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发展，为国内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新机会。特别是新政以后，民办华文报刊突飞猛进，从1902年。至1908年。每年。以20至40家的速度递增。据1869—1908年。间有创办时间的397种华文报刊统计，商办、官办及外资各为271、44、82家，前者占2／3强。《报界最近调查表》，《大公报》1905年。5月11—25日；1904—1908年。7月《东方杂志》各期《各省报界汇志》。加上民间出版业的兴盛，为毕业生开拓了新的职业取向。同时，由于社会风气变化和传媒自身的改良，过去那种“由于主笔、访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号。甚至以报馆“为无赖文人之末路”，报业“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的陋俗偏见被打破，大众传媒成为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表达政见、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知识界英才鲜有不与结缘者。到报馆和出版机构任职，自然成为以向导自命的青年。学生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少人还在求学时代，就已成为报刊的热心作者。此外，在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国内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加。
学生的大量渗入，使社会变迁出现新的趋势。首先，各个新领域加速扩展。清末数年。间，中国的近代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洋务新政历时40余年。而进展甚缓，除其他因素制约外，人才缺乏的影响不能低估。派遣留学生毕竟人数有限，杯水车薪。清末留学生归国任职者累计不过万余人，其中多数还是名不副实的速成班毕业生。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明显减少，原因之一，便是一些“从事非法销售毕业证书的无耻集团，损害了所有认真授课的大学和中学的声誉”，使“中国人饱受诈骗”《1907年。5月14日莫理循致姬乐尔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99页。。一般而言，速成生程度较差，引起舆论的普遍不满。尽管留学生在许多方面处于优先领导地位，但如果没有数量优势的国内同侪扶助配合，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国内学生群体的膨胀扩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才供需矛盾的紧张状况，使新领域的加速发展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进入教育界的国内毕业生人数激增，是新式学堂数量猛长的重要动因。从1904年。到1909年。学堂总数由4222所增至52348所，使大量士子童生在短短几年。内被吸收同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的性质和趋向。而新军扩建也得利于军校毕业生的增多。兴办实业和增设报刊，均有待于专业人才的供给。清末进入近代化过程的各部门，已经开始形成国内毕业生、留学生、开明士绅和外籍人员相互补充协调的新型人才结构。毕业生到铁路、航运、邮电、工矿、海关等部门供职人数的增加，使得中国人独立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可行性有所加强，刺激了收回利权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其次，数量规模的增长扩大与素质的改善提高同步进行。由于缺乏人才，以往求新活动的规模质量均受影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情形比比皆是。随着毕业学生的不断渗透，各部门领域的更新由表象趋于实质。学校师资的更新换代导致教学结构与内容的变化，一些名不副实的课程得到改造，新学科有所加强，普遍增添了音乐、体操、工艺等课目，还增设了新的专科或专业化学堂。这样，当时进步人士极力倡导的德、智、体教育方针部分得以贯彻实施，教育从旧日的精英主导向着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方向发生根本转变。学生不仅在外观形式上，而且实际能力也与旧士人根本不同。学生入伍对于改善新军素质尤为重要。袁世凯的北洋军以发端早、投资多、训练严、装备精而颇负盛名，与后起各镇相比，的确略胜一筹。但北洋六镇官兵的文化素质却稍逊于南方各省新军。驻扎山东的陆军第5镇队官以上军官共117人，其中虽有留学生6人，国内毕业生56人，但行伍出身者达51人之多。武士：《驻扎山东之近畿陆军第五镇》，《武学》第10期，1909年。9月15日。北洋军表面威武，其实痼疾甚深。时人批评其“敷衍旧习”，“徒饰观瞻，不求实际”《军队教育私见》，《武备杂志》第12期。怀疑它的实战能力。而且外观的光彩很快也黯然失色。1906年。练兵处巡阅时，起步晚而基础差的湖北陆军，“进步转较北洋为速”《汇录》，《武备杂志》第20期。令人刮目相看。究其原因，人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北方新军中“官长有学问者恒少，而兵丁不识字者甚多”《训兵白话篇》，《武备杂志》第12期。。湖北新军则“将弁多以学生充当，入伍兵亦多具有知识者”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25页。。辛亥武汉保卫战中南北两军战斗力对比悬殊，是在民军仓促编组，失去常规建制和指挥系统情形下较量的结果，不足以证明北洋军技高一筹。
当然，学生渗透影响的力度，还取决于各领域的内部结构。南北新军除学生绝对数量差异外，有三点明显区别，其一，南军中旧军官少，第8、9镇及21协出身行伍的军官仅各占3％、12％和2％，而第5镇则高达44％。旧军官不仅顽固保守，而且相互攀缘盘结，具有强烈的集团排他性，对于很少近似性的学生军官怀有本能的敌意。因此，北军中新旧军官之间的摩擦冲突远比南军激烈，以致不断有人出面呼吁，取“中体西用”方针，以西法战术加传统战略思想和“忠义果敢之气”，企图“泯畛域之私见，化为水乳之交融”李士锐：《调和新旧将弁说》，《武备杂志》第3期。。同时，南军出身士林的官佐中，无功名的文武童生占绝对多数。如第8镇的这类军官共410人，而有功名者仅87人。他们既通文墨，易受新思想的感染影响，又少心理负荷，易与学生沟通感情。其二，南军的标、营、队三级主管军官中，学生所占比重较大，而行伍士人出身者多任排级官佐或司号长、书记官、司事生、司书生、司务长等辅职。湖北第8镇及第21协共有819名军官，其中士人出身者570人，约占7／10，国内毕业生、行伍和留学生分别为207、26、16人。
级别国内毕业生留学生行伍士人营14313队2331任中级主官的学生向任低级辅官的童生施加影响，比制约很少相似性的行伍要容易得多。其三，南军中目兵识字开通者多，如“湖北军队之长处在目兵人人能识字写字”《汇录》，《武备杂志》第20期。江南新军“读书有身家之人极占多数”《南京新军统制徐详请设立陆军监狱文》，《武备杂志》第25期。北军则文盲甚多。这也对南北军中学生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
再次，增强各趋新领域的民主变革意向。士人的出路在于仕途宦海，旧军队则是君王手中的工具。废科举练新军，形式变换不能直接导致性质的彻底更新，贪图功名利禄的学生和甘愿为虎作伥的将士依然存在。而学生大批涌入教育界和军界，使这种状况有所改观。由于师资成分的改变，教学内容得到改善，新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新的思维行为方式，使学生易于接受民主思潮的鼓动影响，言行日趋活跃激进。军校学生亦形成所谓“妄倡自由，诽谤压力”的风气，“各立党类，以相援助”。统治者担心“此风一染乎陆军，则其害毒所及，实有不堪设想者”。“不唯为学堂之蠹弊，实为国家之荼毒。”田景光：《自由论》，《武备杂志》第22期。学生加入新军，带去了新思想的酵母。各省新军革命化程度的深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新军成分的差异，官兵文化素质的高低与其接受新思想的易难基本成正比。学生进入政界商界，也有助于促其接受民主变革主张，顺应共和革命潮流。
最后，加强旧群体的分化离异和新势力的内部协调。学生进入军政绅商各界，加快了旧群体分化的趋势，使开明士绅集团不断扩大，其转化的程度与接纳学生的数量成正比。如清政府驻外机构中官吏的近代化就远比其他部门显著。师资队伍的改善，使教育界逐渐脱离专制政府的直接控制，成为培养清朝皇权统治掘墓人和新国民的摇篮，形成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源泉。这不仅缓和了师生间一度存在的紧张关系，而且促使双方携手合作，减少了进步势力的摩擦内耗，有限的民主革新力量拧成一股，集中冲击专制统治，效应倍增。官绅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分，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而舆论媒介和教育则分别是专制者思想统治的喉舌和培养亲己继嗣的温床，学生的渗入，开始改变国家权力杠杆的旧式结构，使专制体制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演变，最终导致皇权统治的彻底崩溃。
反弹与约束
学生进入社会各界各领域，在冲击震动的同时，也遇到重重阻碍。首先是内在张力的局限。由于新式教育正式起步晚，相对落后，供需间存在严重缺口。据学部统计，从1902年。至1909年。各级各类毕业生共82769人（除去升学差额），其中师范毕业生占38961人，而且主要是仓促赶办的速成师范。后因程度不符，速成科相继下马。第2期，1909年。3月16日。这基本可以满足该国近代化进程的全面需求，保证各个领域协调发展。况且两国名义上同级别的学生实际程度相差很大。严格说来，清末学堂教育充其量只达到专科程度，多数学堂的实际水平较常规标准至少低一级。内在驱动力质与量的双重不足，使学生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对其他群体的冲击穿透能力大为减弱。
其次是既有社会的抵拒。学生的到来有如异物侵入，引起各群体的排他性反应，于是出现一种悖理的怪象，从逻辑上看，落后的中国迫切需要各种新式人才，毕业生数量远远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实际上到处可见他们非但不能适得其所，甚至无处容身。军事改革是新政的重项，全国计划编练新军36镇，以每镇军官600人计，共需21600人。即使以实际成军者计，也需要15000人。加上军事学堂等辅助机构以及改造旧军，总需求至少增加一倍。留日士官生人数有限，而军校生额不过万人，清政府又比较注意笼络，却仍有许多人毕业后得不到相应职位。广东武备学堂1904年。应届毕业生110余人，到1908年。除官派自费留学近40人外，出任军职者不过20余人，而且多无实权（军校教员12人，职员6人，学习官2人，边防总稽查、巡防营管带、督练公所提调、队官、排长各1人），另外50人只能别谋生计。《广东武备卒业生之闲散》，《武学》第3期。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200余人，“在军界授职任事者十不二三，而大半投闲置散”。各生走投无路，被迫联名要求陆军部任命。《武备毕业生之闲散》，《大公报》1908年。9月17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毕业生因无处安置，难以分配，陆军班散归原营，海军班被逐出堂，终于激犯众怒，两班学生结成团体，坚持必录用方离去。《京津时报》1910年。5月28日。
警务为新政重点，而奉天警务学堂毕业生“见用者百无三四”《警务生风流云散》，《盛京时报》1907年。6月25日。。就连缺口极大的师范毕业生也得不到合理安排。以优级专修生替换简易速成生固不无道理，但小学教师仍多由塾师充任，而且后来优级师范生也无处安插。1910年。京师督学局接到师范毕业生200余人，“一时无可位置，颇有拥挤之患”。于是下令：“嗣后无论何项毕业生，一律停止札派。”《师范生之拥挤》，《大公报》1910年。6月20日。供求口径如此阴错阳差，可谓咄咄怪事。其原因也很复杂。专制者好大喜功，各级官吏相互攀比，教育发展出现缺乏基础和协调性的跳跃，伸缩起落间，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不过，归根结蒂，这种畸形人才过剩，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动力与惰性矛盾冲突的病态表现。只有真正迈开近代化步伐，才会感到人才缺乏的迫切和更新人才的必要。反之，稍加点缀，只图装潢门面，短暂的优待热过去，接踵而来的便是到处人满为患的困境。由虚假片面的社会变革引起畸形人才过剩与奇缺的周期循环，正是近代中国人才危机的真正病灶。
清政府对学生强烈的民主革命情绪十分忧虑，虽然作出开明姿态，实际上极不情愿大批激进学生迅速涌入各要害部门。每一次起义暗杀风潮之后，都要刮起一阵禁用学生的阴风。朝廷口是心非，地方官则变本加厉，“顾排满之思想与革命之风潮非目不识丁者所得而鼓荡也，若辈知其然也，遂以排击学士文人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许鼎新：《恽毓鼎排击清流》，《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9月21日。。而既得利益集团唯恐学生危及其利禄前程，上下夤缘，排斥异己。吉林长春一所学堂为顽固势力所把持，校长聘请两位师范毕业生任教，旧教习皆谓：“如用师范生，吾辈安有容身之地？”《不用师范生之笑话》，《盛京时报》1908年。3月12日。竭力反对，迫使解聘。奉天警务学生受冷遇后，曾气愤地诘问当道：“若以程度尚浅不堪委任，彼非警务出身者何以反委优差？”《警务生之风流云散》，《盛京时报》1907年。6月25日。一语道破天机。官场恶习长期浸淫，使旧势力盘根错节，荣辱与共，他们不仅拒外，而且要遮丑，防止其无知低能在学生的对比反衬下暴露无遗。这实际是革新与守旧的对抗。与一切社会变革一样，近代化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本应是动力的青年。学生反而成为负累，变革结果的错位反映了变革本身的虚伪。旧势力抵拒成功，说明他们与社会现状协调适应；而学生落魄失所，则不仅显示出社会变动的幅度小范围窄，而且曲折地反映出统治者的主观意向仍是把近代化当成自保自救的手段。受到前后夹攻的学生，一开始就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危机。尖锐的地位矛盾（教育界域高而职业界域低）强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如不彻底改造社会，就只能自生自灭。这使学生及新知识群的破坏性功能超常发挥，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