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官府对学潮的社会趋向十分畏惧，千方百计地压制束缚，又激起更为猛烈的反抗。学生们把斗争锋芒指向一切敢于阻挠破坏其正义行动的权力代表。安徽师范学堂学生因浦信路和铜官山矿权告警要求集会，与校方大起冲突，全体罢课。宁波美办崇信书院学生在爱国行动受压时表示：“向西人读书犹如此，浙路若归其掌握，其情形更何堪设想乎？诸生非敢谓热心公益，第以全浙死生在此一举，若听其奴隶之，尚得自立乎？”《外人不许学生赴会奇闻》，《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1907年。12月19日。全体退学。1907年。云南高等学堂学生反对清政府出卖7府矿权和滇越铁路修筑权，要求通电抗议，为电报局所阻，冲突之下，举行罢课，并准备游行。其他各校闻风响应。提学使急令关闭校门，隔断学生的联系，并拘捕、斥革各学堂学生代表20余人，激成全城罢课大风潮。1910年。武汉陆军特别学生张贴标语，反对日本强修安奉铁路，被巡警逮捕数人，便全体罢课，迫使警局放人。保路运动中，湖南、四川学生举行大规模罢课，云南学界也罢课一天，抗议颁布铁路国有。罢课最终导致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及其基本国策，甚至成为对革命党人的直接声援。徐锡麟、秋瑾等人遇难后，浙江学界罢课抗议官方搜捕。杀害秋瑾的刽子手贵福及率兵围捕大通学堂的标统李益智，运动他调后，均遭任所学生的抵制。国会请愿时，天津、保定、奉天、成都等地学生纷纷罢课，并首次呼吁全国总罢课。学潮由学堂而地方而区域而全国，斗争对象由教职员而地方官吏兵警而国家专制政权，态势由被动反抗到主动出击，终于把学生推入与统治阶级总决战的阵地。
学潮促成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以及学生与社会各界联合的趋向。
学生的相互联系，首先从学堂内部开始。从童生士子变为名副其实的学生，既体现于个体素质的改善提高，也表现于群体关系的整合重构。士人属于分散型农业社会的产物，学生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果，不仅个人知识结构、精神风貌明显不同，群体集团性亦上升到政治层次。而斗争的洗礼，加速了转变进程。从散处到聚居，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与学堂当局直接对立，直观地反复显示出彼此利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凝聚成众多小群体核心。许多罢课退学，即由于当局惩处学生代表所引发。这种自发围绕核心展开的群体行动，乃是学界联合的雏形。实践证明，学生群在组织上“自在”还是“自为”，直接影响斗争的成败。1908年。北洋法政学堂专门科学生与斋务长大起冲突，校方以学生“聚众暴动”为名，怂恿总督派官吏军警来堂弹压查办。“学生仓卒未举定代表，不免退缩”，以致“未敢尽言”。数日后，地方官复带警兵来堂，宣布斥革数人。这时学生已推出代表，“既积义愤，又受公论，故言语之间，不免慷慨激烈”。斋务长挟嫌报复，将学生代表连同其平日所记恨者开单呈请斥革。150余名学生相率全体退学，迫使校方和官府让步，《北洋法政学堂专门科学生散学大风潮纪要》，《盛京时报》1908年。1月9日。将斋务长撤差，监督记过。由于当局拒不收回开除8名代表的成命，还有3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义不独归，情愿斥退”《五省法政学堂风潮已息》，《盛京时报》1908年。1月31日。。1910年。南宁师范学堂140余名学生退学抗议当局斥退4名代表，“谓此四人乃全体之代表，若监督革此四人，吾等全体亦当罢学”《南宁师范学堂之大风潮》，《大公报》1910年。5月16日。。南昌洪都中学堂两名学生代表被开除时，同学也以“学生同事请求，而加罪于一二人，学生理应代诉”，与监督冲突，200余人一律告退。《洪都中学堂学生全体公具》，《民立报》1911年。6月18、19日。联合使学潮的自发盲动性得到抑制，那种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轻率莽撞举动逐渐减少，目的性和攻击力大为增强。
学生联合还超出单一学堂向区域范围发展。学生与地方恶势力及官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参与爱国民主运动，使其群体意识由空间接近的初级观念升华为地域性中级概念，甚至国家民族的高级形态。学生们在斗争中主动相互声援，一校发难，学界全体起为后盾。1905年。江苏松江融斋师范学堂风潮中，外校学生纷纷投书该堂，“谓吾等各学堂之学生，闻君等起而与杨董为难，甚服诸君之勇敢。明日诸校皆停课一日，以赞成诸君办理此事”《融斋师范学生散学情形详记》，《时报》1905年。10月24日。。为了促进加强联合，学生们有效地运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揭露当局的分化阴谋，打击动摇变节分子，维护团结。最为常见的方式是集会演说和散发传单。前者在校内联合阶段已使用，如江西洪都中学两名代表被革退后，其他同学“连日在堂演说，筹议抵制”《学界之凄风苦雨》，《民立报》1911年。5月26日。。1907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反对提调借故开除同学，辱骂代表，“历举提调劣迹若干条，大书于壁”，并在讲堂大开会议，“到者将近三百人，座无可容”《大学堂私革学生之风潮》，《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2月6日。。浙江法政学堂官班生不仅“开临时大会，公筹抵制”监督斥革同学的命令，实行罢课，而且痛斥破坏团体，照旧上堂的少数败类，使之“羞愧欲绝，无地自容”《法政官班生之风潮》，《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0日。。在区域性联合行动中，学生们更加主动地广泛运用这两种形式。1907年。南京汇文书院、1908年。安徽理化专修科、1910年。重庆体育学堂和1911年。湖南高等学堂等风潮中，学生均“遍发传单，通告省垣各学堂”，有的“详述始末”《重庆体育学堂之风潮》，《大公报》1910年。6月2日。“以评议其曲直”《记汇文书院全体散学事》，《大公报》1907年。7月2日。呼吁道义支持；有的“要约停课”《实业学堂因争借铜元局为实习工场要约停课遍发传单恳请追究详文》，赵滨彦：《湘藩案牍钞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年。）详文二。“统筹对付之策”《皖省理化科因案罢学纪闻》，《盛京时报》1908年。5月23日。争取行动响应。1907年。南昌学界代表百余人集会声援无辜被革的医学堂学生，各校相继同情罢课。有时更双管齐下，大造声势。1911年。江西测绘学堂二班生退学后，“满街布散通告书”。而全省学界“开联合大会，为二班学生力争恢复”《测绘学堂风潮记》，《民立报》1911年。5月20日。。同年。安庆一位学生被审判厅滥施重刑，“学界大愤，由高等学堂全体学生传单各学堂，公举代表会议”，相继罢课抗议。《学堂与检查厅冲突详记》，《民立报》1911年。4月19日。由于声势浩大，引起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持，地方当局不敢轻易诉诸高压，斗争的获胜率因而有所提高。
学生与教师联合有两种形式，一是教师以罢教辞职响应声援学生的罢课退学。1907年。云南学界罢课时，各校课长教员纷纷辞职，以示支持。1909年。保定直隶女学堂因总办阻挠学生参加陆军学堂毕业典礼，并与抗命率队前往的校监廖女士（留日学生）发生冲突，罢课罢教，“一律出堂，各自还家”退局人：《直隶女学堂罢学始末记》，《女报》第3号。。二是教师鼓动引导学生发起斗争。1908年。浙江金华府中学堂教员组织学生联合罢课，反对监督。厦门同文书院进步教习也鼓动学生反抗教会当局。直隶定州中学堂学生与巡警冲突后，教员要求地方官申斥巡警，遭到拒绝，遂一面发动学生罢课，一面联合师范、高等小学等校起而响应。学生与教习的冲突虽时有发生，但随着进步人士踊跃投身教育界，以及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担任教职，师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905年。以前，像蔡元培那样深受青年。们欢迎并对学潮采取同情支持和引导态度的教习，尚属凤毛麟角。而这时进步教习的人数影响大为增长。在反对专制、爱国救亡、变革振兴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与学生利害相关，荣辱与共，不少人成为学潮的倡导支持者。同时，他们比较成熟老练，在其影响引导下，学生的政治素质有所提高。上海徐汇公学风潮即为典型之一。“平日该学中教士之待学生甚酷，稍不留意，辄拳足交施，习为固然。学生虽怨恨，亦无如之何，隐忍而已。”一位留日学生来校任教后，“密告学生宜联合一会以抵抗之。学生自立会后，遇教士虐待，则群起鼓噪，不如往昔之驯伏。教士愤甚，则辞退某教员，而学生益噪。教士殴学生，学生竟敢还殴”。该教士命巡捕鞭笞学生40余人，“全体大愤，一哄散学”。教士复令防兵堵截。学生虽被迫返校，仍坚持罢课，“相持数日不下”，终于退学。浮邱：《徐汇公学之笞刑》，《教育杂志》第2年。第1期，1909年。1月31日。
师生关系的改善推动了斗争，而斗争中同舟共济，又进一步密切了彼此的联系。学生对他们所拥戴的教师悉心维护。京师第一师范教员周震鳞因提倡新律被学部撤差，学生与之“感情颇厚，知周被撤之原因，遂群向监督理论，势甚汹汹。监督胆寒，允为缓颊，始得逃出重围”《师范生之风潮》，《大公报》1911年。1月2日。。1906年。广东惠来高等学堂学生与“视新学如仇，邑人皆称之曰腐”的顽固校长发生冲突，进步教习“谓学生当养其独立精神，不宜横加压力”。校长反噬道：“公等平日好讲新学，至今日不免嚣张，吾欲并记公等之过。”教习忿然，均欲告退。学生们断然表示：“‘吾等认教习，不能认得校长。’全体哄然，几致决裂。”后由学务公所出面，劝校长向教习赔罪，风潮才告平息。《惠来学堂之冲突》，《岭东日报》1906年。4月20日。
学潮固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学生的言行具有一定的前驱性，单纯的学生风潮不能直接反映人们普遍的情绪态度和心理趋向。而一般教员对学潮由冷眼旁观到衷心同情，进而热情支持，则显示出社会上不满与变革情绪的广泛增长。因此，统治阶级对师生的结合深感不安。奉天提学使张筱浦1906年。考察湖南学务后，致书江苏总学会，说：“教员不胜任，则于义当辞之；学生不率教，于法当退之。而近日学界之特别情形，乃有辞之而不能，退之而不果者，则又为学界之一大危机。”教员“恒视多数生徒之意见言论以为转移”，“法外之要求无不应允，而法内之限制无不通融。犹有藉独立自由诸说之新奇可喜，而便于自营之私图者，倡衍其旨，以欺此不识不知之学生。而无非以助成其结合之感情，而自为凭借扶持之地位，取其足以抵制异己而颠倒是非”。江苏总学会对此颇有同感，认为“教员与学生结合团体者，其原因亦有数端，醉心欧化，以共和政体、平等主义谓可施之学堂，其卒也事事听学生之任使而要求”《湖南官报》第49册，1906年。9月8日。。统治者忧心忡忡，从反面表明师生们正在共同的利益关系、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之下，组成反对旧秩序的联合战线。
清末绅、商、军、学、工、农各界在爱国民主斗争中呈现汇聚融合的总趋势，学潮成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一股激流。在1906年。广东丰顺反对劣绅庇护船户进行勒索，1907年。安徽三山镇反对天主教民逞凶横行，1908年。安徽宁国府抵制贵福，山东青岛抗议德国要求该省矿权，以及1909年。福建海澄的抗税斗争中，学界罢课与商民罢市交相作用，愈激愈厉。1911年。长春中学堂学生反对清赋局勒税及殴辱扣押同学，全体退学，城乡各学堂相继罢课，“而乡间民怒之暗潮来势愈急，皆视学生之去留为进退”《长春学生痛哭记》，《民立报》1911年。7月1日。。1907年。江西袁州府学生在罢课的同时，鼓动店铺罢市，以壮声威。学潮由学堂而学界而社会的三级发展，以罢课奏出反清大合唱的强劲音符。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界风潮与城镇商民的罢市斗争发生同频共振，而与一般下层群众的民变则不很合拍（参见下表）：是表资料来源，罢市部分据本书征引各报刊辑录。民变部分，据张振鹤、丁原英辑《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统计。年。份分类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学潮16596734215375735356罢市17133130141229151626民变5932566717015774131234102上表显示，1904年。和1908年。是学潮与罢市的两次密集期，1906年。和1910年。则是低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民变的两次高峰期刚好出现在学潮与罢市的低谷，而1908年。民变的低谷却正是学潮与罢市的高峰。这一方面表明，学潮与罢市的参加者地位利益相近，与近代化经济及时事政治关系密切，对社会矛盾的变化感受相合，因而情绪同步起伏涨落。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下层民众的自发反抗与新兴势力的活动之间，存在明显不合拍现象。众所周知，1903—1905年。是中国新兴势力政治情绪普遍高涨激进的时期，学界和开明士绅率先行动，掀起抵制美货大风潮。而1906年。的平静，重要原因是宣布预备立宪给开明士绅商人带来一线希望，从而缓和了紧张情绪。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死去，最高权力中枢重新调整，引起知识阶层和绅商社会的波动，各新进党派也暗中加紧活动。而到1910年。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国会请愿运动或为之吸引。城乡下层民众则不同，他们或置身于乡土社会，与时政隔膜，或有不同于开明趋新势力的利益要求，实行新政所增加的税收，更激化了他们与官府绅商的矛盾。因此其态度行为与后者有着明显差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没有达到使进步革新政治派别的活动能够引起城乡广大群众直接同步感应的程度，其政治领导者也未能设法使各种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其政治主张和活动，主要是与城镇中一部分民众的情绪脉搏相吻合。这样，尽管各种斗争都具有冲击清朝统治，强化革命氛围的客观作用，毕竟分散了力量，不能形成集中有力的打击，去摧毁强大的封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