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拳民们口念咒语拼死冲杀的牺牲精神所感到的震惊，既有对勇敢无畏的叹服，也有对蒙昧野性的愕然。而文明抵制这种看似温和的崭新姿态，更使他们震慑畏惧。可以说，从这时起，列强才真正意识到中国非但不可征服，而且正在崛起复兴。《字林西报》指出：“任何注意当前反美骚乱过程的人都不能不对整个运动的典型的美国方式留下印象：举行公共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选举代表出席大会。”学生们在学校集会讨论时事，“这个方法无意之中鼓励他们采用民主政治的方法”《国内时事述评》，《字林西报》1905年。8月8日。。美国报界也对运动的“有条不紊”和“团体之固”感到“殊出意料之外”丁又：《一九五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1899年。7月还认为无可避免的瓜分越快越好，并且“欢欣地盼望着即将来临的崩溃”《1899年。7月14日莫理循致濮兰德》，《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151页。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际此完全改变了态度，他说：“目前在中国，民族精神正在兴起，其激昂的程度同1860年。以后若干年。里在日本出现的一样。”“中国的抵制运动就是个例子，中国绝对有权力那样做，她以合乎潮流的精神和体面的做法，指挥了这次以牙还牙的运动。”《1905年。12月29日致盖德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34页。莫理循这时正短期回到伦敦，他甚至批评英国国内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殖民者往往以文明传播者和捍卫者的姿态镇压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斗争，美国政府更擅长此伎，它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风潮描绘成仇教排外的暴乱，诱使其他列强出面干预，使双边冲突扩大为国际争端。而个别列强的确也心怀叵测地从旁窥视，一有风吹草动就叫嚷恢复炮舰外交。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文明，严阵以待，这些阴谋均未得逞。反美风潮的文明抵制，作为近代全民性爱国运动由旧式自发向新型自觉过渡转变的重要环节，显示了新方向的历史性跃进，从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文明抵制”作为特定策略规范，又受策略对象的制约。新兴社会势力试图领导民众避开清政府的阻挠干预，直接与外强抗争，因而在斗争方式上必须有所节制。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时不刻地在寻找镇压口实，他们显然预感到，作为统治者而被排斥于对外交涉之外，势必导致权威失落和社会失控，因而想方设法防止风潮激化危及其统治。如果没有“文明抵制”的自我约束，必然会迫使仍然掌握着权力杠杆的清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就实际效果看，这一策略对于分解压力，排除干扰，保障运动顺利持久地展开，产生了积极作用。开始持压制态度的两江总督周馥后来承认：“其感应之速，团体之固，为向来华民所未有。沪地为华民绾毂之冲，学界风潮尤为激烈。第其陈义既属正大，举动亦极文明，若长官措理稍一失宜，则罢市散学之事均所不免。”因此“始终皆以和平处之”，“不敢稍有激烈”工约档，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收（1905年。10月17日）。。统治者的无可奈何与心存顾忌，说明文明形式促进了抵制战略的实现，并将抵御外侮与革新进化有机地统一起来。
“文明抵制”还取决于斗争目标和规模、成分的变化。抵制美货的直接目的在于废除修改特定的不平等条约，并非一般性地反对殖民侵略，因而单从这场斗争的形式，很难全面衡量主导者对待列强的态度是否坚决。在此之前，新兴势力曾掀起拒俄抗法运动，那时他们并没有突出强调“文明”规范，而且直接诉诸武力。时隔两年。虽然人们的激烈情绪在立宪的微风吹拂下有所降温，但学生在两次爱国运动中态度骤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运动本身的诸多差异。拒俄运动是反抗外强公开的武装侵占，而且主要是绅商学界自身的发动，对下层民众宣传不够，待城乡劳动群众表现出加入倾向时，运动已近尾声。因此，无须特别强调“文明”，以抑制其自发盲动性。而抵制美货时，学生们深知必须动员全社会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力量，才能有所收效，因而一开始就全力发动民众。广泛的群众性，使得如何防止重蹈义和团排外仇教的覆辙，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同时，要以合法姿态争取废除修订不平等条约，就不能无视通行的国际法则。刚刚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本性做过深刻分析，他们并非不了解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但是，一方面缺乏实力，另一方面，庚子事变的浓重阴影压抑着年。轻的心灵，深切的自责自咎使他们急于以与义和团截然不同的文明姿态现身于世界。为了显示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不惜把强盗当作平等对手，忍辱负重地甘愿背负十字架。这种殉道精神在幼稚中见坚毅，迂阔中显果敢。况且，“文明抵制”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进步势力得以把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焕发出来，通过限制本能排外情绪和原始野性，将其纳入新的轨道，避免盲目低效耗费或被统治者愚弄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非但没有压抑民气，相反，为之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对此，一向对国内合法和平斗争持批评态度的革命党人也加以肯定。《中国日报》一篇《论最近中国民气之发达》的文章说：“处于廿世纪今日之时代”，民气不足则“无以图存”。由于“专制之淫威所缚束”，中国民气长期不振。其“勃勃发生”之开端，则为拒约运动。“当此（拒约）会之初，其影响殆及于环球各国，莫不摇首咋舌，惊为中国向所未有。其声浪之飞扬，气概之雄壮，不可谓非极一时之盛也。自此会发起后，外人乃知清政府虽属无能，而我之民气尚可用，于是鲸吞蚕食之念，未免不略为少阻。而中国人愤愤不平之气，亦由是而稍获伸张焉。自有此会而后，凡争矿争路之种种运动，乃不旋踵而纷起矣。然则直谓拒约会为最近中国民气发达初级之状态，固无不可也。即谓拒约之时期为中国人睡梦初觉之时期，殆亦无不可也。”《中国日报》1907年。12月4日。
义和团与抵制美货运动同为民气高扬，但新旧趋向迥异。学生必须依靠民众，才能得到坚实基础和有力后盾，而民众的自发反抗向新型爱国救亡运动转化，学生无疑负有启发引导使命。时间跨入民主革命时代，不等于一切自发斗争同时直接具有确定的革命性质。只有在近代民族民主思想激发和主导下的民气上升，才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福音。
文明抵制遵守新的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显示和对旧秩序的冲击破坏。民众排开政府直接进行外交斗争，乃是对专制统治的无声反抗和无形否定。清王朝不愿民间势力坐大，但万众一心的浩大声势、“文明秩序”中显露的坚毅气质、以及罢市散学的冲天民气，使之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犯险出手镇压。“合法造反”是时代的特殊产物，成为国内学生和绅商进行公开斗争的一大法宝。义和团运动形式虽然激烈，但强中显弱，缺乏近代意识的农民在用刀枪尽情发泄对侵略者满腔义愤的同时，却被紫禁城中的老妪利用拨弄。相形之下，“文明抵制”貌似温和，但柔中带刚，温而不驯，对列强及其走狗，都表现了坚毅倔强的独立性。政府的对外职能被民众直接取代，其存在价值也就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因此，清王朝对于学生在文明旗帜下唤醒引导民众的举动视若大敌。1909年。抵制日货风潮中，保定师范学生编制《世界亡国惨状图说》，“以唤醒乡氓，使知亡国之惨，奋义勇之气，同筹补救之方”《编辑〈世界亡国惨状图说〉征捐启》，《大公报》1909年。12月23日。学部竟然“闻之大为震怒”，下令该省提学使“严行追究”《中国万岁》，《大公报》1910年。1月1日。。正是通过包括学生在内的新兴力量在一系列爱国运动中对下层民众广泛持久深入的启蒙发动，形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引导关系，使得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干预力日趋减弱，导致统治基础的严重动摇。
由此可见，“文明抵制”作为带有战略意义的策略口号，其社会效应具有多重性，在当时条件下，积极意义占据主导。“文明抵制”的根本弱点，不在于对外示弱，而是缺少对抗清政府的有效手段。一旦统治者态度强硬，和平斗争的合法性便难以维持，激进学生或忍痛以“人力已尽”暂时退却，或者诉诸更为激烈的斗争形式。
“文明抵制”策略的局限性，并非学生政治性格的直接体现。换言之，学生的政治性格不仅表现在一次运动之中，甚至一种类型的斗争也不能完整地展示其性格内涵。“文明”与否，本来就具有相对性，并非软弱的代名词。主张“文明抵制”的学生，曾一次次要求武装抗敌，一批批投身暴力革命。在学堂风潮中，也时时冲破和平限制，显示出激烈的抗争情绪。和平抵制是文明，武装抗敌是文明，秩序革命还是文明。而且对于和平抵制的具体形式，也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界定。有人把退学排斥于“文明”之外，学生却以此为堂堂正正的文明之举。总体上开明进步势力都以“文明”作为区别于旧式自发斗争的界标，而其中的不同集团依政治倾向的激进程度，又各有其认定的文明界限。因此，“文明”策略虽然对斗争形式手段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却是在战略上规定其方向与性质。
下层民众自发斗争的暴烈和学生态度的激化，表面上看都是对合法和平方式的“文明抵制”的否定，而且后者的行为也带有一定的自发盲动倾向，但二者的发展趋向与性质截然不同。学生不是否定文明，排斥进步，回到蒙昧与野性状态，而是向着更高阶段的文明迈进。革命党人早就宣称：抵约“断不能倚赖于非我族类之满清政府”。“如有禁我抵制，窒我生机，使我同胞抱无涯之戚，乃我□敌也。其不仁甚于美国禁例也，我同胞当先以对待禁例之心力以对待之可也”贯公：《勖抵制美约者之务求收效及诛袁世凯之压抑民心》，《有所谓报》1905年。7月5日。。因参加拒约会活动而被捕的潘信明从狱中致函同志：“格林斯威有言：殉国难而死，为自由而死，为独立而死，死而不朽，万世犹赖之。至今读之，犹懔懔有生气。今拒约之举，即国难也，中国之自由独立，以拒约之效果为基础，其事似微，而实中国脱奴隶羁勒之先声也。”《有所谓报》1905年。10月14日。与之同时被捕的夏重民，出狱后便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并没有以“文明”作茧自缚。对于合法和平斗争，“文明抵制”并无束缚作用。而一旦改变斗争形式，策略基础即不复存在，策略也要相应变动。所以，运动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参加者结束斗争。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学生们就没有过分强调“文明”方式的重要性迫切性。因为这是中国人民收回本土固有权利，与抵制美货所涉主要在异国实行的国际条约争端不同。而且，经过抵制美货的锻炼，民众得到动员训练，进步力量也增强了控制把握局势的能力与自信。学生既是旧文明旧秩序的冲击破坏者，又是新文明新秩序的倡导维护者。其态度的差别，与其说显示了矛盾性格的不同侧面，不如说是近代民主爱国者的根本素质在不同场合的异样表现。
收回利权运动中的自我突破
抵制美货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近代国民意识的注入使民族重现生机，恢复活力，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大为振奋，大规模民众救亡运动似涨潮之水，层层涌进。学生更加意气风发，在收回粤汉、川汉、苏杭甬、津镇铁路和反对修筑滇越铁路，收回福公司、铜官山、江北厅、云南7府矿权，以及收回西江捕权、反对帝国主义窥测蚕食沿海的斗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倡导与发动
与绅商相比，学生并非利权的直接受益者。但他们具有强烈的独立主权意识，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最为敏感。他们对路矿得失的倾心关注和竭力维护，便出自用国家民族观念和世界政治眼光来分析列强新的侵略手法的深刻认识。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昔之谋人国也争于海，今之谋人国也争于陆；昔之灭人国也以兵力，今之灭人国也以利权；昔之灭人国也夺其土地，今之灭人国也攫其铁路。铁路存则国存，铁路亡则国亡，铁路者，固国家存亡之一大关键也”山东旅京学界同人公启：《为津镇铁路敬告山东父老文》，《大公报》1905年。10月30日。。正是由于他们察觉到在垄断资本时代交通资源的得失与民族存亡的密切关系，行动才异常活跃激进。社会上哄传报警的是学生，闻讯而动、呼吁救亡的还是学生。1906年。底，广东学界为争广九铁路，集会于西关文园，决议“大集学界、报界、商界、医界、善界等会议于广府学宫明伦堂”《学界力争广九铁路踊跃》，《盛京时报》1907年。1月10日。。次年。轰动全国的西江捕权和惠州领海权之争，也由学界发端。1908年。安徽学生风闻清廷欲以浦信路和铜官山矿权交换苏杭甬路权，师范学生立即公举代表30人，不顾校方压制，相约停课，集议争回办法，又邀集高等、中学等校举行联合会议。河南学界也通电抗争。云南1907年。、1910年。和1911年。发生的3次保矿拒路风潮，均由学生率先集会。各省旅居京、沪的学生借地利之便，人杰之灵，反应敏捷，往往成为原籍地方救亡运动的风源。1907年。湖南旅京学生见报载湘省矿产有借洋款开采之议，立即联合大学堂、译学馆、湘学堂等校集议，发电力争。江浙、山东旅京学生对本省铁路风潮的兴起也起了推动作用。
学生对民族危机的敏感警惕，与统治集团的麻木不仁适成鲜明对照。有时当学生察觉到列强的行动带有侵略意图，要求抵制时，官府竟指为“误会”，下令弹压保护。《竖旗乃因测量海道》，《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2日。因此，各地学生把清王朝插手地方视为利权丧失的先机。1908年。陕西学生听说邮传部欲将延长石油收归部办，立即致函教育会，要求召开特别会议，吁请改归商办，“使利权不至外溢，而全秦一片干净土，亦庶几可保无恙”《陕西保护矿权记事》，《夏声》第8号，1908年。9月25日。。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护民守土的政府早已成了祸国殃民的大盗。而瞻前顾后的绅商与学生相比，也略显几分呆滞。江浙铁路风潮中，“苏路公司之始，本发起于学界中人”，“商界中人，独居少数”。“学校生徒，奔走呼号，椎心泣血，争输巨股，……而富商巨贾尚未闻有同声响应者。”《敬告江苏商界同心御侮书》，《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