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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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忆大舅瞿树滋教育我成长二三事

袁世君

拨开尘封的记忆,思绪伴着泪水而流淌,童年往事的画面,一幕幕展现在眼前,那么清晰,那么令人刻骨铭心。

舅舅对我的启蒙教育

在我两岁时(1938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南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家遭殃,民不聊生。那年夏天,瘟疫流行,母亲染上霍乱,因无钱医治,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年仅38岁的父亲带着6个孩子,租住在距外婆家约100米的东五里庙角落,靠种田艰难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凄惨。仁慈的外婆,数年如一日,倾力接济我们,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我们成长。大舅多次开导父亲,将我们姐弟6人都安排去上学,并主动承担学习费用。

我3岁那年,在家无人照顾,大舅将我带到他创办的抗日救亡小学当旁听生。我清楚记得,为避开日本鬼子的视线,大舅将这所小学由五里庙迁到金余乡九总(村)袁家园南边名叫月侯的农民家。该农户共有3间较大的草房,自住东头一间,西边两间借给大舅做教室。中间(堂屋)为一、二年级教室,西间(厨房)为三、四年级教室。大舅一人身兼校长、教员、工友数职,其辛苦可想而知(那3间草房后来被伪军烧毁)。

我因年龄小,被安排在一、二年级的教室里,坐在靠近东墙第二排学桌的西头边上(旁听生没有正式座位),面向东,侧面对着黑板。有一天,我与第三排小朋友说话,被大舅厉声呵斥:“袁世君!”从此,我很守规矩,连心爱的纱球(用棉纱绕成的小球)抛进操场边的菜地里,也只好“望球兴叹”,宁可不要球,也决不践踏菜地取球。我们这一辈人都知道,外婆家大舅的规矩最重,衣、食、坐、行、站以及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个晚辈都得遵守,否则毫不留情。在抗日救亡小学,大舅除了教我们文化知识(语文、算术、常识)外,还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如要我们做到“三个不”,即日本鬼子给的糖不吃;日本鬼子给的钱不收;日伪汉奸问的话不答。大舅还利用文体课,让我们做捉鬼子的游戏,教唱自编的抗日歌曲。我至今仍记得一首最通俗的抗日歌谣:“薄粥喝喝,薄粥喝喝,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难过;大家起来一条心,万众齐心团结紧,将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大舅还让我们讨论“一双筷子和一把筷子,哪个容易折断?”吩咐我们回家和家人探讨。启发我们懂得抗日救国人多心齐,必定胜利的道理。

大舅在抗日救亡小学任教期间,和二舅、三舅一起为五里庙一带吸毒者戒毒。记得在1939年春节后不久,利用五里庙小学朝东厢房,最北头教师办公室做戒毒房。3个舅舅轮流值班看护戒毒者。并组织我们这些小孩子,带着礼物去慰问,鼓励他们熬过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时期,坚持到底。五里庙长生和尚(因为他姓瞿,我们习惯称他“庙里舅舅”)就是在戒毒房里第一个戒掉毒瘾的人。长生和尚戒掉毒瘾后,改掉恶习,走上正路,对他的老母也孝顺了,变成了有正义感的爱国僧人。他的老母(我们习惯称她“庙里奶奶”)对大舅十分感激,此后为党的地下组织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后来,二舅、三舅因组织爱国抗日游击队,不幸被反动派杀害。抗日救亡小学也遭到敌人的监视和骚扰,大舅带着国恨家仇,离开了家,参加了革命。不知过了多久,田里麦子黄了的季节,有一天,有一支新四军部队,身穿褪了色的灰色军装,背着长枪,浩浩荡荡行进在通吕运河北岸的大道上。我们几个小孩子赤着脚站在外婆家门前的大路旁,看见身材魁梧的大舅,穿一身土布衣裳,身上背着盒子枪,神态严肃而坚毅,健步走在队伍中间。随部队经过外婆家门前,从东山墙旁的大路向北走去,大舅只是朝家门瞧了一眼,没有跨进近在咫尺的家门一步。我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复杂心情,目送大舅的背影,渐行渐远。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大舅带兵行军的情景,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画面。后来,听大人说,大舅参加革命后不久就当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在金沙一带带领新四军打鬼子。那次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农民夏收,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

从我出生到大舅参加革命队伍离开家乡,短短几年中,亲身感受到大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亲眼目睹大舅为人处世中典范式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昭示后人的榜样。他像一棵光芒四射的启明星,指引我人生航船起航的方向。

舅舅关爱我成长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抗战胜利,金沙收复。1946年,我刚满10岁,大舅安排我们到金沙镇金南小学上三年级,我和淑芸、冬耘表姐同班。有一次跳绳,我的右脚崴了。大舅知道了,派人送膏药来,并带口信吩咐我这段时间不要走回去,与冬耘表姐同在学校住宿,还吩咐以后下雨天也不要回去。记得淑芸表姐有几天主动把床铺让出来,自己步行回家。外婆经常来校秘密“侦察”,一次外婆当众说出“侦察”情况,她说我们3人中,我上课时头朝后转了说话。我听了觉得辜负了外婆金子般的爱心,心里不是滋味。此后,我们学习更努力了,我们3人的成绩名列班级的前3名。后来,反动派占领金沙,我们又失学了。

黑夜终于过去,红日普照大地。1949年金沙彻底解放,大舅当了南通县县长。有一次,大舅来文礼村看望乡亲们,特地到我家来看望父亲,和父亲聊了半天。大舅对父亲说:“解放了,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学好文化将来参加国家建设。”大舅还派人替我和世梅哥交了书簿费。我在金北小学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毕业,一直与徐俊、罗金鸿姨兄同班。此时,虽然上学条件艰苦,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多里路,中午常常没饭吃,下雨天也没有雨具。但想起大舅的谆谆教导,心中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虽苦犹甜。我以刻苦学习来报答大舅对我的关爱,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3名,还被公选为学生会学习部长,每学期都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和奖品。

此时,淑芸、冬耘表姐早已参加革命,成了“红小鬼”,在部队贡献着青春热血。大舅考虑到国家刚刚解放,急需人才,没有让比我年长两岁的冬耘表姐到地方学校深造。从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小事”上,折射出大舅高尚的人格魅力。一位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功臣,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对革命怀着一片赤诚之心,毫无私心杂念,其高大形象,令世人崇敬,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小学毕业那年夏天,三姨娘子宫大出血,在南通附院住院开刀。我放假后到医院服侍三姨娘。我自己不知道何时进行升学考试,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继续上学。大舅、舅母却十分关心我升学一事,多次打电话催姨妈家派人来替代我。在考试前一周我回到金沙,考取了金沙初中。那时,我既惊讶又欣喜,惊讶的是:时任南通专署秘书长的舅舅,怎么如此关心小小的外甥女参加升学考试这样的小事;欣喜的是:我虽然是从小丧失母爱的一棵小草,却有大舅、舅母给予我胜似父母的厚爱。温暖的爱意荡漾在我心中,给我增长信心和力量,使我顺利地通过升学考试,跨进了金沙初中的大门。

记得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医生建议我的双臂应该做一次手术,以解除后患。这一不算小的手术,对我来说,困难太多了。首先,医疗费从何而来;其次,从哪里请医生做手术;再是,术后谁来照顾我等一连串问题。大舅知道后,安排我在初二的寒假做手术。他对我说:“一切你都不用担心,只是胆子要大些,勇敢些,跟医生配合好。”大舅为我安排好一切,在南通附院做完手术后,在大舅家休养,由李素珍阿姨照顾我。在那几天,感激的泪水常常浸湿我的枕巾,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次手术用了多少医药费。大舅对我的关心胜过慈父。

我在金沙初中和南通中学读书6年中,大舅、舅母一如既往地关爱我成长。我习惯地把大舅、舅母看成是靠山,是精神支柱。遇到大困难就向大舅、舅母求助,每次总是有求必应,如愿以偿。使我化忧愁为愉悦,化自卑为自信,性格逐渐变得乐观开朗。大舅、舅母以甘露般的爱心之泉,长期浇灌我这棵幼苗,使我以优良的成绩通过各级考试,成为大舅家属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舅舅鞭策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舅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还始终关心我的品德修养。记得1953年初冬,我正在金沙中学读初三。一个星期天,我和正在读初二的再耘表妹(大舅二女)去南通市参加共青团活动。活动结束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当时汽车票和轮船票早已售完。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带着焦急的心情去征求大舅意见,希望大舅派公车送我们回金沙,要不然,我们就得第二天回金沙。大舅态度温和而又严肃地说:“明天要上课,你们今天一定要赶回去。”我们带着为难的口吻说:“我们不认识路。” 大舅说:“从这里向东,出了东门小石桥,沿公路走,一直到金沙。今天是一次行军锻炼机会,相信你们一定能到达金沙。”大舅一言九鼎,我们无言以对。

我和再耘表妹带着难以言表的恐惧心情,一路问人,出了南通城东门,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真不知道从南通到金沙要走多少时间。没走多久,就感觉累了。为了争取时间,积蓄精力,便搭乘了一辆人力独轮小木车,大约行了5华里,路旁农民家中都点了灯。车夫不断盘问我们家在哪里,他也怕天黑了不敢回家,不肯送我们了。我俩带着警惕的心情,付了车费。下了车,心里更害怕了,怕碰上疯狗和野兽,又怕遇上坏人和“鬼火”。越走天越黑,夜雾也越来越浓,偶尔瞧见远处田野里少数几点微弱的灯光,真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心里怦怦直跳,害怕极了。一路上战战兢兢,不敢发出任何响声。走了很久很久,当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来到金沙中学时,月亮从东边地平线上露出笑脸迎接我们。我们终于经受了大舅一次严峻的考验,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

事后,我和大舅说起此事时。大舅意味深长地说:“温室里栽培不出参天大树,经风雨傲冰雪的松柏四季常青。”大舅要我们成为坚强不屈、英勇无畏的人,其良苦用心,我们永志不忘。

1957年,我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大舅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居南京,因而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大舅、舅母对我的关爱和教育。逢年过节,舅母常约我去舅舅家团聚。大舅经常考问我对时事政治的看法,我的认识如有偏差,便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指导。大舅、舅母像良师益友循循教导我,又像一面红旗在前面引路。因而,我在大学4年中,算得上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也可称得上是骨干力量。

1958年,我患了肺结核,对前途失去信心,一时陷入悲观状态,感到个人前途渺茫。大舅、舅母及时开导我,使我精神振奋起来。1959年,一次闲聊中,我告诉大舅,学校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每月补贴我5元钱,让我每天订半磅牛奶。大舅沉思了片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你不要拿国家补贴,每月到我这里来拿5元钱。”就这样,每月10日,我便到大舅家拿牛奶费,一直到大学毕业。每次到大舅家,大舅、舅母对我问寒问暖,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1960年,有一次,我与五姨娘(大舅亲妹)闲谈中知道,她曾在大舅任南通地区副专员时,要求大舅为五姨夫安排一份工作,工作条件不讲究,到中小学传达室做门卫也行。大舅对她说:“国家这么多人要吃饭,需要人在农村种田。你孩子多,经济有困难我可以照顾你。”五姨娘和姨夫接受了大舅的意见,一心务农,直到年老,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五姨娘告诉我,大舅经常接济她,还接济农村里其他亲友,以及希望小学的学生。

2000年4月下旬,正值大舅90岁生日之际,我去南京看望他。老人衣着仍然那样朴素,家里仅有的几件简单家具,已用了半个多世纪,没有更换过。大舅、舅母和我谈得最多的内容是要物色几个希望小学的学生,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一个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在国家困难和人民需要时,自觉节衣缩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将爱心洒向人间。使人们感到党的温暖,社会制度的优越。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他永远激励和鞭策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并当上了光荣的中学高级教师、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县先进工作者。在社会上勤恳劳动,正直做人,无私奉献,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社会。这一切除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外,还直接与外婆家的祖训有关,尤其与大舅、舅母对我们的关爱和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敬爱的大舅舅,您是我们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这些农家穷孩子,走上革命路、幸福路,在革命的征途上,发出了光和热,实现了人生应有的价值。

敬爱的大舅舅,您坚贞不屈、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因为有您这位舅舅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敬爱的大舅舅,我们永远铭记您的教导,一辈子忠诚于党的事业。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7月于如东

(作者系瞿树滋同志的外甥女,部分内容摘登于2008年9月19日凤凰资讯报《通州好生活》,标题为“大舅教育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