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比较表明，各国的教育状况及政府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与国力强弱发展快慢大体成正比，于是人们从中找到了判断不同国度文明水准的确切指标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各文明国之国民教育与学龄儿童比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教育普及至速须二百年。》，《教育杂志》第2年。第3期。；“欧西大邦如德如英如法，其本国人口皆不过三四千万，而德之教育费一万三千万马克，英之教育费一千三百余万镑，法之教育费二万万佛郎。以吾国四万万之人口，而仅得千余万教育费，较之不啻沧海之一尘，太仓之一粟耳”沈颐：《论教育费不当裁减》，《教育杂志》第2年。第8期。。前引《东方杂志》之《各国小学教育统计表》显示，各强国的教育经费占财政总岁出的4%—12%，比较落后的俄国和已走下坡路的西班牙也达到2.9%和2.7%。这并非简单地静态类比。历史和基础差异的现实无疑必须正视，问题在于，教育的数字对比中，蕴藏着制约发展节奏和速度的因素。长此以往，在螺旋大螺距小、高重复低效率的缓进中，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将日趋扩大。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到本民族的落后并非难事，但要洞悉进化变革中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危机，就不那么轻而易举。落后的现实——更加落后的未来！双重危机感一方面迫使人们对清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产生严重疑虑，一方面刺激了动态发展意识的全新思维，既避免了纵向比较的自我陶醉，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静止类比带来的片面盲动情绪，引起对国家民族的地位、命运和前途更加全面具体的冷静思索。人们的爱国热情更炽，行动更急，举止则更趋理性化。如何减缓以至消除落后危机的加速度，缩小与先进国家的间距，成为一切爱国志士梦绕魂萦的头等大事。
日本是现代亚洲唯一实现变法自强的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二者几乎同时起步，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一事实，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亟待破解的历史之谜。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用铁和血衡量了中日两国变革图存努力的优劣短长。但战争毕竟只是物质力量的一次性结果显示，近代化内在机制的失调，在后进国度赖以发展的教育领域得到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反映。清政府长期忽视教育基础，片面追求机器工业和军事更新，倾国之力发展起来的近代经济和军事力量，也许成就不亚于日本，但全民素质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近代化设施非但不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推动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反而成为被动依赖于其他领域的负累。日本则十分注重教育事业，很早便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教育体制。从1876—1908年。仅帝国大学一校就培养了毕业生8501人，而且门类齐全，比例合理。《日本帝国大学卒业生数》，《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结构性差异可以说在两国近代化起步之初就注定了各自成败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具有根本制约作用的差异使两国近代化的潜力与后劲间距日益扩大，社会演进的速度、节奏相差愈远。这一鲜明对比，形成了一幅可供动态比较的全息图像。“为中外办学者所未闻见”，实际需要10人足矣。最可怪者，“东西洋专门学堂大学堂中学生多者数千，少亦千余，然用夫役之数不过一二十人”。而两江师范竟达135人之多，年。费至9000余元。其中有亲兵、巡丁、茶房、鼓号兵、剃发匠，甚至用印家人，简直就是一座封建衙门！这样不伦不类的大杂院，监督还以“程度高深，科学完全，学生繁多”沾沾自喜。《教育杂志》记者不禁喟然长叹：“该校办事人在今日官场中已为俊杰，犹复若此，则彼贪鄙庸劣之俦，更何论焉！”《江苏谘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源源流入官僚私囊，成为社会惰势力瓜分吞噬的肥肉，增加了近代化的空耗。在专制统治下，任何一项推动近代化的新政措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转化为吸取民脂民膏的毒腺，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群体趋向
教育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产物，教育差异则是社会差距的综合显示。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对这样既具体切实又全面系统的对比反差更有切肤之感，这无疑将坚定他们变革现实的决心和信念。然而，认识到变革的不可避免，不等于把握住了变革的方向。中国近代化的导向并非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由西方殖民者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其底色为西式油彩而非古典水墨。多元的民族和地方文化逐渐汇入世界一体化进程，近代化就是一体化时代的世界化，这是后进民族图存振兴的前提和趋向。可是，要在外来模式与内在结构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变更绝非易事，新旧碰撞在土洋、中西冲突下变得扑朔迷离，道德伦理大防更形成难以突破的心理屏障。鉴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能够承担倡导作用的群体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一、对外部冲击的高度敏感和有效吸收，对外部世界的全面了解和开放态度；二、对传统社会的深刻体察和本能对抗；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示范作用。显然，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素养、进步自觉的新兴势力，才能成为推动近代化的力源。
近代中国的新兴社会群体严格说来有三个，即产业资本家、产业工人和学生。但资本家尚以商的名义出现，工人与农民、手工业者的联系十分密切，又缺少必要的文化素养，仍处于自在阶段。相比之下，学生群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更显得重要。西方近代化的主要力源在工厂，因为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只能由自由竞争开辟通道。而在后发展的中国，能够通过教育形式学习吸取他人经验的学堂学生，则成为近代化潮流的主要载体之一。学生群在少数思想先驱之后崛起，并积极开展传播与实践新思想的活动，使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发生一次飞跃，以往的学习多是个人的、业余的、片断的，现在则具有群体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在近代工商业不发展的内地偏远省份，学界的作用尤为突出。当时一位开明人士针对甚嚣尘上的国粹复古思潮，向学生阐述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所负使命的关系，很有几分哲理：
“今日将使世界皆被中国化，抑将使中国趋同于世界化是也。所谓守国粹者流，宁不谓使世界皆被中国化为甚善。果其可能，鄙人亦甚望。惟是大势所趋，违之则覆。”“且不趋同于世界化，即无所谓国粹。国粹者，凡百事物皆趋同于世界化，独留其本国所特有者，虽历久而不变者也。故国粹者，即被世界化之余。各国皆趋同于世界化，故各国均有留存之国粹。世界化者，立国于地球上，不能不同其化者是也。方今中国苟欲与列强相角逐，断不能不趋同于世界化。而学校者，世界化之一种也。今日之学校，与昔中国学校组织殊，而万国实恍同一辙，是所谓世界化之组织。”“诸君欲中国不亡，则必趋同于世界化；欲趋同于世界化，则必以兴学校为急务。”许鼎新：《懿德女学堂开校记何卫种演说》，《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3月9日。
这是大半个世纪失败的教训激发出来的警世箴言。在世界化进程中实现民族的自我更新，正是学生肩负的特殊使命。分散的士子一心追求金榜题名，个人地位与前程的相对稳定和规范化，使之心安理得地保持着候补姿态。聚居的学生则要求每个成员适得其所，他们不再当然地具有预备官僚的身份，失败了就被淘汰出局，士人的安全感被危机感所取代。而共同的利害和空间的接近反复强化地显示出彼此命运的一致性。个人升迁流动往往是消极适应，群体地位的改变则只能是社会环境根本改造的结果。学生继承发扬了士人忧国忧民的良知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并把少数人的追求泛化为群体的实践，社会责任感大为增强。
新式学堂孕育出近代学生，学生群的出现，又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通过吸收士子童生，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习惯于传统引导的守旧士人变为自我引导的求新学生。而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第二，学堂教育成为人的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改变了近代化进程中民主化的相对滞后状态，以自由平等意识为内在驱动力的学界风潮广泛兴起，强化了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动荡氛围。学生们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民族民主思想的宣传热潮，把长期盘桓在精英圈子里的民主理想变为带有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大大增强了前此极为缺乏的自由平等观念。而学生的自治要求与实践，以及他们为实现政治民主展开的大规模斗争，又使民主的理想现实化，成为可供观察体验的客观实体，在民主政治运动之外，形成制度化的民主训练场，从而向社会提供民主斗争与建设的双重示范，推动民主向着社会多数成员的自觉要求迈进一步，不再仅仅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呼唤和耶稣救难式的英雄主义。学生群的出现与活动，使中国社会变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空前地加快、拓展和深化了。
从士人到学生既非摇身一变而成，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交替过渡时期，向心力与离心力交相作用，使这个一身二任的群体历经磨难。科举制皮蜕壳除而阴魂不散，用张百熙等人的话说：兴学堂“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因此“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七，第17—19页。。朝廷宗旨如此，守旧派更心怀异志，科举虽废，但科举与学校之争仍持续不断。直到1907年。还有少数顽固官僚刮起一阵恢复科举的阴风，企图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公开实现“科学与科举并行”《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第981页。。致使“学务阻力之生，顿增百倍”《光绪三十四年。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科举书》，《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1—3页。。同时，清政府把科举余毒酿成的鸩酒作为诱惑青年。的琼浆，其《学堂奖励章程》规定，依据学生等级高下和程度优劣，分别实行科举虚衔和职官实授的双重褒奖，具体情形有如下表见宣统二年。崇有《〈学堂奖励章程〉疑问》所列《学部奖励一览表》，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第73—77页。又风闻教员慨叹：科举功名“非特足以迷腐旧之学子，而更足以误青俊之少年。”。“甚而大学某生，弃其游学之额，而求博一第之荣。若此类者，不可屈指。”《论科举误人之深》，《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东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体现于江流曲似九回肠的波折回澜之中。社会人士对此亦喜亦忧，“吾始闻学生以将来之主人翁自命，吾狂然喜者屡矣。迨默而察之，其事实多与所期者相负，则闻学者相告曰：某校卒业如何保奖某举贡某进士。教育以此励，学者以此趋，一若舍此虚名而不足以自立也者。不知国民之尊贵，而加以此等一人私许之名，已降主人一等矣。吾悲之，吾耻之”。呼吁今日教育家“还我学生以主人之精神”愚公：《二十世纪之中国民》，《振华五日大事纪》第6期，1907年。5月11日。。希望彻底清除科举遗毒，使学生拔足泥淖，树立社会主体意识。有人进一步指出：学生为“人兽两界间之过渡物也，学生而进化则人也，明人道，痛中国四百兆民受牛马奴隶之苦，尤为大悖人道，故立志舍身而诛锄障碍人类之进化者（不系乎做官不做官，因官界中有兽之真相，亦有人之变相）。学生而退化，则兽也，禀兽性，故习于中国官界中牛马奴隶之形状，因不以四百兆民受牛马奴隶之苦为悖乎人道。于是既假途于学界，倏委身于官界，……终乃卖国殃民，不为怪，诛锄豪杰，为虎作伥，此亦障碍人类进化之巨擘矣。故学生之人面兽心者，实较兽人之患为尤烈”《统复寄留独逸发指生及寄留各国诸君来函》，《天义报》第43号，1908年。4月18日。。这番话集中体现了当时进步人士对学生期望高、要求严、担忧甚的复杂心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地位与作用的至关重要。
近代中国学生在心理生理和性格素质上都处于角色矛盾中，既要继承传导，又要创新变革，社会交替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使之无所适从。学生是为了创造未来而生，但是，当他们投身社会去施展一腔抱负时，却遇到重重阻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来自学生的冲击顽固地抵拒排斥，被吸收的学生则遇到同化的逆流，复归式的再社会化迫使他们从自我引导的新路退回传统引导的旧轨。从政治制度到观念行为的全面冲击，触动了专制统治根基和道德伦理大防，更招致当局镇压、学校惩治、家庭逼迫和社会歧视，身心禁锢比境遇冷落更加令人窒息。这个生长于过渡时代却找不到合适的容身之所的“过渡物”，成为社会动荡演变的催化剂。清末数年。间，社会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变化发展，仍不能为学生提供顺态环境，反而导致他们在前进的艰辛与后退的绝望中焦躁不安。任何带有不同程度变革意向的个人或集团，在这个躁动的群体面前稍有不慎，都将轻而易举地丧失进步性，成为被冲击和震动的对象。学生必须改变现实，因为维持现状就无法生存。但又不能切实地把握未来，因为未来仍有几分朦胧的乌托邦色彩，所确知的，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在变动中寻找由奴隶转化为主人的契机，使学生的亚文化准则升华为全社会的主文化规范。社会要么调适更新，要么忍受这个群体的周期性骚动。
学生自身尚未实现近代化，却担负着推动社会近代化的使命。旧秩序腐败黑暗的压抑和外部世界发达强盛的刺激，使之充满叛逆者的反抗批判精神，以及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世界眼光和发展趋向，难以为世人所接受。他们充满了“中国未来主人翁”的自豪感，事实也应当如此。学生属于未来。但变化的现实总不如希望的那样完美。社会是既定的，学生则是未知数。商人重视眼前利益，很少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学生则憧憬于未来，没有理想就没有希望。只顾眼前者目光短浅，追求理想者又无力驾驭现实，近代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充满着矛盾。幸而统治者同样进退维谷。清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教育向世界证明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消除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失望情绪，堵塞革命思潮的源头，从而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向近代化挪动。然而，相互联结、丝丝入扣的旧体系一旦打开缺口，就将一溃千里。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而作的种种改革努力，都适得其反地使其日益失去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加速了它的崩溃。强者的削弱与弱者的增强相反相成，废科举兴学堂不过短短六年。大清帝国就一朝覆亡，结束了末代皇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