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编撰出版发行权同样主要操之民间，从1901年。到1904年。中译西书533种，其中社会人文科学类401种顾燮光：《译书经眼录》，《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100页。；从1896年。到1911年。中译日书（包括转译西书）958种，其中社会人文类786种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41页。。特别是1905年。以后，有关法律政治的报刊书籍大量涌现，广为流传，学堂与学生首获其益。依据《奏定学堂章程》，高、中、小学堂应分别设立藏书室或图书室，大学堂则应设立图书馆。不过，由于经费所限，除京师大学堂和教会学校比较重视并切实收集图书外，多数学堂有房无书或少书，甚至无房无书。加之学务初起，侧重点在教科书建设，又担心学生广读博览引起思想情绪波动，一般不鼓励多看参考书和课余读物。《学务纲要》规定：高等以上学生准许带书入堂，以备自习参考。但须由监督管理员查验，不悖教法者方准带入。所以，清末学堂的图书设施相当差。如河南1907年。学务视察中发现，各府州中学“能略置图书仪器标本者，已不可多得”《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学部视学官调查河南学务报告书》，《学部官报》第53期。。甚至像长沙明德学校这样颇有名气的民办学堂，开始也只有“捐置书籍数箱”《光绪二十九年。湖南明德学堂规则》，《四川官报》1904年。第4册。。
为此，一些学堂和学生采取各种应急补救之策，一是设立阅报处，以报刊代书。二是借地利之便，利用各地正在兴办改造的藏书楼图书馆。三是有选择地分别自购书报，然后相互交换。四是由同学集资购买。江西高等学堂学生要求总办增置书报，遭到拒绝，遂捐款3000元，派人到上海操办各种新书报。这样，在扩大改善知识面与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民主传播从泛泛而论发展为对具体制度的分析比较，大大强化了对民主理论的认识。民主幽灵以半公开姿态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并堂而皇之地进入讲堂书斋、寝室操场。以学生为重要读者的报刊书籍，其内容固然体现了发送者的主观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众的取向。遍布各地的演说会，也以学生为基本听众。尽管当局严禁学生与会演说听讲，可是禁而不绝。各地官府告急公文交驰纷呈，指责演说“借此美名，以耸听闻，诚恐各学堂学生受其煽动”。下令警局“示禁”、“查拿”《演说亦禁》，《竞业旬报》第4期，1906年。11月26日。。观剧看戏之类的娱乐活动同样成为学生接受民主启迪的良机。上海学生看了新舞台演出的《国民爱国》一剧后，致函主办者，盛赞该剧“慷慨激昂，苦口婆心，诚当头棒喝，唤起国魂不少”。感动之下，捐献手表，并报名参加商团操练。《学生观剧之感念》，《大公报》1911年。5月7日。
世风变化所及，正课所习新学知识无不透出民主气息。法政学堂的大量开设，又使西方政治学说合法进入校门。虽然清政府力图加以控制，限定民办法政学堂的规模数量，以及其他学生阅读法政书籍的程度范围，严格审定中学以下的课程教材，删除任何可能诱发民主意识的内容，毕竟不能照搬旧学老套。任教的进步人士充分利用讲台的合法权利，将民主精神贯穿于教学之中。环境允许之地，公开批判专制皇权，直接宣传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制度的优越。甚至当清朝督抚大员在场的情况下，也敢于向学生宣讲《民约论》。有所限制之时，则借古讽今，寓理于事，进行暗示诱导。讲台上下，师生心心相通，情感交融。苏州常昭公立高等小学学生在修身考试中对三纲五常大加鞭挞，就与教员的引导密切相关。两名在学务官员看来“尚无谬论”的学生试卷各只得10分，“其余分数较多者，大都谓君臣夫妇二纲可以不设”。而那些“离经畔道，妄发狂言怪论”的试卷，则得到高分奖励。因此，不仅学生受到斥革记过处分，教员也分别被处以撤差、剥夺功名、追缴文凭以及交地方官看管的重罚。《总督部堂札准江督咨据提学使樊详请维持名教整饬士风文》，《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7期。
自然科学知识也会诱发学生的联想，因为科学依靠说理，不承认包括皇权在内的一切权威。针对清政府限制学生课程的作法，有人批驳道：自立军起义后，张之洞也曾主张今后学生“但许其学格致，不许学政治，革命当可免”。当即被人反唇相讥，指出：“政治之源，息息关连于格致也。”“既为四体百骸相同之人，即不容有独肆于上者，生而骄贵，世为治人之人，以破人类平均之公例。”“果明动植物进化之例，则凡帝命奉天种种愚民之旧说，亦将不摧而自破。”拾得：《粤事钩沉》，《民立报》1911年。5月6日。科学发展既是宗教神权的克星，也是专制皇权的天敌，走出蒙昧迷信的蛮荒世界，人们自然渴求自由的清新空气。中学旧学的主流使专制皇权正统合法化，西学新学则成为民主思潮勃兴的源泉。
学生自治的兴起，还受到梁启超大力倡导的民权观念和盛行一时的地方自治思潮的刺激影响。民权在梁启超那里是一种不彻底的有限民主观念，它没有根本否定皇权，但强调天赋人权及其须经启迪培养才能实现的必要性。地方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权主张的社会实践与体现，尽管在大小社会犬牙交错关系的影响下，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内容，并带有割据势力抬头的趋向，本质上无疑是对集权专制的制度化否定。
立宪运动的兴起和政体形式的调整，使清朝专制统治发生松动，绅商组建社团的合法权益至少在纸面上得到承认，各种民间社团因此层出不穷。这些组织的存在与活动，提高增强了它们所代表的各种社会群体集团的地位与作用。受此影响，学生愈发不满于自己公民权利的被剥夺，更加感到合群组织的必要。他们不仅以社会未来主人翁自命，而且要求享有现实的国民权利。北京、浙江、江苏等地出现了由学生主办、“以提倡学生自治为宗旨”《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4年。第7期，1907年。9月2日。的报刊杂志，学生自治团体也不断涌现，使学界潜在的民主趋向逐渐公开化。
早在1904年。制定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清政府就明令严禁学生立会结社，或参与党会，学生自治团体从一开始便处于非法状态。因此，思想转化为行动，需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学生自治团体正是在学潮风云激荡中迸发出第一声惊啼。它们有的诞生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临战前夕。上海徐汇公学、山东测绘学堂和潍县自治研究所校方动辄体罚，学生开始敢怒不敢言，继而以此“为各学堂所无，颇以为辱”，于是结团抗争，“严行自治”，表示：“如再被夏楚，即一律退学”《学堂以夏楚示威》，《武学》第1期，1908年。6月28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散漫软弱，斗争性大为增强。有的出现于两军对垒的刀光剑影之中。北京高等实业学生罢课后，每天聚集礼堂演说，一些骨干分子为坚持斗争，发起名为“研究会”的自治团体，发布会章，设立报告员、纠察员、干事员、书记员等，广泛发动同学入会，“一堂之内，严防密探，俨成敌国”《学部奏议复翰林院编修陈骧条陈学务折》，《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1908年。2月26日。。安庆陆小学生在斗争处于僵持状态时实行自治，由各班推举干练同学组成临时守卫队，“照察一切出入人等，夜间不时梭巡，以严大政”《陆军小学之风潮》，《民立报》1911年。5月1日。。长春中学堂学生在学校与地方当局双重高压下斗争陷入危境之际，乘民众声援之势，成立自治会，“会中立有编辑、评议部，约期会议”《长春学生痛哭记》，《民立报》1911年。7月1日。决心抗争到底，部分抑制了青年。学生狂热—彷徨—失望的动摇性通病。更多的自治团体则是斗争胜利的成果。学潮迫使当局妥协后，学生们除了提出各种善后条件外，还普遍着重要求自治权利。湖北方言、八旗师范、安徽、陕西高等学堂退学胜利后，不仅要求撤换肇事教职员，不准介入冲突的监学日后插手学生事务，取消对学生的处罚，而且提出：“改良教授管理法”，“与学生以自治之权”，“开除学生须下各学生议询谋佥同”《方言学堂大风潮》，《大公报》1905年。7月9日。“以后学堂监督必由教育总会及学生公举。又堂内大小各事（关于学生各事）必经教育总会及学生认可，方准施行，监督不得独断”大无畏：《陕西高等学堂之纪事及评论》，《夏声》第6号，1908年。7月25日。。他们希望通过自治使学堂摆脱专制统治的直接控制，成为自由小世界。
爱国救亡是促成学生自治的又一动因。清王朝腐败贫弱，无力御侮，必须发动和依靠民众来救亡图存。但民众缺乏民主素质，散漫无序，难以担此重任。因此必须用自治方式使之联合，逐步养成和完善国民素质，形成民间政治实体。学生自治便是国民自主的先导与表率。京师法律学堂集会成立自治团体时，学生们纷纷演说，阐述自治原因及其与救亡的关系，指出：“法律有关于收回领事裁判权之重大问题，故不可不先注重自治之要点。”《法律学员大开自治会》，《盛京时报》1906年。12月25日。视学生自治为民族独立、主权恢复的前提起点。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中成立的学生爱国团体，已带有自治性质，有一些还固定为自治团体。
自由平等作为民主的个性化基本观念，决非毫无限制的极端个人主义。学生们否认一切专制规范，在统治者看来，民主毫无秩序可言。而对于学生，则表现为一种崭新秩序。这种更新重构经历了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过程，而自治正是学生民主追求的初级形式。他们反抗专制的言行中，理性精神夹杂着本能的逆反心理与散漫习气，不免盲动浮躁，招致不少非议。为此，学生们主动借助自治形式实行自我约束，以改良旧习，化本能为自觉，变混沌为有序，树立文明新形象。如扬州学生“以近日学生中颇有败坏名誉之事，转于学界进步有碍，特邀集官私各学堂学生创立学生自治会”《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28日。。一些地方官绅鉴于无力管束，被迫允许学生自治，以期相安无事。如四川叙州府学董“以近日学生不就范围，特约集府属各学堂倡立学生自治会”《七、八月大事记要》，《四川》第1号，1908年。1月5日。。有的官吏从促进宪政出发，支持学生自治。顺天中学堂自立会成立后，府尹两度到会演讲，企图把学生自治纳入官方轨道。《好开通的尹宪》，《爱国报》第15期，1906年。。然而，自治并不能使学生驯服于专制统治，相反，势必导致与旧秩序更激烈的冲突。
除标明“自治”、“自立”的团体外，校友会、联合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组织在民主风气的影响下，也逐渐以自治为重要特色和基本内容，或成为辅助机构。
学生自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抵制压迫，挣脱专制束缚，由权威他律转为民主自律，通过自我管理教育，提高民主素质，培养遵循民主原则和制度的心理习惯，结成新型群体关系，与当局抗衡。学生自治的矛头直指学堂当局，而根本目标则是反对清政府颁行的规则章程以及赖此维持的教育宗旨和秩序。学生暂时无力改变国家专制制度，又不甘忍受专制之苦，于是以内部民主对抗外在压力，摆脱清政府的直接控制。自治团体形式结构各异，但无不以自由平等的民主自律为基本准则。陕西宏道学堂学生多次尝试组织全堂自治会，均因个别人从中阻挠而告失败，遂采取“联邦制”，“各班立一会，而后联络，由小及大”，以期“敬业乐群，课程完备，保全人格”本社同人启：《宏道开除学生之颠末》，《夏声》第7号，1908年。8月25日。。安徽高等学堂实行“代议制”，“堂内共有五斋，每斋八房，每房六人。先由六人中举一人为代表，次由每斋八房中举一人为代表，合五斋，共举五代表人。其自治规则即由五人创订。另择数人为书记员”《安徽高等学生自治规则》，《岭东日报》1905年。9月19日。。湖南常德府中学的自治形式可称为“舍监宪政”，甲乙丙三班各由部长委派评议、检察、裁判各二员，“学生如有违犯规则者，由各员白之舍监，分别情节轻重办理。如检察员失于觉察，或评议裁判未尽允协，准各学生商同部长撤换，均受裁于本学舍监”《学生新订自治规则》，《北洋官报》第1187册，1906年。11月12日。。
上海义务学堂学生自治会下设四大部，“一检查部，各生自行检查，互相检查，养成记过之习惯。一遗失物代收及发还部，无论微细物贵重物妥为收拾，互相保护，养成廉洁之习惯。一劳作部，人人以整齐清洁坚忍耐劳为分所应为，养成精勤之习惯。一法律部，稽察严密，有善行公奖之，有劣迹公斥之，养成守法之习惯。会中办事人员共十五人，正副会长各一人，记录一人，议员四人，警察六人，正副干事二人”《道德之芽》，《大公报》1905年。7月22日。。俨然一个体制完备的微型政权，实际上取代了校方的行政管理权限。由留日退学生发起组建的中国公学，则以自治“行共和之法”《湖南姚烈士遗书》，《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15期。“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创办之初，实行立法行政分权，设执行、评议两部，执行部职员由学生投票互选，有任期，对评议部负责。评议部由班长、室长组成，定期开会，有监督弹劾职员之权。胡适形象地称之为“雏形共和国”。以后官府乘借款给该校之机，委派监督，学生主体制变成董事会主体制，学生经过斗争无效，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选集·历史》，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