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站起来
经过长期奋斗和精心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正式宣告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结束了自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使中国成为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新国家。
一 新旧两个中国之命运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这样说道：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
他还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这次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从4月23日开幕到6月11日结束，党的七大开了整整50天，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超过以往六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在大会上，毛泽东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二十余人作大会发言。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作出了一系列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党的七大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路线。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党的七大指出，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党的七大再次重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具体说明：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现阶段上，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中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鉴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党的七大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准备，即警惕内战，准备应付内战。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二是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党的七大充分发扬民主，许多代表畅所欲言，对过去党内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党的七大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党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党的七大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党内生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的严格的集中制与广泛的民主制结合起来，把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和全党在斗争中行动一致。
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需要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发展而日趋成熟。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和认同。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这八个方面主要体现的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向。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反映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开始为实现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奋斗。
四是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上有着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的、有威信的空前团结的领导机构。
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的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它为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牢固基础。
二 国共两党和与战的抉择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出现了胜利的形势。到1945年上半年，欧洲战场上捷报频传——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太平洋上发起越岛进攻，向日本本土步步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困难时期后，从1943年起进入再发展时期，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上升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
此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仍基本上采取避战反共政策。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以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与此同时，美国将前一时期所采取的赞同国共合作的政策逐渐转变为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1945年4月2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个声明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气焰，加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中共七大闭幕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投入了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做好了必要准备。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对日作战的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请求投降。日本乞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于当晚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向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雪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基础。
然而，战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要维持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斗争不可避免。
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是要求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是要求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命令沦陷区的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
8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他强调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从当时的形势看，蒋介石要立刻发动内战也不现实，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是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以便重建家园；二是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还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四是中共实力壮大（拥有120多万党员、120多万军队和220万民兵）并发出了明确警告，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发展有着清醒的估计。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他还强调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这对于需要做应变准备的革命力量来说，也是有利的；第三，通过和平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统治集团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独裁内战，这对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有很大作用。
8月25日晚，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毛泽东赴重庆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谋求和平的诚意，受到普遍的热烈赞誉。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过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了43天的具体问题的谈判。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说要谋求和平，但它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30座解放区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原沦陷区，恢复在那里的统治。开始，人民是欢迎国民党回来的，但是许多国民党官员趁机贪婪地掠取财物，接收成为“劫收”。一时间，物价高涨，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官僚资本在接收的名义下急剧膨胀，民族工业的前途陷入绝望。这样，国民党在人民中的信誉一落千丈。国民党军队通过接收100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同时收编大量伪军，实力也进一步膨胀起来。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在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必要的自卫作战的同时，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调动22万人，突然向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在司令员李先念等率领下，分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向苏中、淮北、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三 决定胜败的战略决战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确实来势汹汹。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约200万人的80%，而且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装备精良。它的战略企图是：沿主要铁路干线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并控制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主力，妄图将人民军队压迫到黄河以北后聚歼于华北地区。
相比之下，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解放区内部的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后方还不是很巩固。解放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中，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因为如果我们表示软弱、退让，中国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将会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人民军队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基础。
1946年8月，全面内战爆发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表示了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表明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从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153座城市，人民军队也收复了48座城市，并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军队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共41万人；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军队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由于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随之宣告破产。
从1946年6月开始，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是士气高昂，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总动员令，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战争是智慧的较量。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薄弱，只是凭借黄河天险，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大别山区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利于解放军立足生根。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由此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目的。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在山东省的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三路大军的进攻，对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队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这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着手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土改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刻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逐步引导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发出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当时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报告还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城市中许多新的问题摆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6月，中共中央又批转《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12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写的《接收沈阳的经验》，指出接管工作应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同各阶层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秋季的时候，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达到149万人，且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改善。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5%，并且在大约1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土地改革。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刘峙集团、傅作义集团、卫立煌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选定战略决战的方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使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间、各战役的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
四 新中国的诞生
经过三大战役，中国革命已处在胜利的前夜，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还在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次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届二中全会后，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在194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发表“求和”声明。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其“宪法”，保存其“法统”，保存其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解放广大国土。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厦倾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6月，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豪迈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6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4]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5]
经过紧张的筹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代表们个个兴高采烈，毛泽东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在开幕词中深情又豪迈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6]
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欢庆、团结协商的气氛。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其原则为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7]《共同纲领》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会议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在革命胜利的时刻，人们没有忘记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当晚，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在下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同喷薄欲出的旭日一起，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中国历史将由此开始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当天下午3时，新定为首都的北京有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开国大典，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接着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踏着胜利之师威武雄壮的步伐，接受人民的检阅。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当天，在全国已经获得解放的各大中城市，也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开国大典过后，中央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在原华北人民政府各机构的基础上，整建制地建立起来，并立即开始工作。政府机构负责人员的选定，都经过各方面的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它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等许多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专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统一战线政权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结束了自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使中国成为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新国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一胜利，使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