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学社交恐怖症的森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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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森田教授与患者谈如何治疗对人恐怖症

在森田教授的患者里,有许多是对人恐怖症患者,因此,在森田教授的原著中,有很多关于对人恐怖症的论述以及和患者交流的案例。透过这些案例中患者的叙述和森田教授的点评,可以使我们透彻地理解森田疗法。现总结如下。

关于如何治疗对人恐怖症,森田教授认为养成顺其自然的态度非常必要。

一、对[x1]治疗秘诀“顺应自然”的体会

对人恐怖患者,每见到人便会感到对人恐怖的症状,甚至在与人见面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不安。这种症状是多年形成的习癖,像条件反射一样,患者苦于无可奈何。

不洁恐怖患者动不动就出现想洗手的冲动,这也成了一种习癖,所以就无法阻止那种冲动,癌症恐怖患者每当听说或一想到生病的事情,便总觉得自己也得了癌症,这种不安无法抑制。这种强迫观念用意志的力量无法控制,它的出现已成为必然,这正是与一般的思维和兴趣不同之处。

我们再看一下如果用意志的力量抑制强迫观念的产生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这样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人们要抑制必然的心理现象,就一定要失败。这就是内心冲突。强迫观念正是由这种冲突形成的,也由这种内心冲突进一步强化。因此,越想抵抗强迫的观念,就越因此而烦恼。对强迫观念只有顺从地接受,别无他法,这就是顺应自然。对人恐怖患者与别人见面,出现对人恐怖心理时,就应该让它出现,就应该服从于这种惶恐不安、提心吊胆的状态。如果这样做了,其内心冲突反而会放松。即使还有对人恐怖,也会从内心冲突的双重痛苦中解放出来。但许多人往往并不这样做,他们不允许自己惶恐不安而总想一定要镇静自如,这样一来,就与顺应自然背道而驰。

不洁恐怖患者出现想洗手的冲动,就应该任其冲动;不祥恐怖患者总感到有不祥之兆,并因此而不安,既然不安就应该任其不安;癌症恐怖患者总在想和癌有关的事,总担心自己长了癌,这时,就应任其担心;头重感患者也只能让头重的感觉存在。诸如以上症状,既然出现,就应该任其出现,别无他法。

这就是顺应自然的态度,但有人把顺应自然与放任自流混为一谈。两者似乎相同,但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极其重要,是治疗的关键所在。下面将详细叙述。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本来的向上发展的欲望,即一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成员,为自己和他人作出贡献的欲望。这就是森田先生曾说过的“生的欲望”。

神经质症患者的生的欲望比常人更加强烈,可以说神经质症正是这种生的欲望的正反面。生存的欲望过于强烈就可能感到死的恐怖,没有生存欲望的人也就无所谓死的恐怖。人们希望自己能自由、亲切地与他人交往,能在别人面前畅所欲言,但如果这种欲望过于强烈,就会产生内心冲突。有些人想充分发挥自己生的欲望,因此也就不希望碰到任何妨碍生存的危险和失败,但正由于这种想法,有可能出现不完善恐怖。患者反复地旋紧煤气阀门,一遍遍地锁门,为了防止发生不吉利的事情,甚至念符念咒。患者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努力,就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头重、分心的感觉,不能有任何情绪不振,疲劳感,心脏不能有任何异常,想睡眠一躺下就必须要睡着等。总之,一切事物都被当成满足生的欲望的障碍,正是这种想法形成了使患者容易不安的基础。

诚然,“生的欲望”是人的基本欲望,人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会做出自己的努力。“顺应自然”就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环。这就是“顺应自然”与“放任自流”的不同之处。

对人恐怖的患者与人见面感到痛苦,就干脆避免与人接触。这是放任自流的态度。然而,顺应自然则不同,它要求患者出现了对人恐怖的心理时,就应该带着这种心理,同时又依靠自己本身的“生的欲望”去与人接触,去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有头重感的人就应该老实接受已经有了的这种症状,并带着这种症状继续做自己日常的建设性的工作。不洁恐怖患者出现了想洗手的冲动,就应任其冲动,而且可以逐渐减少洗手的次数,同时,向着自己的事业目标继续前进。患者一出现想洗手的冲动,就接着去洗手,结果,就永远洗下去。

这是“放任自流”。但如果患者承认自己有想洗手的冲动,让这种状态存在着,但不要有去洗手的行为,而是努力坚持正常工作,那么,就会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地生活下去。

出现症状应顺应自然,抑制强迫性行为,同时去开拓建设性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开始是很痛苦的。尽管痛苦,但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成功。

在我们生活之中,存在着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两种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是不能随我们的主观意志转移的。假如我们非常饥饿时,眼前有一桌自己最爱吃但却是属于别人的酒菜,这时,人们无论如何也会产生一种想吃的欲望,但到底是吃或是不吃,完全可以由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支配。当我们想到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不能去吃它时,那当然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完全可以忍受。

二、对人恐怖症治愈的病例

森田教授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及感悟

山野井(公司职员):我很久以来苦于社交恐怖和书写痉挛,在人多的场合感到非常困难。现在这样站着时,感到向横膈膜处压迫似的不舒服。社交恐怖,已被折磨了十多年,特别是在面对上级或有利害关系的特殊人物时更感到恐怖。现在想来也是很自然的,对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当然不会恐怖,可是以前却不明白。我从二十岁左右起,变得不能在人前讲话,声音打战,甚至怕看到他人。渐渐地对他人的表情和态度十分敏感,只要他人稍微出现一点异常脸色,就会揣测是否对自己有恶意。为了设法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而竭力挣扎,但越是挣扎,越是陷入痛苦的境地。顺便说一下,我在公司工作的同时,晚上还在业余学校学习。但在学校的成绩仍然不错,保持在第一到第三名之间,为此我更加在乎成绩得失。在朋友和师长面前虽然总有一种超越他人的优越感,但在嫌恶的人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地缺乏自信心,处于连三岁小孩都不如的状态。在公司见到讨厌的人,实在痛苦不堪。希望自己坚强起来,冷水浴摩擦、腹式呼吸等都尝试过了,但毫无作用,反而每况愈下。“还是死了好”这样的念头每每在脑中徘徊,甚至还设计过死亡的方法。这是前年发生的事:由于公司的工作繁忙,长时间写字,手部疲劳的缘故,写字时手突然颤抖起来。从未患过其他毛病的我,很感到担忧,于是出现了越是为此焦虑,则越是颤抖的神经症症状。现在想来因疲劳而手发生颤抖也是正常的事,却因为主观愿望高,以情绪为中心,总希望任何时候都能顺畅地写字,否则的话就认为不正常。这样一来,书写痉挛越发厉害了。我越来越为自己的前途悲观,社交恐怖也更加严重,整天处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剧烈的苦痛之中。

阅读了森田先生的著作,想住院接受森田疗法的治疗,但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反对,不得已只好到一个叫伊香保的地方去休养。到了目的地,连一封报平安的信也不能看,到了只能请保姆代劳的地步。静养当然无济于事。回东京后,刚准备在大学医院接受物理疗法治疗,一听医生说“治可以治好,但要复发”,马上沮丧失望了。后来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劝我辞了公司的工作去乡下休养一段时间,但我总感到于心不甘,于是根据父亲听来的消息住进了森田先生的医院。住院后,遵守医院的规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内心感到些许宽慰。但对于能否治好社交恐惧仍然没有信心,书写痉挛也没有完全治愈。我反而想,光治书写痉挛而治不好社交恐怖的话,将更加糟糕。因书写痉挛,公司可以允许我长期休假,一旦治好书写痉挛就非上班不可了。先生知道我准备辞职去乡下的打算后,劝告我:“不去上班的话绝对治不好。”我无可奈何只好下定决心坚持上班。为此要得到公司领导的理解,必须去同领导面谈。当走进公司,敲响董事室房门时,那种内心的不安、焦躁苦闷,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进了董事室,寒暄一二句后,住院的效果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起初讲话时声音有些颤抖,渐渐地变得痛快流利起来,且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愉快的谈话,我还未体验过。那天回家后给森田先生写了出于肺腑的感谢信。过去全然不能写的钢笔字,现在不是能写了吗?我感到十分得意。回到乡下,家人看到我的变化都觉得惊奇万分。已能敏锐地感到周围各种事情的变化,难以压抑地这也想干,那也想干。后来去公司上班后,社交恐怖和书写痉挛一天比一天好转,工作效率比患病前还要高,已可以与同事心情愉快地交谈。尽管复杂的工作不太熟悉,但已不受情绪支配,应该干的工作即使讨厌也坚持着去干。住院前从退缩的思考方法出发,沉浸在消极的情绪里,现取而代之以积极的精神面貌待人处世,燃烧着想成为伟大的人,想成为富翁的向上欲望,遇事都能出色完成。

森田博士:

书写痉挛在这里治好的,山野井君已是第二例了。过去因为此症的病理不明了,没法治疗。然而根据我的研究,他的病理与神经症相同,可以轻易地治愈。像头痛、红脸恐怖这类神经症症状,患者本人说治好或治不好,旁人是无法确认的,只好凭借其本人的说法来判断。但对于书写痉挛的治疗效果,一看患者写的字就可以了解了。普通职员山野井君在会见公司领导的前一天就感到预期焦虑,到了这天则越发不安,来到董事室敲门时,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实际上这也是一般人的心理状态,而山野井君把这看成“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说明他理解上不够全面。肚子饿了要吃饭,见了上司会紧张,无论是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平等现象。树立了这种“平等观”,对人就富有同情心。有这样的句子:“下雪天,人家的孩子在收酒桶”。这是一句出于平等思想的充满同情心的句子。即使是酒店的小学徒,在寒风刺骨的下雪天收酒桶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尽管自己怕冷不会去干这种苦差事,但若认为小学徒习惯了,对大雪天收酒桶不会在乎,这种思想就表现了这个人的“差别观”(或叫“歧视观”——译者注)。一旦被“差别观”束缚住,就人为地筑起了同他人的壁障,不善妥协和调和人际关系,就渐渐发展成严重的强迫观念。

一切事物都存在差别和平等这两方面,像每个人脸上都横生着两个眼睛,这是平等的。但眼睛的生法却是千变万化的,由此有美与丑、威严与和蔼等表情之分,这就是差别。我所主张的“事实惟真”抓住了平等和差别两方面,坚持“事实惟真”,就不会被狭隘的思想所束缚,不会成为强迫观念。

孵化小鸡时,小鸡从蛋中、母鸡从外面同时啄壳,这种现象称为“碎啄同时”。如果母鸡在小鸡尚未成熟时就啄破了壳,或者小鸡成熟过了头还未从壳里出来,都可能窒息死亡。就是说为了小鸡的健康生长,恰当的时机使碎与啄同时进行是必需的。山野井君过了四十余天的住院生活,恰如蛋在逐渐孵化中,直到出院,壳还没有被啄破,不得已去与领导见面,这才开始实现了“碎啄同时”心机一转的过程,迎来了崭新的世界。在这以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着难言的痛苦,可以说“与生俱来的痛苦”吧。过去也常常见到上司,但越来越觉得不自然和苦恼,而现在“碎啄同时”到了成熟的时机。

让其时机成熟,有件重要的事情是,我特别重视了山野井君出院的日期。治疗期开始规定为四十天,但到了期限,还未治愈。为此我也感到棘手,只好先让他出院,改变一下环境。“心机一转”的条件还未到来的话,他会再次要求住院,不得不继续接受治疗。我问了他出院后的打算,他回答:“因为无法正常工作,打算辞去工作回乡下,过轻松的日子。”于是,我问他:“现在去公司上班或回乡下,哪方面对你前途发展有利?怎样做符合你的理想?”对此,他回答:“当然去上班工作有前途,可是现在这种状态,一点工作也干不了,出于无奈才考虑回乡下的。”我加强了语气:“一个人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希望,生活态度逐步退缩的话,社交恐怖和书写痉挛就无法治好。我们生存下去,因为我们还有希望。治疗强迫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为了更好地生存。舍弃了希望,活着也失去了意义,当然治病也没有必要了。”

山野井君是个过于顺从接近于盲从的人,听了我的话,老是被我的言语所束缚,这次也马上采纳了我的意见,放弃了回乡下的打算,继续去公司上班。越是希望治愈社交恐怖和书写痉挛,却越是治不好,他可能会埋怨我:“这样能治好吗?”埋怨的同时,觉悟到若在森田先生处治不好,也没有地方可去治了,如此一来,索性采取破釜沉舟的态度了。这时“心机一转”的条件成熟了,“大疑必有大悟”。住院时间虽长,再痛苦也是值得的,一旦觉悟,巨大的能量就涌现出来。

日高(警官):我也是因社交恐怖而苦恼。学校毕业后曾做过一年的中学教师。那时,与学生见面感到痛苦,每天一起床,就为此而苦恼。对学生在教室里吵闹,自己平息无方,亦感到悲观失望。经过先生的住院治疗,考虑问题的落脚点有了改变,过去在宿舍里连洗衣服等事都不能干,现在可以顺利地完成了;以前在路上遇到上司,往往绕道回避,现在主动地上前与其打招呼了。现在每天生活得非常愉快。

森田博士:

患红脸恐怖和社交恐怖的人很多,日高君、山野井君都是这样的病例。看到他们现在的健康状况,你能够想象他们曾患过社交恐怖症吗?

现在在座的古庄先生,喝茶时因拿茶杯的手颤抖,把茶水泼溅到外面,为此而苦恼,故只好避开需要喝茶的场合。这是与“书写痉挛”同样性质的症状,可称为“茶痉”。我代他把这症状介绍给大家,是为了告诉大家,只有如实暴露自己的阴暗面,由于有了忏悔心,才能够尽快治愈。如果自己主动向大家坦白,将会治愈得更快。古庄先生,恐怕对我向大家介绍你的“茶痉”,感到难为情吧,在人前感到害羞是理所当然的心理。若明白这一点,手的颤抖可以彻底治愈,像日高君、山野井君,以及所有治愈的人,都愿意把自己在人前张皇失措、演说时声音发抖等现象如实地坦白出来。

再则,山野井君不但自己完全治好了病,而且帮助治疗许多其他的神经症患者。我这里几乎所有治愈的患者,都像山野井君那样在指导尚在受神经症折磨的患者。

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一般医生不愿了解神经症的本质。像所有被治愈的患者都明白的那样,神经症实际上不是病,也不是什么神经方面的衰弱所致,那是主观意识上的精神性的产物。因此,只有体验过神经症症状的人,才会懂得它的真髓。没有亲身体验,即使是医生,也不容易明白他的本质。可以说,主观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是不容易理解的,不过像用显微镜检查一样,虽然麻烦但依据推理、判断功能,没有亲身体验也可以理解其真谛。

我的著作,尽可能使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有关著作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与使用语言难易没有任何关系。一般医生把我写的《神经衰弱和强迫观念的根治法》那样的著作视为通俗读物而不屑一顾,而对《神经症的本质和治疗》这类稍有些繁杂的书则因为麻烦而不愿认真地阅读。特别是日本的学者虚荣心强,认为通俗和实用是做学问的大忌。比如一个医生不会说德语就不像医生亦是出于这种成见。古代有过一段不会写万叶假名就不是学者的时代。以后很长时期内,学者们又认为不会写汉字要受到旁人的歧视,因而写文章不用日常使用的语言。正是这种因素妨碍了文艺和学问的进步。在那样的时代,女性不是学者,故不受这种清规戒律的限制,可以任意使用俗语和假名文字。《源氏物语》、《草纸枕》等著作能够诞生,反而依靠女性开创了文学。这是文学博士藤冈的观点,我也有同感。出于这种教训,所以对脱离了实际生活、妄自尊大等所谓的学者风度尤其是有害无益的。

赤裸裸地暴露自己

中岛:九年来我因脸红恐怖和社交恐怖而烦恼,为了摆脱痛苦,曾尝试过“大灵道”、“合气功术”,并加入教会寻求宗教信仰,但都失败了。最后还接受过断食疗法,也无济于事。无奈中入住先生的医院。住院后我经常喜欢与病友闲聊,浪费了时间还强词夺理,被先生讥讽为“闲聊会会长”,想想真是悲哀。住到了四十七天,先生对我说:“你给其他患者带来了坏印象”,命令我出院。实际上在此三天前,我已经打算认真遵守医院规章了,故感到很遗憾。但一出院,马上发觉自己已有了很大改变。这些变化,不是因为我脸皮变厚了,或习以为常,只是我采取了害羞时任其害羞,痛苦时任其痛苦,该做的事情照常坚持去做的态度。

森田博士:

患脸红恐怖和社交恐怖的人很多,社交恐怖者常常诉说的“在人前害羞”啦,“难为情”啦等心理状态,实际上这是无论是谁都具有的情感。可以说在人前毫无顾忌的人是变态者、意志薄弱者、精神病者;在害羞时任其害羞的是普遍的一般人;如固执己见地认为“难为情的话对自己是损害”、“害羞的话于事不利”等想法的人实际上是社交恐怖者。

出于信仰,加入了真宗,就会自然而然地诵念:“南无阿弥陀佛”。相反,原先不信仰、心存怀疑的人,假如先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也会自然地产生信仰。这种场合,念佛是一种具体实践,而信仰则是一种感觉或情感。实践和情感合为一体,成了同一个事物。因为想拥有信仰的人,起初不相信没有关系,只要先念佛经就行。像喜欢小孩的问题,通过抱小孩或替其换尿布的具体行为来体现喜欢小孩的感情,亦是实践和情感合二为一。

同样,神经症者当发挥了忏悔之心和牺牲精神,症状亦同时得到了治愈。即使不怎么相信也无妨,先试着干起来就行。试图把自己感到害羞、感到胆小的心理隐藏起来,就发展成为社交恐怖。若把自己的害羞、胆小公开坦白出来,社交恐怖也随之消失了。

有个口吃恐怖的病例,当他在一定的场合,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后,一下子就被治愈了。我故意就一个问题批评他理解错了,他一本正经地为此进行了大篇的辩解。由于这个偶然的机会,“心机一转”,长时间的口吃恐怖一朝就得以治愈。

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束缚

神山:尽管很害羞,但还是想一心一意治疗。我在十五岁左右,感到鼻子不舒服,以为因此引起了头部的症状,所以做了两次鼻部的排脓症的手术,因毫无效果,对治疗鼻子失去了信心。我好胜心很强,考试时虽然头痛得厉害,但忍耐着坚持学习,结果出乎意料取得了好成绩。我想毕业后生活轻松了,可能症状会好一点,想不到反而比学生时代更严重了。不仅头部,连肠胃也使人担心。十七岁时被大学医院诊断为“腹膜炎”,医生要求绝对安静休养。后在庆应医院检查结果不是腹膜炎,而是神经症,让服用镇静药。但我仍然对“腹膜炎”耿耿于怀,回到家乡后,还常常跑医院。

这时,我在妇女杂志上读了沧田百三先生写的体会文章,介绍了森田先生的著作。学习之后,治好了眉头酸痛和失眠症,自己的针线活也能够做了。但头部的疲劳还是没有消除,只好住进了先生的医院。现在努力地工作着,这两三天特别愉快,头部疲劳已不成问题了。

森田博士:

神山小姐考试时候能集中精力学习,且成绩很好,但空闲时情况反而不好,实际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说“现在很愉快,头部的疲劳已不成问题”,这主要是自己的精力驱使着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的缘故。就是说,在外面紧张工作时感到健康,一旦闲散下来,精神松懈时,全身活动迟钝,身体反而感觉不好。这和肚子饿了想吃饭、肚子饱了不想吃是一样的生理现象。神山小姐这两三天拼命地干活,感到很愉快,这是一时性的生理表现,而且是种单纯的虚张声势的勇气,不是真正诚实的态度。这样的话,空闲下来感觉不舒服,又要悲哀了,将反复徘徊于悲观和乐观之间。不过神山小姐表示:“尽管很害羞,但是……”我很赞赏这种豁出去的精神。刚开始行动时,局促不安,非常痛苦,但随着自己本来面目暴露,难为情的情绪烟消云散,这说明害羞心理已到了极点。神山小姐用自己豁出去的精神,使情绪发生了转折,所以我说,愉快也好,痛苦也好,是与肚子饿或肚子饱一样的现象,用不着为此高兴或悲伤。能明白吗?

神山:“明白了。”

不是练习,是实践

山野井:下面谈一位最近受我指导社交恐怖的青年的事情。那青年在旧制初中五年级时退了学,到去年底,四年来几乎都闲居在家里,因为怕见人,白天从不外出,又担心身体衰弱,只好在晚上骑自行车外出。他父亲十分担忧,来与我商量。我告诉他:“你儿子患的是神经症,不久会好的。家庭贫穷的话,到了非工作不可的处境自然会出去工作,打算等到那时也行。不过想早点治好,可以到森田先生那里住院治疗。是服从境遇自然地好转呢?还是主动地进行治疗?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去年他父亲去世了,哥哥继承了父业,那青年到了非自我努力而图生存的时候了。迫于生计,长期隐居的他白天也只好外出了,随之他的社交恐怖也好转了。前些日子,我陪他去报考工业大学。我们虽知道电车乘到五反田站,学校在附近一个叫谷山的地方,再怎样走着去就不知道了。我停住步问他:“怎么走?”他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意思是叫我问路。我催促他去问:“问一下警察就可。”结果他马上了解了到学校的路线。这个青年过去从来不敢做问路之类的事,而这次迫不得已却很好地做了。一边走,他一边问我:“这是练习吗?”“不,决不是练习,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实践,包括刚才的问题。”

神经质性格的人,存在倒过来思考问题的倾向。这青年在我家用餐,表现出非常的客气。但过分的客气,我亦感到很不自在,真没办法。由于社交恐怖心理作祟,光在意自身的一举一动,反而不去考虑他人的麻烦了。

森田博士:

山野井君刚才讲的情况很有趣。那青年提出:“现在干的是练习吗?”当然不是练习,是实际生活的内容,可以说是实践。住院的患者中,与这个青年相同想法的人很多。比如晚上工作的内容是织抹布,马上认为这是一种针线活的练习,看上去可能会认为他观察很正确,实际上是很愚蠢的认识。做抹布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有的患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完成了做饭的练习”,太好笑了。住院仅仅四十天,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进行针线活和烧饭的练习,是打算将来培养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呢?住院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体会“事实惟真”的想法,学习“服从自然,顺应境遇”的生活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适应能力。胡乱地进行烧饭练习的话,会给每天享用的人带来麻烦。为了练习不可烧出过硬、过烂或半生不熟的饭,而必须做出上等质量的饭来。兼好法师说过这样的话:“射弓者勿带两支箭,必须一箭命中,否则存在着侥幸心理,射了一支还有一支,结果也射不中。”什么练习啦、尝试啦都不许可。这也是针对现今教育弊端的。世界上,有的人拥有两项博士头衔。从前我也计划成为医学博士,再成为文学博士。兼好法师在《陡然草》里写道:“某个人想成为法师,既学骑马,又学吹笛,说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学,结果一生一事无成。”这样的人充其量是个万事通,绝没有丰富的适应能力。

怎样才能与人有共感

坪井(僧侣):中学毕业后,我当了僧侣,有许多感触。但并非是成了僧侣,因为说是做了僧侣可以念大学。然而和尚的世界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单纯,且我又有社交恐怖,故感到生活得很艰难。初次参加法事仪式,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长长的华丽法衣,胸口扑扑直跳,脸涨得通红,完全怯场了。传过来的五六个碟子,对如何拿好不知所措。法事活动开始,我在和尚中地位最低,所以必须干在前头。由于毫无经验,只好悄悄观察他人的动作。为了避免不应有的疏忽,战战兢兢地模仿着。站起坐下,做着各种动作。可是模仿的动作总比他人要不自然,又害怕人们嘲笑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和尚。这样一想,动作越发粗笨起来。到了该撒花的时候,头脑已一片混乱。应该撒三次的,却撒了一次,最后搪塞着仅仅完成了撒花的手势而已。坐下来,因太靠近了诵经桌,头狠狠地撞在了桌角上。因耻辱一下子脸又涨红起来了。

我现寄住的地方,是日莲教的宿舍。每两星期有一次演讲会,每日有一次街头布道活动。我想反正也难以成正果了,索性就得过且过吧。可到了大学高年纪,不容我是否愿意,硬让我担任了干事。干事是个什么都必须插手的差事。无奈来到靠近电影院的街头布道,在众目睽睽下实在是受尽折磨,只有涨红着脸,忍耐着。我四处向施主化缘,半工半读着。因为脸红恐怖,实在不堪化缘带来的痛苦,曾下过不再做僧侣打算回老家的决心,经师傅劝说,才打消了念头。不久前,忍耐着痛苦,到上百处施主家化缘。尽管很不容易,总算坚持下来了。

森田博士:

刚才谈到法事活动开始时的话,很有趣。这样具体地述说经过,会引起情感丰富人的共鸣。能进行具体的谈话,说明这个人的进步。脸红恐怖尚未好转的人,只能纯粹抽象地诉说什么“太无聊”啦、“在上司面前很拘束”啦、“感到死一般的痛苦”啦等,实际上都是些谁都会感受到的司空见惯的情绪,或者说是毫无头绪的不着边际的事情,以此企图博得旁人的同情。神经症的人,如果不再抽象地、主观地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能设法具体地表述事实情况,那么就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已好转了。

野村(医师):最近先生精力充沛、健康地工作着,令人高兴。不久前先生出席了某个报纸座谈会,我想先生不会不知道那一些杀人事件的传闻吧,然而看了一下座谈会的记录,先生的话却不多,只在最后对谈话做了一些总结。先生最近还出席了以“春天和神经衰弱”为题的《文艺春秋》杂志举行的座谈会。我原以为“神经衰弱”是先生的专门研究科目,一定会发表许多高见,可翻开杂志,先生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诸冈博士倒说了许多。我们弟子们在一起议论:“难道先生在外面的场合不太讲话吗?”

森田博士:

在那种场合,我总是让别人多谈些,不到万不得已,不喜欢一个人自己高谈阔论。那个会上诸冈博士讲得最多,记者提出问题,他可以马上举出在西方和中国文献上的例子加以说明。我的思考方法,如同大家所知道的,把着眼点放在实际和实践方面,不太主张絮絮叨叨的说明。关于神经衰弱的问题,我想谈的东西的确很多,但因与一般的学说大相径庭,我的发言会同其他博士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故我想还是不说为妙。座谈会上,记者就失眠提出了问题,刚想就我的观点同一般通俗说法的不同之处做一点说明,齐藤博士马上讥讽我:“你又来吹毛求疵了”。如此一来,话不投机半句多,谈话的兴趣荡然无存了。我好意想给世人洞开迷茫,却成了攻击的目标,为此深感失望,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支吾一番算数。传媒世界,尽说些一本正经的东西,新颖的内容恐怕也不会有了。

坚强来自软弱到极点时,脸皮薄,胆子大

佐藤(医师):我从孩提时就很怕羞。我的故乡人福岛把这说成“脸皮薄”,就是指不善于与人交际的人。但也有这种说法:“脸皮薄的人胆子大”,大概是形容某些羸弱的女性,在一定的场合下反而能发挥男人都望尘莫及的强韧吧。我曾出现过正视恐怖。刚当上医生时,为一个变态的精神病患者诊断,他正好与“脸皮薄”类的人相反,是个几次被判刑的可怕家伙。他露出遍体的刀疤吓唬我,并且咄咄逼人地对我说:“我哪里是精神病?”我虽想作为医生不应屈服这种人的气焰,可由于“脸皮薄”,终于不敢抬头去正视他。从此,不愿意到那个患者的病房去。平时精神恍惚,不敢正面凝视他人。尤其被那个患者说了声“医生,您眼睛不好哇,老是晃眼。”之后,我越发不敢去那个患者的病房了。正视恐怖,后来自然而然地好了,但羞于见人的本性依旧,很是苦恼。

森田博士:

“脸皮薄的人胆子大”这种说法,巧妙地点破了人类心理的一方面。流传于世的谚语,往往透射着真理的光辉。自古以来人们通过直感获悉的现象,也属于心理学的范围了。精神病学家悉心研究才发现的人类心理事实,实际上人类自古以来就明白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谦恭的人固执”的说法。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他人的活动,在走廊等处,恭敬地致礼、问候的人,常常是些人际关系中不肯调和、妥协的人。

“脸皮薄”有两种,一种是有不肯服输、要努力进取的上进心,仅仅因为在人前感到不自在而回避退缩,这可以从孩子、女性或意志薄弱者身上看到。还有一种“脸皮薄”,表现在神经症的人在恐怖的场合,出于强烈的好胜心,认为在人前必须堂堂正气,不应有害羞心,拼命努力却难以如愿。结果自卑感越发严重,陷入愁肠百结的境地。“脸皮薄的人胆子大”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比如普通的女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天生的弱者,没有必须要坚强、不能软弱的对抗心理,像在夫妻吵架、强盗入侵、发生火灾等场合,虽无虚张声势,却全力以赴,以必死的精神显示英勇顽强。这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脸皮薄”,因为耻辱时任其耻辱,任其软弱到极点,一旦需要之时,反而表现出坚韧不拔。意志薄弱者和精神病患者,由于附加了各种不同的条件,与“软弱到极点”不同,他们自不量力,看不清方向,常干些突发的没有谋划的意外行动。有时出乎意料地表现顽强,但也有意外的软弱。“疯子的力气大”是因为精神上缺乏抑制作用,能全力施展的缘故。战争中一马当先建立功勋的士兵,复员后沦为小偷被抓住的例子也有。这都是由于意志薄弱、抑制力缺乏所致。滑铁卢大战时,有两位英军勇士,趁着夜幕,携带炸弹潜入敌人阵地,完成了重要的任务。两位勇士在惠灵顿长官前受奖,其中一位发言时竟抖索着说不出话来。据说惠灵顿长官当时说了这样的话:“知道畏惧者才是真正的勇士”。有恐惧说明抑制力强,一边任其恐怖,一边不得已完成必要的自身工作,才是真正的勇士。

佐藤君的“正视恐怖”,起因为慑于变态患者,而自己作为一名医生不应该服输这样的思想矛盾所造成的。我也曾受到变态患者的骚扰,我知道力量上是敌不过这些精神病人的,因此也绝没有斗败他们的意图。对乱喊乱叫的患者,不去过分重视他。我的冷漠态度,反而使患者也冷静下来,只说些想说的话,不信口开河了。狗在街上和其他狗相遇,若夹起尾巴低下头过去,其他狗也不会来追赶或撕咬。我对付这类患者也模仿这种方法,夹紧尾巴,没有丝毫与其对抗的心理,软弱到了极点。社交恐怖者倘也理解这种奥妙,就不会受到他人的敌视,且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明白了这点,病即痊愈了。

我谈一下自己的体验。在根岸医院(精神病院)工作时,刚跨进病房,一个患者将盛着漱口水的瓶狠命地扔了过来,瓶子从我身边擦过,落在后面墙上,顿时摔得粉碎。又有一次,这个患者把我按在床上,胡乱打我腰部。但他施暴时也懂得分寸,扔瓶子时没有要将人致伤地乱扔,打我时也没有在要害部位乱打。那种场合,我作为医生,对患者完全没有抵抗,任他所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我之所以坦然处之,与多少掌握一些柔道也有关系。先必须弄清对手攻击的情形,在自身完全没有危险的前提下,任患者所为。后来,这个患者对我反而特别顺服。据说,他曾对人讲:“这个医院内真正的医生,只有森田。”出院后还对我寄予好感,经常送来物品和寄来信件。另外,有一次诊视时,有个患者突然从侧面向我踢来,我顿时从椅子上摔下来;还有一次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总之都是精神病人所为,我一点也不感到恼火。

我想忠告社交恐怖者一言,自己胆小、有劣等感是天生的、无可奈何的事。当用尽各种手段、方法仍无济于事时,就开辟了新的道路。这就是“任其软弱到极点”的意思,物极必反。无论自身面对的处境或者工作方面,应该做的事,再困难也要去完成。因为“黔驴技穷”,随着临界点的“突破”,当在人前无论何种态度处世都无所谓时,转机就来了。

山野井:如前所说,我出院后,硬着头皮去见公司的领导时,紧张得心扑扑乱跳,说话声音都颤抖,任其紧张,照样做我应做的事,一下子说话顺畅起来了。我体会到这就是先生所说的“突破”。当时我为社交恐怖的治愈而高兴得不得了,但后来症状又出现了。无奈之中继续带着症状干应该干的事,自然地让自己软弱到极点,终于真正地好转了。现在有时尽管心绪不宁,我也不在乎。顺利时候感到高兴,不顺利也认为是理所当然,不感到特别的痛苦。

森田博士:

再稍就这个问题探讨一下吧。我们做某件事情时,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地表现出勇气百倍的样子,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做作出来,反而不自然。遇到复杂的交易和谈判时,靠虚假勇气支撑的结果是屡遭失败,最后悲观地认为自己无能,越来越陷入愁肠百结的境地。另一种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的态度,这是毫无虚伪的做法。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谈判场合反而表现罕见的潜力,即使不赢,至少也不输。采取这种态度,胜了高兴,败了也不以为然,没有悲观情绪。所谓“软弱到了极点”,不是会越来越懦弱下去吗?实际上绝不会这样。我们具有欲罢不能的上进心,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反而会背水一战,下必胜的决心;意识到自己头脑迟钝,会比正常人加倍地努力;意识到自己不近人情,会更谨慎处世,不怨天尤人。认识到敌不过精神病人的力量,懂得在伟人面前不能趾高气扬,只能夹紧尾巴,软弱到底。社交场合自我介绍时,不能充分表达内心的思想,能够心安理得吗?肯定会自责,感到懊悔不已。但因为天生的软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夹紧尾巴,是恐怖的表现;遗憾、不服输是欲望的表现。这种“恐怖”和“欲望”间的冲突越大,能忍受这种痛苦坚持下去的人,是了不起的人,是伟大的人。而否定“恐怖”、舍弃“欲望”的人,是似是而非的修道士或是强迫观念者。正因为有内心矛盾,人才会进步。比如不能在人前流畅地表达,内心却十分希望表达得充分的时候,他会千方百计在语言表达上下一番工夫。如此一来,活跃了思想,文章也精炼了,人生观也革新了。正是在“恐怖”和“欲望”这两方面强烈的互相作用下,真正得到人生修养的熏陶。

大西(学生):去年春天,我因社交恐怖住过院,一度治愈。暑假里回乡下,生活懒散使病情复发,又住进了学生的医院。东京大学文科的学籍保留着。准备着手写毕业论文,因为缺乏自信,一直没有动笔。先生告诉我:“总之要先着手干起来”,我反复强调神经症状尚未治好,论文没法写,希望先生谅解。这个寒假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讲起这个情况,遭到他的斥责,逼得走投无路,没有办法只好下决心动手写论文。虽起步晚了一些,一旦动手起来,渐渐地打开了思路,总算完成了。

森田博士:

大西君是固执的典型。固执的人,拘泥于没有自信的自我。不管我怎么告诫他:“先应着手干起来”,他总是无动于衷。大西君说父亲发火才下决心,但即使写论文,或者赶赴战场也不需要下什么决心。下了决心,就会产生多余的思想纠葛。不需下决心,只服从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动笔写论文就行。首先被父亲斥责后才下决心这种想法本来就不正确。大西君是固执的“冠军”,而另一个“冠军”是水谷君,他是与固执相反的盲从的典范。我叫他鞠三个躬,他照此躬行;我劝他参加入学考试,他没有二话。大西军的“固执”和水谷君的“盲从”,是两个极端,都离“领悟”目标有很大距离。我忠告大西君:“先着手干起来”,他听后说:“回家考虑考虑再说”,陷入了“现在着手写的话会怎么样?”、“着手写不下去,怎么办”等的思虑中,连询问我一下的念头也不转。他忘记了我是一个在精神科学方面有一定知识的医生,认为照森田说的去写论文,结果会怎么样,森田是不知道的,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这种态度出于很肤浅的想法。孔子说:“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很适用于大西君。如果大西君追问我:“即使着手干了,仍然写不成时,怎么办?”我会作如下解释:“把决心啦、自信啦统统抛开,只要自己坐在桌前,摊开稿子、钢笔和参考书,尽管寂寞,仍像小孩做游戏一般干下去即可。每天干上十分钟、半小时都行,尽可能不断地坐在桌前,有时写上两三行,有时顺手抓到一本参考书打开来,懂也好,不懂也好,胡乱地读起来就行。或一星期,或两星期忍耐着坚持下来就可以。”对此,光想象可能不太好理解,实际做起来就会明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概括一句话,会也好,不会也好,应该干的事,不管愿意是否,无论如何也要去干。这时光凭勇气、自信等假装的信念是无济于事的。照我的话去做,素质好的人,可以忠告他:“去参加吧!”这时本人会担忧“脑子这样不好,而且没有准备,即使考也不及格”。这是他自我意识的表露。“既然森田这样说了,碰碰运气考它一下再说吧”。简单说来,这是“尝试”,动听点说来“是托付给森田了”。这种“自我意识”和“尝试一下”的愿望,清楚地在内心中表现为对立,而在行动上表现为顺从。由于“顺从”,自身就开始会得到很大的进展和锻炼。然而,大西君先做主观断定“自己不行”,通过自我意识作用,即使去尝试一下比神灵启示更确实可靠的森田教诲,付出一次举手投足的辛劳也不愿意实施。与此相反,水谷君却认为森田讲的都是正确的,完全抛弃了“自我”,只知道“照森田说的,应该参加考试”去实践起来。不讲策略,埋头苦干地突进,这称为“盲从”,不能做到有顺从适应性那样地工作。

与上级交往时的态度

黑川(军人):住院前最痛苦的是,看书不能理解其内容,记忆力差。也有社交恐怖,受着各种苦恼的折磨。入院后想聆听先生的教诲,认为即使遭到先生的申诉也无所谓,尽力地去接近先生。当然现在在上司或了不起的人面前,依然感到不安,没有事是不愿意去找他们的。但遇到有事,尽管不安,涨红着脸,也要去找他们,把事情顺利地处理好。

森田博士:

在了不起的人面前,为什么会不安?让我们思考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上司或了不起的人都是能给自己谋利益和带来幸福的人,遭到这些人嫌恶的话,应该带来的幸福也会失之交臂,或者可能夺走已有的自身幸福,这种担心就会生发出恐惧。对方会带来幸福,由此产生了尊敬心理;担心被夺走幸福,引发了畏惧情绪。哪怕不是了不起的人,对自己倾心的异性,亦会顾虑遭到对方轻视,怕得不到企盼的钟情而羞愧不安。另一方面,对下级或一般的异性,因没有与之切身的利害关系,就不需要恐惧和害羞,所以当自身满足于现在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无求于他人、不羡慕什么时,这个人就没有感到畏惧的对象了,也没有羞耻感了。功成名就的人,大体如此。而另一方面,乞丐和流浪汉却认为:“反正像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关注。”那样,绝望或自暴自弃的人,同样不会在乎人们会有什么看法的。我与黑川君相同,在大人物面前感到不安,这是我们本身具有的性格,我常把这称为“纯真的心”。这里的患者,正因为尊重和信赖森田才住院的。对森田害怕是理所当然的,带着敬畏森田的心情,同时倾听森田的教诲,希望得到他的指导。当因畏惧想逃离的心理和接近盼望想得到的幸福的心理鲜明对立时,我们的行动就变得微妙,变得更加适用现实,变得随机应变,即所谓不即不离的态度。想接近恋人,又感到难为情,这样的两种对立心理活动,我称之为精神的拮抗作用,或叫调节作用。这种对立心理的双方活动越强烈,精神的能量越旺盛。神经症者的思考方法,或是被错误的精神修养束缚的人,试图否定和压抑恐惧、害羞等心理活动,一方面又粗暴地鞭策自己想接近的欲望,拿出虚假的勇气去勉强努力,结果精神活动反而趋向萎缩和偏执。想为了不害怕,勉强地虚张声势,固执地强迫自己去接近,丝毫不顾忌他人的麻烦,就会变得厚颜无耻。与此不同的是,想对立的两种心理活动活跃时,即使想接近对方,也不挨靠得太近;对方感到厌倦时,稍稍回避又不离得太远。听到对方讲话声,或有空暇时,情感变化微妙时,马上来到对方身旁,处于“不离”状态。就是说既不粘住,也不远离。进退自如,才能保持非常合适的功能,达到“亲近而不狎昵,敬重而不疏远”的境界。这两个对立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根源,在于想变得伟大,想进步这样专心致志的欲望,源于一颗向上进取的心灵。这里刚住院的患者,有的回避我的视线,有的则靠近我身边却丝毫不顾忌我的情绪,心安理得地提些无聊的问题。但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他们自然会体会到“不即不离”态度的玄妙。黑川君接近我,希望听取我的指导,这不因为我是个伟人,而因为我是个医生,只有把治病之事全托付给医生,除了遵照医嘱外别无他途。医生嘱咐打针、吃药,尽管疑虑是否会有危险,但他是以治病为职业的医生,只好甘心情愿拼着命,任医生摆布。关于神经症症状也同样,我这里疗效好的患者都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森田;疗效不好的患者大多忘记了森田是个医生,他们不情愿把自己交出来,别出心裁耍些小心眼。什么时候才能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可以说当注意力专心集中于目标上,舍去人为的自我筹措或耍小心眼时才能实现。这种自我筹措,也可称为“被束缚”啦、“不应感到害羞”啦、“必须接近先生”啦等主义和宗旨在思想上扎根之日,就是被束缚之时。被束缚越多,离“不即不离”境界越远。

我的住院疗法的最大着眼点,就是要脱离这种“被束缚”的状态。怎么办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方法是,一方面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目标;另一方面,当自己难以摆脱“被束缚”时,应按其原状继续“束缚”,此时即达到了摆脱束缚的效果。

所谓“被束缚”就是以某种思想、某一语言为基准,作为座右铭,然后规范、推论自己的行为。比如遇到难得的休息天,就牢牢地被“休息”两字所束缚。散步属于“休息”内容,然而,稍稍打扫一下家院,就认为属于工作的范畴而不愿意干了。实际上散步也好,扫除也好,都是同样的生活内容,正因为被“休息”两字所束缚,故没有发觉这一点。神经症的症状,只要除掉了这种束缚,也就痊愈了,生活就变得便利,变得自由自在了。这里的住院患者中,尚未摆脱“束缚”前,认为工作只是为了治疗,为了机械地完成了事,连花木的根腐烂了也没发觉,水浇好了,土是干是湿就不管了。还有,比如在宴会等场合,服务员端来了盛着许多茶碗的大盆,这时大部分人被礼仪所束缚,相互“请!请!”地谦让着,怎么也不肯自己先伸手去拿。对这种场合有什么感触呢?而且,不管大家怎么彼此谦让,也不会有任何得失可言,为了服务员减少点辛劳,也应该尽快地举杯端掉。与此相反,有关得失的场合,在站着的聚餐会上,这时我亦热切地希望早点拿好吃的点心,但只好忍耐着让别人优先。我认为早点拿茶杯,让他人先取点心,这种态度可以说出于礼仪。世界上经常可以看到茶杯让他人先端,而拿点心却怎么也不肯先礼让的这类待人接物的现象。这种人尽管拘泥于“礼仪”这个字眼,事实上却违背了礼仪。再比如,在大型的宴会上,当与会者座次没有规定时,许多人说着“请!请!”堵塞在门口,谁也不肯抢先入座。假如是我,先估计一下自己的地位,从上排下来大概处于三分之一的部分,那么就在三分之一处入座,省得相互谦让而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但有些人明明地位居中,却故意坐在下位,好像是唆使他人必须坐到上位去。这种做法除了给他人增添麻烦、浪费时间外,还有什么方便呢?一旦被礼仪所束缚,似乎只要自己符合礼仪就行了,反倒成了利己主义,对他人带来妨碍也不在乎。平时常有这样的事,尤其多见于女性,当他人通过自己坐的地方,稍稍挪动一下身子,就可以让人家从自己的身后通过。然而她却一本正经地退居,一边说“请!请!”示意人家从自己面前通过。结果硬要表现自己的谦逊可掬,却让他人去做不必要的举动。这种由于人们出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考虑,对他人的害羞心理就缺乏了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