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历史上的将相功臣的功过得失，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兼时代不同、情势不同，评价不仅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下面选取《长短经》中的一些评论，也许可以开阔我们的视界。
【事典】
有人问说：“春秋战国时期，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使赵军投降后，通过欺诈，活埋了四十万降兵，这难道说只是残暴吗？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志了！假如赵军早就知道投降后必定会死，那么这四十万人就是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很可怕，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天下的人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成丘，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再归顺！所以白起虽然消灭了四十万人的生命，但是却正好加强了天下人反抗秦国的战争。想要求得一时的功劳，却反而更加坚定了各诸侯国的防守。所以，军队虽然前进了，却削弱了自己的势力；军事上虽然胜利了，却破坏了自己的总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赵国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那么下一次的战争，就与前一次不一样了。况且现在是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忾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不只是担心平原君赵胜出任赵军统帅而作了军事调整，而是害怕各国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而不说罢了。并且长平之战，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死伤过半，此战对秦国的损伤更大。白起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联合五国的军队，为燕昭王洗雪了齐国侵犯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攻取，想让他们走投无路之后投降，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人们都认为乐毅的谋略超过了诸葛亮，是这样吗？”
张辅说：“联合五个国家的军队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大战济水西岸，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才武略兼而有之，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刘备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的谋略，孔明奇妙的策略有如泉涌，去东吴说服了孙权，抗击北方强大的曹魏，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辅助刘备夺取了西蜀。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争的局势下，扶持幼主刘禅即位，设立官职，任用各种人才，用仁德治理国家，用军事谋略抵御敌人，然后对蜀国老百姓广施恩惠。他军纪严明，部队行军的时候，路不拾遗，对百姓秋毫无犯。功业垂成时却不幸病逝。阅读他遗留下来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谋略是多么远大。他总是有功劳就让给下属，部下有失误就引咎自责，看到别人有好的表现就予以提升，听了别人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能名闻遐迩。孟子说：‘受到伯夷的影响，贪婪的人会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认为看到孔明的忠诚，奸臣也会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可以和伊尹、吕望相比，怎么只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有人问说：“乐毅联合五国的军队攻打齐国，齐国最后只剩下莒城、即墨二城，乐毅却放弃了进攻，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读了乐毅写给燕惠王的信，就知道他差不多是一个懂得时机、有礼有节的人。一个希望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心系天下的人，他的眼光怎么会局限于当前的形势，仅仅满足于兼并敌国呢？兼并其他国家，是乐毅不屑于做的；为使燕国强大而败坏道义，也不是乐毅所追求的。不屑于暂时的利益，不追求小的成功，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攻打齐国，是为了运用他的计谋；围城而不伤害百姓，使他的仁爱之心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他国家，这与商汤和周武王的做法差不多。乐毅发挥他的远大谋略，通过对二城围而不歼，来获得百姓的信任，然后等待齐国发生变乱，使即墨、莒城的百姓怨恨他们的统治者，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
提倡宽容和善的风气，为齐国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在东海之滨作出榜样，使他的恩泽有如春风，让天下的百姓像春草一样受到滋润，思念、拥戴、感激燕王，这两座城池必定会望风而降，这样帝王之业就大功告成了。这两个城池迟迟不攻下，是为了迅速取得天下。后来情况不幸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死后，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这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功败垂成，完全是形势突然变化造成的。如果他不是这样做，而是用大军进逼，大肆屠杀，把残忍不仁暴露于天下，这样，虽然二城可能攻取，但是称王图霸的事业就远不可能实现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迅速攻克呢？只是那样城虽可攻下，帝王大业却被破坏了。他怎么会不知道不速战速决可能发生意外变故呢？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二城，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问说：“商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求得秦孝公的任用，运用帝术、王术、霸术三种谋略，打败六国的联合，为秦国成就帝王之业奠定了基础，他可以说是具有辅佐诸侯称霸才能的人吧？”
刘向说：“商鞅对内抓紧发展农业，对外重视奖赏有战功的人。他不依附权贵，不分亲疏远近。即使《尚书》中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中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像磐石一样公平，像箭一样正直’，《司马法》中的激励将士，后稷的鼓励发展农业，也无法代替商鞅变法。这是秦国后来之所以能兼并六国的原因。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都能获得胜利，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曾称霸的诸侯如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不违背柯邑会盟，晋文公不背弃原邑之约，都能信守诺言，各国诸侯因此信任他们。这是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善于谋划的结果。可是商君背弃与魏国公子的友情，违背与魏国订立的信约，通过欺诈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大而不敢亲近、信任秦国。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他们作为诸侯的盟主，联合各诸侯国的国君，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那么秦国就会灭亡。只因为当时天下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得以兼并诸侯。
“商鞅开始时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他所做的事却并不符合王霸之道。从前周朝的周公实施仁政，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写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休息过，人们因怀念他的贤德而不忍心砍伐这棵树，更何况伤害周公本人呢？齐桓公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商鞅对内实行杀人、断趾等严刑，对外东征西伐，最后自己被车裂而死。这样看来，他离霸王的良相还差得远呢！但秦惠文王杀他也不对。可以任用商鞅为辅佐，让商鞅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申明信义，这样商鞅才差不多是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良相。”
商君开始通过景监见到秦孝公，向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后来，他又与商鞅交谈，听得十分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移到了坐席外面。景监问商鞅说：“您是用什么办法打动我们国君的？国君感到很高兴。”商鞅说：“第一次谈话时，我对孝公讲帝王之道，孝公说：‘这太遥远了，哪能苦苦地等待数十年、上百年，让子孙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他心里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强国的方法，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很难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
由此看来，商鞅为人严酷苛刻，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但秦孝公急功近利，不听从商鞅的霸王之术，这是秦孝公的过失。商鞅屈从于当时的形势，迫于国君的要求，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刘向认为商君没有霸王术，是错误的。
袁盎问汉文帝说：“陛下认为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帝说：“是社稷之臣。”袁盎说：“他可以说是功臣，但不能说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应当与君主同在，与君主同亡。吕后当权的时候，刘氏政权很危险，周勃身为太尉，手握兵权，却不能端正朝纲。吕后死了以后，大臣们共同商议诛灭吕氏家族，太尉掌握兵权，正好碰上这种机会，取得了成功。因此说他是功臣，而不是社稷之臣。”
有人认为周勃的功劳很大，霍光与他相比怎么样？答案是周勃本来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担任太尉的职务，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大臣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皇室的援助，再加上郦寄游说吕氏，欺骗他们，大家齐心协力，很容易成功。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逝的匆忙之间，接受汉武帝临终托孤的重任，辅佐年幼的汉昭帝，天下安定。后来发生燕王刘旦的叛乱，他铲除了叛乱分子，安定了汉朝政权。汉昭帝去世后，昌邑哀王刘贺继位，淫乱不堪。霍光与大臣们商量，废除刘贺，立汉宣帝。霍光肩负辅佐汉朝政权的重任，使汉朝出现中兴的局面，他的名声可与伊尹、周公相比，成为汉代有名的贤相。考察事迹贡献，他与周勃相比，优劣高下是很明显的。
黄石公说，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柔，是指有道德的人；刚，是指凶残的人。有道德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而凶残的人则会遭到大家共同的怨恨。因此，纣王虽然曾百战百胜，最终还是遭到灭亡；项羽虽然军队强大，最后还是失去了天下。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假如项羽胜利了，所有的诸侯就都会感到危险、恐惧，互相援救。项羽越强大，只会遭到天下军队的一致反对。”由此看来，假若天下已平定，通过一战就能取得胜利，那么采取欺诈的办法是可以的；而如果天下混乱，胜负未定，失信于天下，就可能导致失败和灭亡。
【评议】
任何事情、任何人物都有其两面性，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这种两面性就更加凸现出来，真所谓胜者未必胜，败者未必败，让人觉得世事无常，难以捉摸。然而，是不是历史就真的是所谓任人打扮的婢女呢？绝对不是。无论你怎样乔装伪饰，历史也还是会给你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