你跟我说过你还在操她。”
“我是在操她，只有你跟我知道，从没像现在这么爽过。”
“我不懂。”
“是这么回事。猪猡警察们说我欠她这些钱。如果我没钱，那也就算了。但问题是，我有钱，在银行里。现在我需要钱了结一单生意，我跟些坏蛋有点生意往来，如果我不交钱，我会有得受的。他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怎么对付我。”
我饶有兴趣地问，“怎么对付你？说具体点。”
“不是从脑后来一枪。换句话说，我的脸可能会开花。那些猪猡们，他们也是当真的。要么我星期五交钱，要么我去布里克斯顿监狱。”
“天啊。”
“给我钱吧，伙计——给我！你拍这电影能赚多少钱？八十万？一百万？”
“八字还没一撇呢。”
“给我。我会还给你的。”
“是啊，你一直这样说。”
“十天内我就会还给你。我发誓。我在等张支票。这是搭桥贷款。”
“哦，我了解这种搭桥业务。”
我也做过。每次总是如此。亚历克期待的钱——现在好像是我的钱，仿佛全写着我的名字，但是当钱借出去后，就不再是我的钱了，而成了他的钱。他不想给我一个子儿。金钱多变至此，你真得好好表扬它。
我对亚历克这么说。他不想听。我也不想。里面的门开了，一个身穿白色细腿裤的瘦长姑娘踮着脚尖走进来。我心想，这人还真正懂得裤子。她肌肤色调异乎寻常得几近可笑。她打哪儿来？婆罗洲、马达加斯加、水星？当她一手在她的包里掏着时，一手捂住脸。对有人在看她红棕色的乳房不以为意，看来许多人已看过了。她身后是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明亮得像白炽灯丝。我在那样的洗手间里待过，成排的洗手间（仿佛洗手间被测试得不够似的）。你感觉自己像只老鼠，撒着老鼠尿，在被控制老鼠的科学家观看。
“别看我的脸，”她说。
“喝杯茴香酒，甜心，”亚历克说，“这是约翰——这是艾琳。”
“刚刷完牙，”她说。
她一扭头又回到洗手间，现在走得自然多了。亚历克和我默默注视着她平滑的肩膀和受宠的屁股。
“这些小妞们在哪儿做的日光浴？”我问，“某个小岛上？”
“全是在‘她——光彩’里做的，”他凝视着关上的洗手间门说。“说来你不会相信，她的屁股白得跟那条裤子一样。艾琳不愿别人以为她做日光浴时光着身子，她觉得那样很下流。可笑吧，是不是？”
“那条裤子很酷，”我轻快地说，“现在听着。”我一根手指警告性地敲着酒瓶。“我可受够了你和钱的事，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撒谎？我想知道这钱是给谁的，我不断给你的钱都哪儿去了。”床上放着两张揉皱的机票。我伸手拿过来看：巴黎、头等舱。“艾琳是哪种姑娘？胖护士？”
“职业女性。机票钱是她付的，我也欠她钱。”他哆嗦了一下，心绪不宁地两手一挥。“我得摆脱这堆垃圾。你不过是个侥幸成功、撞了大运的小混混罢了。关你啥事？给我闭嘴，把他妈的钱给我！”
我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想看到、想听到、想感觉到的。这是我朝上他往下、我们彼此擦身而过时他恐惧的致意。也许我花钱买的就是这个。
“好吧，”我说，“我看看能做点什么。”
尖利的铃声响了，跟着门外传来三下重重的敲门声。亚历克立刻站起来，赶紧退到洗手间里，偷偷摸摸的样子看来不是第一次。他朝我狠狠点了点头，一挥手掌做了个遁身姿势，不见了。
我手端酒杯，拿着香烟，解开门栓，拉开门。一个头发乱蓬蓬的粗壮男人靠在门柱上，仿佛极累，用拳头揉着眼睛。他笑得刻薄、疲倦，但幽默之火还没完全熄灭。是的，他块头很大，跟我体重差不多。亮晃晃的肥大西装在走廊尽头的日光下泛着光。
“什么事？”
“卢埃林先生在吗？”他伸直了脖子问。
他找的不是我，也不是像我的人。我没有亚历克那么瘦、也不爱打扮，没有那种出身高贵的亡命之徒被击败的狡诈。他找的不是我，不是他自己这种人。
“你是谁？”
“卢埃林先生在家吗？我看着他进来的？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你不能进来。”
“这样做，”他说，“这样做有点蠢。而我们，我们是当真的。人们犯傻时，我们会很恼火。”他向前迈了一步。“现在让我们把这事给了了。”
“得了吧，”我说，自己也向前迈了一步。“我知道你们干的勾当。你们半价买下跳票支票，然后再来敲诈勒索。”这不会折胳膊、不会剥脸皮。他在金钱大军里军衔太低，业余人员、民兵。他不会逼你说，他会烦你说出来，他为了钱会烦死你。“你根本不合法，”我说，“你只是个马仔。滚开！”
壮汉垂下头，转过身。有片刻，我看见他坐在停在那儿的卡普里特或666车里，面红耳赤、直喘粗气，想着如何挽救局面。但是后来，他朝地上吐口唾沫，抬起头挖苦地看着我。
“你可以告诉你那个骗子朋友，我们会再见面的。你也一样。”
“噢，你们就会吓唬人，”我说。这家伙在恐吓这一行里没有前途。他一点也不可怕。
“很快会再见的，”他说着走下走道，手里还晃动着钥匙。
我精神振奋地踱回屋里。“他走了，”我边说边推开洗手间的门。
……啊，色情。艾琳坐在盥洗台上，一丝不挂，不，她穿着白裤子。不，她光着身子：那奶白色裂缝只不过是她比基尼边的错觉。这姑娘（我突然觉得），她煞费苦心地想现实点——可那时，舞蹈者们要假装成牵线木偶，他们跳得多累？……在无礼的白色灯光下，她的腿悬在亚历克肩膀上。亚历克转身看着我，表情迷惑而紧张。她也扭过头来，眼神呆滞，根本没有投入，仿佛她在照镜子，却没指望会喜欢镜子里的东西。她的嘴更奇怪。裤子就挂在嘴上，它的荷叶边就卷在她唇间，像凌乱的花束。
我留了张支票在床上。当我走回过道，下楼梯时，我听到点声音，特别清晰有节奏。那是模仿自愿痛苦的声音，是孩子打喷嚏前发出的声音，我听得出这声音是艾琳发出来的，她嘴里的东西滑了出来。
此刻，肥保罗弯下腰，打开黑色的大门栓。多丽丝·阿瑟走进莎士比亚酒吧，不知道该把感激的微笑送给谁。不过，肥保罗一直低着头，跟地狱看门人、地狱保镖一个样……菲尔丁·古德尼跟我说过，多丽丝是“天才的女权主义者”。我还以为这不过是床上天才的可笑代号，不过此刻我没多大把握。我喝了口酒，等她在昏暗中认出我。毕竟，多丽丝是上过大学的人，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她可以找到自己的路。通常，我讨厌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讨厌有学历的人，剑桥普通水准、初中前入学预试、艾奥瓦基本技能测试、速记文凭……而你讨厌我，是不是？是的，你讨厌我。因为我是那种新型的、专干坏事的有钱人。对此我要说：你们永远不会接纳我们，真正接纳。你们可能以为你们接纳了我们，但是你们永远不会。你们只是给我们一点钱。
然后再对我们说滚远点……至于女权主义，总体上说，嗯，我的态度是有权有势的黑帮老大的立场。当惹人厌的女权主义者们可能会坏了大事令他很恼火时，他会把女士们请进来，平静地说，好吧，那么你们要的是这个，以前谁拦着你们了？我们以为你们一直很快乐地做那些事。上百万年来你们一声不吭，到现在才说。不过我通情达理。很快，在我们某个城外运作中就会让步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你们安分守己，谁知道，我们可能会……
“约翰·塞尔夫？”
她眯着眼站在那儿，迟疑着。不管她们有多男性化，有多激进，姑娘们永远不会失去这种灵敏的直觉，或者我希望她们不会。她穿着宽松的牛仔工装和一件差不多开裂的飞行员夹克——抗强奸服装，催泪毒气服装。它们不管用。此刻，我想，这儿有个、有个真正值得强奸的人。找个好律师的话，你只会判两三年。近年来，局子里也不太坏。他们有乒乓球打，有电视看，还有单人牢房。
“请坐，多丽丝，”我相当酷地说，“我请你喝一杯。肥保罗！”
“不用——水就好了。”
“瓶装水，还是自来水就行？”
“自来水就行。”
我穿着方方正正的西装，笨拙地站起来，从酒吧人群中挤过，我转过身。多丽丝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四处打量……几个月前，菲尔丁送给我这小妞的第一本小说，薄薄一册短篇小说选。年轻的多丽丝在美国显然干得不错。菲尔丁的洛杉矶办公室附上了剪报，上面划线的文字温和地提到她小说中的原创性和反传统的情欲力量。不知何故，这本书名为《啼笑皆非的时尚新款》。又不知何故，有个短篇与此同名。深夜，我打着呵欠、眨着眼看了几篇，想找反传统的情欲力量。我读了那篇名为《啼笑皆非的时尚新款》的同名小说，讲的是一个流浪汉，他言必称莎士比亚，他所做的不过是乞讨、拉皮条和诈骗，可他是边做这些边谈莎士比亚。这个老浪子——我无法告诉你他有多讨厌。不管怎样，哪怕是我也看得出她直白对话里立场的多次转换，多丽丝因此而加入我们剧组。菲尔丁说过她是个犹太公主。她当然是个值得一看的小奇观，她是北非蜂后，有着魔鬼般的肤色，炽热的黑眼睛，润泽而半启的嘴唇……噢，伙计。怪不得她穿得难看。可是对那种长相你无能为力。它们让人无法自拔。它们穿过我身上重重的宿醉热浪直冲而来。它们剥开了宿醉的七重面纱。
像《票房》的比尔一样，多丽丝掏出一个本子，鼓励地看着我。“你能跟我谈谈，”她小声说，“你最初的想法么？我是说，发生在哪儿？”
“什么？”
“我说故事最初发生在哪儿？”
我耸耸肩。“就这儿，”我说。
我们一起难过地看看周围改建到一半的拱顶——蔷薇木、潮湿的紫色长毛绒、窗帘软软地耷下来，后面是脏兮兮的玻璃，冰冷的厚台球桌，连仅有的一只手臂也没了的吃角子老虎机，还有肥保罗无神的双眼、酒吧脸、张开的大口，他看着钟，听着时间嘀答地一路奔向中午。
“就这儿。我就在楼上出生的。这地方是我爸爸的。”
“你开玩笑吧？！”这个不假思索的词语从那两片丰满、深橄榄般的嘴唇间奇怪地滑出来。她的牙齿像珍珠，是莎士比亚酒吧这个牡蛎里的珍珠。我用鼻子吸了口气说，“像这样。父亲、母亲、儿子和一个情妇。父亲、儿子共享情妇。起初她是父亲的情妇，后来儿子强行插进来。儿子知道情妇跟父亲的关系，但做父亲的不知情。知道吗？你听懂了吗？你知道，做父亲的已经——”
“我懂了。”
“操了她好多年，现在儿子也加了进来，偷偷地。噢，是的，情妇与黑帮有往来——她过去在一家黑帮酒吧里跳过脱衣舞。不管怎样，一天，在饭馆里——他们全都在一家饭馆、或小酒馆、或酒吧、或俱乐部里工作。到底在哪儿我们还没定好。情妇也在那儿干活。反正，一天——做母亲的和儿子关系密切，也把这个情妇当女儿看待。这位母亲什么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在他们工作的饭馆、或小酒馆、或酒吧、或俱乐部里，面包店每天会送货过来。一天，父亲和儿子打开一包面粉。可那不是面粉——是海洛因。现在做父亲的跟黑帮扯上了关系。他只想把那包东西给送回去。但是做儿子的，他——”
这个故事我说过很多次——只要我精力充沛，我可以滔滔不绝，毫不费力。这样我的思绪可以随便乱飞，就如它在没有压力或也不快乐时总是神游万里一样。我的思绪在舞蹈。什么舞？焦虑和恳求之舞，徒劳的熬夜之舞。我觉得我肯定得了什么新型母牛病，这病会让你琢磨你有没有真实存在过，会让你觉得生活像个恶作剧、像场表演、像个笑话。我觉得，我觉得自己死了。有个家伙就住在我周围，他真的让我毛骨悚然。他也是个作家……我一个人睡不着——那当然。我需要有人关心。我得马上走出去，买点关心。清晨我醒来，一无所有。晚上我醒来，在负时间里醒来……最好不要问——最好不要说。
多丽丝魔鬼般的双眼从来没离开过我的眼睛，她晃动身体脱掉夹克，拿手帕摁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她的男式白衬衫也因丝质质地而闪闪发光。我凝视着她，接着嘟囔。照我看，她绝对是个飞机场。而且她的苗条，也奇怪地让人心猿意马，尤其是当你盯着那活跃、复杂的喉咙时。塞琳娜的喉咙更丰满、更多变、更容易点燃他人的激情，实际上她的乳房也一样。这跟乳房有什么关系？你不需要它们，是不是？多丽丝不需要……酒吧门打开来，然后一直开着。人们鱼贯而入：这个时候老顾客不多，穿着低俗西装、腋下夹着小报的中年人也不太多。不，现在进来的是年轻人，红男绿女、华服丰乳、生龙活虎，带着城市的喧嚣吵闹，还带着他们的金钱。
“所以到最后，”我还在说，“我们来了个父子间的大摊牌。噢，是的，而这——”
“跟我说说，”多丽丝说，“布奇·波索莱这个角色的动机是什么？”
“啊？”
“那个情妇。她的动机是什么？”
“啊？”
“为什么她要跟这两人睡觉？做父亲的给她钱，那好。但是为什么要跟儿子睡？那样做对她来说风险很大，更何况这个儿子是这么个软蛋。”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他在床上功夫了得。”
“什么？”
“也许他是个抢手的性伴侣。”
“那不是动机，不是我们能戏剧化展现的东西。关于这个情妇，关键点在于她不仅仅是个花瓶，对吗？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观众不会买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女人，为了性而毁掉自己的生活？我们得向观众提供点动机。”
肥保罗晃悠着走过去，“维罗妮卡上台了，”他说着做了个大胸脯的手势：两个手掌窝着举起且紧绷着。多丽丝温柔地抬起头来。
我说，“嘿，你们这些小妞、你们这些作家，到这边来。”
我牵着她冰冷、纤瘦的手，穿过沾着灰尘且潮湿的天鹅绒门帘，进入更喧闹、更多烟雾、更多酒精的世界。二十多个大声吵吵的人们看着小舞台上一个大女人。她像只黑蜘蛛、身形健美，舞跳得很好——面无表情，正该如此。她慢慢跳了几分钟后，半躺在一直摆在那儿的直背椅上。此时她一手紧按胸口深沟，另一只手找到裤子上的亮片缀饰，滑了进去，在那儿动啊摸的。我弯下腰，在多丽丝耳边悄声道。
“你看行吗？也许你想坐在我脸上？告诉我。她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听着。我的菲亚斯哥就停在外面。我们去你住的酒店吃午饭，然后我们上楼，去你那儿上一节长长的动机课。”
她抬起头，打量着我，点头微笑，穿过门帘走出去，结实的屁股上一记响亮的巴掌让她加快了步伐。我跟在她身后，小声嘀咕着，眼睛盯着忙碌的舞台。真美，不是吗，她们一直都这样，上帝保佑她们？你只需一个大身体——大身体和小胆量。
多丽丝急急地收拾东西，夹克搭在肩膀上。哇，宝贝儿，我想，迫不及待，啊？也许午饭都不用吃，我们径直上床好了。这时我看见泪水像汗珠似的从她脸上滚落。
“谢了，”当我走到身边时，她说，“这么多年来没这么倒霉过。”
“得了吧，亲爱的，你知道你喜欢这样。”
她冷静下来，话说得很吃力，但最后还是一股脑全说了出来。“你这个混蛋，”她说，“我不知道他们还在大批量制造她们。你以为我们这种女人会身不由己被你这种男人吸引，我才不想同你这种男人上床，我但愿你这种男人死光光！”
她转身要走，我往前一扑想拦住她，结果撞在了桌子上，跌倒了。这个动作，以及我撞倒并在其中挣扎的一大打空啤酒杯和威士忌酒瓶，让我想起某事来。我以为宿醉可能消了，实际上它沉入另一吨酒精之下，无迹可寻。我爬起来，掸掉西装上的湿玻璃碴，发现父亲从红色门帘的缝隙间看着我。我也迷惑地看着他，若有所思，但他瞟了一眼，端着酒退回到阴暗处，这是打发我走的意思。
十分钟后，我还在莎士比亚酒吧厕所里，头靠在小便池冰冷光滑的石头上，额头觉着舒服点。我抬起头，慢慢皱起眉，大声读出柠檬绿瓷砖上的信手涂鸦。“干掉所有黑鬼。强奸是屎。操科夫。”
“谁是科夫？”我自言自语，“行啊，管他是谁，操他。”
午睡后，我觉得好多了，我手足并用顽强地从后排座位爬到前面，只在皱巴巴的裤腿被手刹钩住后解开它时停了一下。然后我开车回家——坐在我紫色的菲亚斯哥里，从皮姆利科开到波特贝洛。我的菲亚斯哥是台漂亮车，是辆精力旺盛、重量可观、乒乓作响的老式跑车。菲亚斯哥，我的骄傲与欢乐。当我去纽约时，我仗义地把车借给了亚历克·卢埃林，可是我收回来的是什么？贴着交通告票、沾着鸟屎的圆顶小屋，撕裂的备件、新冒出来的难听的摩擦声，仪表板上每样东西都闪着光不工作。这家伙对我伟大的、无与伦比的菲亚斯哥干了什么？仿佛他住在里面，不仅如此还将它分租给他人。有些人，他们真是不入流。当菲亚斯哥驶进——或被推进或拖进汽修厂到处是垃圾的停车房时，你真应该看看那些修车工们脸上的艳羡之情。有一次，这车还是用直升飞机吊进去的。我的菲亚斯哥性能不稳定，跟最好的赛马、诗人和厨师一个样。你不能指望它像旧米斯特拉或阿利布一样。这车是我去年花了一大笔钱买的。有些人——亚历克很可能便是一个——觉得菲亚斯哥错在炫耀卖弄，认为菲亚斯哥品味差。他们懂什么？！
我和车爬进了我住的那条街。你没法在这附近停车，哪怕星期天下午也不行。你可以并排停在人们上面，人们也可以并排停在你上面。车的数量在翻倍而房子面积在缩小。房子被一分为二、为四、为六。如果一个房东或发展商遇到一间足够大的房间，他会把它变成迷宫、七巧板。多层门廊上密布的门铃按钮像古老宇宙飞船上的仪表板。房间划分开来，房间增殖，房间分割——房屋并排三幢地立在那儿。人也在翻倍、在分开、在分离。在双重麻烦下，我们分割损失。怪不得我们欣喜若狂。
……我喜欢把我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想成花花公子的寝宫，不过想也没用，它仍旧是个低级的娱乐场所、栖身之处、窝棚——单身公寓。一股单身汉的味道、独身的味道，就是我也能闻出来（不要让独身状态变成你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它融入你骨子里。不用多久，单身便深入骨髓）。我可怜的公寓像个毛头小伙，激动不已、张口发呆、渴望女人、为女人憔悴，我也是。它的灵魂已毁，我的也是。（她的睡袍、她的保湿霜、她装内衣裤的百宝箱——它们不在了，全不见了。）我公寓里凌乱的米白色地毯、犀牛角和路标塔的沙发、罩着黑绸床罩的椭圆形大床。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我的，薄纱帏幔不是我的。什么都是租来的。我租水、租热、租光。我买茶包租茶喝。我住在这儿十年了，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公寓虽小，但花费不少。
站在厨房的一角，我可以看到下面四肢灵活的慢跑者朝南边公园跑去。天气差不多跟纽约一样糟。当中有喘粗气的胖子，有出名太晚、微有薄名的艺术家，他们顺着上坡跑、向上跑。我的同辈人，我们开始这一切的。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满意于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现在他们想永远感觉精彩。六十年代教会我们老去是可恶的。我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六十年代温驯、不笑、不发表意见的产物——但是在这事上，我真心同情过往，同情没人介意一直活得像个死人的往昔。我从反着光、脏兮兮、粘着烟灰污渍的窗户望出去，看到外面这些穿着童装蹦蹦跳跳的老家伙们。回家去，我说。回家，躺下，多吃些土豆。昨天我打了三次飞机。每次都不容易。有时你真的要全力以赴才行，像做体育锻炼似的。这跟意志力有关。任何有蛋蛋、站在那儿跟我说打飞机不是项锻炼的人，他们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在厕所撒尿时，差一点心脏病发作。其实我也做些其他锻炼。我上楼下楼；我钻进钻出的士和餐馆的火车座；我长途跋涉去屠夫武器和伦敦学徒酒吧。我咳得厉害，我经常呕吐，这些真的让你疲惫不堪。我打喷嚏，我洗澡和上厕所。我上床、下床，经常一天好几次……啊，你在纽约看到的是我最好的一面，是最有约束、最坚定、最有活力的我。在伦敦，我发现我有种走下坡路的迹向。在这儿我无事可干、没人可以共事。我什么都没做。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人，好让我背叛塞琳娜。比如，我觉得小多丽丝就非常可爱。女人！酒！如果你与女人打交道时一直醉醺醺，会让你很不利——不过，有一天菲尔丁在电话里提到那天布奇·波索莱对我印象极好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是的，你在纽约看到的是最好的我，温文尔雅而魅力逼人。噢，为纽约精神干一杯！在那儿，哪怕你一塌糊涂，大家还觉得你才华横溢，因为你来自欧洲。我犯过错，我承认，就像我们去那儿试试时都会做的一样。比如，在深夜二点一刻时，在食客寥寥无几的小饭馆里骂着还再来一杯。比如，在酒吧里起哄唱歌，在夜总会和迪斯科舞厅里摔跤。在前两次的旅行中，一天早上，我跟菲尔丁还有最初的三个投资者一道出席一个早餐会，就在萨顿广场附近的一间天鹅绒酒店的公务包间里。在我的故事大纲讲到一半时，堵住嗓子眼的恶心的软木塞好像给突然拔出。我只好跑到隔壁厕所去吐。厕所很大，还装有听觉效果：我那河马怒吼般的声音隔着门也清晰可闻，还是四声道的（后来菲尔丁向我解释过）。回座位时，有一两人好笑地望望我，我随他们去，我觉得它没有伤害到我。如果我是他们，我会享受眼前这景象。请注意：看到有人真的崩溃——并且起因在他自己，对我这可怜的老心脏有好处，还好不是被外界自然或不幸所摧毁，不然那可会吓到我。不过，在美国，大家都非常拘谨古板，因此，那天早上，当我继续侃侃而谈时，面对厚重的银质餐具里盛着的果汁、炒鸡蛋和煮得汩汩作响的咖啡时，大家面露出怀疑、担忧的神色。我开始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前几天，当我想从塑料瓶里用力挤出最后一滴番茄酱时就是这种声音，现在我又听到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于是拼命咳嗽，把自己搞得鬼哭狼嚎的，只好被人搀扶着下了楼，坐进了独裁者里。全是些无伤大雅的闹剧而已。我在这种状态下不想看见女人。你在女人身上看不到这些，我很高兴。有时候你在我周围，在那些小破酒吧里的金发美女们身上看到……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在伯克莱的那晚？出什么事了？肯定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解开了一个小谜团。我现在知道我是如何从纽约飞回来的了。菲尔丁给肯尼迪机场打电话，说我要坐的那个航班行李中有炸弹。“没什么大不了的，滑头，”菲尔丁在电话里告诉我，“我赶飞机晚了的时候总这么干。他们会严加盘查那些误点的旅客，但如果你是头等舱的话，他们不会查的。那样做可不够划算”……可还有第二个谜团，那个谜一直在我心头盘旋。
现在是星期天下午，我从厨房走到睡房。我打开嵌入式白色衣橱，拿出在纽约最后那晚穿的那套西装。这已不是第一次，我把裤子扯出来，在床上摊平。裤裆侧缝处有块大污渍，比黄褐色要深些，然后逐渐缩小变成一滴滴的在两条裤腿上。那脏东西摸上去还有点裂纹的感觉。这是什么？自来水？不是。是香槟或尿。我想我知道真相。记忆就在那儿，它还在——一摸它就让我作呕。啊唷，别让它碰我！走开些。所以我又把这套西装锁回衣橱，连同它的犯罪同伙一道送回牢房里，安全地关门过夜，别让我摸到。
眼下我缺了点什么。难道你不觉得？到处玩、闪亮、迷人，我的生活看来不错——总之，表面上如此——但是我想我们都觉得我有毛病。不是这样？那是怎么回事？哥们、姐们，行行好，告诉我，帮帮我。你会说是酒精……酒精没那么大不了，我保证，酒精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有新东西。我感觉受侵犯，感觉上当、被人愚弄。我听到陌生的声音，说着奇怪的话。我脑子里冒出一些想法，我觉得受到打搅……一天清晨，我打开小报才发现，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整个英格兰已经被骚乱暴动、被烧焦的贫民窟、被社会崩溃给弄得焦头烂额。我从报上获知，失业让大家都很愤怒。我了解你的感受，我自言自语。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一天到晚没事干。我无助地坐着，脑子里全是耳痛和暴乱。为什么？说吧。内城贫民区因金钱骚乱而受到破坏——但是我有钱，很多钱，我还会赚更多。可我还缺点东西，他妈的，是什么呢？
兴之所至（这些日子我总是心血来潮：这就是我所谓的动机），我走到隔壁房间，放眼打量我的藏书：《家庭税务指南》《金银岛》《高利贷者》《雅典的泰门》《配偶的权利》《我们共同的朋友》《买、买、买》《织工马南》《成功！》《坎特伯雷故事集》《检查官自白》《大如里兹饭店的钻石》《紫水晶遗产》——这是我所有的藏书。（大部分严肃书籍是塞琳娜前任的收藏，只有《高利贷者》例外，那是我自己买的。）我盯着我的太空时代音响系统。多年前我对摇滚音乐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失了，实际上在成长过程中我对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没有兴趣。我等待，我徘徊，但就是什么也没有。时至今日晨间电视节目还只是个梦、是声呓语。也许我打算跟它一起消磨时日，也许不。看电视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是我的一项重要技能。录像电影是我的另一项成就：魔法、大屠杀、情色电影。在我能够思考时，我发现，我的所有习惯都跟色情有关。唯一的满足这么生硬地被强调。快餐、性爱表演、太空游戏、吃角子老虎机、色情录像、裸体杂志，酒、酒吧、打架、电视、手淫。我对手淫或它们令人疲乏的频率有些疑惑。我需要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触摸。这儿没别人，所以我自己解决。至少打手枪不要钱，免费赠送，没有现金牵扯其中。
用来配烤马铃薯般的沙发的石英茶几上，一沓未拆的邮件随意摊在那儿。我的生活中所有邮件只有一个主题。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我看着这沓信，最终还是拆开来，骂骂咧咧看完全是陷阱的建议与要求，对于这些乞求的信件，我想说，听着，难道我们不能换个话题？这么多年之后，难道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事？只此一次……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最后一次收到情书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写情书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六点半。忏悔时间。我给多丽丝·阿瑟住的酒店打电话，说了许多道歉的话。一个人能有多少道歉？当我回纽约后，我需要更多道歉的话——对玛蒂娜说……多丽丝相当轻易地宽恕了我。起初，她们总是这样。再说，有十万块钱让她保持兴趣。后来，我找到一支圆珠笔、一本便笺、几个信封、一页邮票。我边工作边对自己、对金钱悄声低语。
最后一封信的信封上是手写的地址，写到我的名字时用的是“约翰·塞尔夫先生敬启”。我从纽约回来后的这个可怕清晨（伦敦的中午，坐在空荡荡的公寓里，手里端着杯酒，比如，清晨六点时的金汤力——这得是对身体和灵魂都有好处的消息），我翻着这个黄褐色信封，寻找友好、帮助的手，我扫了一眼这笨拙的笔迹，寻思这是我用得着的哪位脊椎专科医生、发型师或彩票专家寄来的一封颇有技巧的勿忘我信……他们雇外国小妞们手写地址：多少给了我一点人情味。但是，突然间，这封信看起来是很私人的信件。我心狂跳着撕开信封，读到：
约翰，亲爱的，
接我回家吧。我不相信你说的那话都是当真的。你怎么能认为我是这种人。来接我吧，如果你不照顾我，我不知道怎么办。
爱你的塞琳娜xxxxxx
附注：我身无分文。
危险地兴奋起来，在强烈欲念的支使下，我给自己倒了杯酒，仔细读这封信寻找线索。邮戳是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日期是十天前。信纸上的信头是辛柏林，酒店赌场，七位电话号码以二、五形式写的……这个什么接我回家是什么意思？我说过什么可怕的话吗？我不止一次回忆去纽约前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带塞琳娜出去吃了顿昂贵晚餐，为了钱我们大吵，回家后来了一场详尽细致的告别做爱，塞琳娜勇敢而坚忍，我则一如既往地充满兽欲。接下来，我记得睡前我喝了几杯饮料，自己安静地睡去了。换句话说，非常普通的一晚。最后我可能说了几句无礼的话，但那也很寻常。第二天中午我醒来时，塞琳娜早走了。我也没多想。我喝了杯爱尔兰咖啡，收拾好东西，在厨房墙壁上写下我在纽约的电话号码。
一个男人接的电话，漠然地答应照我的话办。
“我就知道是你，”她沙哑小声地说，强压着迫切与邪念。
“回来吧，回家，”我用同样的声音说，“我要你，马上！”
“噢，天啊，瞧我这日子过的！”
“打的。”
“坐的士！”
“快点！”
“好。”
“马上。”
“好。”
我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拿起信封。我的眼睛，奇痒无比又灼热疼痛。你们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笔迹——她懒散、不熟练的签名，她潦草画上的亲吻。这怎么可能？我是说，我知道我们不是那种最善于表达的伴侣，不过大家都一样。见鬼，两年的分分合合，甚至没有写过一张便条？见鬼。我扔下信，抬起头。我有没有给她看过我的笔迹？是的，她见过，账单上、退货凭条上、支票上。
我在闹哄哄的商场里转来转去。我来干吗？买香槟。塞琳娜她喜欢花钱。玩色情你不能半途而废。色情和金钱总喜欢搞在一起，你得付结盟费……辛柏林，呃？我自己就住过这间酒店——和塞琳娜的一两个前任，某个模特或设计师，某个辛迪或琳迪或朱迪或楚迪。这是个花钱的地方，没用的琴酒宫和游戏窝，非常贵，全是扬基佬和枫叶客，掮客、妓女、骗子以及肮脏的周末游客。我推荐这个酒店。我，我曾经在斯特拉特福为一种名叫汉姆雷特的新闪脆肉蛋面包片或面包卷或面包三明治拍过一个电视广告。我们找了间剧院，整个广告在舞台上拍摄完成。有个演员，浑身素黑，连脑袋也不例外。他惹上了麻烦，一个愤怒的小妞对他唠叨个不休。突然，一个淫荡大女人，穿着清凉短裤、戴着胸罩，端着两个热气腾腾的汉姆雷特，悠悠然走进来。她朝他抛了个媚眼——一切就是这么容易。我所有的广告里都有个只穿热裤、戴胸罩的淫荡大女人。这算是我的商标。没人说我的广告深奥。但是，天啊，他们的快餐就是卖得快。
我低头从湿湿的白光中闪进五光十色的酒铺里。天啊，他们有那么多酒，而且许多酒价格低廉——成缸的尼日利亚雪莉酒、成桶的阿拉斯加波尔多葡萄酒。他们甚至有种名叫酒晶的酒，装在标签都没有、大得像锅一样的塑料瓶里出售。对于出没于市区这一带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女、流浪汉、站立不稳的醉鬼，酒铺一定已经启动了直接应对方案。当然货架间还晃动着一些可怕脸孔。当我在麦芽威士忌展厅里逗留时，一个老头来到我的身后，嘴里一股腐烂木头的味道，像条迅捷的火血蜥蜴。废话！他的声音懒洋洋，指着把他长满燎泡的脸上一分为二的一条新的伤疤，语调冷淡地乞求、为自己开脱。不，你不能这样，伙计，我想——你不能在这儿乞讨：招人讨厌。我本该给他一块钱，让他离我远点。不过，当然，守在收银台前的三人中一个满脸疙瘩的家伙打着呵欠走过来，一手重重地拍在那可怜家伙的肩膀上，指示他回街上去，那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滚出去，老小子。为什么？因为钱说的。我买了三瓶普通法国酒。在柜台上结账时，他们把我的优越卡登记在一个小本上，那上头列着的都是破产诈骗犯和众所周知的失败者……然后我丁零当啷地走进隔壁换支票的地方。有个小妞坐在笼子里，不分昼夜地把支票换成现金，不过要收你一半现金作为这笔交易的佣金。实际上，还不止一半，至少现在是这样。佣金一直上涨。总会有一天我走进这儿，写张五十英镑的支票，递过去，等一会儿后问：“行了——我的钱呢？”笼中的小妞会抬头说，“你不识字吗？我们现在全收了。”
我走很远的路回家，好打发掉塞琳娜回来前的时间——我那卖不出去的塞琳娜、我那时髦的塞琳娜，一度在打折销售中继续降价。啊，我是多么爱它。我太爱它了。就像塞琳娜，这个区总算走上坡路了。这条路对面曾有间开了三代的意大利饭馆：铺着亚麻桌布、一身黑衣的女招待神情严肃。现在那儿成了间汉堡窝，其实街上已经有家汉堡小屋，也有家汉堡馆以及一家汉堡村。快餐相当于快钱。我知道：我也助了一臂之力。也许还有盈利空间，可以再多开几家。这条街每隔一扇窗户就有家脱衣舞小店。一条街上需要多少家脱衣舞小店——三十家、四十家？过去这儿还有家书店，书籍按字母顺序和主题来排列，现在消失了。这地方以前有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市场力量造成的。这是家脱衣舞小店，由三个难看的黑妞在打理，她们的笑容尖得像针。过去这儿还有家乐器行（长笛、吉他、乐谱），已经被一家旅游纪念品巨型超市所取代。过去那儿是家拍卖行：现在成了录相带俱乐部。犹太熟食店——按摩店。你明白了吗？我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一路向上、畅通无阻。我很开心。不，我不太开心。对于那家意大利餐馆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曾是那儿的常客，塞琳娜也很喜欢那儿——但是其他东西对我没用，我很高兴它们都不见了。
我从挤得要命的穿梭巴士上下来，走进灰头土脸的广场和呆头呆脑的旅馆的格子栅栏间，安静多了。某些居民区也总算开始走上坡路了：它们正在改造修缮、加湿处理、大理石化。广告总监们、投资客们、尖脸小两口们，全都搬进来，各自划地为营。在我家周围你甚至可以碰到那位奇怪的二流名人。一个老演员，在后街酒吧里演唱辛酸的咏叹调。还有个播新闻的小妞，好几次我看见她把她的孩子们塞进那辆旧回飞镖车内。每天，在锡尔切尔斯特花园的烤肉店内，一位不成功的清谈节目主持人和一位酗酒的前智力节目主持人神情严肃地共进午餐。哦对了，还有一位作家也住在我家附近。酒吧里一个家伙指给我看过，从此我常在亲子游戏、太空游戏厅看见他，我还看见他背着蓝色洗衣袋去自助洗衣店。我觉得他们付给作家的钱不会多，你觉得呢？……他停下来，看着我。他满脸狐疑，你读不懂——那苦笑中杂有假笑，还有种心照不宣的神色。他真让我毛骨悚然。“重新认识我好吗？”有一次我冲着街对面喊，朝他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再一挥拳头以示警告。他站住、定睛看我。这个作家，有人告诉我，名叫马丁·艾米斯。从没听说过。你知道他吗？
……我猛地抬起头来：还是看不出什么天气。有时候，当天空这般灰暗时——完美的灰色，真的，这种灰是对色彩概念的彻底否认——无数佝偻着腰的人抬起头，我们人类不洁的眼睛，很难辩认这是什么天气，仿佛粗砂的佩斯利花纹上升下降本身就是花纹的一部分一样，雨、孢子、眼泪、胶片、尘埃，在这种时刻，天空不过是住在我们人类眼里的所有尘埃。
全都搞定。我回到公寓。换过床单、藏好袜子、理好杂志，自己也收拾打扮妥当。不久门铃便会响起，塞琳娜就会出现在这儿。漂亮的淡褐色大眼睛、过夜的包包、滚烫的喉咙，无所不知的内裤、带伤疤的手腕、闺房女人香，而且，很可能还带有其他的男人味。不过，想到即将来临的色情，这也不成问题，就算了，这也行。等我跟你更熟些，我再告诉你我跟塞琳娜会在这间公寓里干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会告诉你的。谁在乎？我才不在乎。她对我不忠？她跟男人上床是为了钱？不，这不是我的塞琳娜。她只是趁我不在城里时，拍点黄色电影，特地在我脑袋里偷偷放映罢了。今晚，我会得到一切。我说不准自己现在有多烦躁，色情已经坐着的士往这儿来了。
香槟在强制冷的小冰箱里冰镇着，我打开一罐啤酒，吞下十颗维他命E。我是个维他命瘾君子、我是盘尼西林瘾君子、我是止痛药瘾君子。止痛药，它们真他妈是好东西……麻木、呻吟、不安、无助，我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站着不动。我坐下。我用摇控器打开电视，安慰自己。经过一阵开机时的噼里啪啦，威尔士王子出现在租来的电视屏幕上。嗨，王子，我对自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那家伙结婚才一个月左右。他迷上了一个名叫戴安娜的小可爱。她看起来不会给他找什么麻烦——不像塞琳娜老给我惹祸……一连串的剪辑里，王子打马球、爬山、驾驶战斗机、指挥舰艇。他坐在壁炉前，安静地与他母亲交谈。整张脸正对镜头，王子接着回答有关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感激在人生初期受到的自律教育。在各类文明中，王子说，自律对他而言绝对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天啊，我真希望——我年轻时，当你不费什么劲就能学到东西时，也有人教教我什么是自律。他们还可以顺道教我自信与自尊，还有法语。我肯定学得很轻松。但是压根没人教过我这些东西。我努力自学。我坐下来试着教自己什么是自律。不过，我没能做到（自学，不怎么好玩），最后我总是出门找乐子去了。
门铃响了，我站起身，手在口袋里忙着掏钱。
“最近有没有做过爱？”
终于，到了预料之中、注定要到的夜晚时段。我们刚从克罗采餐厅吃完饭回来。这是老传统，习惯成自然了。克罗采为我们的重逢、为我们的前戏、为我们的谎言提供了昂贵的背景。肥美的肉、腥红的酒、白兰地、浓稠的布丁。吃饭时就已开始了黄色谈话。塞琳娜兴致高昂，而我呢，我是卡路里过剩、哈哈大笑的巫师。
“有啊，”她说，停了片刻，抿着她的香槟。
“谁？我认识吗？”
“……是的。”
“你最好跟我说说这事。”
“我在家里，跪在窗台上，看着空旷的外面，那么可爱。这时，一辆黑色大轿车停在酒店外。铬合金的。车窗摇下来，一只戴着十二个戒指的手伸出来，召唤我。”
“你当时穿的什么？”她现在穿着加长的黑色紧身胸衣，紧紧裹在她的大腿之间，还有黑色丝袜和金色鞋子。
“我穿着白色小喇叭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只齐这儿。我还没来得及穿内裤，因为我刚洗完澡出来，正在穿衣服。”
“那你接着做什么了？”现在她穿过房间，跪在我旁边的床上。她两手将头发梳向脑后，露出变幻无常的颈部。
“我踮着脚走过房间，下楼。我走进那辆大车里。”
“他是干什么的？”我让她仰面躺下。黑色紧身胸衣有四十颗黑钮扣，扣在丝线做的眼睛样小孔里，十分牢固。现在只有三十九颗了。只剩三十八颗。
“他把我抱在他腿上，好像坐在绞盘上，或消防水龙头上一样。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很用力。我想：他永远也进不去。我永远也躲不开他。可他那么强壮，他的手重得像金子，难以置信。弄得我很痛，但我很湿，湿让痛变得黏软甜美。我想：我是只公鸡，我只是只公鸡。”
后来，我俩并排躺在绸缎床单上休息，她摊开身子躺在我身边，我抽了根雪茄，喝完香槟，想着这美好生活。从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想我是真正想要过得好点。
怎么才能做到？
骨子里，我是个快乐的家伙。人们说，快乐是对痛苦的补偿，所以我猜我是个相当快乐的家伙。对我而言，痛苦的补偿太频繁了，但另一方面，痛苦亦如是，所以我才得到那么多他们所谓的补偿及幸福。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罗杰·弗里特说，“我希望你来我这儿之前的那些个晚上很放松。”
“现在怎么啦？”
我最好交待一下：罗杰二十六岁，是个精致的小男人，超级活跃的同性恋。
“你说的话，它太……我是说，这是个日常礼貌问题。它让我觉得很不愉快。”
“本来就不是讨你开心的。你就做你的好了。天啊，你收得可真够贵的。”
“那么给我躺回去，放松点……天啊！”
如果你斜躺在罗杰的电椅上，你也放松不了。罗杰是我的洗牙医师、我的牙龈教练。我一年四次跟他的尖嘴钳、叉子以及尖头探针打交道，他用它们吱吱叫着切开我脑袋根部。我们管这叫做深度牙垢牙菌斑控制。他妈的这牙菌斑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牙菌斑不到其他人嘴里去钻孔？牙菌斑不打扰我爸、不打扰我妈，至少目前我知道如此。我妈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死时很年轻，现在我想起来，我不太……我上西区的那颗牙、那颗给我带来这么多痛苦的牙——它安静了几天，还给我带来些幸福，噢，多么幸福。可昨天，它又开始痛了。它并没真正安静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它在哼唧、咕噜，在皮肤下抽动，谋划着卷土重来。现在，我希望罗杰能治好它，解除那种痛苦，再把幸福还给我。塞琳娜也有这种绝活。她让我痛苦，她又能解除这种痛苦。我快乐吗？我不知道。现在她回来了，我的痛苦当然减轻不少。至少，她跟我在一起，而不是跟别人。显然，那天晚上、我去纽约前的那天晚上，我臭骂她，赶走她，我不太记得了。显然，我叫她婊子，骂她傍大款，人人都能上。我把她踢了出去，她消失在夜色中，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你信吗？还是不信？我不记得。这个我们没有多谈，我们谈的是钱。她想要个联名账户。这事你怎么看？
“噢，”罗杰说。他自己的呼吸也不太烫，真的。
此时，我嘴里已有了个三件套玩意儿。“哇，”我尽量说，“轻点。”
“这儿你有任何不适吗？”
“你是说痛？是的，很痛。所以我才来这儿。”
“是的，你会很痛。嗨，看来那儿有点流动性。”
他把流动性几个字说得听来仿佛是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像社会流动性、向上流动什么的。“你是说，松动了？”我咕噜着。
“我可能还要检查那颗牙有无生命力。”罗杰伸手去够牙钻的机械臂。“你能感觉到什么吗？”
“什么什么？”
“压力？”
“牙齿上？没有。”
“不适？……最小的生命力，”他嘟囔着。
这时，我咳出牙托和喷嘴，挣扎着坐直身体。“你在说什么？能好好说话吗？它松动了、它死了、它就要掉了。对？不对？”
“我不拔牙，”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得去找麦吉尔克里斯特夫人。”
“那么把它们洗干净，”我说。
罗杰重新放好喷嘴和镊子。他一边哼哼一边清洁牙齿，尖嘴仪器自己干着活，让人痛苦的微调。金属在我上西区无用区域的有问题部位盘旋。
“呣，”给牙齿抛完光后，他轻巧地从我嘴里抽出那个小玩意儿。“牙根的形状已经损害到牙龈，”他沉思着，“嗽口。”
“损害？”我吸了一口冒泡的液体，再吐出得体的粉红液体。“现在你在说话了。”
“嗯，牙根的形状很特别。”
“所以牙龈无法应对？牙龈受到损害？”
“牙齿还是可以生存的，”他说。
我在摆满花卉的炎热候诊室拿上我的大衣——那儿有两个人，轮廓模糊，自得其乐，像候诊室里的所有魂灵一样。有个小妞躲在没有窗户的小格子间里织毛衣，我交钱给她：十五镑，现金，以及一盒录相带。没有收据。不法经营。我跟塞琳娜也是不法交易。我们之间不保存任何账本，什么都没有。没有书信、没有便条、没有君子协定，甚至没有握手，不过我俩都明白。
“塞琳娜，”她回来两天后，我说，“——在去机场的路上，亚历克跟我说了件好笑的事。”塞琳娜脱大衣时略略停顿了一下。
“什么？难道我那时甚至连个吻都没有？”
“他说你一直在跟某人乱搞——有好多次，一直都在。”我小口喝着酒，点燃一支香烟。
“他是个英国贵族，”塞琳娜热切地说，“在华尔街将家族资产翻了倍。他的仆人们来这儿接我——”
“不。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他说你另外还有别人，我认识的某人。”
“噢，你这个笨蛋。别听他的。你知道他有次还非礼我。”
“是吗？狗娘养的。”
“他吻我的乳头，他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鸡巴上，然后他——”
“天啊。那时你们在哪儿？一起躺在床上？”
“就在这儿，在厨房里。你不在家时，他经常来。”
我给自己添了酒，平静地说，“人人都非礼你，塞琳娜。餐馆的侍者对你动手动脚。街上的男人对你动手动脚。”
她闭上眼大笑，然后很快冷静下来说，“他可是你的朋友。”
“我所有的朋友也对你动手动脚。”
“你没有朋友。”
“特里非礼你。基思非礼你。我爸爸非礼你——他是自家人。”
“那就别听他的。难道你不知道亚历克嫉妒你吗？他一直想破坏我们。”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都觉得这像小说情节。打开第二瓶苏格兰威士忌时，我突然想到，我漏了什么。是什么呢？不过我只是说——“你真这样想？”
“酒洒出来了！真该死，放松点，六点还没到呢。听着，你有没有从银行拿那些表格回来？你在这儿喝多久了？”
“什么表格？”
“你知道什么表格。我得有点自主权。”
“是啊，是啊。”
“我二十八了。”
“二十八？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谢谢，亲爱的。我觉得我并不是不讲道理。格雷戈里按时给戴比钱。为什么你那么怕呢？你在小东西上相当慷慨，这一点我承认，可一旦提到——”
“行了，行了。”
麻烦的是，整个麻烦是，在我看来塞琳娜太聪明了。我试图换个话题。凭我的经验，跟塞琳娜在一起时，换话题的唯一办法是去屠夫武器酒吧。如果本来就只一个话题时，你怎么可能换个话题呢？噢，是的——用暴力。那可以换话题。有一阵子，挺管用。不过，暴力当然不再是可选项，现在我想都不去想。我对自己读的这个自我提高的新课程很认真——非常认真。自律。更为文明的存在。
所以我只是下床，叫她闭嘴，下楼去屠夫武器酒吧了。
我用舌头探探牙齿，扭头找出租车。我沿街溜达着走了有牙科皮带那么长的一段路，经过长着牙菌斑的街道，踩过龋齿广场的灰泥，走过有栏杆、浮雕的阳台、昂贵的诊所、宁静的阿拉伯区。东倒西歪的嘴巴受害者们穿着最好的礼拜服装、他们的女人穿着裘皮大衣，涂着哈莱姆指甲油，打扮整齐的孩子们要么痛苦要么快乐——我穿过被公共汽车撕开的牛津街贫民区，进入苏活区，充塞着性爱、餐饮和电影之地，走下狭窄的小巷，最后来到卡伯顿、林奈克斯和塞尔夫事务所的玻璃区。
在我看来，卡伯顿、林奈克斯和塞尔夫事务所是另一间候诊室。不过，这地方真好！你真该看看我们彼此给对方发了多少钱，我们干的活又是多么少，我们大家有多么愚蠢无能。你真该看看我们的费用开销有多大，到处散发的机票，还有姑娘们。五年前我们建立C.L.&S.事务所时，就是一大突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公司想学我们，可他们学不像。C.L.&S.事务所是一家自己制作商业广告的广告代理商。听起来很容易是吧，你来试试？我本人就是这行里的关键人物。我为香烟、酒类、垃圾食品、裸体杂志所拍的商业广告颇有争议。还记得1976年盛夏时的轰动吗？我拍的虚无主义广告在得奖的同时被禁止播出。那个为裸体杂志拍的广告在法庭之外从未公开播放过。公众的关注及随后的影响令我们取得突破、让我们起步，我们从不回头看。我们的投资人奈杰尔·特洛兹是这儿唯一一个全职工作的人，他带个小妞、外加一台施乐复印机和巨量速溶咖啡在地下室待着。奈杰尔是凭着一腔热诚在工作的投资人。
“奈杰尔为荷属安利斯人发明了一个拎袋器。”有人在我桌前对我说。
“太棒了，”我小声答道，因为你有义务这样说。
我们大伙儿似乎都挣了很多钱。伙计，我们真像在这儿印钞票！甚至连小妞们也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车是免费的，车费由事务所出。房子是按揭的，按揭由事务所付——没有利息。有趣的是：这样能持续多久？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包含着太多焦虑——按复利计算的焦虑。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你无法那样处置钱，还不违法。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多么贪婪！我们多么可耻！我曾见过特里·林奈克斯，那个胖疯子，心安理得地拿了公司小额现金去迪拜过周末。他把他老婆的子宫切除手术费用还有他女儿的正牙费用都列在X项下。甚至他们家狮子狗的洗发水也逃税，美其名曰保安费用，还让菲菲兼任保安犬。我们估计基思·卡伯顿1980年光吃中饭就花了一万七千英镑，不含服务费和增值税。你真该看看他们自己的联排别墅和精致美观的考兹沃德度假小屋。你真该看看他们的座驾——战斧、法拉勾和回飞镖。我也一直在敲诈事务所和政府，到现在有五年了，我得到什么？一套租来的公寓，一辆菲亚斯哥，还有价格高得惊人的塞琳娜。我那些钱都花哪儿去了？挥霍一空。然而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很有钱。
“我跟我老婆说，”特里·林奈克斯说着半边大屁股坐在我桌上。“‘你想要什么家电都行，但是它们坏了的时候，可别来找我。我们俩说清楚了吗？’星期五晚上我回家，走进厨房——我说，‘怎么回事？恐怖电影吗？’厨房里有台全新的洗碗机，地上一摊黑油渍。‘我正在打这该死的电话，’她说，‘快点修好它！’于是你猜我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告他们。我打电话给科蒂斯和科蒂斯公司，在本森先生家里找到他。十分钟后，我走进厨房——有个巴基斯坦人躺在地上，舌头伸进漏斗里。没有收费。没有麻烦。太棒了。我一直这么干。开摩托车去做维护。四百英镑。猜我怎么做的？”
“你告他们。”
“我告他们。他妈的没错。‘您想怎么付款，先生？’那人问我，‘现金？支票还是信用卡？’我说，‘我不付钱。你们付。我他妈的要告你们，伙计。’他们脸全白了。最后我只出了三十六镑。上周我告了税务检查官。”
“干得好，”我说。
“难道你不喜欢这样？”
我说我喜欢，然后重新看着我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我本该在这儿打包、整理清拣的。老抽屉里塞满撕碎的纸张，抽屉都给卡住了：五年没有交一点税——所以我才这么有钱……在办公室里我有种投奔更好的东西而去的感觉。有时候我倒希望他们向我请教这个，但是他们只是翻白眼、吹口哨，鼓励地搓着双手。我接受过《票房》杂志的采访，《营业额》杂志做过有关我的特写报导，《市场力量》里有我的人物专访。我拍的三十五分钟短片《牛津街》在去年的西耶纳电影节上获得特约评论家特别提名奖。我是报纸头条，我挥金如土。彼得·塞耐特曾这样。弗雷迪·盖尔斯和罗尼·特普里顿曾这样。杰克·康恩——他也曾这样。他们现在都住在加州，全都脱离了凡间。他们买新房、换老婆、全新的古铜色皮肤、全新发型。驾着土狼V8和自大傲慢的阿卡尔普尔科敞篷跑车，在海滨路上兜风，每日子弹般飞去他们的医疗点做DNA剂量强化和换血。每个月两到三次，他们飞到千岛湖度长周末，那是被时间遗忘的快乐海角。人人觉得我很快也会那样。不知何故我并不觉得。我有种敏锐的直觉，我的生活悬而未决。我可能从不留恋过去，或者说我从不会回到从前。我告诉你，我很害怕，我他妈怕得要死。“他妈的给我钱就好了，行吗！”我一直想这样大叫。如果你失败了，他们可不会再请你回去……今年一月我自己去的加州——洛杉矶。我在那儿谈成了些极棒的业务，看上去成功性很大。不过，说到玩乐，情况却有点不妙，我卷进极其糟糕的事里，这事以后我再说。好事是……我在回纽约的飞机上遇到了菲尔丁。我们碰巧都坐的是头等舱。
“你想去哪儿吃饭，约翰，面包干线？阿西西？马哈塔玛？”
特里·林奈克斯和伙计们请我出去吃午饭。基思·卡伯顿正好走进来，呵着自己的双手。最近老有这样的事，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过时被抛弃的人。不过我很想去吃饭，上午过了，我需要加点油，我快没油了。我去，当然去——就像时机合适、我在放大假时会去一样。我希望我的大假不会击垮我……接着，我们穿着肩膀高耸的开司米大衣跳下出租车，女招待穿着女同性恋服装、系着流线型橙红色领带（我觉得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跟她上床，不过也可能是她的职业造型让我有这种念头），她没脑子地领我们去餐桌，但是这张桌子不行！在特里·林奈克斯告这家餐馆之前，基思·卡伯顿把这姑娘叫到一边。我模模糊糊听到他在提醒她我们在这间餐馆里花了多少钱。这小妞显然很震惊，我也是。很快我们就换了张餐桌（一老头脖子上还系着餐巾，被迫让到一旁），这张好多了，圆的，靠近门，还送一瓶香槟。“很抱歉，先生，”这姑娘说，基思朝她痛苦地点点头。
“这才像话，”特里自言自语。
“对的，”基思说。“对的。”
我们喝香槟，喝完又要了一瓶。姑娘们从厕所或化妆间陆续出来，重新被领到这张更好的餐桌上来。米兹，基思的助理；小贝拉，接线员。食肉动物特鲁迪，公用荡妇和公关战略专家。（关于招聘姑娘们，在我们C.L.&S.事务所，只有一条招聘原则——外表至上）她们得多笑，多听。她们也可以多说，但我们得是她们谈话的主题。笑话般的六月行将熄灭的光线，像船帆又像乳房，鼓起来，充满整个房间。这时的我们轻佻狂妄，我们像魔鬼。这时整个餐馆像个装着发胶和牙医器具的泡菜坛。好戏现在才真正上演。特里朝我扔起面包，奈杰尔站在地上模仿他的狗嗅着特鲁迪的袜子。我注意到邻桌的一对老夫妇，他们缩起身子，埋头于饭菜。当他们缩成一团时，我摇晃着香槟，朝特里射过去，然后加入基思·卡伯顿的歌唱，吼了几嗓子“我们是冠军”。我恐怕这顿饭余下的时候对那两人而言，可能不怎么好玩。我猜，在我们这种人没来之前，这种地方在他们眼里肯定很酷，可是我们待了下来，你试试赶我们出去……菜单来了，像考试试卷般分发给大家，我们拿不定主意，安静了一会儿，对着奇怪的印刷品皱眉嘟囔。
四点钟。强光一动不动地照着，让人后背生疼，林奈克斯和塞尔夫站在小便池前，抖动着。我听到特里的三尺拉链缓慢拉下来的声音，然后是他的尿液射在象牙小便池里的滴答声。又一天结束了，跟其他许多天一样，就这样浪费掉了。
“哇，”特里眨眨眼说。
“你的鸡巴怎么样？”
他向下瞟了一眼，“还是绿的，”他的声音尖利、空洞，是胖子的嗓声。
“还是你在巴厘岛搞的那样子吗？到底怎么回事？淋病？”
“淋病？”他说，“淋病？不，伙计。我得的是鼠疫。”
这时，他的短脸严肃起来。“约翰，你最近有没有搞过别人的老婆？或惹过别人的孩子？”
“啊？”我说着伸出手扶住墙壁，让自己站稳。
“我是说——外面有没有人要害你？”
“嗯，是的。”我自己换了下站姿重心。有些天似乎外面人人都想害我。
“真正的伤害？”他特地指明，“有什么很严重的事吗？”
“没有。怎么啦？”
“有天晚上我在神奇老鼠里玩，”特里·林奈克斯说，“我们觉得自己有点醉。他们是些疯子。比赛喝苏格兰威士忌。我跟这伙坏蛋一起，他们中有个家伙说，‘哦耶。你有个合伙人叫约翰·塞尔夫，对吗？’我说，‘怎么啦？’他说，‘有些人在算计他。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是有人在算计他。’你知道的，很多混球都贬低神奇老鼠。但通常无风不起浪……你要我去打听一下吗？”
我看着特里那张暴躁的脸——低级、乱糟糟的头发、被咬掉半边的耳朵、一大一小的鼻孔、牙齿无规则地插在那里像后街围墙上的碎玻璃。特里是后起之秀，精力旺盛的天才即兴表演家。他最新的梦想是雇个残疾车夫：残疾标志可以让林奈克斯想停哪儿就停哪儿，停一整天都没问题。
“行啊，打听一下。”
“没问题，”他说，“小心点为妙。懂我意思吗？”
于是现在，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这个支离破碎的下午，我在弟兄姐妹们中间转来转去，跟有些人交换下眼神，有些人我看都没看。这么正式还真好。
“将军，”我说。
塞琳娜愤怒地抬起头看看我。她锋利的眼神又回到棋盘上。她长嘘一口气，黑格上的相走了无关紧要的一步。
“将军，”我说。
“那又怎样？”
“那意味着你的国王受到威胁。我可以吃掉你的国王。”
“你想吃就吃。烦死了，不值得。”
“你不懂。整个——”
“我要去洗澡。我讨厌象棋。我们打算去哪儿？我不想吃印度菜、中国菜，或希腊菜。克罗采吧。”
“随你便，”我重新摆好沉重的棋子。
“你的头发很难看。你应该让我帮你剪剪。”
“我知道。”
那天下午我剪了个二十块钱的头。那个同性恋小男生从头到尾一缕缕梳着我的头发，梳了一会儿之后，噘着嘴问，“你多大了？”罗杰·弗里特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是心，心的问题。我的心出了问题，我的心脏出了毛病。我的钟走得不准了。
我走进卧室，翻了翻塞琳娜的内衣抽屉，想等她洗完澡出来给她找件内衣。嘿，这些是新的。这些也是……当我用手指试探着一件没穿过的紧身胸衣时，我感到衬里褶缝里有硬硬的东西。这是什么？鲸鱼骨头？不：是一卷十英镑的旧钞票——总共两百镑！现在塞琳娜的内衣抽屉成了塞琳娜藏东西的笨地方，因为我老翻这儿，塞琳娜很清楚。
她从浴室里走出来，浴巾裹着腰部。我指给她看，她看到钱时，眼都没眨一下——钱随意地散放在靠她那边的床上。
“你从哪里搞的这么多钱？”
“我赢的！”
“怎么赢的？”
“轮盘赌！”
“这就是你说的身无分文？”
“是用我最后的五块钱赢的！在我准备出门时，我把它放在一个数字上的！”
“每个数字他们最多给三十块钱——剩下那五十呢？”
“那是小费！”
“你说你在那儿上班？”
“是的！”
“做什么？”
“赌台管理员！”
我怒容满面，停了片刻。塞琳娜以前是当过赌台管理员，这是真的。辛柏林会雇些挑逗女郎来管理赌桌，这也是真的。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迷你裙和透明上衣。小妞们看起来好像会为了支香烟付出一切，但实际上她们有严格的商业头脑，禁止跟赌客们乱搞——有天晚上当我的女朋友已经上床后，我自己证实过。
“听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去那儿跟别的家伙鬼混？”
“给托尼·德文谢尔打电话！”
“托尼·德文谢尔是谁？”
“经理！”
“是啊，嗯……”
“打啊！给他打电话！”
“打就打。”
“顺道说一声，我想我跟你说过把垃圾袋拎下楼去的。能不能请你现在就去。为什么明天我们不能在城里吃个中饭，然后去你的银行把一切搞清楚。那笔钱我得用来交房租，而且我还欠我的妇科医生六十块。如果我搬进来住会更说得过去。来吧，你有很多钱。看看那个。它们缩水了，我几乎穿不上。哎哟，噢。我觉得它们跟吊袜带不配了，你觉得呢？”
我一屁股坐在那些皱巴巴的钱上。“废话，”我说，“过来。”
菲亚斯哥需要大修。塞琳娜·斯特里特想要个联名账户。亚历克·卢埃林欠我钱。巴里·塞尔夫欠我钱。我要去美国，马上就去，去赚更多的钱。我跟多丽丝·阿瑟一起吃中饭。她对我上次的非礼行为很客气。实际上，正是因为她对我的非礼太过客气所以我才非礼她。这次不是酒，是关于女人。吃过饭，我们在她的酒店房间里讨论故事大纲。我脑海里基本上有了六个主要情节，我也知道该如何拍摄，多丽丝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个情节尽可能流畅地串起来。“你知道吗？”她边说边从我身下滑出来，冷冷地把我放在她大腿上的手拿开。“你给我许多勇气来奋斗。我觉得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道路是曲折的。”感谢塞琳娜，第二次调情没有第一次那么差劲，不过仍然很差劲，多亏塞琳娜。塞琳娜……噢是的，我跟我的灯光师凯文·斯喀斯，剧务德思·布莱卡德一起喝了几杯。菲尔丁说我应该立即把这帮人招进来，为秋天的拍摄作准备，不过现在没活干。照我看来，他们似乎饿得不行了，但我寻思他们还可以再等一个月。
我能吗？天气跑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四月，鲜花怒放、突如其来的束束阳光、迅速移动的乌云。五月，光线清凉，天空变幻多端。然后是六月，夏天到了，雨水少而酸，像公路上车轮溅起的水花，根本没有天空，就是没有天空。夏天的伦敦是个有口臭的老头。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他肺里疲惫的抽泣声。讨厌的伦敦，甚至连名字里也含着沉重的压力。
有时当我走在街上时——我与天气作战。我向天气诸神挑战。我打败它们。我踢、我打、我咆哮。人们望着我，偶尔有人发笑，我才不管。我来个空手道腾跃，跃得不高，前臂伸出、重拳出击，意在天空。我大吼大叫了好久。人们以为我疯了，我才不管。我不会屈服的。我不甘挫败。
有一阵子，塞琳娜老找碴，要我开一个联名账户。她没有账户，她想要一个。她没有一点钱，她想要点儿。她以前也曾有过一个账户：看她那可怕的对账单、看她那些可怜的交易金额真让人心碎——2.43英镑、1.71英镑、5英镑。银行还把她的户头给关了。她户头里从来没钱。塞琳娜拥有一个联名账户对她的尊严和自信非常重要。我一直反对这事，辩解道，她在目前状态下也非常自尊自信，现在还有优异奖和激励机制。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没钱的姑娘们有两种途径来证明她们自己：她们要么可以跟你吵架，要么她们可以一直跟你生闷气直到你投降为止。（她们无法离开：因为她们没有钱。）塞琳娜不是个吵架的人，可能因为我爱打人的缘故——或者说过去爱（可她不知道我改了，我希望她永远不要发现）。而且她也没有耐心一直跟我生闷气，那是个长期工程，所以塞琳娜找到第三条路……连着一周，她不化妆，穿着松松垮垮的连裤袜、稀粥样的内裤，抹着面霜、戴着发卷、穿着夸张的褐色睡衣就上床。我搞不清她是否真的把性爱从菜单上撤了下来。我从来懒得问。
不过，前天，我决定开一个联名账户。塞琳娜耸着肩膀，在她冰冷戒备的监督下，我填好表格。那天早晨，她穿着黑丝袜、流苏吊袜带，缎带、丝质开胸短上衣，系着腰链、戴着金项圈。我狼吞虎咽，我得承认。一个半小时后，她转身向我，一只腿还勾在床头，说，“来吧，随便哪儿，随便什么。”关于这个地方的新自信与新自尊，情况无疑得到改善。
昨晚，十一点差二十，我坐在盲猪酒吧。明天要去美国。如果没有彻底喝醉的话，我陷入了沉思——发散型、反省、达观的沉思。塞琳娜跟哈莉在一起，她是塞琳娜的好朋友，开小店的。我为塞琳娜准备了一样礼物：一本崭新的支票簿。我要伸出手递给她，看着她眼睛为之一亮。塞琳娜也有份礼物要送给我：某种新式男内裤，从哈莉不公开外售的内裤中挑选的。我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甚至呼吸也无，像酒吧里的宠物蜥蜴，这时，应该是有人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原来是马丁·艾米斯，那个作家。他在喝葡萄酒，还抽烟——也在看书，平装本的，看上去是本严肃书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也是，小而紧凑，他的头发留得相当长……酒吧的两扇门朝着炎热的夜晚敞开。似乎初夏就是这样，温热的白天、炎热的晚上。这是场暴动。怎样都行。
我觉得很友好，正如我所说，于是我打个呵欠，啜口酒，低声说道，“卖了一百万本了？”
他抬起头看我，闪过一丝疑惑，异常坦率迟钝。在这间酒吧里，我真的不怪他。这里全是土耳其人、疯子、火星人。这儿也有外国人逗留。我知道他们不说英语——没问题，但是他们会说地球语言吗？他们说的是立体声、电台噪音、干扰声。他们是立体声、蝙蝠吱吱声、翼龙语、鱼类咕噜声。
“你说什么？”他说。
“有没有卖掉一百万本？”
他放松下来。不太正常的笑容拒绝承认什么。“别开玩笑，”他说。
“那你卖什么？”
“噢，销量还说得过去。”
我打个嗝、耸耸肩。我又打了个嗝。“该死，”我说，“请原谅。”我又打个呵欠。我环视酒吧。他接着看他的书。
“嘿，”我说，“每天，你……你是不是每天都会干点，写作？你会给自己定个时间什么的吗？”
“不会。”
“我希望我能不再他妈的打嗝，”我说。他又开始看起来。
“嘿，”我说，“你，你会不会多少有点生编瞎造，或者说它就那样，你知道，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两者都不对。”
“自传体，”我说，“我从没读过你的书。我啊，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书。”
“有意思，”他说。他又读起来。
“嘿，”我说，“你爸爸，他也是个作家，是不是？我打赌那让你写作更容易。”
“噢，当然，就像接管家族酒吧。”
“啊？”
“到时间了，”吧台后的男人说，“关门了，要关门了。”
“给，你还想来一杯吗？”我问他，“来杯苏格兰威士忌。”
“不，我够了。”
“是吗，那好。我真的很生自己的气。我女朋友很快就要回来了。她有个应酬饭局。她有间，有间时装小店。她们，她正在找人往里投资。”
他没有回答。我打呵欠，伸懒腰。我打嗝。我站起身时，膝盖骨撞到了桌子。他的酒晃荡着，像枚硬币，但是他抓住了。没溅出多少。
“该死，”我说，“好了，下次再见，马丁。”
“那还用说。”
“……那是什么意思？”我真不喜欢他的高人一等的腔调，想起来，还有他的肤色、他的书，我都不喜欢。甚至他在街上望着我的样子，我也不喜欢。
“意思？”他说，“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你叫我笨蛋！”
“你误会了。”
“啊，那么你说我说谎了。你说我是个骗子！”
“嘿，放松点，伙计。天啊，你很好。你太好了。我们以后见。”
“……好吧。”
“保重。”
“是的。那好，马丁，”我说着蹒跚出了敞开的大门。
十一点：暴动时间。警察们穿着衬衣（近来，我们对待犯罪全都那么放松，那么随意），围着白色货车站成六排，收费的救护车等在主干道战壕的拐点处，车身上有一道聪明的红带。在某处，青少年们，那些暴力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准备开始他们的演出。很明显，上周六晚上在这一带有大规模的革命。我在汉堡村靠窗的座位上，我什么也没发现。如果你问我，这儿每晚都有暴动，总是有过，总是会有。十一点钟，伦敦像场风暴、聚会、喧闹聚会、自由自在的……他们来了。是的，我说，接着来，接着来。我粉身碎骨了，你粉身碎骨了——是毒气。接着来。
撕碎它。
“没错，塞琳娜，”当我自己的暴动结束后我解释道。“我要你听着，我要你好好听着。当我不在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女士要表现乖点。你懂我意思吗，塞琳娜？别再多废话！你现在靠我发工资了，你他妈最好也照我说的做，他妈的。没人可以操我家的人！没人能找约翰·塞尔夫的麻烦！你听见没有？谁都不行！”
“听听他说的话！你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把你的大脸离开枕头行吗？”
“如果有谁欺骗我，他们很快就会后悔的。他们会发现他们要承受他们受不了的——”
“什么？拿开——哎哟，对了。你在说什么。”
我咕噜着翻了个身。塞琳娜尖刻地说，“你在纽约有没有见到玛蒂娜·吐温？”
“算见了吧。我打算见的，但是——我的安排出了问题。”
“你觉得她讨人喜爱，是不是？她有文凭、有大屁股。”
“是啊，嗯……”
“没机会了，忘了吧，朋友。她结婚了。保住女人的唯一办法是——娶她。”
“没错，没错。”
我爬下床，走到隔壁房间喝点睡前小酒。一两个小时后，我觉得我听到塞琳娜的声音，嘟囔、呻吟。我费力地从沙发上坐起身子，悄悄走到卧室里。她光着身子，躺在温暖的床上，脱掉了那些道具护身符之类的东西。我跟你说，哈莉的小店今晚真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我靠近了些。塞琳娜在睡觉，那么满足，没有心机、没有迷惑。在合着的眼帘和若有若无的微笑中，她还有股孩子气——是的，仍然看得出。她一直在做时间旅行，是去哪儿呢？这时，塞琳娜动了一下，轻轻的，慢慢的，寻找更为完美的平面，就像水渴望最平坦的地方。
塞琳娜·斯特里特没有钱，身无分文。想想吧，她生活中无数次没钱买车票，买杯茶都没钱。她偷东西、她典当衣服、她为了钱跟别人上床。没钱真痛，锥心之痛。是的，对极了，给她点钱。她总是说男人用钱来统治女人。我总是万分赞同。所以我从不想给她钱。但是，对的，对极了，给她点钱。喏，拿着钱……我爬到卧室窗户，一只手放在黑色窗帘中间。这个春天是本世纪最冷的春天。六月的雨雪敲打着窗玻璃。外面真冷。天气真冷。真冷。那就是钱给你的真实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