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佛祖手拈金波罗花，把自己以至整个世界都传给了迦叶以来，佛教便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通过一代一代地秘密传授获得不断发展。相传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这种传授已在古印度绵延了二十八代，所谓的“西天二十八祖”所说的即是此意。
佛教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堪称“中华祖师”的达摩老祖便是迦叶的第二十八代传人。他于南北朝前后，从海路来到我国传教，先在南方，后辗转到北方。
关于中国禅宗的这位源头人物、第一主角的事迹，由于后代禅师的房间粉饰与描述，出现了很多版本的传说与附会，使其形象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从而给真正了解达摩老祖的“庐山真面目”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从历史的角度看，记载达摩事迹最可靠的文献莫过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道宣的《续高僧传》。因为这两书问世距达摩时代相去不远，所载当较为真切，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禅宗尚未成熟壮大，关于禅宗的种种神奇说法尚未出笼，故书中还没有多少虚妄无稽的内容。《洛阳伽蓝记》中有关达摩的记录有两条：
“永宁寺，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城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去：‘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京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去：‘得其真相也。’”
记录虽然简单，但其中自把达摩的国籍、来华年代一一叙述出来。在另一本《续高僧传》中的载述则相对要详细得多，我们从中已能看到达摩所传禅法的教旨。《续高僧传》“习禅”门之“达摩传”云：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语。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是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
此处所记载的达摩的国籍和来华时间与《洛阳伽蓝记》有所出入，并且引人注目的是，当时中国举国盛行读经讲法执著名相，可是达摩却主张坐禅入定，于冥冥之中领悟佛法，并受到许多人讥谤。但是，在《续高僧传》中还用“二入四行”来概括达摩所传教旨。“二入”、“理入”、“行入”。“理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为‘理入’也。”在这里透出了寻找中国禅宗的真正源头的消息！“理入”即悟入谛理，即是见道。从“藉教悟宗”——藉《楞枷经》之如来藏说（“含生同一真性”即是《楞伽经》如来藏说的内容），悟“宗说俱通”之宗——开始到“教外别传”的绝对“宗通”。从“客尘障故”开始，到北宗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从“凝住壁观”开始，至坐禅、到安心、到住心……后世禅宗中各派的宗旨宗行，几乎都可在达摩禅法的“理入”中找到渊源。
达摩祖师肩负着西天佛祖行化震旦，宏大禅宗的历史重任前往东土释经布道。“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次年十月一日，达摩到了中国的金陵（南京），见到了梁武帝。那时的中国十分崇尚佛教，梁武帝即位不久，就宣布“唯佛一道，是为正道”，令公卿百官宗室“收伪就真，舍邪入正”，把佛教定为国教。他本人还四次舍身金陵同泰寺充役，又四次为臣下以巨款赎回。有梁一代，仅金陵一处，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遂使唐代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因此，当梁帝初次见到达摩的时候就问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然而令梁武帝没有想到的是达摩竟然给了他“并无功德”四个字的评价，对这种彻底的否定梁武帝当然不服，他追问，“何以无功德？”达摩答道：“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人天果属六疲乏轮回之中（六道又称六趣：地狱趣、饿鬼趣、畜生趣、阿修罗趣、人趣、天趣），不脱三界，离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距离甚远，故称小果。有漏因，无论是五逆十恶还是五戒十善都只能招至迷惑众生所处的三界之内的轮回果报。所以，你染武帝所为一要都是影非形，是虚非实，做得再多也不会成佛。
然而，成佛梁武帝最热切的愿望，面对着从佛的故乡来的高僧，他当然不肯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如何是真功德？”达摩只能以否定的方式作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他指出：靠世传的一套，造寺写经，戒斋度僧，坐禅念佛，是永远也不能成佛的。然而对于达摩的所言，梁武帝并不能有所领悟，“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两人的这次会面终于不欢而散。梁武帝认为达摩是骗子，或者是想故意捉弄他。但他根本无法理解，达摩想传给他的，正是佛的根本大法，达摩对佛经佛法的大胆否定正是旨在阐明“教外别传”的真谛。对于追求内心开悟、顿悟成佛的禅宗来说，造寺写经，度僧念佛当然不算功德；对于要想把佛祖融入自身的禅宗来说，当然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佛法圣谛；对于孜孜追求经书文字的梁武帝来说是无法理解达摩所指的境界的。
因与梁武帝机缘不投，达摩乃潜渡北上，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在冥冥中向人们传递着佛陀的特有智慧。
在达摩面壁之时，被后世尊为“东土二祖”的慧可出世了，传说：慧可是虎牢（今河南成皋县西北）人，他“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是一位内外兼通的学者。慧可四十岁时，在嵩山少林寺遇到了达摩，于是“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年，精究一乘。”然作为一名有名的学者，慧可从师于不谈学问的达摩，所以“一时令望，咸共非之”。后达摩入灭，慧可开始弘法。慧可及其后学，坚持达摩“二入四行”之禅风，但在当时“合国盛宏讲授”的形势下，他们得不到理解，其禅法无法弘大，甚至经常受到种非议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慧可后学分出二流：一流是应顺世风，他们著作疏释，堪称经师；另一流是坚持达摩遗风，“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堪称禅师。
以上所说的这些，基本上是中国佛教起源的一些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传说我们能够了解，中国的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佛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方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其实，如果我们翻阅中国佛教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佛教的发展从西汉就已经开始了。西汉之际佛教由印度通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东汉末安世高等传播佛教小乘毗昙学和禅定理论，三国吴对娄迦谶等传播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这些译师的佛经与当时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使佛教传播渐广。魏晋时大乘空宗般若学得到门阀士族提倡，又在与玄学结合中得到流传，形成“六家七宗”。此后，宣传佛性学说的涅盘学也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在此期间道安（334～385）的禅学和般若学，慧远（334～416）的法性论和因果报应论，僧肇的不真空论，道生的佛性论影响较大。南北朝时佛教更广泛传播，宋文帝（407～453）、梁武帝（464～549）等都大力扶持佛教，梁武帝几乎把佛教抬到国家地位。北朝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08～452）和北周武帝（543～578）两次“灭佛”之举，但总的说在资助评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十分突出。当时佛教学者重视讲诵佛典，专攻不同经论之风大盛，出现一些知名经师、论师，如涅盘师、成实师和毗昙师等，并形成学派。隋唐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寺院经济发达，为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译经规模扩大，水平提高。佛教领袖又多是广览群经、佛学渊博的学者，这些条件促成了佛教宗派的创建。思想上独树一帜，组织上自立门户、自成体系的佛教集团相继崛起。一时教派林立，壁垒森严竞相争逐。出现了三论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和三阶教。其中富有哲学理论色彩的是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后来禅宗青原行思一系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怀让一系形成伪仰、临济两宗、合称“五家”。中国佛教宗派还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许多宗派一厥不振。宋以后禅宗和净土宗仍在流行。一些佛教宗派思想为宋明理学所摄取，日益与儒道相融合，使佛教渐趋衰徽，辛亥革命后太虚等通过办学和发行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佛教在中国经历两千年传播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教派，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至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产生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