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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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善后会议

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在南方的延年不知道陈乔年什么时候回国,1月5日还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写了一封信。2月19日,陈延年给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再次写信,请他们将东方大学的功课记录整理后托国际代表带回来。当时,胡志明举办越南同志训练班,广州的同志也需要办各种培训班,陈延年想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上课笔记,准备编写教材。

陈乔年回国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派他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时,孙中山北上,准备在北京建立新的政府,北京成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急切需要加强北方力量。这样,兄弟俩人一南一北,父亲在居中,为着共同的事业忙碌。

这时,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也调到北方区委机关工作。她发现,乔年很活泼,爱说笑,有青年学生的朝气,充满乐观主义,青年同志都很喜欢他。此外,乔年还有点孩子气,休息的时候,他还和青年同志喜欢打闹。毕竟,乔年才二十三岁啊!

一次,王若飞来了,一进门,陈乔年就捣了他一下,两人很快扭搭打起来,从床上打到地下,滚了半天,才分胜负。夏之栩在旁边笑得喘不过气来,说:“这哪里像个区委领导啊!”打闹够了,两人才坐起来,正正经经地谈起工作。

这天晚上,大家在机关加紧印刷宣传品,夏之栩和另一个女同志负责刻钢板和油印工作。夏之栩年轻,怕熬夜,夜深了常打瞌睡。乔年怕她们打瞌睡,一面写东西,一面陪着她们;忙完了自己的文章,就帮夏之栩她们印文件。夏之栩见乔年身体消瘦,劝他说:“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陈乔年一边帮忙油印,一边说:“我可不呢,我去睡吗,恐怕还未睡着,你们这些瞌睡虫早就呼呼睡着了。你们睡了,文件也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了啦!”夏之栩喜欢半夜打瞌睡,陈乔年这一说,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夏之栩的瞌睡也就跑了。

夏之栩嘴上希望陈乔年去睡觉,心里却巴不得陈乔年留下来说说笑笑,这样一笑,大家都感到轻松,时间也过得快。北方区委的同志都喜欢和陈乔年在一起工作,乔年的乐观的性格和风趣的语言,在艰苦的环境下,无异是一个兴奋剂。

但陈乔年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他生气的时候,整天不开口。夏之栩知道陈乔年这个特点,就想办法引他说话,直到他开口为止。奇怪得很,陈乔年一开口说话,烦恼就烟消云散了。

2月6日,正月十四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将2月1日上海《申报》第二张《北京通讯》给陈独秀看,上面载有胡适与章士钊、林琴南、汤尔和合办《善后日报》等语。陈独秀看了报纸,立即给胡适写信,希望他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出席之日千万不要独立发挥自由言论。

陈独秀不知道,几天前,即2月1日,胡适到新华门内瀛台对面,已经出席了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开幕式。孙中山到北京后,和共产党联合,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段祺瑞准备召开的善后会议。段祺瑞针锋相对,亲自给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直接写信,请他们出席善后会议。接到善后会议的通电后,胡适踌躇了几天。他知道,如果参加善后会议,可能要得罪孙中山和陈独秀等。最后,他还是准备“试一试”。

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消息后,陈独秀才知道自己的信成了马后炮。2月11日,胡适给汪孟邹去信,解释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张开和平会议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峙好。并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是讽刺陈独秀去年上半年给自己写了许多信,为张申府找工作,为蔡和森催稿费。以前,陈独秀还写信要自己向商务推荐瞿秋白的书稿。

汪孟邹回信说:“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参加国民会议,并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久仰先生……定国家根本大计,苟非得专门之士共集一堂,谋彻底之解决,则革新二字,徒托空言,革新之机,竟成泡影矣。先生为当代英奇,久为国人所钦佩,兹特专函敦请为敝会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万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勿却是幸,曷胜企祷。”

此信附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胡适也在其中:高一涵、吴稚晖、李石曾、周鲠生、王世杰、黄昌谷、汪精卫、胡适、燕树棠、万兆芝、韦青云、王文彬、罗敦伟、毛壮侯、王恒。

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以及高一涵等人的信,对胡适还是产生了影响。2月中旬,胡适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2月18日,孙中山接受胡适等人的意见,移住铁狮子胡同五号行辕改中医治疗。

为了促使胡适参加国民会议,2月23日,陈独秀在亚东给胡适又写了一封信。汪孟邹在附信中说:“为吾哥计,最好是速办《努力周报》,以表明对政治的态度,造谣者自无可再造;置而不理恐不具最当的办法,望哥酌之酌之。”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胡适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

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二十九岁。

胡适出席善后会议后,北大一院的学生毛厕墙壁上,出现了这样的话,“梁启超、章土钊、胡适三人现[拜]把为兄弟,拥戴段祺瑞为父,并追认袁世凯为祖父,溥仪为曾祖”,旁边还有人旁批:“梁、章、胡曾(真)可谓兄弟,均曾卖身于段贼,袁与溥实段之祖与曾祖也。”此外,关于胡适得溥仪五千元,得倪道烺八千元的流言,也流传开来。3月14日,北大学生王文彬、甘大文将毛厕墙壁上的这些话抄给了胡适,说是“生等重爱先生,愿先生有以正之”,胡适看了,生了一场闷气。不久,胡适发现,抨击自己出席善后会议的风源,主要是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人。

秋天,胡适到武汉,“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专门出了《武汉评论》“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他的文章。