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
尽量少坐：只能对在露天、在身体自由摆动、在肌肉恣意活动情况下得出的想法顶礼膜拜。所有的偏见都来源于封闭的心灵。我再重复一遍：成为一个闭门不出的人，是对思想犯下的滔天罪行。[2]
尼采写道，断绝关系总是很困难，也总让人备受折磨，因为切断的是本来紧密的联系。但是，就尼采的生平来看，绝交有时也可为人们插上自由之翼。尼采的一生充斥着绝交、孤立，他总在切断各种不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社会、旅伴、工作伙伴、女人、朋友、亲人的关系。然而，每次寂寞的加深就意味着向自由又迈近了一步：不再需要向谁汇报，无须受到妥协的牵绊，视野也因此变得更为开阔、明朗。
看得出，尼采一定是一个坚韧卓越的行走者。他自己也经常提到这点。在露天的行走俨然已经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要素，是他写作时不变的伴侣。
他的一生可以划分成四个重要时期。
首先是求学阶段：从他出生开始（1844年）到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名正直、诚实的牧师，可惜英年早逝。尼采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某一波兰贵族最后一代后裔。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也从此成为母亲、祖母、姐姐唯一的希望和热切关怀的对象。尼采天资聪颖，他在以训练严格著称的普夫达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尼采在后来意识到了这段严苛训练的伟大之处，正如古希腊谚语所言：要想学会指挥，首先要学会服从。尼采的母亲无条件地信任儿子，并对他表现出了最高崇拜，希望他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为上帝服务。她期盼尼采能成为一个神学家。当时，尼采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只是患有严重的近视，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之后，他在波恩大学继续深造，随后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二十四岁那年，经学者谢尔思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这一成就在他那个年纪实属难得。尼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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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了十年的希腊古典语言学，这十年充满了艰辛和失败。首先，工作量大得惊人：除了在巴塞尔大学授课，他还需要在一所教育学院（Pedagogium）兼课。可是，尼采真的只想当一名古典语言学者吗？他曾长时间痴迷于音乐，后来又狂热地迷恋上了哲学。诚然，确实是古典语言学最先向尼采张开怀抱，但投入对方怀抱时，他却略带苦涩，因为他并不以成为古典语言学者为其最终的天职。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学科帮助他阅读了许多古希腊名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歌，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著作，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历史作品（尼采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说在拉尔修的作品中，他读到了人是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工作的第一年过得十分美好：尼采充满热忱地准备着上课内容，他的课也受到了学生的大力追捧。同时，丰富的教学生活也让尼采结识了新的同事，有一位名叫弗兰茨·奥弗尔贝克的神学教授很快成为他亲近而忠诚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成为尼采一生的挚友，总在危难之时向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在那场灾难后，在都灵接纳了尼采。一八六九年，尼采辗转来到卢塞恩，为的是能够更便捷地到达特里布森去拜访栖身在当地豪宅里的“大师”瓦格纳。在那里，他为瓦格纳夫人科茜玛的魅力所倾倒。在后来写给科茜玛的炽热信件中，尼采把她唤作：“我的公主阿丽亚娜，我心爱的人——外界流传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人物，然而，事实却是：很久以来我只是有幸和真正的人物们保持着联系罢了。”（1889年1月）
对艺术的激情和对大学工作的热忱让尼采良好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差，并时常伴有疾病发作。自此，尼采的身体开始在各种沉重的误解中开始了它的报复。
尼采遭遇的首先是事业上的误解。事件的导火索来自他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这本著作震惊了当时的知识界，也激怒了一批古典语言学教授。是否隐隐之中他们本来自己也打算写一本这样的书？这不是一本以严肃研究为基调的著作，全书充满了模糊的直觉判断和抽象的形而上观点，展现了混沌和规范的永恒冲突。紧接着是友谊上的打击。虽然他还会经常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往拜罗伊特去拜访音乐大师，然后回到特里布森，顺带游历欧洲。然而，每次拜访完毕，尼采都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瓦格纳狂热的教条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而且这一切都已经浸润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以至于听到他的作品总让尼采感到胃不舒服，甚至有种病态的体验。尼采写道：“瓦格纳的音乐让人消沉，又让人沉溺，只有懂得在他的音乐汪洋中不断划水才能幸存。因为瓦格纳的作品就像一阵无序扰人的波浪将人淹没，每次听到他的作品都会让我不知所措。相反，罗西尼的作品会让人产生跳舞的冲动。更不用说比才的《卡门》了。”随后到来的是情感上的重创：他的多次求婚请求都遭到了粗暴的回绝。最后是社交上的失败。因为尼采始终无法在拜罗伊特花哨的上流社会圈里左右逢源，也无法融入质朴的教授、学者圈。
这些打击让尼采无力面对。每一个新的学期都变得更加困难，让他举步维艰。越来越频繁的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经常卧病在床，独自面对黑暗，痛苦地呻吟着。尼采的视力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恶化，让他几乎无法读写。每十五分钟的阅读或写作都将以之后数小时的头疼折磨为沉重代价。尼采不得不请求其他人为他朗读作品，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书页就会踟蹰不前。
尼采也尝试着和现实妥协：他要求减少课时量，甚至很快要求取消教育学院的所有教学任务。这样一来，他获得了一年的休假时间来自由呼吸，同时精心调养、回复元气。
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尼采找到了对抗无处不在的强烈痛苦的两剂良药：行走和独处。这两种方式也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一个人若想远离世间的纷乱、怂恿和动荡，必将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行走，长时间的行走可以让人暂时驱散、排解、淡忘命运朝着太阳穴对我们的重击。
当时，尼采还未领略过高山的隽美，也没有意识到由于干燥，南部布满碎石的小路所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他通常只是沿着湖边散步（和格斯多夫一起，他们沿着勒曼湖，每天一走就是六个小时）。尼采也喜欢漫步在密林深处：位于黑森林南边的斯特那伯有一座松林，那里常常留有尼采的足迹。他在书中写道：“我穿越森林，在那里长时间地行走，并与自己进行了那些著名的对谈。”
一八七七年的八月，尼采来到罗塞拉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在书中记载道：“我多么希望我在某处能拥有像这里一样的一幢小房子，我每天行走六小时，思绪飞扬，随后回到家，我便把它们一股脑地都写在了纸上。”
但是，一切于事无补。因为尼采的痛苦过于强烈。头疼常常让他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呕吐时常把他折磨得彻夜无眠。尼采的眼睛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视力急剧下降。终于，在一八七九年的五月，尼采向巴塞尔大学提交了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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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阶段共持续了十年：从一八七九年的夏天一直到一八八九年的年头。在这个时期，尼采仅靠三份微薄的年金度日。这些钱只够他勉强维持生计：在简陋的小酒馆留宿，支付他从高山来到大海，再从大海返回高山的火车票。他也偶尔前往威尼斯去拜访彼得·加斯特。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尼采成为能被载入传奇的伟大行走者。他行走，就像别人在工作。事实上，他是通过行走而工作。
从一八七九年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尝试在山间行走：首先是恩格丁山脉，第二年则来到了锡尔斯玛利亚山庄。那里空气清透，光线适宜，微风拂过，充满了生命力。由于尼采厌恶闷热的天气，所以之后的每个夏天他都在那里度过，直到他发病的前夕。他在给朋友（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山间发现了自然和养分。”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半瞎的人，这是我所能期望看到的最美好的路，所能呼吸到的最滋补的空气。”（1879年7月）山间有尼采专享的风景，他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一切都血脉相连，“甚至比血脉相连更为紧密”[3]。
从辞职后的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行走，有时甚至可以独自行走八小时。他在《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中写道：
我所有的灵感都是在行走之时迸发出来的，然后，我拿铅笔把它们用寥寥几行分别记录在六本小册子上。[4]
随后，尼采在一些南部城市度过了冬天，主要是在热那亚、拉巴洛海湾，以及尼斯。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平均每天早晨行走一小时，下午行走三小时，步履矫健，并且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有时，重复也是一种美。”（1888年3月）他在芒通也居住过一次。关于这座城市，他留有如下回忆：“我找到了八条散步的小路。”（1884年11月）山丘成了尼采写作时的靠板，大海则成了拱顶。他记载道：“大海和天空是那么纯静！我以前对自己实行的折磨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1881年1月）
通过行走，尼采站在高处，俯瞰世界和普通人。他骄傲地创作、想象、探索着，同时为自己所发现的一切雀跃或惶恐。有时，也会因为行走时偶尔遇到的事情烦恼或感动。
我情感的强度总让我在想笑的同时又忍不住战栗。有好几次我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理由很荒唐：我的眼眶红了，但怎么会红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在长时间独自行走的时候，哭得太厉害。我哭，并不是由于我多愁善感，我流的是幸福的泪水。在我高歌、踉跄前行之时，突然灵光闪现，发现自己拥有当代人所没有的特权。[5]
在这十年间，尼采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从《朝霞》到《论道德的谱系》，从《快乐的科学》到《善恶的彼岸》，当然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时期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孤独者、漫游者。尼采记载道：“我重新成为隐士，每天完成一个隐居者所应该完成的十小时行走。”（188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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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行走和康德的行走不尽相同。后者的行走，指的是暂时抛开工作，从医学保健的角度出发，帮助身体从久坐、弯曲、“一折为二”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对于尼采来说，行走是他写作的前提条件。行走对他而言，已经远非放松和陪伴那么简单。行走已经真正成为尼采的生命要素。
我们不是那种只能在书中才能思考的人，我们的想法也不是只有在书页间才能迸发；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指在清新的空气中，通过行走、跳动、攀登、舞蹈的方式来思考。最好是在孤寂的山头或是大海的岸边，因为在那里，就连每条路都会思考。[6]
然而，仍有那么多人仅仅通过阅读书籍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仍有那么多著作透出图书馆浓重的封闭气息。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来评判一本书？通过它的味道（或是像后文提到的那样，通过它的节奏）。如今，太多的书籍透出阅览室或书桌所散发出的厚重气味。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作者身处一间灯光昏暗、空气混浊的房间。那里，气流在书架间流通不畅，到处弥漫着纸张缓慢霉变和化学墨水变质的味道。总之，那里的空气充满着腐朽的气味。
其他一些书籍则透出一股生命的活力：人们仿佛可以嗅到外部世界灵动的空气，感受到穿梭于高山间的微风。这阵风，也许来自高山，冰凉刺骨；也许来自南部清晨的松林小道，清新恬然，透着淡香。这些书是在真正地呼吸。它们不会负担过重，不会被那些空洞、枯萎的知识完全侵透。
如果一个作者是在弓着背、长时间久坐、独自面对着墨水瓶、埋首纸页的情况下获得想法的话，我们定能一眼看出。读完他们作品的速度也会非常快！由于长期伏案，作者对肠道进行着长期压迫，我们似乎可以透过这番场景，感受到稀薄的空气、低矮的顶棚和局促的空间。[7]
然而，还有对另一种光线的追寻。图书馆总是太过昏暗。堆砌、叠放、重叠的各种藏书以及高大的书架都很容易阻碍光线的通过。
另一些书籍则能够透射出高山上明媚的光线，或是重现大海在阳光下的波光粼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色彩。图书馆的色调总是灰色的，书里的内容也同样黯淡无光：里面总是充斥着各种引文、参考资料、页面底部的注解、作者缩手缩脚的想法以及外人模棱两可的反驳。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作者写作时的身体形态：他的手、脚、肩和腿。其实作品有时是身体形态的最好诠释。如今，我们从太多的书中感受到的是弯折的身躯、久坐的身板、佝偻的背影，以及封闭的姿态。相反，行走的身体张弛有度，就像一把弓：如向日葵一般向外部世界呈现开放的姿态。行走的作者常常敞开胸怀，紧绷双腿，张开怀抱。
在评价一本书、一个人或是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抛出如下问题：他懂得行走吗？[8]
如果书的作者是封闭空间的囚徒，只知道禁锢在自己的座位上写作，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晦涩难懂、严肃沉重。因为它们只是桌上其他作品堆砌的产物。这类著作就像被刻意填喂的肥鹅：被作者强行塞入引文，填充参考资料，过多的注解使得全书显得臃肿不堪。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呆板、笨重，读起来缓慢，让人感到无趣、艰涩。因为它们的作者只是通过比对字里行间的深意，重复其他人在别处“批发”来的老生常谈进行写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利用其他人的作品来完成他们自己的著作。不难发现，写作之于他们，只是单纯的检验、定义及校正：在他们的作品中，别人书里的一句话，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段落，甚至一个章节。如今，某部经典中的一句话可能会有百本作品对其进行阐释。事实上，那些封闭作者的著作只是对这百本作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
相反，那些行走的作者却可以自由地抛开一切束缚。他们的思想不会受到其他作品的奴役，不会为了检验细节而裹足不前，更不会被他人的主张所禁锢。因为他们无须向任何人汇报想法，要做的只是：思考、判断、抉择。这是一种来源于行动、奔涌而出的思想。通过这种思想，人们可以感受到躯体的灵动和运动的美感。同时，这种思想也时刻记录下身体的律动，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对于行走的作者来说，思考时就要心无旁骛，排除一切干扰、幻想、障碍，以及文化和传统的壁垒。显而易见，他们的思想绝非冗长、系统的论证，而是机敏、深刻的智慧结晶。自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越是轻盈的思想，一般会飞得越高，也更富含深意。因为，在垂直的高空中，在昏眩的状态下，往往更能迸发出信念、想法和智慧。此刻，反观那些在图书馆完成的著作，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它们的肤浅和笨重。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作品始终停留在复制的阶段。
边想边走，边走边想，写作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短暂停歇。就像行走中的身体偶尔停下来休息，为的是凝望一会儿周边开阔的空地。
在尼采的著作中，常可以读到他对脚的大力颂扬。在他看来，人们不只是用手在写作，“通过双脚”[9]也能很好地完成作品。因为脚是一位出色的见证人，至少是最可靠的。在阅读时，应时刻观察双脚是否“竖起了耳朵”。对于尼采来说，双脚也会倾听，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跳舞之歌》中所描绘的那样：“我的大脚指在聆听时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因为舞者在起舞时把自己的耳朵放在了大脚指上。”如果双脚在聆听某部作品时欢欣得直打战，那一定是因为这部作品给了双脚想要摆动、出发、身处室外的欲望。同样，在评定一段音乐时，也要给予双脚以信任。确切地来说，如果双脚在听到某段音乐时有随着节奏摇摆的冲动，有以地面为支点，向上跳跃的渴求的话，那这一定是段不错的音乐。一般来说，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次轻盈舞动的邀约。然而，瓦格纳的作品却总是让双脚感到“消沉”、恐慌，甚至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在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后，双脚会变得软弱无力、拖沓、暴躁不安，直至不知所措地到处乱转。
正如尼采在他最后几篇随笔中所谈到的那样，要想在聆听瓦格纳作品时有跳舞的欲望，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在聆听时，百转迂回的音乐已经形成旋涡将我们团团包围，激起混浊的洪流，引发莫名的阵痛。
当我耳边响起瓦格纳音乐的时候，就会立刻感觉呼吸困难：我的双腿开始焦躁起来，随时准备着反抗。因为双脚期望的是能够紧随节奏翩翩起舞，或是疾走如飞——事实上，双脚希望从音乐中获得的正是畅快行走后的陶醉。[10]
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一样，尼采每天都在行走，途中需要时刻面对天空、大海和冰川。他每每能从它们身上获取挑战的力量和思想灵感，并把这些灵感随意记录在各处。我总愿意把他的这些行走看成是一种向上的移动。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言：“我是一个行走中的人，我总在翻山越岭，因为我不喜欢平原，也无法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无论我未来命运如何，也不管我今生怎样生活，我都需要缓慢前进，不断向上。因为人总是通过自己而经历人生。”[11]不难发现，行走在尼采的作品中意味着向上、攀登、上升。
早在一八七六年，当尼采还居住在索伦特时，就把每天的散步地点选在城市后面的山间小路上。在尼斯，尼采同样喜欢漫步在通往埃兹小镇陡峭的山路上，在那里，人们简直和大海垂直成一线。在锡尔斯玛利亚，他选择行走在通向高地的道路上。在拉巴洛，尼采则爱好攀爬当地主要高山：阿来格尔山脉。
在纳瓦尔的作品中，那些被他称为“乏味迷宫”的林间小道，那些单薄的平原，会让身体陷入一种轻柔、颓丧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回忆就像飘荡的薄雾一般涌入脑海。在尼采的作品中，空气显得更具活力、干燥、清透。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轻微抖动，渐渐苏醒，思想也变得更加锐利。此刻，涌入脑海的不再是记忆，而是判断、诊断、发现、插入、裁定。
身体的上升总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它总是处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下。它会帮助思想完成甄选：让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行走者应避免自我削弱，集聚能量向前进，让双脚与大地紧密贴合，慢慢支起身体，以便重获平衡。对于一个真正的行走者来说，思想先是一个初生的想法，然后不断上升，逐渐变得难以置信、闻所未闻，直至完全成为新生的独立思想。
另外，身体的上升还需要不断攀登，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有些思想只有在超过平原和海平面六千英尺处才会突然涌现。
站在凌驾于人群和时间六千英尺的地方。那天，我沿着席尔瓦普拉纳湖边，步行穿过树林；我在离索尔莱村庄不远处停下，身旁矗立着一块形似金字塔的巨大岩石。也正是在这时，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12]
知道世界在自己脚下晃动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吗？站在高地，透过澄澈的冰川遥望静止的人群真的令人心旷神怡吗？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不想让热爱行走成为自己高傲、藐视万物的理由。
想要更好地思考，就应当站在高处，开阔视野，呼吸清透的空气；应当自然洒脱，才能让思想行走得更远。一切细节、解释、精准都无足轻重：因为，唯有人类命运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高处，人们可以看到运动的风景和山冈的线条。其实，历史就蕴藏在此：从远古到基督时代，再到现代社会。这所有的一切创作出了哪些类型、人物或本质？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仅仅把视线停留在具体日期、事件之时，历史将会自我封闭，呈现僵化的特性。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构建传奇、神话，以及普适的图景。
我们仍要缓步向前，攀登好长一段路。需要牢记的是：永远向上，为的是对我们古老文明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概念。[13]
面对那些不爱行走的人，我们应对其保有一种如道路轨迹般鲜明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盲目的轻视，而是一种同情。尼采承认，这种同情已成为常年困扰他的一个难题：“从童年开始，我就不断意识到同情心已经成为潜伏在我身上最大的危害。”（1884年9月）当看到人们忙碌，做弥撒，赌博，期盼同类的认可，深陷悲伤而自怨自艾时，尼采的这种同情心就会油然而生。然而，一旦站在高处，人们便会知道：真正让人病入膏肓的精神毒药是闭门不出的闭塞心灵。
另外，人们在漫长的步行过程中，常会在通过一个路口时，发现一片新的风景。身体在经过努力付出和不断攀登后，调转方向，瞥见自己脚边突然增添了一片广袤的土地；或是在路边拐角处，见证一场风景的蜕变：陡然跃现的连绵山脉和随之呈现的壮美景色已经在一边悄然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要知道，许多醒世格言就诞生在这突变的风景里。在最后的呐喊中忽然迸发出新的灵感，这些新的秘密、新的发现就像那些倏忽而至的风景，伴随着行走者的阵阵狂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行走还会帮助行走者产生一种“永恒轮回”效应。以尼采为例，他习惯漫步在那些有名的道路上，重复那些已被先人勘探过的老路。这些长时间步行的行走者，心中总有一片想要凝望的风景，当他们终于在路口拐角处得偿夙愿时，心中就会激起强烈的振动。这种感觉在行走者的身体里不断重复。现实的风景和心中的风景就如琴上的两根弦，通过振动，奏出了和谐的音调，并且相互获取对方的能量，成为一种难以定义的推动力。
所谓“永恒轮回”指的是把重复的两种形态展开在一个连续的圈内，再把心中的那种振动转化成这个圈。行走者的留步，面对的往往是静止不动的风景。这两者的共存形成了一种环状的、难以定义的交汇：我一直都在这里，明天，我还会来凝望这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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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八八〇年中期，尼采就开始四处抱怨自己的行走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他的背部顽疾让他吃尽苦头，这让他不得不长时间平躺在椅子上调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经常坚持行走，但时间不长。有时候他甚至还需要他人的陪伴。当年，人们给尼采起了个雅号叫“锡尔斯隐士”。如今，这位昔日的“锡尔斯隐士”散步时却总少不了一些年轻仰慕者的“保驾护航”：翻译《教育家叔本华》的海伦·泽梅尔，给了尼采一笔丰厚年金的年轻贵族麦特·冯·赛丽斯，他的学生瑞莎·冯·薛赫芙，以及受其点拨的哲学爱好者海伦娜·德斯克沃兹。
在这些风雅女子的簇拥下，尼采变得更加正直善良、殷勤有礼。在每天行走时，也不再孤单。他带着这些女伴来到那块金字塔状的岩石边，向她们讲述自己和瓦格纳之间令人动容的情谊，并告诉她们：正是这块巨石，让他获得了“永恒轮回”效应的灵感。
然而，病魔却悄然而至，将尼采侵蚀：从一八八六年起，他重新成为剧烈头痛、呕吐的牺牲品。每当完成一次长途旅行，他都需要休养数日才能恢复。有时，甚至一次距离略长的行走都能让他疲惫不堪。
这一时期，尼采对城市越来越厌恶：觉得城市肮脏不堪，物价离谱。他那时已经穷困潦倒，冬天的时候，勉强在尼斯为自己租下朝南的房间，却饱受寒冷的折磨。当夏天到来时，尼采迁往锡尔斯，可他却认为那里的天气更糟糕。威尼斯在他看来也太过沉闷，让人消沉。总之，尼采的健康状况正在急转而下。
一八八八年四月，尼采第一次发现都灵这座城市。这一发现造就了他人生最后一场变化。事实上，尼采人生的最后篇章以一种焕发新生的状态开场，宛如一曲赞扬欢乐的颂歌，让尼采充满灵感。他记载道：“瞧瞧这石板路，不论对眼睛还是双脚来说，这座城市都是经典的化身。”同样，波河两旁的宽大马路也让尼采心醉神迷。
在锡尔斯度过了最后一个阴郁乏味的夏天后（在此期间，他不断头疼、呕吐），尼采终于在同年九月回到了都灵。只要一踏上都灵的土地，他就喜不自胜，感觉奇迹随时都会降临。
确实，在这一时期，尼采所有的病症都奇迹般地突然消失了，他身体健旺，怡然自得，感觉自己体态轻盈，充满活力。那段时间，尼采思如泉涌，工作得很快，眼睛也再没有任何不适，吃什么都很消化。寥寥数月之内，他就写出了几本著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每个白天，尼采都会充满激情地快步行走。待到夜幕降临时，他就为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主题的著作整理笔记。
一八八九年一月初，约瑟夫·博凯德收到一封尼采六号寄出的信件。读罢来信，博凯德本能地感到不安：因为这份来信分明就是出自一个精神错乱、失去理智的人之手。尼采当时这样写道：“其实，比起成为上帝，我更愿意在巴塞尔做一名教授。但我还在徘徊犹豫，觉得自己不该如此自私，应当肩负起创世的责任。”
尼采在一八八九年一月的头一周还写了几封类似的信件，这些信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疯狂。在信的末尾，尼采常会署名狄俄尼索斯或受难者，并附上以下内容：“我一旦被发现，你就很容易找到我。从此以后，要想再失去我就会变得很困难。”
博凯德很快通知了奥弗尔贝克，后者闻讯后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了都灵。他在费诺先生家找到了蜷缩在斗室里的尼采。
房东先生对尼采束手无策，因为此刻的他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他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痛哭不止。过了良久，他才起身开始在街上四处游荡，不时吐露几句疯言疯语，向路人发表高谈阔论。遇到别人举行葬礼，尼采还会加入送葬行列，不断重复死亡这个字眼。
奥弗尔贝克走进尼采的房间，发现他瘫陷在一张扶手椅上，神色惊恐地看着他最新作品的校样。听到响声，他抬起头，看到了自己的挚友。由于惊喜，尼采一下起身，投入奥弗尔贝克的怀中：他认出了他的朋友，随即便在好友怀中失声痛哭。奥弗尔贝克回忆道：“尼采当时的神情就好像看到一个深渊在其脚下崩裂一样。”
平静下来后，尼采转身坐下，重新蜷缩于墙隅。
自此以后，尼采开始四处大放厥词：说自己是王子，所有的人都要敬重他。人们把他带上火车，他就声嘶力竭地喊叫，有时甚至会破口大骂。谁都看得出，尼采已经彻底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人们好不容易把他送上了开往巴塞尔的火车，谎称尼采将在那里受到符合他身份的礼遇。
显而易见，在那个时期，尼采已经神经错乱，他在巴塞尔诊所接受诊治。随后，他又从巴塞尔辗转到耶拿，可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最后，尼采的母亲在瑙姆堡的家中收留了他。直至尼采去世，他的母亲都无私、耐心、充满爱意地照料着儿子。在这七年间，尼采的母亲帮他洗漱，照看他，安慰他，带他散步，甚至还为他守夜。
随着病情的恶化，尼采开始陷入长久的沉默，偶尔也会蹦出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话语支离破碎，犹如残存的废墟。他不再思考。有时，他会来到钢琴边，即兴弹奏一曲。也只有在这个时刻，尼采的头痛才会消失，眼疾也不再复发。
尼采的母亲知道只有长时间的步行才能给他带来益处。然而，这项计划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只要尼采一走上大街，就会袭击路人，并爆发出阵阵怪叫。于是她立即减少了尼采外出的次数，因为她感到羞愧难当：她的儿子已经四十四岁，却仍然只会抬头咒骂天空，或是像熊一样地咆哮。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试着调整时间，领着尼采在傍晚时分出门散步，那段时间，夜光昏暗，路人稀少，尼采可以尽情喊叫而不影响别人。
但是很快，尼采的病情急转而下，身体状况的恶化成为他行走的障碍，背部的顽疾让他逐渐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尼采只得坐上轮椅，任由别人推着他行走、出行。他常常出神地凝望自己的双手，从左手望到右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偶尔，他也会倒拿着一本书，含糊不清地吐露几个词语。然而更多的时候，尼采不得不瘫陷在轮椅上，无法动弹，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恣意活动。这场重病让尼采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他的母亲经常推着他到露台透气。从一八九四年秋天开始，除了几位亲人（他的母亲和姐姐），尼采认不出任何其他人，身体也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他终日一动不动，蜷缩在轮椅里，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此时的尼采极少开口，人们难得从他口中听到以下句子：“无论如何，还是会死的”“我不会播撒马匹”“不再拥有光明”。
尼采身体状况逐渐崩溃，这个过程缓慢，却又不可避免。他双眼深陷，眼神开始变得涣散。
他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魏玛逝世。
我很有可能成为后人眼里的一场劫难，所以，从热爱人类的角度出发，我真应该成为一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